一九二八年，我九岁，是一个名为“科曼切人”的团队的成员，满腔集体主义精神。除了周末，每天下午三点，我们的头领会在一六五公立学校的男生出口处接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学校位于一〇九大街，靠近阿姆斯特丹大道。我们推推搡搡地挤进头领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客车，然后他开车把我们带到中央公园（按照他和我们父母达成的费用安排）。天气好的话，我们就玩橄榄球，或者足球，或者棒球，看季节决定（也很随便）。如果下雨，头领就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每个星期六以及大多数国定假日，头领会一大早开着他那辆看起来特寒碜的破客车到各家门口来接我们，然后一路驶出曼哈顿，到比较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者帕利塞兹丘陵。如果我们一门心思光想运动，就会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都是标准尺寸，对手的队伍里也不会出现婴儿车或者拄着拐杖的气呼呼的老太太。如果我们科曼切人一心向往露营，就去帕利塞兹风餐露宿一番。（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我走失了，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之间，那个路段比较复杂。不过我挺镇定。我挨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坐下，尽管眼泪汪汪，可还是打开午餐盒，照吃不误，我心里多少有个信念，我觉得头领一定能找到我。头领总能找到我们。）

头领不和科曼切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名字叫约翰·盖苏德斯基，家住斯塔滕岛。他是一个极其害羞、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二三岁，在纽约大学法律系读书，总之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我不想在这里汇总他的诸多成就和美德。顺便说一句，他是鹰级童子军，差点就成了一九二六年全美橄榄球职业联盟赛的阻截手，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曾被纽约巨人棒球队力邀参加试打。我们每一场乱哄哄的比赛都由他做裁判，他是个公正、冷静的裁判员，既擅长鼓动士气，又懂得如何平息战火。我们这群顽童，无论最小的还是最大的，全都衷心地热爱敬重他。

头领一九二八年时的相貌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如果愿望能换算成英寸，我们全体科曼切人都会迫不及待地把他想象成一个巨人。不过现实是，他身高五点三四英尺，敦敦实实——肯定最多那么高。他的头发是蓝黑色的，发际线特别低，一个肉鼓鼓的大鼻子，上身几乎跟腿一样长。他穿一件防风夹克衫，肩膀显得很有力，但是又窄又斜溜。不过，那个时候，头领在我眼里简直是将巴克·琼斯、肯·梅纳德和汤姆·米克斯所有最出众的五官特点融洽地集于一身。

每个下午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眼看要输的那一方便有借口说看不清场内的小腾空球或者球门区传球，这时我们这些自私的科曼切人就会迫切地想起头领说故事的天才。在那个点儿，我们通常已经满头大汗，非常烦躁，会为了坐到离头领最近的位子而打起来——不是用拳头就是用尖叫。（车厢一左一右各一排藤椅，左边那排多出三个位子——是整辆车上最好的位子——一直延伸到驾驶座边上。）头领总是等我们全都坐定了以后才爬进车头。然后他跨坐在司机座上，面朝我们，开始讲“笑面人”的连载故事。头领的声音很尖，但是抑扬顿挫，仿佛男高音。他的故事一旦开讲，我们就会从头至尾兴致盎然。“笑面人”恰恰是最对科曼切人胃口的故事。它甚至也许颇有经典作品的深度。这个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会弥漫延伸直至充满整个空间，但其精华部分始终可以打包带走。你可以把它带回家，也许一面坐在浴缸里等着水流尽，一面还琢磨着“笑面人”的故事。

笑面人是一对富有的传教士的独子，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一群中国土匪劫走了。这对富有的传教士拒绝支付赎金（出于某个宗教信条），土匪们一怒之下把小家伙的头放进一个木匠的虎钳里，然后把手柄向右拧了好几圈。有了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没有头发，脑袋的形状像只山核桃，脸上鼻子底下本来该长嘴的地方却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洞；所谓鼻子也就是两个塞满肉的鼻孔。于是笑面人呼吸的时候，他鼻子底下那个丑陋、悲哀的裂口便会一张一缩，就像一个怪异的液泡（我自己这样觉得）。（对于笑面人呼吸的样子，头领不是描述，而是学给我们看的。）陌生人看到笑面人这张可怕的脸都会顿时昏死过去；知道他的人会躲得远远的。说来也奇怪，那些土匪倒不忌讳他，任凭他随意进出他们的匪巢——只要他用一块罂粟花瓣做的淡红色纱罩蒙住自己的脸。这块面纱不仅让土匪们不用看见他们这个养子的脸，而且也能随时知道他人在哪里；戴着面纱，他总会散发出鸦片味儿。

笑面人非常非常孤单，每天早上，他一个人偷偷溜进（他身轻如燕）土匪藏身处附近一个茂密的森林里。在那里他和数也数不清的动物成了朋友：狗、白鼠、老鹰、狮子、蟒蛇、狼。而且，他还会摘下面纱，用温柔悦耳的声音和动物们用它们的语言说话。动物们可没觉得他丑。

（头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故事讲到这里。从那以后，他的评书连载越来越离奇，让科曼切人一个个听得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笑面人是会把耳朵贴到地上的那种人，没过多久，他就掌握了土匪们最宝贵的黑道机密。不过他没觉得这些土匪的路子有多了不起，于是迅即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个更有效的体系。一开始规模很小，只是在中国的田野乡间做个独行侠，或偷或劫，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轻易出手杀人。很快，高超的犯罪手法，加上绝对奉行公平法则，笑面人竟然博得了不错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奇怪的是，最后听说他业绩的倒是那帮收养他的土匪们（正是他们最初把他的脑袋强拧上了这条不归路）。得知笑面人声名远播后，他们嫉妒得简直要发疯。一天晚上，土匪们自以为已经成功地诱他熟睡，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他的床边，用他们的大砍刀一人给了他一刀，结果发现被杀死的是土匪头子的老娘——一个唠里唠叨招人厌的老太婆。这下土匪们更是要找笑面人报仇雪恨，最后他不得不把这些土匪都锁在一个地下陵墓里，深是深了一点儿，但装修很考究。他们好几次逃了出来，给笑面人添了不少麻烦，但他始终不愿意要他们的命。（笑面人身上那点儿侠骨柔肠的劲儿真能把我急死。）

很快，笑面人开始定期穿越中国边境，到法国巴黎去，他热衷于跟马塞尔·杜法吉周旋斗智，在这个以机智闻名世界的肺结核侦探面前炫耀他自己高超而有节制的天才。杜法吉和他的女儿（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不过多少有点儿异装癖）成了笑面人的死对头。他们给笑面人布下一个又一个圈套。笑面人则多半出于陪他们玩玩的心思故意一只脚踏进他们的圈套，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他是怎么逃脱的，则半点儿蛛丝马迹都不会留下。他会时不时在巴黎的城市下水道里留一张冷嘲热讽的字条作为告别，字条总能及时被送到杜法吉的脚边。杜法吉父女俩没少在巴黎下水道里稀里哗啦蹚着水瞎忙活。

很快，笑面人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把大部分财产匿名捐给了一座当地隐修院的修士——一群谦卑的遁世修道者，主要的精力用在喂养德国警犬。笑面人把剩下的财产换成钻石，放进镶满祖母绿的藏宝箱，然后若无其事地沉入黑海海底。他个人的日常所需极少。他只吃米饭和鹰血，住在位于西藏边远地区的一间小茅屋里，那地方常年刮着暴风雪，屋子底下有一个健身房和打靶场。他和四个誓死效忠于他的盟友住在一起：一头名叫“黑翼”的油嘴滑舌的狼，可爱的侏儒欧木巴，蒙古巨人洪——他的舌头被白人烧掉了，还有一个迷人的欧亚混血女孩，这个女孩苦苦单恋着笑面人，又因为非常担心笑面人的安危，有时候她为非作歹起来还真有股子黏糊劲儿。笑面人总是在一面黑色的丝屏风后面向他的队友们发号施令。就连欧木巴，那个可爱的侏儒，都见不到他的脸。

我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护送我的读者——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强制护送——往返于巴黎和中国的边境，但我没说我真要那么干。这个笑面人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的某个超级杰出的祖先——某个像李将军那样的人物，其卓越的品质深藏不露。这个幻想跟我一九二八年时的信念比起来算是很有节制的，当时我不仅认为自己是笑面人的直系后裔，而且还是他唯一一个幸存的合法子嗣。一九二八年的我甚至都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子，而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冒牌货，就等着他们几时一个疏忽，我好趁机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好是不用武力，但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了防止我的假母伤心欲绝，我已经计划在凭借自己某种尚无法定义的，然而又是庄严恰当的能力闯荡黑社会的时候也把她一起带上。不过一九二八年的我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处处留神提防。这场戏还得接着演。该刷牙刷牙，该梳头梳头，无论如何都得压抑住我那发自肺腑的狞笑。

事实上，我并不是笑面人唯一的合法后裔。我们的团队里有二十五个科曼切人，或者说二十五个笑面人的合法后裔。我们在城市里四处游荡，一个个满腹心事、隐姓埋名，我们仔细打量电梯工，把他们当作潜在的最大敌人，我们撇着嘴熟练地朝哈巴狗的耳朵里悄悄传递命令，我们用食指瞄准数学老师的额头。我们总是在等待，等待下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近在咫尺的任何一颗平庸的心在瞬间因我们而充满恐惧和崇拜。

二月的一个下午，科曼切人的棒球季刚开始不久，我注意到头领的车子里多了一个新装置。在后视镜上方的挡风玻璃上挂了一张镶框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个头戴学士帽，身穿学士袍的姑娘。我觉得一张姑娘的照片跟这辆车子里一贯的纯爷们氛围很不协调，于是就直截了当地问头领这个人是谁。他先是支支吾吾，然后承认这是个姑娘。我问他她叫什么名字。他直截了当地说“玛丽·哈德逊”。我问他这个姑娘是不是个演电影的之类的。他说不是，她以前在卫斯理学院念书。半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补充说卫斯理学院是所一流的大学。我问他，那么把她的照片挂在车里算什么名堂。他略微耸了耸肩，我觉得那意思是说，这张照片多少有点儿像是被硬栽到他身上来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不管这张照片是如何被强制或意外地栽到头领身上的——它反正就在车上待着了。并没有跟露丝宝宝糖的包装纸和掉在地上的甘草棒棒糖一起被清理出去。不过我们科曼切人对这照片也就习以为常了，它逐渐和车上的里程表一样不再引人注目。

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去公园的路上，头领把车停在第五大道的人行道边，在六十几街口，离我们的棒球场足有半英里远。大约二十几个后座副驾驶员齐声要求头领做出解释，但他毫不理睬。他只是换了个讲故事的坐姿，面朝我们，然后急匆匆地开讲一段新的“笑面人”。然而，他故事的头还没怎么开呢，就有人敲起了车门。那一天头领身体的反射机能格外灵活。他几乎在椅子上呼啦转了一百八十度，使劲一把扭开车门把手，一个穿着海狸皮大衣的姑娘钻进了车里。

我这辈子一共只见过三个姑娘确实是第一眼就让人感到奇美无比，那种美是无法归类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记起来。第一位是个瘦瘦的穿黑色泳衣的姑娘，在琼斯海滩上很费劲地要撑开一把橘黄色的伞，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前后。第二位是一九三九年在一艘加勒比海的游艇上看到的，她把自己的打火机朝一只鼠海豚扔过去。而第三位就是头领的姑娘，玛丽·哈德逊。

“我是不是迟到很久了？”她笑吟吟地问头领。

她还不如干脆问一句她是不是长得很丑。

“没有！”头领说。他有点儿神情激动地看看坐在他边上的几个科曼切人，示意他们让个位子出来。玛丽·哈德逊在我和另一个男孩中间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么的，他叔叔有个铁哥们是贩卖私酒的。我们把能让给她的地方全让给她了。然后车子发动起来，跟往常不一样的是，车身竟然很业余地往前猛冲了一下。我们全体科曼切人鸦雀无声。

在开往平日停车点的路上，玛丽·哈德逊身子往前倾，兴致勃勃地向头领细数她错过了哪班哪班火车，又赶上了这班那班火车。她住在长岛的道格拉斯顿。头领非常紧张。他不仅压根儿没说上一句话，而且几乎听不进她说的话。换挡杆的圆把手竟然掉了下来，这我还记得。

我们下了车，玛丽·哈德逊还照样跟着我们。我敢肯定等我们走到棒球场的时候，每个科曼切人的脸上都会挂着“有些姑娘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家”的表情。而事态真正变得不可收拾，是在我和另一个科曼切人丢硬币看哪个队先攻球时，玛丽·哈德逊竟然表示她也想参加比赛，一副满心渴慕的样子。此种要求招来的反应再鲜明不过。之前对于身为异性的她，我们科曼切人还不过是瞪眼瞧瞧，这会儿我们可就怒目而视了。她冲着我们微笑，这倒有点儿让人不知所措了。这时头领接手了，结果却是暴露出他天生的不称职，之前还隐藏得挺好的。他把玛丽·哈德逊拽到一边，好让我们科曼切人听不到他说什么，看起来像是很严肃、很一本正经地在跟她讲道理。最后，玛丽·哈德逊打断了他，她的声音我们科曼切人听得一清二楚。“但我确实想，”她说，“我也想，玩球！”头领点点头，然后试图再跟她说理。他指指内场，湿漉漉，又坑坑洼洼的。他拿起一根标准球棒，让她看看有多重。“我不在乎，”玛丽·哈德逊一字一句地说，“我大老远地跑来纽约——看牙医，又这又那的——我要玩！”头领点点头，但这次他让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回到本垒板，“勇士队”和“武士队”这两个科曼切球队正等在那里，他看着我。我是“武士队”的队长。他提起我们队中外场手的名字，那个男孩生病在家，他建议玛丽·哈德逊补中外场手的缺。我说我不需要一个中外场手。头领问我不需要中外场手是他妈的什么意思，我呆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头领说脏话。更糟糕的是，我能感觉到玛丽·哈德逊正冲着我微笑。出于面子，我捡起一块石头，朝一棵大树扔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