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吃惊地望着我，绝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讲话。其实她是乐于听到我否认那些下流事的，即便我供认不讳，她顶多也只是哭上一场，遗憾的是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哪怕是一句谎言或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也不会比这句卑鄙的话使我们之间更加疏远了，她前倾着身子，皱紧眉头，想找一句话来回敬我，结果只在嘴里含出一点唾沫，啐在我的脸上。我靠在楼梯扶手上，呆若木鸡地望着她迈着急速而沉重的脚步向楼下走去。来到楼底下的时候，她没留神将自己的皮袄挂在一只包装箱的锈钉子上，接着又是一拽，把水獭皮的下摆撕下了一大块。一会儿之后，我便听到前厅的大门重新关上了。
我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走进孔拉的房间。房门微微敞开着，里面传来电报机劈劈啪啪的声音，就象机关枪和缝纫机一样。孔拉正在工作，他背冲着窗户，胳臂肘支在屋子中间那张巨大的橡木雕花桌子上，他的周围堆满了奇形怪状的狩猎纪念物，那都是他那性格古怪的祖父积攒下来的。搁板上排着一组塞满稻草的小动物标本，既滑稽好笑又阴森可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有那么一只小松鼠，它那被虫子蛀坏了的皮毛上套着一件奇异的上衣，头上还戴着一顶蒂罗尔人的无边软帽。在这间散发着樟脑和卫生球气味的屋子里，我曾经度过了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孔拉见我进来，稍微抬了一下头，由于过度疲劳和心神不定，他那苍白的脸庞开始深陷下去了。我发现他那绺总是滑到前额上的金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浓密、发亮了；他也许三十岁就会有些秃顶。孔拉到底是俄国人，他对布鲁萨洛夫还是那样盲目崇拜；他错怪了我，也许他是为我担心才这样。我刚一开口，他便打断了我：
“沃克玛认为布鲁萨洛夫受的不是致命伤。”
“可沃克玛并不是医生，”我一听到这个名字便气不打一处来，十分钟前我对这个人还不是这样，“保尔当时立刻就断定布鲁萨洛夫活不过四十八小时……”
“可是保尔已经不在人世了，只好听你胡说了。”
“你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你并不希望见到我回来呢。”
“啊，我讨厌你们所有的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手紧夹住脑袋，我吃了一惊，这声叫喊同已经走掉了的索菲的那声叫喊竟然一模一样。哥哥同妹妹都是这样纯洁，又都是这样偏狭、固执。
他虽说是我的朋友，可从来也没有原谅过我使他失去了那位轻举妄动、消息不灵的老家伙，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倒是始终支持我当时的作法，只是私下里认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站在窗子跟前听孔拉讲话，我并不想打断他，况且，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在窗外积雪、泥泞以及灰暗天空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时唯一担心的是孔拉会一瘸一拐地站起身来，走到玻璃窗前望上一眼。这扇窗子是朝院子开的，在从前面包铺子的那一边，可以看到通往湖对岸玛尔巴村的那条大路转了个弯。索菲一面在泥泞中用力拔着那双沉重的靴子，一面艰难地向前走去，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串巨大的脚印；她弯下颈背，大概是被风迷住了眼睛，她那手拿包裹的样子远远望去活象一个走乡串户的小贩。我屏住呼吸，一直望着她那裹着披巾的脑袋消失在路边倒塌的短墙后面。孔拉还是一个劲儿地对我大加责备，我默不作声地听着，权当作这是理所当然的训斥，因为他要是知道我把索菲放走了，让她一个人跑得不知去向，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他完全有权这样对待我。我敢肯定索菲当时勇气正足，还可以头也不回地向前直走，孔拉和我很容易就能赶上她并把她硬拖回来，然而这恰恰是我所不愿意的。这首先是由于积怨，因为，既然我们之间已经发生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再让我眼看着我们之间那种紧张而无聊的局面重新出现并延续下去，我可忍受不了。其次也是由于好奇，这也许是想让事情能够自然收场。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她肯定不会投入沃克玛的怀抱。我脑子里一时闪过的那种念头也不符合事实，因为这条被废弃不用的纤道并不通往红军的前沿哨所。我太了解索菲了，深知大家永远也不会看到她活着回克拉托维塞，话虽这么说，但我确信，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俩又会面对面地碰到一起。即使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也绝不会挡住她的去路。索菲已经不是小孩，而且我向来是以自己的方式尊重别人的，绝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事情做主。
说来奇怪，索菲的失踪过了将近三十个小时才被发现。是肖邦告诉大家事情不妙的，这本来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前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曾经碰到过索菲，就在通往玛尔巴的那条路离开河岸、隐没在小松树林中的那个地方。索菲问他要一支香烟，他正赶上烟不多了，便把盒子里的最后一支香烟同她分了。他们并肩坐在仍然搁置在那里的一条旧长椅上，那条摇摇晃晃的长椅说明，当年整个池塘都在园圃的范围之内，索菲还问起肖邦妻子的近况，因为她刚刚在华沙一家医院里生过孩子。临别时，她再三叮嘱肖邦不要把这次相遇声张出去。
“特别是不要多嘴，明白吗？你要懂得，老兄，这是埃里克派我去的。”
肖邦经常看到索菲为我传递危险信件，已经习惯了，不过他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赞成我这样做。可是到了第二天，他问起我是否派索菲到玛尔巴那边执行一项任务。我只好耸耸肩膀，可是忧心忡忡的孔拉却一个劲儿地追问，我只得撒了个谎，声称自己打回来以后就没见过索菲。我要是承认曾经在楼梯上碰到过她也许会更稳妥些，但撒谎的人差不多都是为自己着想，为了将记忆中的某种东西尽力除去。
次日，克拉托维塞又来了一批俄国难民，他们说起路上碰到了暴风雪，他们便躲到一个茅草屋的遮檐下休息，刚好遇见了一个穿皮袄的农村少妇。他们同她互相打过招呼，也开过玩笑，但他们不懂方言，感到有些不方便，而她还把自己的面包拿出来分给他们吃。他们当中曾经有人用德语问了她一些问题，可她总是用摇头来回答，象是说她只懂得当地土话。肖邦促使孔拉下决心组织人力四处寻找。但没有结果。那个方向上的所有农庄都没有人烟了，人们只在雪地上看到一些孤零零的脚印；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哪个出来闲逛的人或士兵留下的。第二天天气非常恶劣，肖邦本人也泄了气，打消了继续查找的念头，而且红军又向我们发起了一次进攻，我们不得不去忙别的事，再也顾不上索菲的出走了。
孔拉并没有让我负责看管他的妹妹，而且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没有故意赶索菲上路出走。然而，在那漫长的夜晚里，我失眠了，索菲在结了冰的泥泞中行走的形象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象幽灵一样缠人。事实上，索菲死时的形象也从来没有象她失踪时那样折磨过我。我对她出走时的各种情况进行了反复思考，终于找到了一条线索，不过我一直把它藏在心里。我早就猜想到，克拉托维塞从红军手中被夺回来之后，索菲同从前的书店职员格里戈利•勒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中断。而且，去玛尔巴的那条路也通往利连克隆，勒欧的母亲就在那里，她又当接生婆又当裁缝，赚了不少钱。她丈夫雅各布•勒欧过去是个高利贷者，他的这份行当几乎也是官方的，并且赚钱更多。他一直瞒着自己的儿子（但愿如此），结果却遭到了儿子的极大憎恶。在一群反布尔什维克的士兵采取报复行动时，勒欧老爹被人打死在旧衣店的门槛上，在犹太人的小团体中扮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殉难者的角色。至于他的老婆，虽然怎么看怎么可疑，因为她的儿子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担任指挥，可她还是在当地维持下来了，不过她那种阿谀奉承、卑躬屈节的样子却使我对她没有什么好感。总之，勒欧家那间挂着瓷吊灯、贴着猩红色棱纹布壁纸的客厅，是索菲除了克拉托维塞去过的唯一地方，她离开我们之后，几乎只能回到他们那里去。我不会不知道，她第一次临遭不幸被人强奸之后，认为自己有害病或怀孕的危险，曾经求教过勒欧大妈。象她这样时女孩子，既然对那个专事打胎的以色列老婆子信任过一次，就有理由再次信任她，并且永远如此。另外，我的洞察力大概也还算不错，尽管我对这个老婆子耿耿于怀，可我还是一眼就看出她那肥得流油的脸上有着一种粗人的善良。在我们使索菲过的那种兵营生活中，她们两个一直保持着一种女人之间所特有的密切关系。
我借口去征收军饷，便带着几个人，乘着一辆破旧的装甲车向利连克隆出发了。当我们那辆嘎吱作响的车子停在那座农村不象农村、城市不象城市的房子门口时，勒欧大妈正在二月的阳光下忙着晒她洗好的衣服，为了晾这些衣物，她把邻居疏散时遗弃的花园也给利用上了。在她那条黑色长袍和白布围裙的外面，我认出了索菲那件撕破了的短皮袄，这个老婆子那肥敦敦的身体紧巴巴地裹在里面，显得十分可笑。不出所料，我们只搜查到一些搪瓷盆、缝纫机、防腐剂以及五、六年前柏林出版的破旧不堪的时装杂志。我的士兵把那几个衣柜翻得乱七八糟，里面尽是些乡下女人缺钱花时留给这位接生婆当抵押的旧衣裳，就在这时，勒欧大妈把我请到餐厅，让我坐在红颜色的长沙发上。她拒绝向我解释索菲的皮袄怎么会成了她的东西，却一个劲儿地让我至少先喝上一杯茶，那股巴结谄媚的劲头实在令人讨厌，就连她那殷勤好客的样子也是假惺惺的。这些过分的礼节终于引起我的怀疑，我及时赶到厨房，防止了可爱的格里戈利的十来封信件毁于舔舐着茶炊的火焰之中。勒欧大妈怀着母亲所特有的依依不舍的心情，将这些会使她受到牵连的信件保存了下来，不过其中最后一封信至少是十五天以前写的，因此不会给我提供丝毫重要情况。这个犹太老婆子被证明犯有勾结红军罪，即便这些已被熏黑一半的纸头只谈了一些琐碎的母子之情，她也还是要被枪毙的，更何况，说不定这还可能是一份密码呢。要在这位当事人的眼前提出判决的理由，证据已经绰绰有余。我们重新坐在绷着红色棱纹布的沙发上，静听这个老婆子乖乖招供。她坦白说星期四晚上，索菲曾经疲惫不堪地来到她家休息过，深夜又走了。至于这次来访的目的，我起初丝毫也得不到她的解释。
“她想看看我，就是这么回事，”这个犹太老婆子用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语调说，同时还把她那虽说眼皮浮肿却还算漂亮的眼睛眨来眨去。
“她怀孕了？”
这绝不仅仅是一句随便说说的粗鲁语。一个男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总爱胡思乱想。倘若索菲最后那几次荒唐事中曾有一次使她有了结果，那么这位姑娘也许就完全是为了躲避我才离家出走的，而她在楼梯上的那场争吵则可能是为了掩盖这次出走的真正秘密。
“得了，军官先生。象伯爵小姐这样的人，可不是什么乡下女人。”
最后她终于承认，索菲到利连克隆来是想借几件属于格里戈利的男人衣服。
“她就是在您那个位置上试衣服的，军官先生。我毕竟不能连这也拒绝她。不过，那些衣服都不合身：她长得太高了。
事实上，我也记得索菲十六岁的时候就高出那位瘦弱的书店职员整整一个头了。你想象一下她使劲往身上套格里戈利衣裤的那副样子，一定非常滑稽。
勒欧大妈把一些乡下女人的衣服给她，可索菲却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给她找来几件穿得出去的男装，还给她提供了一个向导。
“是谁？”
“他没回来，”犹太老婆子只回答了这么一句，可她那皮肉松弛的两颊却开始哆嗦起来。
“看来正是因为他还没有回来，您这个星期才没有收到您儿子的信。他们在哪儿？”
“就算我知道，先生，我想我也不会告诉您，”她用一种庄严的口气说。“而且，就算我几天以前知道，那么您完全能够想到我所提供的情况现在已经过时了。”
这的确是有识之见，而且，这个肥胖女人表面上虽然被吓得战战兢兢，不能自已，可她暗地里却不乏勇气。她的两只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痉挛似地颤抖着，但是刺刀在她面前就如同在马加贝的母亲面前一样，都是无能为力的。我已拿定主意给这个女人留条活命，因为不管怎么说：她只是卷到我和索菲的喑斗当中来了。但这丝毫也没有管用，因为几个星期之后，这位犹太老婆便被一群士兵打死了，对我来说，当时我完全可以象踩死一条毛毛虫那样将这个不幸的女人弄死。如果我面前站着的是格里戈利或是沃克玛，那我就不会那么宽容了。
“这么说，雷瓦尔小姐早就同您谈起过她的计划了？”
“没有。这是去年秋天的事，”她一边说一边胆怯地瞟了我一眼，想搞清楚同她谈话的人是否知情。“她后来再也没有和我讲起过。”
“好吧，”我站起身来说，同时把格里戈利那包黑乎乎的信件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我急于离开这间屋子，因为一看见索菲那件皮袄被扔在沙发的角落里，我就象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一样感到伤心。这件皮袄一定是这个犹太老婆子索要而来作为她帮助索菲的报酬的，对此我到死也坚信不疑。
“您知道您帮助雷瓦尔小姐找人带她到敌人那里去，会有什么后果？”
“我儿子叫我伺候伯爵小姐的，”这个接生婆对我回答，似乎不太关心新时期的新用语。“如果她能够到达我儿子那里，”她象是情不自禁地补充了一句，那声音就象母鸡下蛋时的叫声一样自豪，“我想，我的格里戈利和她就会结婚。这也许会方便些。”
在回克拉托维塞的路上，我坐在卡车里大笑起来，笑自己竟然去关心年轻的勒欧夫人的事情。不过，任何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说不定她的尸体当时正躺在一条沟堑里或是一堆灌木丛的后面，她膝盖屈曲，头发也被泥土弄脏了，就象一只遭了偷猎者暗算的山鹑或雌野鸡一样。在这两种可能性当中，我当然希望她是同勒欧结婚了，而不是死在外面。
我将自己在利连克隆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拉。也许我需要找个人共尝这杯苦酒。很明显，索菲是一时冲动才采取这种极端行为的，一个被诱奸了的姑娘或一个被拋弃了的女人，甚至会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削发为尼或堕入烟花，即便她们从中感受不到丝毫乐趣。只是由于勒欧，我才对索菲这次出走的看法有所变坏，我当时已经有相当的阅历，深知生活中的配角是无法选择的。我是妨碍索菲心中革命萌芽生长的唯一障碍；她自从摆脱情网之后，便只能一心一意投身革命了，而她少年时期读过的那些书，她从小个子格里戈利那里得到的令人振奋的友情，以及她幻想破灭后对自己成长起来的环境所抱的厌倦心理，早已注定她会走这条道路。然而孔拉却有一种神经过敏的坏毛病，他从不承认事情的本来面目，总要加上一些不可靠的解释或揣测。我也沾染上了这种毛病，但至少我的猜想还不象他那样神乎其神，简直就是一部叙述亲身经历的小说。孔拉越是考虑索菲这次没有留下一封信、也没有同他吻别的秘密出走，就越是怀疑她的失踪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声张。克拉托维塞的漫长冬天使哥哥和妹妹成了十足的陌路人，只有同一家庭的两个成员相互之间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打我从利连克隆回来之后，索菲在孔拉的眼里就完全是一个女奸细了，我们之所以失算就是因为她在我们中间，甚至我前不久在古尔纳失败的原因也能得到解释了。
我深信索菲是个正直、勇敢的姑娘，因此那些愚蠢的指责使我同孔拉的友谊产生了裂痕。我常常发现，在那些轻易就说别人卑鄙的人身上，有着某种更加卑鄙的东西。我对孔拉的尊重因此而减少了，直到有一天我才终于明白了，对于孔拉来说，把索菲看成是电影或通俗小说中的玛塔·哈莉，也许是一种给他妹妹脸上贴金的幼稚作法，同时可以使人注意到，她那张闪着一对大得出奇的眼睛的面孔有着一种惊人的美，而他这个当哥哥的却糊里糊涂，一直没有发现。更为糟糕的是：肖邦气得目瞪口呆，也不争议一下就接受了孔拉那种浪漫小说和侦探小说中常有的解释。肖邦非常喜爱索菲；可她太让人失望了，他别无所能，只得将这个跑到敌人那里去的偶像唾弃。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当然是我的心灵最不纯洁，但是信任索菲的也只有我一个人，我独自对她作出判决，宣布她是无罪的，就是到死，索菲在任何法庭面前也会这样说。这是因为心地纯洁的人总是带着许多偏见看问题，而厚颜无耻的人则很可能因为肆无忌惮才变得毫无偏见。说真的，在这件事情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得大于失，我不禁象自己一生中常有的那样，对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投去知情人的默契眼光。有些人硬说命运象人一样善于在死囚的脖子上系绳扣儿；但据我所知，它更精于将那些绳索扯断。时间一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会使我们摆脱困境，永远得到解脱。
从那天起，索菲对于我们是永远被埋葬了，仿佛我从利连克隆带回来的是她被子弹穿了一个窟窿的尸体似的。她过去在我们当中的地位似乎并不重要，可她这一走却使我们感到空荡荡的。失踪的只是索菲一个人，可这却使这座没有女人的房子（普拉斯科维娅姨母顶多是个幽灵）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这是男子修道院的寂静，是坟墓里的寂静。我们这支日益减员的队伍又恢复了男人那种严厉刻苦、无所畏惧的伟大传统；人常说，时代一去不复返，可是克拉托维塞却重新变成了条顿骑士团的一个哨所，变成了佩剑骑士团的一个前方堡垒。不管怎样，每当我想起克拉托维塞，我就象想起了什么幸福的往事一样，将这段时期和我的童年时代联系在一起。欧洲把我们出卖了；劳合•乔治政府对苏联人投以青睐，冯•威尔茨重新回到了德国，终于把俄国——波罗的海地区的混乱局面甩下不管了；捷尔普特谈判早就剥夺了我们这个顽强而徒劳的抵抗运动核心组织的一切合法权力，差不多认为它毫无意义。在俄国大陆的另一边，弗兰格尔取代了邓尼金，不久便签署了可悲的塞瓦斯托波尔宣言，几乎和一个人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画押一样。五月和八月在波兰前线的两次胜利攻势还没有来得及给人一点盼头，便很快在九月的停战和克里米亚半岛的连连溃败下使希望化为乌有了。……不过，我对你们简要概括的那些都是后话，就象历史一样，其实在那几个星期里，我才不管明天是死是活呢，仍旧无忧无虑地混日子。危难时可以使人心最坏的东西暴露出来，也可以使最好的东西显露出来。由于最坏的东西常常比最好的东西多，因此总的来讲，没有比战争的环境更叫人恶心的了。但这并不会使我变得不公正，忽视其中那些少有的伟大时刻。克拉托维塞的环境之所以没有使我沾染上下流卑鄙的毒菌，也许是因为我得天独厚，有幸同一些本质纯洁的人生活在一起。象孔拉这样生性脆弱的人只有躲到甲胄里才会感到自在。他们一旦涉足人世，被女人、事务以及浅薄的功名缠住身，便会不知不觉地腐化，堕落，这总是使我想起蝴蝶花凋谢时的恶心样子，这种花颜色暗淡，形状象个矛尖，它凋谢时那种不死不活的样子，与玫瑰花枯萎时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任何卑微懦弱的情感我差不多都有过，至少我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一次，但我不能说我没有害怕心理。说到害怕心里，孔拉绝对没有产生过。因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往往最柔弱，可他们却能悠闲自得地生活在死亡的环境中，就象生活在自己的故土上一样。人们常说这种本事只有注定夭折的结核病患者才会有；但我有时也看到，有些注定要暴死疆场的士兵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这既是他们的美德，也是神祗的恩典。
四月三十日，我们披着金色的雾气和温暖的阳光，忧伤地舍弃了已经无法防守的克拉托维塞，舍弃了那座后来改建成苏维埃工人游戏场的凄凉园圃，以及那被毁坏了的森林，直到战争的头几年，那儿还有幸存下来的史前原牛出没呢。普拉斯科维娅姨母拒不肯离去，我们便把她甩给了一个老女佣照看。我后来得知，她在我们经受了所有那些不幸之后还一直活着。我们的后路被切断了，但我还有希望同西南方面反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会师，而且事实上，五个星期之后，我就与攻势正猛的波兰军队会合了。我打算依靠县里那些饥饿不堪的造反农民，拼死拼活也要打开一个缺口；我的计划一点不错；但是，这些可怜的农民却无法给我们供应粮食，因为还在我们到达维特纳之前，饥饿和伤害就已经将他们的定额夺走了。我刚才说过，战争初期的克拉托维塞只会唤起我对孔拉的记忆，而不是我的青年时代，在那种要吃没吃、要穿没穿，既艰苦又伟大的生活中，我参加过强行军，看到过垂柳的树顶浸泡在河水漫过的田野里，经历过一会儿枪声大作、一会儿又突然阒寂无声的时刻，我还犯过胃痉挛，仰望过星星在暗淡的夜空中发抖（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们发抖），而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讲，也只能唤起我对孔拉的记忆，而不是战争，因为这些都是我游离于那场毫无道理的战争之外的经历。每当我想起孔拉生命的最后几天，便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伦勃朗一幅不太著名的画，那还是几年之后的一个早上，我在纽约的弗里克画廊偶然发现的，当时我心情烦闷，天上还刮着暴风雪，不然我是不会去看画展的。我觉得画中是一个身穿号衣、骨痩如柴的人，在整个画廊中很不起眼。那个年轻人立在一匹灰白色的马上，他那感情丰富的面孔露出了一种担惊受怕的神情，在那荒芜的景象里，警觉的马儿似乎嗅出了苦难、死神和疯狂之神的来临，那神态比古老的德国版画更易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你甚至无需那些具体的描绘，便能感到它们近在眼前。……我在满洲里是个平庸之辈，而且我觉得自己在西班牙也只扮演了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在这次撤退转移当中，我的领导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在那人数很少的小部队中，只有我还象个人样儿。同那些被活活吞没在苦难当中的斯拉夫人相比，我思维严谨，熟悉参谋部地图，办起事来井井有条。在诺沃格罗诺村，我们遭到一支哥萨克骑兵小分队的袭击。我，孔拉，肖邦，还有五十来个士兵，我们筑壕固守在一座墓地里，与大队人马失去了联系，当时他们驻扎在一个酷似巴掌一样的山中小村里。傍晚，敌人的最后一队人马终于消失在黑麦田里了，但孔拉的腹部却受了伤，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担心在这比他一生还要漫长的可怕瞬间，他的勇气会骤然消失，而这种勇气却往往会在那些一向战栗发抖的人身上突然出现。然而，当我终于能够亲自照料他的时候，他已经跨过了那条想象中的生死界线，对死亡已经无所畏惧了。肖邦从我们细心节省下来的绷带包中取出一包，塞进孔拉的创口里；而对于那些不太严重的轻伤，我们则用晾干了的苔藓止血。夜色降临了：孔拉恳求我们把灯点上，那声音微弱，固执，充满了孩子气，仿佛他最怕的是在黑暗中死去。我把一盏当地人挂在坟墓上的铁皮灯点了起来。这盏长明灯在晴朗的夜晚里很远都能看见，很可能给我们招来枪击，但是，正象你们想到的那样，我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我真不忍心看着他忍受痛苦的折磨，不止一次想到结果他的性命；我之所以没有动手，完全是因为怯懦。在那几个小时当中，我看到他的年龄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几乎都不是这个世纪的人了：他时而象个在查理十二发动的战争中受了伤的军官，时而象个躺在坟墓上的中世纪的骑士，时而又象随便哪个要死的人，等级或时代的特征都没有了，他象个年轻的农民，也象个世世代代都出生在北方各省的船夫。我和肖邦轮流将斟满朗姆酒的杯子送到他的嘴边，并把一大群猛扑过来的蚊子从他脸上赶走。黎明时分，他死了，当时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几乎没有知觉了，嘴里边还含着我们给他灌的朗姆酒。
天渐渐亮了起来，是出发的时候了；但我却疯了似地要举行一个葬礼之类的仪式；我可不能让人象埋一条狗似的把他葬在这个墓地中一个满目疮痍的角落里。我把肖邦留在他的身边，自己在曙色薄明之中穿过一排坟墓，脚绊着其他伤员的身体，去敲一位住在花园尽头的本堂神甫的房门。神甫是在地窖里过的夜，因为他害怕枪战随时都可能重新打起来；他吓傻了，是我用枪托把他赶出来的。他稍微安下心来，便答应了我的要求，手拿着圣经跟我走了。他刚一就位开始祷告，就立刻使人感到圣宠肯定会降临，那简短的追思祷告庄严肃穆，简直就象在大教堂的祭坛上做的一样。我奇怪地感到孔拉的在天之灵已经得到了安慰：他死在敌人的手里，却得到了神甫的祝福，这样一种命运，就是他的列祖列宗也会首肯的，更何况他今后再也不会受苦受难了。至于我个人的惋惜，那是两码事，近二十年来，我每天都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始终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死是一种运气，恐怕将来我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
后来的事情，除了那些纯粹是战略上的详情细节外，我的记忆里便只有一片空白了。我认为，人生一世往往会有这样一些时候，他有时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有时又象没有感情的顽石一样，只知道忠于职守，疲于奔命，而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生活又象虚荣心一样虚无飘渺。夜晚，我躺在谷仓里的麻包上睡不着觉，便读起一本不成套的《雷兹回忆录》，这还是我从克拉托维塞的藏书楼里带来的。如果说，幻想破灭、希望渺茫是死人的特征，那么我躺着的这个地方与孔拉得到解脱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我非常清楚，在死人与活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差距，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性质，而且，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人对死亡的了解，同老姑娘对爱情的了解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死亡是某种晋升，那么我对孔拉这种神秘的高人一等决不持任何异议。至于索菲，我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假如一个在街上离开你的女人越走越远，她的特征就会渐渐消失，远远看去，她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过往的行人。我对索菲的激情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激情已经消失在平庸乏味的恋情之中；只有一件往事我还依稀记得，每当我在记忆的深处重新回想起它，总要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就象看到一张非常模糊的照片或是一张记不清是哪次散步拍下的逆光照片一样。后来，这件往事就象经过酸液处理的模糊照片一样，形象变得清晰起来。我累坏了，不久便回到德国，接着我就睡了整整一个月的觉。当这个故事的全部结局正在发生的时候，我既不是在梦幻中，也不是在梦魇中，而是在沉睡之中。我象疲惫不堪的马一祥，站着都能睡着。我说这些绝不是想推脱责任，我能给索菲造成的痛苦早都造成了，而且，即便我使足了坏心眼，也不会给她再增添什么更大的痛苦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最后的一幕里，我象梦游病的患者一样，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哑角。你们会说，在那些浪漫情节剧中也有一些刽子手扮演这种角色，他们口里虽然不说，心里却很明白。但我非常清楚地感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索菲已经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而且我知道自己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我有时竟可耻地对此感到痛苦呢。我们虽然不掌握其它情况，但同样可以判定是她自己要死的。
就在波兰军队到达前几天，索菲的命运结束了，当时她在一个叫作科沃的小村子里，介于两条名字拗口的河流的汇合处。河水经过几次大的春汛已经溢出河床，把全县变成了一个泥浆泛滥的小岛，不过，这至少使我们免除了来自北方的任何袭击。驻扎在附近的所有敌军几乎都被调到西部抵抗波兰人的攻势去了。同这个地方相比，克拉托维塞一带倒成了繁盛的地区了。我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这个村子，由于饥饿和最近的几次枪杀，村子里几乎空无一人了。我们还占领了那个小小的火车站的建筑物，这个车站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没有使用过，在那生锈的铁轨上，有几节木头车厢正在腐烂。战争爆发前，有个瑞士企业家在科沃村建立了一个纺纱厂，而就在这个工厂的纺纱车间里，驻扎着一团在波兰前线伤亡惨重的布尔什维克残余部队。尽管几乎没有人给他们供应粮食弹药了，可他们还相当阔，他们的储备足以使我们坚持到波兰师团打来营救我们。瓦尔纳纺纱厂坐落在被水淹没的空场上：即使是在雾气蒸腾的天上，我也能看到那些已经被灰色的河水浸泡着的非常低矮的库房轮廓，自从最后几次洪水暴涨以后，这个纱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我们许多士兵都半截身子陷在这个泥潭里，就象打野鸭子的猎人陷在沼泽地里一样。红军一直顽强抵抗着，只是到了后来洪水又一次上涨，把那些经过五年风吹雨打，弃置荒废的建筑物的一部分都冲走了，他们才投降。我们的士兵猛扑过去，仿佛那几个被攻打下来的库房能帮助他们同敌人清算老帐似的。
格里戈利•勒欧是我在瓦尔纳工厂走廊里看到的第一批尸体中的一个。他死时仍保持着他那种大学生的羞怯神情和书店职员的恭维相，但这无损于他那种任何一个死人都会有的尊严。我命中注定，迟早要碰上我仅有的那两个宿敌，他们所获得的地位比我要稳定得多，几乎完全打消了复仇的想法。我是在一次南美旅行中再次见到沃克玛的；那时他已成为他们国家在加拉加斯的代表，前途光辉灿烂，相形之下，那些复仇的念头就显得异常可笑，他早就忘记了过去那些事情。格里戈利·勒欧已经死了，对此就更不会介意了。我叫人把他的口袋翻了个遍，连一张能告诉我索菲命运的纸片也没有找到。相反地，他身上倒是有一本里尔克的诗集《祈祷书》，孔拉过去也很喜欢它。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格里戈利恐怕是当地唯一一个我能与之愉快交谈片刻的人。他有一种犹太人的狂妄，非要超过做旧衣买卖的父辈不可。应该承认，这种狂妄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结下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对抒情诗的爱好，对感情热烈的姑娘的友情，以及最后的英勇牺牲。美中不足的是，他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在谷仓上面放干草的顶楼里，仍旧有极少数敌兵坚守着。那条长长的走廊是被一排桩子架在半空中的，它在洪水的冲击下晃来晃去，终于连人带房一起倒塌了下来，使那几个死抱着一根粗梁的人落入水中。我们让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自己选择，要么被水淹死，要么被处死，他们被逼不过，只得毫无指望地投降了。当时，作战的双方都不再留俘虏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怎么拖带俘虏？那六、七个筋疲力尽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摇晃着身子走下梯子，这个很徒的梯子上接放干草的顶楼，下接谷仓，而那个堆满了一包包发霉亚麻的谷仓过去曾被当过货栈。第一个走下来的是个金黄头发的大个子青年，他的胯骨受了伤，身体一晃，脚下一空便跌倒在地上，被一个士兵当场打死了。突然，在梯子的最上面，我认出了一头虽然蓬乱却还闪亮的头发，与我三个星期前眼见着它消失在地底下的那种头发一模一样。那个糊里糊涂跟在我身边作了传令兵的老园丁米歇尔，也抬起了他那被各种事情和劳累弄得晕头转向的脑袋，愚蠢地叫了一声:
“小姐……”
果然是索菲，她从远处向我点了一下头，那种无动于衷、漫不经心的神情，就象一个女人认出了某人却又不希望他走过来与自己攀谈似的。看着她那和别人一样的衣服、鞋子，谁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战士。她灵活地迈了一大步，跨过那几个犹犹豫豫、挤在光线暗淡的尘埃里的人，走近那个躺在梯子下面的金发大个子青年，向他投去一种既冷酷又温柔的目光，就象十一月的那天晚上，她看着小狗戴克萨斯一样，然后跪下身子把他的眼睛合上。当她重新站起身来的时候，她的面孔就又恢复了那种呆滞、死板、平静的表情，就象秋日的天空下经过耕耘的田野一样。我们强迫那些俘虏帮着把粮食弹药运到科沃火车站。索菲搭拉着手走在最后；她就象一个刚刚被免去苦差事的小伙子那样悠闲自得，嘴里还吹着进行曲《蒂珀雷里》。
我和肖邦同她保持一段距离，紧跟在后面。我们两人那副沮丧的面孔大概和前来送葬的父母一样。我们俩默默地走着，此时每个人都渴望营救索菲，但又疑心另外一个人会反对自己的计划。不过，这种骤然而至的宽恕心理至少在肖邦身上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坚决主张严加惩处，孔拉要是在他的位置上同样会这样做的。为了争取时间，我做好了提审俘虏的准备。这些俘虏被关在一节遗弃在铁道上的牲口车里，我叫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给我带到车站长的办公室里。第一个被提审的是个小俄罗斯的农民，我为了装装门面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可他一句也听不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显出一副筋疲力尽、勇气顿消，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比我大三十岁，可是在这个都能做我父亲的农民面前，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小，而且心里直犯恶心，于是我把他打发走了。接着，索菲在两个士兵中间被押来了，要是在上流社会的晚会上，这两个士兵完全可能成为通报索菲到来的门房。我注视了一会儿她的面部表情，发现她有一种特殊的恐慌心理，这不是别的，而是担心自己会丧失掉勇气。她走近我用双肘支撑在上面的那张白木桌子，很快地说了一句：
“别指望我会提供什么情况，，埃里克。我什么也不会说的，而且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叫人带您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打听情况，”我一边说一边指给她一把椅子。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坐下。
“那么，为了什么？”
“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您知道格里戈利·勒欧死了吗？”
她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可并不悲伤。在克拉托维塞的时候，每当听说我们那些在她看来既无关紧要又可亲可爱的人死了，她也是这种神情。
“上个月，我在利连克隆见过她母亲。她声称您已经嫁给格里戈利了。”
“我？亏她想得出来！”她用法语说。只要一听到这种话音，我立刻就会想起昔日的克拉托维塞。
“不过，你们是睡在一起的吧？”
“亏您想得出来！”她重复了一句。“您这就象对待沃克玛一样：您想象着我们已经订婚了。可您心里明白，我什么都对您讲了。”她象孩子一样平静、单纯地说，然后又用一种教训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
“格里戈利是个大好人。”
“我已经开始相信他了，”我说道，“可您刚才关照过的那个伤号呢？”
“是的，”她答道，“我们之间的友情毕竟比我想象的要深，埃里克，既然您已经猜到了。”她把两只手合在一起，陷入了沉思，重新恢复了那种呆滞、茫然的目光，把我甩在了一旁，这是近视眼所特有的目光，也是人们专心思考或回忆时所常有的目光。
“他太好了。我真不知道没有了他我会怎样。”她说这些话的声调就象背诵一篇烂熟于心的课文一样。
“您在那边很艰苦吧？”
“不，我很好。”
我记得，在那个凶多吉少的春天，我过得也不错。她那种打心底流露出来的安详态度，是任何人也永远无法完全除掉的，因为她感受过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幸福。她是在那个男人身边学会这种安详态度的呢？还是由于死到临头便抱着视死如归的架式才使她变得这样呢？不管怎样，反正她此时已经不爱我了：因为她不再关心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那么现在呢？”我指着桌子上一盒打开的香烟对她说。
她把手一挥拒绝了。
“现在？”她用惊奇的语调说。
“您在波兰有亲人么？”
“啊，”她说道，“您打算把我带回波兰去。这也是孔拉的主意？”
“孔拉死了，”我尽量说得简单一些。
“我很遗憾，埃里克，”她轻轻地说，就好象孔拉的死只和我有关似的。
“您一定要这样坚持去死吗？”
真诚的回答从来都既不明确、也不迅速。她思考着，眉头也皱了起来，弄得她皱纹满额，她要是能多活二十年，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我在一旁看着她在内心深处做着最后的权衡，拉撒路是在复活之后才做这种权衡的，当时也许已经晚了。在这种权衡当中人总是心事重重，他一方面畏惧，一方面厌倦，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充满勇气，一方面觉得活够了，一方面又眷恋人世，希望再吃上几顿饭，再睡上几夜觉，再看一看旭日东升的早晨。更何况那许许多多幸与不幸的往事，还会因人而异，不是把我们留在人间，便是把我们驱向死亡。
她终于说话了，没有比她的回答更恰到好的了：
“您打算怎么处置其他人？”
我没有回答，而不回答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她站起身来，那神情就象一个人没有谈成一笔买卖，而这笔买卖是不会把她个人牵扯进去似的。
“关于您的事情，”我也站起身来说，“您知道我会尽力而为的。除此之外，我绝不许任何愿。”
“我并没有要求您这样，”她说。
她半转过身子，用手指在蒙着水汽的玻璃上写了些什么东西，然而又立刻抹掉了。
“您不愿意欠我任何情？”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她说道，那语调分明是对这种谈话不感兴趣。
我朝她走了几步，不管怎样，我还是被这个在我看来具有双重魅力的女人迷住了，因为她既是一个命在旦夕的女人，也是一个战士。如果我当时任凭感情的驱使，我相信我会含含糊糊地说出一些没完没了的情话的，而她也一定会以蔑视回绝我作为快事。可是，我们之间的话语早就被曲解得无法使用了，让我到哪儿去找话说呢？我承认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只是由于我们两人都太固执，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才使得我们谁也不相信对方的话。要是有一种真正的爱情，我们还是能够得救的，在她是从眼前的死亡中得救，在我则是从将来的痛苦中得救。然而，这种真正的爱情对于索菲来讲，她只是在那个刚刚被打死在仓库里的俄国青年农民身上遇见过。
我笨拙地把手放在她的胸口上，象是要证实她的心脏还在跳动似的。我无可奈何地重复了一句：“我会尽自己一切可能的。”
“不要再费力了，埃里克，”她一边说一边推开我的手，弄得我也不知道她是指我这种情人的举止，还是指我的诺言，“这对您不太合适。”
她走近桌子，拿起遗弃在站长办公桌上的铃铛摇了一下。一个士兵进来了。当她出去以后，我发现她把我那盒香烟也给卷走了。
那天晚上大概谁也没有睡好，肖邦比其他人睡得更少。大家以为我们俩是睡在站长那张又薄又硬的沙发床上；其实整整一夜，我一直看着肖邦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使他留在身后墙上的男人身影也跟着来回晃动，他那肥胖的身体在不幸的重压下变得有些支撑不住了。有那么两三次，他停在我面前，把手放在我的袖子上，然后摇摇头，便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听天由命似地重新踱起步来。他和我一样清楚，如果我们向伙伴们提出赦免这个唯一的女人，也就是说赦免这个无人不知道她投敌的女人，那么我们就会因小失大，使自己名誉扫地。肖邦叹了口气，我把身子转向墙里不去看他，因为我会忍不住要去责骂他的，不过我最同情的却也正是他。至于索菲，我一想起她就会感得厌恶，肚子里直犯恶心，不由地想说她死了才好呢。可是我又矛盾开了，觉得自己在不可避免的事情面前走投无路，就象一个囚犯在牢房里四处碰壁一样。我既不怕索菲会死，也不怕她执意要死。我觉得一个比我强的人也许会想出什么妙计的，不过我对自己胸中无才从来也不抱任何幻想。孔拉妹妹的死会使我青年时代的经历最终结束，也会使我同这个地方的最后联系全部割断。最后，我回想起了其他那些自己亲眼目睹的死刑，好象是要用那些人的死来证明处决索菲当然合理似的。我思前想后，不禁对自己说，人的价值实在微不足道，不过是引来一大堆人围着一具女人的尸体议论纷纷而已。我要是在瓦尔纳工厂的走廊里看到这样一具僵冷的尸体，也许就不会动什么感情了。
第二天早晨，肖邦先我一步来到火车站与市镇粮仓之间的那个土台上。那些俘虏被集中在一条停车线上，脸上的神情比头一天还要死气沉沉。我们那些士兵轮流看守了他们一夜，被这个额外的苦差事弄得筋疲力尽，看上去差不多也都是萎靡不振的样子。是我提出让大家等到天亮再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力救出索菲，然而我的这种努力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只是使他们所有人都跟着又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索菲坐在一堆木柴上，若有所思地将手垂放在叉开的膝盖中间，并机械地用她那厚厚的鞋跟在土地上掘着一道道印痕。她不停地吸着那些偷来的烟；这是她心慌意乱的唯一标记，早晨的新鲜空气使她的脸上有了一种健康人的红润气色。她那双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周围，似乎并没有发现我在场。我觉得这很正常，她要不是这样，我也许倒会吃惊得叫出声来。她毕竟太象她哥哥了，我简直觉得自己是看着孔拉死第二次呢。
在这种场合，总是由米歇尔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就象他只是在继续行使他的屠夫职责似的，在克拉托维塞的时候，每当我们偶尔有牲畜要宰杀，也是由他来操刀的。肖邦下令最后一个处死索菲；我至今仍不明白，他这样做是由于过分严厉呢，还是为了给我们当中哪个人一次保护索菲的机会。米歇尔首先拿我头一天提审过的那个小俄罗斯的农民开刀。索菲很快地向左边斜了一眼，接着便扭过头去，就象一个女人竭力不去看发生在自己身旁的猥亵行为一样。我听到四、五声枪响和脑壳崩裂的声音，觉得自己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恐惧。突然，索菲向米歇尔做了一个既不引人注目又不容人讨价还价的手势，就象一个女主人当着来宾的面向仆人下达最后一道命令似的。米歇尔显出惊慌失措的神情，驼着背顺从地走上前去，他就是把自己的女主人打死也同样会是这副样子。索菲低声说了几句话，我光看她嘴唇的动作是无法猜出她都说了些什么的。
“好吧，小姐。”
这位从前的园丁走近我，凑到我的耳边粗声粗气地恳求起来；那神情就象一个老佣人明知传了这种话就会被解雇似地惶恐不安，他说：
“她吩咐……小姐要求……她希望是您……”他递给我一把左轮手枪；我掏出了自己的手枪，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就在我迈出步子这短短的一瞬间，我反反复复不知想了多少遍，说不定索菲最后还有话要对我申诉，而她对米歇尔的吩咐不过是想找个机会悄声告诉我。然而她的嘴唇却一动不动：她心不在焉地开始解衣服上面的纽扣，就象我要把左轮手枪直接顶在她的心口上似的。我要说，我后来偶尔还想到过索菲那充满活力的、热乎乎的身体，我们共同度过的私生活使我对她的身子几乎就象对男朋友一样熟悉；一想到索菲本来是会在世上留下几个孩子的，而这些孩子会继承她的勇气和眼睛，我心里就一阵难过，并荒唐地为这些孩子遗憾。不过，我们并没有义务生一大堆孩子，让他们坐在体育场里看比赛，或是躲在战壕里打仗。我又朝前走了一步，这使我离索菲已经非常近了，我完全能够吻到她的颈背，或把手放在她那难以察觉微微颤抖的肩膀上，然而她已经转过身去，我只能看见她那后侧面的轮廓。她呼吸有些急促，而我则死抱着一个念头：我过去曾经渴望早点结束孔拉的痛苦，而现在这也是同一回事。我掉过头去开了一枪，就象一个在圣诞节夜晚放鞭炮的孩子那样惊慌。第一枪只打飞了她半边脸，这使我永远也不能知道索菲死时的表情。第二枪响过，一切都完结了。我开始时以为，她要我充当这个刽子手的角色，是想向我最后一次证明她的爱情，而且是永远的证明。后来我才明白，她只不过是为了报复，给我留下懊悔。她计算对了：我有时的确感到懊悔。同这些女人在一起，你总会上圈套的。
库尔兰，俄国古地名，十六世纪曾是一个公国，现在拉脱维亚境内。
立窝尼亚，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土的旧称。
玛塔·哈莉。荷兰舞蹈家、冒险家。她曾在印度尼西亚学习东方舞蹈，以善跳爪哇舞和印度舞著称于世。1917年因被指控是德国间谍而被枪毙。
捷尔普特，俄国旧地名，即今爱沙尼亚的塔尔图。
《蒂珀雷里》。爱尔兰著名歌曲，歌颂了爱尔兰人民的爱国之心。
小俄罗斯，是沙皇时期对白俄罗斯的称呼。
拉撒路。《圣经》人物，是耶稣的朋友和学生。死后第四天耶稣使他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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