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五点，阴雨绵绵。埃里克•冯•洛蒙在比萨车站的餐厅里等候火车把他送回德国去。他在萨拉戈萨前沿受伤后，曾在一艘意大利的舰船医院上得到过治疗。虽然他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长得却很英俊，只是青年时期的残酷生活使他变得有些呆板生硬。埃里克•冯•洛蒙的祖先是法国人，母亲和父亲却是波罗的海人和普鲁士人，因此他面影清癯，眼睛淡蓝，身材魁梧，他高傲自大，难得有笑模样，就是走起路来也要发出咚咚的响声。现在好了，他骨折的脚上缠着绷带，再也不允许他发出这种声音了。不觉已到黄昏时分，这种时辰常常会引起多愁善感的人互吐心事，引起罪犯坦白招供，就是最最沉默寡言的人也会用故事或回忆来驱除睡意。埃里克•冯·洛蒙过去一直顽固地站在右派一边，他同那些在一九一四年还太年轻的青年人一样，除了冒冒风险，什么事也干不了。战后欧洲的混乱，每个人的焦虑不安，以及既得不到满足又不愿听天由命的窘况，使得他们当兵入伍，碰碰运气，为任何胜负难分的事业效力。他曾参加过导致希特勒在中欧上台的各种活动，有人在格兰查科平原和满洲里也曾看到过他，而他在佛朗哥的指挥下打仗之前，还曾率领过一个志愿兵团在库尔兰参加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此刻，他那只受伤的脚缠裹着绷带，象个襁褓中的小孩斜放在一把椅子上，他一边讲话，一边漫不经心地揪扯着一只大金表的老式表带，这只表的样式非常糟糕，他居然有勇气把它戴在手腕上炫耀，实在令人钦佩。他的脸总是不时地抽搐，每次都使那两位同伴心惊肉跳，他有时还拍打桌子，当然不是用拳头，而是用那只套着一枚沉甸甸的纹章戒指的右手掌心，震得玻璃杯叮当作响，经常把睡在柜台后面那个脸颊丰满、头发鬈曲的意大利小伙计吵醒。一个出租马车的独眼车夫，淋得象个落汤鸡，每隔十五分钟便不知趣地上前一次，撺掇他去比萨斜塔逛夜景，他不得不总是停下话头，厉声把他打发掉。一个同伴借着这次消遣解闷的机会又叫了一杯清咖啡。这时埃里克的香烟盒响了一下，他突然感到疲惫不堪，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他中断了一会儿这篇实际上只是对他自己说的忏悔，拱起肩膀，俯身凑向打火机。
德国有一首民谣说：死者被很快忘记，生者亦往往如此。就说我吧，事隔十五年，我已经记不清，在立窝尼亚和库尔兰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战斗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在那个角落里发生的内战进展急遽，变幻莫测，就象一堆没有完全熄灭的火种会死灰复燃，也象一种皮肤病会突然发作。再说，每个地区都有它独特的战争，就象每个地区都有黑麦、土豆之类的土产一样。我一生当中最紧张忙乱的十个月，就是在这个偏远的县境里指挥战斗度过的，那里有许多俄语、拉脱维亚语和德语的名称，是欧洲或其它地方的报纸读者所不知道的。那里有桦树林，有湖泊，有甜菜地，有脏乱不堪的城镇，还有污秽龌龊的村子，在那里，我们有时也会得到一只猪来宰杀；几座领主的旧宅已被洗劫一空，房子外面还留着打死主人一家的子弹擦痕；一些犹太高利贷者又是渴望发财，又是害怕刺刀，在那里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军队也是官多兵少，成了四处冒险的散兵游勇，其中大都是些有所感悟的教徒，性格怪癖的狂人，赌徒，规矩人，老实善良的小伙子，以及傻瓜和洒鬼。说到残酷，那些刽子手，尤其是精于此道的拉脱维亚人，设计了一套折磨人的方法，使蒙古人的伟大传统得到发扬光大。中国式的手施酷刑则是军官们的拿手好戏，因为他们有传奇式的白手套，而这不过是我们苦难、屈辱生活状况的某种纪念而已。要想了解人类那些穷凶极恶的疯狂行为，只要提一下让受刑的人用自己被活剥了皮的手掌打自己嘴巴就够了。我还可以举出其它更为可怕的详情，但这类故事不是使人好奇，就是使人残忍。最最凶残的例子除了使听者的感情变得更加冷酷，不会有什么好处，既然人心差不多都象石头一样冷漠无情，我看我也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费劲了。当然啦，我们那些人根本就不需要杜撰，至于我自己，我常常想还是干脆死了好。残酷是有闲人的一种奢侈品，就象毒品和绸衫一样。爱情也是如此，而我所赞成的却是朴实无华的完美。
此外，一个亡命之徒（我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决定迎接什么样的危险，他往往会感到真正恨不起来。也许，我把这种完全是个人无能的情况扩大化了：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生来就最不会在同伴唤起的恨或爱中找出能够使人振奋的思想;我只满足于为自己并不信任的事业冒险。当时我对布尔什维克抱着一种来自社会等级的敌视态度，它是在那种生活并不总象今天这样混乱、复杂的年月中自发产生的。然而，白俄的不幸在我身上所引起的关切却是微乎其微的，就是欧洲的命运也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睡眠。在波罗的海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的齿轮传动系统中，我能常常作个齿轮、尽量不作被辗轧的手指就心满意足了。我的父亲在凡尔登前线给人打死了，他给我留下的全部遗产只是一枚铁十字勋章和一个至多能让我娶个美国女人的漂亮头衔，他还绐我留下了几笔债务，以及一个整天念诵佛经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诗集度日的半疯母亲。象我这样的小伙子，还能有什么别的可做么？在这种迷失了方向的生活中，好在总还有孔拉这么一个永恒、知心的朋友，有和他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是带有俄罗斯血统的波罗的海人，我是带有波罗的海和法国血统的普鲁士人，因此我们都跨了两个邻近的民族。我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对什么都无所依恋的能力，既对什么都欣赏，又对什么都蔑视，而这种能力在我身上养成后又受到了压制。但是，对于我们在精神、性格、肉体（其中包括应该称作“心脏”的那块没有得到解释的肉体）上情投意合的自发现象，还是别作什么心理学上的说明，而且我们两人的脉搏同起同落，只是他的心跳比我弱一些。他父亲的同情心在德国一方，可他却因斑疹伤寒死在德累斯顿郊区的一个集中营里，在那里，有几千名俄国战俘在忧郁凄凉、虱蚤虫蚋之中受着煎熬。我的父亲颇为我们的贵族身分和法兰西的血统而自豪，可他的脑袋却在阿尔哥纳的一条战壕里被一个效忠法国的黑人士兵打开了花。这样多的误会使我万念俱灰，只相信自己。所幸一九一五年，我们只把战争、甚至丧事看作是放暑假，我们逃脱了作业、考试，逃脱了少年时期的一切烦恼。克拉托维塞坐落在边境上一个类似死胡同的地方，那年头战时纪律已经松弛，人与人之间的好感和家庭关系有时会使护照成为一张废纸。由于我母亲寡居普鲁士，因此尽管她是波罗的海人，并且是雷瓦尔伯爵的表妹，她还是没有被俄国当局重新接纳，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他们倒是有好长一段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年少成了我的通行证，使我可以同孔拉生活在这个偏僻田宅的深处。我被托咐给了他的姨母和园丁米歇尔好好照看，她姨母是一位几乎呆傻了的老姑娘，米歇尔则有着出色看门狗的本能。记得我们曾在黎明时到淡水湖或港湾的咸水里去冼澡，我们那同样大小的足迹印在沙地上，不久便被深深的海水吞没了；在干草堆里睡午觉时，我们一边漫不经心地嚼着烟丝或草茎，一边讨论时局问题，我们深信自己将来会比长辈们干得好，谁也没有料到留给我们的却只是各种各样的灾难和蠢事。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滑冰比赛，看到我们在冬天的下午玩古怪的“天使”游戏，大家挥舞着胳臂扑倒在雪地里，在地上留下许多天使翅膀一样的痕迹；在拉脱维亚农庄的正房里，我们盖着农妇们最好的羽绒被子，在沉睡中度过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夜晚，在那食品定量配给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十六岁小伙子的胃口使她们又是心疼又是害怕。
在这个与战争隔绝的北方伊甸园中仍旧有许多姑娘；要不是我对迷恋女人嗤之以鼻的话，孔拉肯定会心甘情愿地瞟在她们的花裙子上的；孔拉这种人敏感多虑，生怕别人瞧不起，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成了情妇或朋友的笑柄，就是最心爱的东西也会引起他的怀疑。在精神方面，我们之间的区别既绝对存在又难以捉摸，就象大理石与白云石一样。孔拉的优柔寡断不仅仅是年龄问题：他生来就象漂亮柔软的天鹅绒那样百依百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是个呆头呆脑的小贵族，就知道同庄园里的少爷小姐们追逐嬉戏；他也可能是个近卫军的年轻军官，文雅、腼腆，是个骑马好手；他也可能是个俄国制度下逆来顺受的公务员，或者战后得时，成为柏林酒吧间里盲目追随t·s·艾略特或让•科克托的诗人。我们只是精神上有所不同：在体格方面，我们同样身体痩长，硬棒、柔韧，皮肤都是褐色，就连眼睛的颜色也一样。只是孔拉那头金发的颜色要淡一些，但这无关紧要。在乡下，人家把我们俩当作亲兄弟，这在那些不懂得热烈友情的人面前倒是可以应付一切；每当我们在要澄清事实真相的激情驱使下提出异议时，他们至多把这种酷似真的一样的亲属关系疏远一层，称我扪是堂兄弟。有时我夜里不去睡觉，而是取乐消遣，或者干脆一个人孤身独处，要不就是在露天咖啡馆与一些悲观失望的文化人谈天。我常常使他们感到惊讶，因为我肯定地告诉他们，我感受过真实可靠的幸福，这种幸福就象经久不变的金币，虽然能换一大把硬币或一沓战后马克，但它依然如故，丝毫没有贬值。我对这样一大堆往事的回忆克服了德国哲学的毛病，有助于把生死看得简单些。我的幸福是来自孔拉还是仅仅来自我的青春，这都无所谓，因为我的青春已经和孔拉一起死掉了。时世艰难也罢，那使普拉斯科维娅姨母的脸扭曲了的可怕抽搐也罢，都没有妨碍克拉托维塞是个宁静的大天堂，没有禁忌，也没有蛇。至于那个年轻姑娘索菲，她头发蓬乱，衣带不整，无视所有的男孩子，就知道拼命读书，而那些书却是一位住在里加的小个子犹太大学生借给她的。
可是迫于时令，我必须穿过边境回到德国接受军训，否则我就会失去自己身上最本质的东西。我在教官们的眼皮底下进行训练，他们被饥饿和肠胃病弄得面黄肌瘦，一门心思只想着积攒面包券。我周围的同伴中有几个人挺可爱，他们那时就已经发出了战后那种大轰大嗡的先声。战争再打两个月，我的命早就搭在协约国的大炮在我们的队伍中炸开的缺口里了，而此时此刻，也许我已经泰然自若地与法国的土地、葡萄酒以及法国儿童将要采摘的桑椹合为一体了。但我来的正是时候，刚好赶上了我军全面崩溃，对方也胜利落空，于是伴随着停战、革命、通货膨胀的好时光开始了。当然，我破产了，并同六千万人一样感到前途渺茫。我这个年龄的人最容易感情用事，受右派理论或左派理论的骗，但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些骗人的鬼话。我对你们说过，在没有任何机遇的情况下，只有人的决定因素在我身上起作用：我的决心永远是说一不二的。当时的俄国是个正在爆裂开来的大锅炉，它向欧洲发出一股被当作是新思想的烟雾；克拉托维塞掩蔽着红军的一个参谋部；德国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之间的通讯联系也没有了保障，而孔拉又是那种从不写信的人。我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这是我青年时代唯一的一次幻觉，但不管怎样，与克拉托维塞的青少年和那位老疯女人相比，我自然是见多识广，年长成熟的代表。我萌生了一种家庭责任感，甚至要把这种关切扩展到对索菲和普拉斯科维娅姨母的保护上。
虽然我母亲爱好和平，可她还是赞成我加入威尔茨男爵将军的志愿兵团，在爱沙尼亚和库尔兰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这位可怜的女人在这个国家里有过一些田产，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反击的威胁，而那越来越靠不住的田产收入却是她过熨衣女工或旅馆女仆生活的唯一保障。我说这些，并不是说下面的情况就不真实了：东方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通货膨胀使她得以向她的女友们掩盖，我们早在德皇威廉二世、俄国或法国使欧洲卷入战争之前就已经破产了。女人最好还是当个身遭厄运的受难者，也不要作一个在巴黎妓院和蒙特卡洛赌场被人刮尽钱财的男人的寡妇。
我在库尔兰有几位朋友；我了解这个地方，会那儿的语言，甚至还能说几句当地土话。虽然我作了一切努力想尽快到达克拉托维塞，可我还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它同里加之间的那几百公里的路程走完。这三个月正是潮湿、多雾的夏天，你经常可以听到犹太商人叫卖的嗡嗡声，他们从纽约赶来，为的是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购买俄国移民的首饰。在这三个月里，我恪守着还比较严格的纪律，听着参谋部里的闲话，参加了没完没了的军事行动，我吸着烟草，隐隐感到焦虑，就象牙病的剧疼时时袭来一样。到第十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变得脸色苍白，但心里却很高兴，就象拉辛在一部悲剧的最初几行诗中所描写的俄瑞斯忒斯一样，因为我又看到了孔拉。他穿着一套很合身的军装，这大概是他用老姨母最后几颗钻石中的一颗买下的，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疤痕，看去好象他在漫不经心地嚼着几朵紫罗兰。他保持了孩提时的天真无邪、少女的温柔以及梦游症患者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过去他就凭着这股勇气爬到公牛的背上或在浪尖上嬉戏。晚上，他常常诌一些带有里尔克风格的歪诗消磨时光。我头一眼就看出，当我不在的时候，他的生活已经停滞不前了，而更为无情的却是，我必须承认不管表面如何，我也是如此。远离开孔拉，我的生活就象羁旅人的生活一样。他身上的一切都唤起了我的绝对信任，今后我再也不可能把这种信任转到其他人身上了。在他身旁，你会感到身心非常安宁，因为他的爽直、坦诚让人放心，再加上他的工作效率极高，你就是再忙也会感到应付裕如。他是一位理想的战友，就象他曾经是一位理想的童年伙伴一样。友谊首先是可靠，这正是它有别于爱情的地方。友谊也是对另一个人的尊重和对他的完全容纳。但愿我的这位朋友以死向我证明的，就是他对我给予他的敬意和信赖的全部报答。
孔拉多才多艺，要是赶上比革命或战争稍好的环境，他一定比我更容易摆脱困境；他的诗和他的美貌会讨人喜欢；他可能会在保护艺术的巴黎妇女中间显身扬名，也可能在柏林那些使人堕落的环境里步入岐途。在波罗的海这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机遇全在恶人一边，因此我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他：后来清楚了，他在这里迟迟不走也都是为了我。我从他那里得知，克拉托维塞，曾被红军短期占领过，奇怪的是没有受到损害，这大概是由于有小个子犹太人格里戈利•勒欧在的缘故，这个人过去是里加一家书店的职员，常常巴结索菲，给她推荐书看，而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军队里的中尉。克拉托维塞城堡自从被我军夺回之后，一直处于战区的中心，随时都有受到偷袭和机枪攻击的危险。在最近的一次警报中，妇女们都躲进了地下室，可索妮娅（这样称呼索菲真俗气）却逞强，偏要跑出去遛她的狗。
我军驻扎在克拉托维塞城堡几乎与驻扎在附近的红军一样使我不安，因为它肯定会把我朋友最后的钱财全部耗尽。我开始了解到内战中一支濒于瓦解了的军队的内幕：什么地方能够提供诱人的美酒和贞洁的姑娘，什么地方就肯定会有恶棍建立冬季宿营地。把一个地方毁了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正是那些所谓的救命恩人。我对此倒不太关心，对我至关重要的是克拉托维塞。于是我提请别人注意，我对地形学和当地的资源了如指拿，完全应该派个用场。经过再三犹豫，他们终于发现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一些人出谋、另一些人划策的帮助下，我得到了去这个地方的东南分区重新组建志愿军纵队的命令。我和孔拉领到的任务本来就够可悲的，而我们两人的处境就更加可悲。我们在一个黑沉沉的深夜来到克拉托维塞时，浑身上下已经沾满了泥浆，就连那儿的狗也认不出我们了，对着我们一个劲儿地汪汪。为了证明我的地形学知识确实可靠，我们还在距红军前哨只有几步远的沼泽地里蹚着泥水走到天亮。我们的战友离开餐桌站了起来（当时他们正在吃饭），慷慨大方地叫人给我们换上了两件便袍，这是过去孔拉在最好的年代里穿的衣服，而现在我们发现上面已经添了不少污迹和雪茄烟烧的窟窿。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太激动了，这使她脸部抽搐的怪毛病变得更严重了：她那副怪模样也许会使敌军乱了营呢。至于索菲，她已经消去了青春期的脬肿，长得很美，她那短发的式样也与她很般配。她脸色阴郁，嘴角上留下了一道酸楚的皱纹；她不再读书了，可是一到了晚上就怒气冲冲地拨弄客厅里的炭火，象易卜生笔下厌恶一切的女主人公那样嗟叹烦恼。
我扯远了，最好还是如实地描写一下我们深夜归来时的情景：开门的是米歇尔，他上身穿了一件滑稽的仆役制服，下面套了一条当兵的裤子，手举着一盏马灯站在前厅里，因为大家早就不点枝形吊灯了。白色的大理石墙壁总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令人想起路易十五时期一幅直接刻在爱斯基摩人房屋里的白雪上的壁画。孔拉回到这所还算完好的房子，望着正扶梯的镜子上面那一大块被枪弹打中而留下的不规则的星形弹痕，望着门把手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指印，仿佛每一小块破损都使他受到侮辱似的，他进门时那种温情脉脉、深恶痛绝的表情怎么能让人忘掉呢？那两位女人深居简出，生活在二层的一间小客厅里：孔拉的响亮嗓音使她们怀着侥幸心理来到门口，我看见楼梯的上方露出了一个金发散乱的脑袋，索菲顺着梯子扶手一滑就滑了下来，脚后还紧跟着那只尖声叫唤的小狗。她扑过来搂住哥哥的脖子，然后又搂住了我，高兴得又是笑，又是跳：
“是你吗？还有您？”
“到。”孔拉说，“不过，这可是特雷比宗德王子驾到！”
他抱着妹妹在前厅里跳了一圈华尔兹舞。哥哥刚一放开她、伸出手臂向别人跑去，她便立刻停在我的面前，脸红得象是刚刚参加完一场舞会：
“埃里克！您变化真大！”
“是吧？认一不一出一来一了。”
“那倒不是。”她摇晃着脑袋说。
“为浪迹江湖的哥哥健康干杯！”小个子弗朗兹•冯•阿朗站在餐厅门口高声叫道，他手里拿着一杯烧酒追在年轻姑娘的后面，“试试，索菲，就喝一小滴！”
“您想拿我开玩笑么？”姑娘做了一个嘲弄的鬼脸，猛地从这位年轻军官伸过来的胳臂下面钻了过去，消失在通往厨房的那扇半掩着的玻璃门后面，喊了一声：
“我去叫人给你们送吃的来！”
这会儿功夫，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倚在二楼梯子的扶手上，正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轻轻哭着，她感谢东正教诸神满足了她为我们做的祈祷，嗓子眼里叽叽咕咕的象是一只年老多病的斑鸠。她的房间里散发着一股蜡烛和死亡的臭味，到处都是被蜡烛熏黑了的神像，其中有一尊非常古老，那银制的眼皮里面曾经镶嵌着两颗祖母绿。在布尔什维克那次短期占领期间，一个士兵敲掉了那两颗宝石，如今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只好在这位瞎眼的保护姑娘面前祈祷了。过了一会儿，米歇尔从地下室端着一盘熏鱼走了上来。孔拉空喊了一阵索菲，弗朗兹•冯•阿朗耸了耸肩，向我们担保她晚上不会再露面了。于是我们不去管她，自己吃起晚饭来。
第二天，我在她哥哥的房间里重新见到她，但每次她都能想办法蹓走，灵活得象只又变野了的小母猫。可是在我们刚一回来的时候，她曾在最初的兴奋之中着着实实地给了我一个唇吻，我不禁伤感地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姑娘的亲吻，惋惜父亲没有给我生一个妹妹。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把索菲当妹妹看待的。在战争的间隙中，这座城堡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只是使唤人员被裁减到只剩下一个老保姆和园丁米歇尔，另外还有一些从喀琅施塔得逃出来的俄国军官，他们就象那些前来参加一场没完没了、令人生厌的打猎比赛的宾客，挤得到处都是。有几次，我们被远处的枪声吵醒，为了消磨漫漫长夜，我们三个人便同一个死人玩起桥牌来，对这个虚设的死人，我们差不多总能安上一个新近被敌人打死的人的姓名。索菲那种抑郁心情有时也能消释，但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她摆脱她所特有的担惊受怕的慌乱心理，就象那春回大地的地方仍旧保持着冬天的严寒一祥。一盏为谨慎起见而把光线集中到一起的灯，使她苍白的脸庞和双手有了光彩。索菲的年龄正好跟我相同，这本该使我有所警惕，虽然她身材丰满，可她那受过创伤的少女的外表却给我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显然，仅仅两年战争不可能把这张脸上的每一线条都变得这样执拗和悲伤。当然，正当她应该去白色舞厅跳舞的年龄，她所经受的却是枪弹的危险和听到强奸和酷刑故事时所产生的恐惧，她有时忍饥挨饿，永远焦虑不安，眼瞅着她在里加的亲戚紧贴在自己家的墙壁上被一个红军班的战士杀害，为了适应那些与她的少女梦想截然不同的场景，她所付出的努力完全会使她的眼睛痛苦地变大。但是，要么是我完全搞错了，要么索菲就不是个温柔女子：她只不过是心地非常宽厚而已；这两种相似疾病的症状常常被人搞混。我感到，在她身上发生了某种比国家和世界动乱还要重要的东西，我终于弄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几个月来，她是与一些在酒精和接二连三的危险刺激下动不动就发火的男人杂居在一起的。有几个畜生两年前还可能是她的华尔兹舞伴，如今却急急忙忙地将隐藏在情话下面的真相告诉了她。夜晚，姑娘的房门不知被人敲打过多少次，也不知有多少条胳臂紧过她的腰，她必须拼命挣脱出来，就是把那条可怜破旧的连衣裙揉皱也在所不惜，还有她那对姑娘的乳房……。我不敢相信，我面前的这位小姑娘已经受到淫欲的凌辱；在这方面我与那些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截然不同，他们对女人是有便宜就占，而我对索尼娅的失望却给予了非常充分的肯定。一天早上，米歇尔正在园子里刨土豆，我终于从他嘴里知道了那个人所共知的秘密，不过我的伙伴们都非常通情达理，对此一直守口如瓶，使得孔拉对此一无所知。索菲被一个立陶宛的中士强奸了，这个人后来负了伤，被疏散到后方去了。他当时是喝醉了酒，第二天他来到大客厅，当着三十几个人的面跪在地上，一面装哭一面求饶；而这一幕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比头天晚上那恶劣的一刻更叫人恶心。一连几个星期，她总是想起这件事，深恐自己可能怀孕。后来，不论我同索菲有多么亲近，我从来都没有勇气暗示这个不幸的事情：在我们之间，这是一个永远被回避、又永远存在的问题。
但奇怪的是，听过这件事以后我倒更加接近她了。当索菲非常纯洁、非常有分寸时，她只会象我母亲在柏林的女友的姑娘一样，使我隐隐感到烦恼，暗自局促不安；如今她被人玷污了，她的经历和我差不多了，于是，这段中士的插曲便奇怪地抵消了我对自己在布鲁塞尔一家妓院里那唯一的一次丑恶行为的记忆。她从可怕的痛苦之中排解出来，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可我的思想却总要回到这上面来，我后来给她造成那么多痛苦的唯一理由，也许就是我陷得太深了。我和她哥哥的到来，使她逐渐恢复了已经失去的克拉托维塞女主人的身分，在此之前，她在自己家里简直就是一个惊恐不安的女囚。她壮着胆子同意主持一天的三顿饭，实在叫人感动，就连军官们也都向她吻手致意。时间不长，她的眼睛重又放射出了那种天真的光芒，只有一颗崇高的心灵才会发出这种光芒。此后，这双会说话的眼睛又变得混浊了，除了使我记忆犹新的那一次外，我再也没有看到它们闪耀出美妙明澈的光芒。
为什么女人所钟情的恰恰都是那些与她们无缘的男人，到头来不是使自己变得不近人情，就是使自己痛恨他们？回到克拉托维塞不久，每当我看到索菲满脸通红，突然溜走，看到那种与她的直率性格极不相符的斜视眼光，我总以为这是少女在一位新来乍到的人面前，天真无邪地被他吸引住时所特有的完全自然的局促不安。不久，当我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我便学会了对那些痛不欲生的羞辱表现给以比较正确的理解，更何况她在自己哥哥面前也是这样。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满足于第二种实际上是正确的解释，整个克拉托维塞的人都在或同情或愉快地谈论着索菲对我的爱情，说这位受过惊吓的姑娘仍旧对我很着迷。我用了好几个星期才发现，那白一阵红一阵的脸颊，那一边颤抖一边克制着的面孔和双手，那沉默寡言，那急急忙忙、滔滔不绝的话语，它们所表示的是一种有别于羞耻的东西，甚至远远胜过欲求。我不是自命不凡：对于我这样一个蔑视女人的男人来说，这相当容易，而且，为了更加坚定自己对女人的看法，我还作过选择，只同最坏的女人来往。所有这些使我很容易对索菲产生误解，更何况，她那既温柔又刺耳的声音，那剪得很短的头发，那痩小的衬衫，那双总是沾着硬泥巴的大皮鞋，使她在我的眼里成了孔拉的弟弟。在这个问题上是我看错了，而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却是终于有一天，我在这错误中发现了那自己终身难忘的、实实在在的唯一真情。在此之前，更为糟糕的却是，我对索菲的友情就象一个男人对他并不喜欢的小伙子那样随随便便。这种态度本来就非常错误，再加上索菲和我出生于同一个星期，运星相同，她不但不是我的妹妹，反而成了我不幸的姐姐，这就更加危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首先和我进行赌博；她步步为营，简直把命都赌进去了。况且我不可避免地要分心，而她却是精神贯注。我脑子里有孔拉，有战争，还有一些自己后来才放弃的勃勃野心；而她的脑子里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我一个人，似乎我们周围的整个人类都成了这出悲剧中的小道具。她帮助女仆人做饭、喂鸡，是为了让我能吃饱饭，而当她同几个情夫在一起，却是为了惹我发怒。我命中注定是要输的，即便她并不会因此而高兴，而且，我再怎么消极抵抗，也抵挡不住这个任凭自己整个身体向下滑的人的重量。
与大多数稍有头脑的人相反，我已经没有自卑的习惯，只剩下自尊的心理；我深深感到，人的每个行为都是完整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尽管它早一分钟无法逆料，晚一分钟又时过境迁。我忙着对一系列事情做出决策，象只动物一样没有时间自寻烦恼。但是，如果说青年时代是个与事物的自然规律不相适应的时期，那么我一定比自己料想的还要年轻，还要不能适应，因为，发现索菲那纯朴的爱情之后，我惊呆了，甚至感到丢人。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里，感到吃惊，就是处境危险，而处境危险，就会使人暴跳如雷。我本应该恨索菲；她怎么也没有料到我的长处就是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但是，任何一个遭到白眼的情人都握有对我们的傲慢进行卑鄙要挟的把柄：人所固有的自鸣得意的心理，以及他看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终于与他长期以来的愿望相符时所具有的飘飘然的感觉，所有这些都会促成这一结果，于是他听天由命，扮演起上帝的角色。我必须说一下，索菲的自负并不象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荒唐：她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终于找到了一个和她有共同身分、共同童年的男人，而且，她在十二岁到十八岁之间读的所有小说都告诉她，对哥哥的友情最终都会以对妹妹的爱情为结局。这种出自本能的朦胧打算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不能指责她没有考虑到无法逆料的独特行为。我的出身还算过得去，长相也不错，年轻有为，生来就是为了集中索菲的全部憧憬于一身。这个年轻姑娘过去一直关在家里，身边只有几个无关紧要的粗人和一个最富有魅力的哥哥，然而大自然似乎并没有赋予她一丝一毫的乱伦念头。每当我回想起往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就是她的兄长，因此乱伦的苦恼便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可是当人的手里抓到各种各样的牌时，不赌一下是不可能的，每次轮到我出牌时，我都放弃了出牌的权利，但这仍旧是赌。很快，在索菲和我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如受难者同刽子手一样的密切关系。残酷绝非我的天性；环境要负责任；而且，很难肯定我在这里就没有乐趣。作兄长的要是糊涂起来同作丈夫的一样，因为孔拉什么也没有察觉。他这种人天生充满了梦想，能够凭着得天独厚的本能，对现实当中那种令人气愤的扭曲一面不闻不问，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放在象白天和黑夜一样简单明了的事实上。他对朋友胸怀坦荡，问心无愧，整个生活不是睡觉、读书，就是拿生命冒险，或是负责电报值班，有时他也在诗笺上信笔涂鸦，而这些诗却永远只是一颗可爱心灵的平淡无奇的反映。一连几个星期，索菲象那些自以为没有被人理解的痴情姑娘一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折磨，并且为自己落到这步田地而恼火；她气呼呼地以为我是个傻瓜，开始对那种只会使喜欢浪漫想象的人高兴的处境感到厌倦，她不再抱着浪漫的幻想，完全变成了一把无情的尖刀。她向我作了一些自以为非常全面的表白，而我觉得这些表白的高尚之处恰恰是它所暗示的那些东西。
“在这儿多好呀！”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和我在园圃的一间小茅屋里坐了下来。这次两人单独见面的短暂机会，是我们使用了通常只有情人才会想出的诡计设法安排的。她猛地一磕她那乡下女人的短烟锅，使烟灰散落在自己的周围。
“是的，这儿挺好。”我重复了一句，被这种刚刚体验到的温情陶醉了，就象我的生活中插入了一段新的音乐主题似的，我笨拙地摸了一下她那双放在园圃桌子上的结实的手臂，我要是抚摸一只俊犬或是一匹别人送我的马，也许就是这副样子。
“您相信我吗？”
“阳光也不如您的心灵纯洁，亲爱的朋友。”“埃里克，”她把下巴沉重地支撑在自己那双交叉在一起的手上，“我真想立刻就告诉您我爱上了您……只要您愿意，明白吗？即便这不严肃……”
“和您在一起总是很严肃的，索菲。”
“不对，”她说，“您并不相信我。”
她赌气似地把头向后一仰，摆出一副比任何爱抚都更娇柔的挑战神态：
“不过，您可不要以为我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好。”
我们两个人还都太年轻，非常不随合，再加上索菲那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直率性格，我们之间闹误会的机会就更多了。一张散发着树脂气味的杉木桌子把我同这位直截了当找上门来的姑娘分开了，我一个劲儿地用墨水在一张用旧了的参谋部地图上划着一条越来越不清晰的虚线。为了避免别人怀疑她是同我合计好了的，她选了一条最旧的连衣裙穿在身上，脸上也没有涂脂抹粉，就连那两只小木凳和有米歇尔在院子附近劈柴的环境也是她选的。她以为自己已经厚颜无耻到了极点，其实她当时那副天真的样子完全会使作母亲的心花怒放的。更何况，她的天真质扑使最坏的诡计也变得那样巧妙：如果说我当时爱上了索菲，那是因为她单刀直入地刺了我一下，我很高兴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与女人有着天壤之别的东西。我随口编造了一些推托之词打退堂鼓，第一次尝到真情实感中有着一种令人恶心的味道。不言而喻，真情实感中那种令人恶心的东西，恰恰就是我迫于真情不得不向索尼娅撒谎。从那以后，聪明的办法应该是躲开这位姑娘，但是在我们这种困守的生活里，躲避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此之外，我没过多久也离不开这杯我不愿被它醉倒的烧酒了。我承认，我的这种自鸣得意只配踩在脚下，但索菲的爱情却启发了我，使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是否合情合理，不过她愿把整个身心全部贡献出来的态度，反而增强了我身上那种男人所特有的自尊心或虚荣心。可笑的是，恰恰是我那些冷漠、拒绝的品质使她爱上了我：在我们最初的几次见面中，她要是发现我的眼睛闪闪发光，准会非常厌恶地把我赶走，可如今她看不到这种光芒就会痛不欲生。她象正直的人所常做的那样反省了一通，认为自己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她大胆暴露了自己的爱情：殊不知，自尊心同肉欲一样，是会知恩图报的。她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下决心从此矜持行事，就象一位古代妇女目不斜视地紧拽着自己胸衣的带子一样。她整天在我面前绷着个脸，把面部肌肉抽得紧紧的，不让它颤抖。她一下子变得同杂技演员和殉难者一样美了。这位姑娘象是忍着腰疼，登上了爱情的狭窄平台，无所寄托，无所保留，无所需求：可以肯定，她在那里坚持不了多久。没有什么比勇气更使我激动的了：这样一种牺牲一切的精神值得我给予最完全的信任。她永远也不会相信我会信任她，因为她想不到我对其他人不信任到了何等地步。别看表面现象，其实我并不后悔自己曾经尽力把她当作知己：我一眼就看出在她身上有着一种经久不变的本质，同她在一起，就好比同某种元素在一起一样，我们可以定立一种既危险又稳妥的协定：比如我们只要了解了火可以把人烧死或烧伤的规律，我们就可以放心使用它了。
我希望我们那段形影不离的生活给索菲留下的记忆同我的一样美好：不过这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她死得较早，没有积攒下什么可供回忆的资本。从圣·米歇尔节起出现了下雪的天气，紧跟着是雪水融化，然后又是下雪。夜晚，克拉托维塞城堡一片漆黑，好象一艘被人遗弃的船只封冻在浮冰之中。孔拉独自一人在塔楼里工作；我聚精会神地看那些把我的桌子都堆满了的电报；索菲象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进了我的房间。她坐在床上，把那踝骨上裹着又厚又暖的羊毛袜子的双腿晃来晃去。虽然她会象犯了罪似地责备自己没有尊守诺言，但是索菲无法使自己不做女人，就象玫瑰花无法使自己不做玫瑰花一样。她身上的一切都显示着一种欲求，这不是肉体的欲求，而是比肉欲强烈千百倍的心灵的渴望。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拖过去了;我们无精打采地谈着话，有时还会骂上几句；为了不离开我的房间，索菲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借口；她和我单独在一起，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找那种可以使男人同女人云雨一番的机会。虽然我很生气，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如同击剑比武一般令人筋疲力尽的挑逗，因为我有面罩护脸，而她却暴露无遗。我那冰冷、窒息的房子里混杂着一股节煤炉子发出的怪味，它现在却成了我们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比武的体操房，我们时时刻刻互相戒备着，试图激怒对方搏斗，直到天色破晓。熹微的晨光把孔拉带回到我们身旁，他又疲倦又高兴，就象一个刚刚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孩子。几个准备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前方哨所的伙伴把脑袋探进那扇半开着的房门，想和我们一同喝一天当中的第一杯烧酒。孔拉坐在索菲身旁，在狂笑声中教她用口哨吹一首英国歌曲的几个段落，他的手稍一抖动，他便认为这是喝了烧酒的缘故。
我常常对自己说，索菲当初第一次碰到我的拒绝时也许会暗自感到宽慰，而且，在她的主动求爱中有着很大一部分自我牺牲的精神。她对自己那段唯一的丑恶往事仍旧记忆犹新，所以比起其他的女人来，她对性爱就更为大胆，也更为惧怕。另外，我的索菲生性腼腆；而这正好可以说明她冲动时的勇气。她太年轻了，不可能想到，光有骤然而至的冲动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还不是生活，生活中还包括了妥协和忘却。在这个观点上，即使她活到六十岁，也永远是非常幼稚的。但是，索菲很快就度过了在激情的驱使下情愿献身的时期，开始把以身相许看作是与活着要呼吸同样自然的事情。从此以后，我成了她为自己寻找的答案，而她以前的那些不幸，似乎也因为我的出走而得到了完满的解释。过去她痛苦，是因为她的生活里还没有升起爱情之光，再加上时运不佳，使她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道路。如今她恋爱了，她把自己最后的犹豫一层一层地揭去，动作爽直干脆，就象一个冻僵了的游客在阳光下脱去被雨水淋湿了的衣服，赤裸裸地站在我的面前，任何一个女人也不会象她这样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也许她仅仅一下便惊恐骇怖地用尽了自己对男人的全部恐惧和抗拒，她献给自己初恋者的就只能是一颗甘甜醉人的果实，任凭他放在口中或置于刀下。人有了这种热恋的激情便会有求必应，并且很容易得到满足：要想使索菲的脸上立刻呈现出那种人们躺在床上才会有的精神振作的表情，我只须走进她所在的那间屋子里就够了。每当我触摸到她的时候，便会感到她脉管里的全部血液都变成了蜜一般。可是再好的蜜放久了也会发酵变酸：我没有料到，我将要对自己的每一过错都付出百倍的代价，并且，索菲为了姑息我的过错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还要单算。爱情使索菲在我的手中象是一只质料既柔软又坚韧的手套一样；有时我离她而去，几个小时过后，我仍会在原来的地方找到她，就象一件被人遗忘的物品。我对她有时傲慢无礼，有时温文尔雅，但目的却是一个，即让她的爱情更加强烈，痛苦更加深重，在她面前，我的虚荣心就象情欲一样败坏了我的名誉。后来，当她开始在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时候，我便屏除了自己那种温文尔雅的态度。我敢肯定，索菲不会向任何人袒露自己的痛苦，但我奇怪的却是，她没有把孔拉当作知己谈谈我们不同寻常的乐事。我们之间大概已经有了一种默契，因为我们两人都把孔拉当作孩子来看。
光听我说了，好象这些悲剧都是发生在真空里一样：然而，它们却是以各自的背景为条件的。我们在克拉托维塞苦也好、乐也好，都是有其环境的：那几条走廊，窗子全都堵上了，人走在里面总是绊脚跌交；那间大厅，布尔什维克只是把里面收藏的那套中国古代兵器运走了，厅里那张女人的肖像被刺刀捅了个窟窿，她在壁炉的上方望着我们，象是觉得这场劫难很好玩似的；时间在这里也起过作用，它使我们焦躁地等待进攻，也使我们感到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别的女人可以自得其乐，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们都能在梳妆台前，在与理发师和女裁缝的悄悄话中，在对着镜子的梳妆打扮中，过着一种与男人迥然有别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还不可思议地得到了人们的保护。而索菲所能得到的，却是在一座已变成兵营的房子里过着一种男女混杂的别扭生活，她不得不当着我们的面在灯下缝补她那件粉红色的羊毛内衣，她还得用当地出产的肥皂给我们洗衬衣，把两只手都弄皲了。在这种战战兢兢的生活里常常会发生一些龃龉摩擦，弄得我们焦头烂额、冷酷无情。记得有一天晚上，索菲负责为我们把几只骨痩如柴的小鸡拿来杀掉煺毛：我从来没有在这样一张坚定的面孔上看到过那种心慈手软的表情。我一根一根地吹去沾到她头发里的绒毛；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从她的手上油然升起。每当干完这类活，她总是拖着沉重的雪靴，疲惫不堪地走回来，然后把潮湿的皮袄往什么地方随便一扔，不是拒绝吃饭，就是拿过她执意用变质面粉为我们做的那些令人倒胃口的薄饼，狼吞虎咽地大嚼一通。这样一种吃饭法使她渐渐变瘦了。
她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热情，但她微微一笑就足以使我明白，她其实只是在为我一个人服务。她大概是个善良的女人，因为她总是放过折磨我的机会。女人从来都不会原谅自己的失败，而索菲却敢于同失败做斗争，象那些心眼端正、陷入绝望的人那样做事：她总是寻找对自己最坏的解释打自己的嘴巴；她还象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可能会做的那样自己审判自己，如果普拉斯科维娅姨母还有能力这样做。她认为自己不配有奢望：这样一位天真无邪的姑娘真值得人五体投地。另外，她从来也没有想过放弃献身的打算，不管我是否接受，这对她同样都是决定不变的。这是她傲慢性格的一个特点：她决不会收回被一个穷人拒绝了的施舍。就让她蔑视我吧，我肯定她是这样的，而且为她着想我也希望如此，但是，任何蔑视也不会阻止她在爱情的冲动之下吻我的双手。我盼呀盼，就等着她能做出一些对她来讲简直就是冒犯神明的事情，象发火啦，给我一顿罪有应得的惩罚啦，或者随便什么行动，可她却始终怀着一腔痴情，对我有求必应。她没有脾气这一点使我又放心，又沮丧。我很感徼她曾经陪我从园圃中穿过：这对于她大概就象被罚入地狱的人的散步。冰冷的雨水落在我们的脖颈上，使她的头发和我的一样紧贴在头上，她有时用掌心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咳出声来，有时又用手指揉搓一根芦苇，我们沿着平静、荒凉的池塘散步，那天池塘的水面上还浮着一具敌人的尸体，所有这一切都使我非常喜欢。突然，她靠在一棵树上，我便由着她的性子，让她对我说了一会儿情话。一天晚上，我们浑身淋了个透湿，不得不躲到一座已经坍塌了的猎人小屋里来，我们脱去身上的衣服，肩并肩地靠在这所屋顶尚存的窄小房间里：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位冤家对头当作朋友看待。她裹着一件马披风，而对着她刚刚点燃的火堆烘烤我的军装和她那件羊毛裙。在回来的路上，为了避开枪弹我们不得不东躲西藏：我象情人那样搂住她的腰，用力将她按倒在一条壕沟里，让她趴在我的身边，这一举动毕竟证明了我并不希望她死。我所气忿的是，在这么多的痛苦中，我总能在她的眼睛中看到一种令人钦佩的希望之光：在她的身上，有着那么一种女人对别人欠下她们的债务至死都不肯撒手的信心。这种毫不气馁的感人精神说明，天主教教义把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罪恶的灵魂放入炼狱而不是驱入地狱很有道理。在我们两人中间，大家同情的是她，因为她最得人心。
她和我们所有人都想的不同，因此衷情人所常有的那种可怕的孤独感在她身上就变得更加严重。索菲几乎不怎样掩饰自己对红军的同情：对于一个有象她那样心灵的人来说，最高雅的举止显然就是为敌人开脱。她已经习惯于违拂自己的心愿想问题，因此，她为敌人辩护也好，对我宽恕也好，也许都是出于同样的宽宏大量。索菲的这种倾向自少年时代起就有了，孔拉要不是总能立刻就采纳我对生活的看法，也会有这种倾向的。那年十月是内战当中最糟糕的月份之一：冯•威尔茨一动不动地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内地，差不多把我们完全拋弃了，我们象一群遇难船只上的难民在克拉托维塞城堡代管人的办公室里悄悄商量对策。每次开会，索菲都来参加。她背靠在门框上，心里矛盾重重，一方面，她有自己的信念，这毕竟是她唯一的私人财产，另一方面，她又感到自己摆脱不掉对我们的友谊，无疑地，她是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她大概不只一次地希望飞来一枚炸弹，把我们参谋部里那些扯不完的废话结束掉，她的愿望经常是差一点就实现了。另外，她的心也够狠的，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红军俘虏在她的窗下被人枪毙也没有一句抗议的话。我觉得，我们当着她的面通过的每一项决议都会在她的内心深处引起仇恨的爆发；相反地，每当涉及到具体细节时，她便用一种村妇的冷静头脑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便一起争论这场战争的后果和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双方激烈到非得换个话题为止；她并不向我隐瞒自己的偏爱；这是她身上唯一没有因爱情而受到损害的东西。既然索菲已经堕入了情网，所以我非常想看看她那种既卑下又崇高的情感到了什么地步，于是我不只一次想方设法，企图使这位姑娘同自己的准则，或者确切地说同勒欧灌输给她的那些思想发生矛盾。我要得逞决不象大家所想的那样轻而易举；她顿时发作起来，怒气冲冲地表示抗议。她有一种古怪的愿望，这就是除了我本人之外，她要恨我的一切。但她对我仍旧是百分之百的信赖，而且正是在这种信赖的驱使下，她还向我袒露了一些她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的有损名声的事情。一天，我强迫她背着弹药到前沿阵地去；她马上就接受了这个渴望已久的送死机会。相反，她却不肯为我们这边放一枪。真遗憾：还在十六岁的时候，她就在搜捕野兽中显露出自己是个神枪手了。
她捕风捉影，查找自己的情敌。在这些令我恼火的调查中，嫉妒的成分也许要比好奇的成分少。她象一个自觉没救了的病人那样，不再求药治病，只是一个劲儿地寻问病因。她硬要我说出几个人的名字，我当时回答得太草率了，竟没有杜撰几个给她。一天，她向我保证她会为了一个我所爱的女人毫不痛苦地放弃自己的爱情，这是她对自己认识不足：如果这个女人确实存在，索菲就会声称这个女人配不上我，并千方百计使我离开她。假使我说自己在德国有个情妇，那么这种浪漫假说仍旧不会使我们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在我们这种龟缩一隅的生活中，只有两、三个女人能够受到怀疑，可是她们的殷勤讨好不仅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也不会使任何人得到满足。为了一个负责给我们烤面包的红棕头发的农妇，我们俩还莫名其妙地吵过几场。一天晚上，我非常鲁莽地告诉索菲说，如果我需要一位妻子，那么我最后一个才会找到她，这是真话，当然这另有原因，决不是因为她不美。她到底是个女人，只会想到美不美的问题；我看到她象个挨了醉鬼一拳的客栈侍女，浑身摇晃起来。她跑出房门，倚着楼梯扶手向楼上走去；我听到她在楼梯上跌撞着脚步，发出呜咽的哭声。
她大概一夜没睡，俯身在自己闺房里的那面镶着白框的镜子跟前，思忖着自己的容貌、身段是否真的只能博得那些喝醉了酒的中士们的欢心，她藏在心中的爱情是否因自己的眼睛、嘴巴、头发而坏了事。镜子映照出她那双充满孩子气的天使一般的眼睛，她那张尚未定型的宽脸庞既象春天的大地，又象坦荡的国家，也象有小溪一般的泪水流淌着的松软田野；她的脸颊白里透红，好似红日普照下的白雪；她那动人心肠的丹唇，几乎会使人战栗发抖；而她那满头的金发，就象我们已经吃不到了的那种香喷喷的面包一样柔软蓬松。她憎恶所有这些不争气的东西，恨它们在她所爱的男人面前没有帮她一把，她绝望地拿自己同挂在墙上的白珍珠和俄国女皇的照片进行比较，一直哭到天亮，而她那双妙龄少女的眼睛却没有因此受到损害。第二天，我发现她头一次忘记戴那些睡觉时用的卷发夹子，过去一碰上夜间警报，这些夹子就会使她象只蛇发美杜莎一样的女妖。她从此承认自己长得丑陋，于是破罐破摔，索性梳着平直的头发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对这种光滑的发型称赞了几句，不出我所料，她又重新鼓起了勇气；剩下来的就是她对自己所谓没有魅力的担忧了，但这只会使她建立起某种新的信心，仿佛她再也不用担心她是以美色要挟我，因而更有权力要求我把她当作女友看待。
我带着两个伙伴，坐上美国滑稽电影中那种象犯了癫痫病一样的福特牌汽车，到里加讨论下次攻势的战局。军事行动的基地大概要设在克拉托维塞，孔拉被留在原地督促完成准备工作，他做起事来时而积极主动，时而漫不经心，这种混合物只有在他身上才能见到，可它却会使人心安定。即便将来人想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也不会凑热闹作拿破仑手下令人敬佩的副官，作那种老师的想法只有通过他们才会得到说明的理想弟子。我们驾着打滑的汽车在结冰的路面上行驶了两个小时，历尽千难万险，就象一个人驾车去瑞士过圣诞节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突然丧命。战争和我个人的私事发展到这步田地，令我非常恼火。在库尔兰参加反布尔什维克保卫战并不仅仅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我成天忙于应付那些帐务、病号、电报，应付身边那些里三层、外三层，或是跟你斗心眼的伙伴，这使我同孔拉的关系渐渐恶化起来。人表达温情总想有个清静的环境，即便身陷危境，起码也得安静一些。人在一间臭气熏天的营房里很难谈情说爱，或倾诉友情。真没想到，我在克拉托维塞的生活竟变得这样臭不可闻。在这种简直要把人憋死的阴郁烦恼环境中，只有索菲一个人能够挺得住，这也难怪，不幸的人总比幸运的人更经得起磨难。然而，正是为了躲避索菲，我才自行决定到里加来的。十一月的天气使这座城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凄凉。只记得冯•威尔茨的拖宕延误使我们怒火中烧，还记得我们曾在俄罗斯夜总会里喝低劣的香槟酒，身边除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地地道道的犹太女人，还有两个匈牙利女人，这两个女人想让人把她们当成法国女郎，可是她们的巴黎口音简直要使我骂出声来。几个月来，我已经变得赶不上时髦了：我很难看惯女人头上那种深陷下去的可笑帽子。
将近凌晨四点，我在一个匈牙利女人的陪伴下，回到里加那唯一还过得去的旅馆房间里，我并不糊凃，说心里话，我还是更喜欢那个犹太女人。社会中有那么多习俗要人去遵守，如果说我百分之九十八的想法是尽量不在伙伴面前显出自己与众不同，那么剩下的就是有意对抗了，不过这可是冲着我自己来的：人并不是总在道德方面对自己约束最多。男人的意图好似一团乱丝，甚至事情隔了这么长时间，我仍旧没有弄清楚自己这样做，是想通过走一段弯路来恢复我同索菲的密切关系，还是想拿她那世界上最纯洁的欲念同我躺在床上在随便拉来的女人怀中度过的那放荡的半小时相提并论，对她进行侮辱。我也许已经感到有必要加深对女人的蔑视，因为我对女人的任何一点厌恶肯定都会转到索菲身上去。我不想掩饰自己的卑鄙，我担心自己会陷入情网不能自拔，因此我在这位年轻姑娘面前非常小心谨慎：我总是害怕自己会身败名裂，谁见过不使男人身败名裂的钟情女人？那个布达佩斯小咖啡馆里的歌女，她至少不会在将来死缠着我不放。但是应该看到，我在里加的四天当中，她那种如胶似膝的劲头，就象她那戴着白色手套的长长的手指一样，令人想起黏黏糊糊的章鱼。这些女人的心灵是向一切来人敞开的，在那里总有那么一个桃色的空缺，于是她们便不顾一切地随便找个人安置在里面。我满怀慰藉的离开里加，可心里并不痛快，觉得自己同这些人，这场战争，这块地方，以及为男人消愁解闷而发明出来的那种难以想象的肉欲乐趣毫无共同之处。我第一次为将来着想，打算同孔拉一起移居加拿大，在濒临那些广阔湖泊的一个农庄里过日子，也顾不得这样做会牺牲掉我这位朋友的许多癖好了。
孔拉和他妹妹站在台阶上等我，他们头顶上那个伸出来的雨棚经过去年夏天的炮轰，没有剩下一块完整的玻璃，使得那些铁制的空隔架好似一片被剥去了叶膜的大枯叶，只剩下了一根根叶脉。雨水穿过空隔架掉了下来，索菲只好象农村妇女那样在头上系一块手帕。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他们俩为了接替我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孔拉的脸色透出一种珠光似的惨白颜色，我知道他身体虚弱，因此，我对他的健康非常担心，这使我那天晚上忘记了一切其余的东西。索菲叫人把藏在贮藏室里那最后几瓶法国酒给我们拿了一瓶上来。我的伙伴们解开军大衣的纽扣，在桌旁落座，互相开着玩笑，谈起他们在里加度过的美好时光;孔拉惊奇地扬起眉毛，那神情既愉快又文雅；他和我都经历过那种不顺心的阴沉沉的夜晚，所以多一个或少一个匈牙利女人并不会使他感到吃惊。索菲紧咬着嘴唇，发现自己想尽量斟满我的酒杯竟使法国勃艮第葡萄酒溢出来了一些。她出去找来一块海绵，细心地擦着酒污，就象这是一个罪恶的污点一样。我从里加带了一些书回来:这天晚上，我坐在用一条毛巾临时做成的灯罩底下，看见孔拉在我旁边的床上象孩子一样酣睡着，就连普拉斯科维娅姨母的脚步声也没有把他吵醒。这位老太婆黑天白日都在楼上来回走动，嘴里还咕咕哝哝，为我们朝不保夕的处境祈祷。说来奇怪，在他们兄妹当中，倒是孔拉最象人们想象中那种世家望族的大家姑娘。索菲那晒黑了的脖子和那抓着海绵的皲裂的双手，使我猛地想起童年时那个负责替我们刷马的小雇工卡尔。同那个匈牙利女人经过涂脂抹粉、轻拍按摩的面孔相比，索菲显得非常邋遢，不可同日而语。
我在里加的冒失行为虽然使索菲很伤心，但她并不感到意外；我的行为竟在她的意料之中，这还是第一次。我同她的亲密程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相反倒是更加增强了；我们之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我们两人肆行无忌，真诚相待。要知道，当时的风尚是把这种赤诚置于一切之上的。我们在一起并不谈情说爱，而是就爱情问题发表议论，借语言排遣我已经用行动打消、而环境却使我们逃避不掉的忧虑。索菲毫无保留地谈起她那仅有的一次风流韵事，不过，她并没有承认她是不情愿的。至于我，除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也什么都不隐瞒。这位小姑娘紧锁着眉头，听着我讲自己同妓女鬼混的故事，那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实在有些可笑。我认为，她之所以找了几个情夫，只不过是为了在我面前达到她想象中那些烟花女所具有的诱惑程度。天使与恶魔之间的距离仅有一步之遥，她一下子便堕入了耽于肉欲的底层，企图在沉沦中博得别人的欢心，我看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正发生着一场变化，它比任何场面都更令人惊讶，可它又同任何场面一样，几乎是古已有之的事情。这是因为，首先她太天真幼稚，因此她做的那些琐事就更加让人感慨：她想法子弄来了一些脂粉，还故意把自己的长统丝袜露在外面。她在眼睛四周涂抹了一些眼睫膏，其实她无需这样眼圈就够黑的了，她那高高凸起的颧颊也抹得通红，使我一见到这张脸就非常厌恶，就象看到自己亲手打下的伤疤红肿起来一样。我发现，她把从前那对妙不可言的苍白嘴唇弄得象血一样红，好使自己尽情撒谎。弗朗兹•冯•阿朗同其他几个小伙子看到她不知为何这样欲火炎炎，都想捕捉住这只大蝴蝶。我自己打那以后也被她迷住了，而且比别人迷得更深；我错误地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有所顾忌，不禁遗憾索菲刚好就是孔拉的妹妹，因为孔拉是唯一使我感到有所束缚的人。然而，要不是索菲对我独具青睐，我决不会再看她第二眼。
女人生来就目光短浅，要在她们面前扮演观天象卜命运的术士非常容易：这位假小子正在重蹈那些悲剧女主人公的覆辙，企图通过自我麻醉忘记一切。她和那些比我会趁机占便宜的小伙子聊天，嬉笑，在留声机的刺耳声音伴奏下跳起粗狂的舞蹈，还同他们在子弹的射程之内散步冒险。同全身瘫痪的人一样，有爱情却得不到满足的女人也必然会经历一段焦躁不安的时期，弗朗兹•冯•阿朗瞅准了这个机会，捷足先登，最先尝到了甜头。他迷恋着索菲，几乎到了低三下四的地步，就象索菲在我面前那样。他心甘情愿在索菲面前作一个聊胜于无的人：他的野心也就到此为止了。当他单独同我在一起时，就象一个闯到别人路上来的游客，总是带着一副随时准备向我躬身致歉的神情。索菲大概是为了对他、对我和对自己进行报复才同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我们的爱情的：因为他那种惊慌失措、服服贴贴的样子，绝不是为了使我拋弃同女人没有幸福可言的想法。索菲变得傲慢、易怒、轻佻，她不怀好意地丢给他一块糖，他便象狗一样吃起来，一想起他那副样子，我便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这位运气不佳的善良小伙子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倒霉事：中学时期，他因被误作小偷而被校方开除了，一九一七年，他的双亲又被布尔什维克杀害了，后来，他动了一次阑尾炎大手术，术后几个星期他便作了战俘，当我们找到他那具受过刑的尸体时，发现他脖子周围有一圈发黑的疮口，这是被线蜡烛那又长又软的烛芯烧伤的。索菲是从我嘴里知道这个消息的，由于我讲得比较婉转，因此，当我看到这一惨不忍睹的形象并没有引起她的痛苦，似乎只是在她心里其它许多形象中又增添了一个时，我没有因此怪罪她。
索菲为了暂时不使自己心中难以忍受的爱情流露出来，她又干了几件风流事，但她还是不能忘记真正的爱，只好在被人笨手笨脚地搂抱过几次之后，羞愧地中止了这种行为。在那些不明不白的过客当中，最使我憎恶的是一个从布尔什维克监狱里逃出来的俄国军官，他在我们这里逗留了八天便动身到瑞典去了，要在一个什么大公的手下执行一项神乎其神的使命。从第一天晚上起，我就从这个醉鬼的嘴里得知了一些关于女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他对那些风流事的详尽描绘，使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他同索菲在园丁屋子里那张皮制长沙发上干的好事。自那以后，只要我在索菲的脸上看到（哪怕只有一次）某种类似幸福的表情，我就决不能容忍她在我的身边。然而，她把一切都向我坦白了；她仍旧用手触摸我，但动作已经变得心灰意冷，与其说这是爱抚，不如说这是瞎子的盲目摸索。每天早上，她都失望地站在我的面前，因为她所爱的男人并不是刚才同她睡在一起的那个。
我从里加回来大约有一个月了，一天晚上，我和孔拉在塔楼里工作，他拿着一根长长的德国烟斗专心致志地吸着。我刚从村子里回来，我们那些士兵正在那里用圆木头尽力凑合着加固满是泥泞的战壕；这是一个雾气沉沉的夜晚，也是最最安全的夜晚，由于敌人都隐没在雾里了，因此交战双方的敌对活动都停了下来。我那件湿透了的上衣在烤火炉子上冒着热气，孔拉把那些面目可憎的小块湿柴添进炉内，木柴一块接着一块燃烧起来，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象一位诗人望着树林燃烧而发出长息短叹一样。这时肖邦中士走了进来要交给我一封函件，他刚走到门口，便隔着低着头的孔拉，用他那通红、不安的面孔向我作了一个暗示，我于是跟着他来到楼梯平台上。这个肖邦，当兵前在华沙作银行职员，是雷瓦尔伯爵的一个波兰总管的儿子；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为人处世通情达理，对孔拉和索菲怀着一种温柔的热爱之情，而他们俩则把他当作一奶同胞的兄弟看待。十月革命刚一开始，他便回到克拉托维塞，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个正人君子。他小声告诉我说，他穿过地下室的时候，发现索菲在厨房的大餐桌前喝得烂醉，而这种时候厨房从来都是冷清清的；尽管他再三恳求她，也许他做得有些笨拙，但他仍旧无法说服这位姑娘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
“总之，先生，”他对我说（他把我称作“先生”），“请您想一想，她明天会感到羞愧的，要是有人看到她这副样子……”
这个善良的小伙子还以为索菲懂得害羞呢，然而最奇怪的却是他并没有说错，我走下旋梯，尽量不使我那双很少擦油的靴子在台阶上发出声来。由于这天夜里没有战事，克拉托维塞没有任何人守夜值班，二层的大厅里传来了一阵混乱的鼾声，三十个筋疲力尽的小伙子睡在那里就象只有一个人似的。索菲坐在厨房那张白茬儿木头的大餐桌跟前；她身下那把椅子的几根腿有长有短，使靠背与地面形成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夹角，她坐在上面有气无力地摇晃着身体，把那两条套着酱色丝袜的大腿暴露在我的眼睛底下，这两条腿并不象一个年轻姑娘的，倒象是一个青年男子的。一只还剩下一点烧酒的瓶子在她的左手中晃荡着。她醉得一塌糊涂，在炉火的光亮下呈现出一张带有红斑的面孔。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她这是第一次在我的触摸下没有象受伤的鸟那样发出既吓人又可爱的战栗；白兰地带来的微醺快感使她对爱情无动于衷了。她把那张目光呆滞的脸转向了我，用一种同她那双眼睛一样混浊的嗓音对我说：
“去向泰克萨斯道个晚安吧，埃里克，它躺在配膳室里。”
我把打火机点燃，走进那间堆着发了芽的土豆的陋室里，人踩在那些快要倒塌的土豆堆上随时都有被绊倒的危险。那只滑稽的小狗直挺挺地躺在一辆旧童车的篷布下面；我后来才知道泰克萨斯是被一颗埋在园圃里的手榴弹炸死的，当时它一个劲地用黑嘴巴掘土，就象是在寻找一只珍贵的蘑菇。它被炸得稀巴烂，好似一只在大都市的街上被有轨电车压死的小狗一样。我小心翼翼地抱起这团令人作呕的东西，拿着一把铁铲，到屋外的院子里去挖坑。土地的表层被雨水融化了；我把泰克萨斯埋在泥地里，它活着的时候多么喜欢在泥地中打滚呀。当我回到厨房的时候，索菲刚刚将那最后一滴白兰地酒喝干；她把酒瓶投在火里，瓶子在火中发出一声闷响爆成碎片，她笨拙地站起身来，靠在我的肩膀上，无精打采地说：
“可怜的泰克萨斯……真可惜。只有它爱我……”
她满嘴酒气，上楼梯的时候两腿一个劲儿地踏空，我只好架着她的胳臂上楼，她一边走一边呕吐，整整吐了一路；我觉得自己就象在送一个恶心呕吐的过路女人回到她的房间去。正在我忙着铺床的当儿，索菲已经倒在自己那间乱七八糟的小屋子里的一把扶手椅上。她手脚冰凉，我把几床被子和一件大衣盖在她的身上。她并没有觉出来，用胳臂肘支撑着身体，张着大嘴继续吐个没完，就象一座喷水雕像一样。她总算躺到那张床的凹陷当中了，她有气无力，表情呆滞，汗水津津，活象一具尸体，她的金色头发贴在脸上，看去很象几道金黄色的刀痕。她的脉搏在我的手指下面滑动着，它搏动狂乱几乎使人感觉不到。她当时心里一定很明白，知道自己喝醉了，也知道害怕和眩晕，因为她后来告诉我，她感觉自己那一整夜都象是乘着雪橇或滑雪板在俄罗斯的山脉中旅行，她感到颠簸、寒冷，听到了风的呼啸和电线发出的尖利哨音，并毫不惧怕地全速驰向一个深渊。我知道，这种快得要命的感觉是酒精使心脏衰竭所致。她一直认为，我大发慈悲地在她脏乱的床头守了一夜，一定会给我留下一生中最令人憎恶的记忆。我只好告诉她，她那苍白的脸色，肮脏的酒污，以及她所冒的危险和那种比沉湎于爱情时还要更加任人摆布的样子，不仅使人感到放心，而且还让人觉得挺美；她那暴露在我面前的沉重身体，使我想起了那些我曾经照看过的醉醺醺的伙伴，也想起了孔拉本人……我忘了提一句，在给她脱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在她的左乳峰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刀子只是把皮肉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并没有什么要紧。后来她向我承认，有一次她曾经笨拙地想要自杀。这件事是发生在我在克拉托维塞的那段时间，还是那个立陶宛色鬼在的那段时间？这正是我始终不得而知的。我尽可能不撒谎。
肖邦中士没有说错：这件事情过后，索菲显得羞愧万分，就象一个在人家婚宴上滥饮了香槟酒的寄宿生。几天当中，我一直愉快地陪着这位既伤感又理智的女友，她的每一个眼神似乎都是在向我致谢或请求原谅。我们有些患斑疹伤寒的病人住在临时搭起的木板房里；她执意要去照顾他们；我和孔拉都拿她没办法；她仿佛横下一条心要死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只好由她去了。不到一个星期，她就病倒在床上了；大家以为她染上了伤寒病。实际上，她的病来自肉体上的筋疲力尽和精神上的心灰意冷，来自对爱情的厌倦，因为爱情千变万化，就象某种神经病每天都会表现出新的症状一样难以捉摸，一句话，她是因得不到幸福、再加上疲劳过度才病倒的。这下轮到我每天一大早儿到她的房间里去了。整个克拉托维塞的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人，这一定使她很得意，我猜得出来，不过这也给我带来了方便。我以一种家庭医生的关切询问她的健康状况；我坐在她的床上，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兄妹情谊实在可笑。如果说我有意用柔情加剧索菲的痛苦，那么我所得到的结果就再圆满不过了。她在被子下面蜷起膝盖，双手托着下巴，死死地盯着我，那双惊异的大眼睛充满了涟涟的泪水。我对她又是敬重又是体贴，并轻掠她的头发表达自己的温情，然而，索菲能够问心无愧地享受这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想起几个月前自己曾同别人睡过觉，她就象那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逃到千里之外去。她象一个性命垂危的病人一样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我赶紧让她重新躺下，帮她把揉皱了的被单塞好，我知道我走之后，她一定会在里面绝望地缩成一团。如果我耸着肩膀声明，所有那些肉欲行为都没有什么要紧，那么我名义上是想平息她的悔恨，而实际上却会触疼她自尊心里那个最敏感的创口。这个比自尊心更加深刻、更加本质的东西，就是人对自身那种模糊不清的看重。在这种新的宽容思想启示下，我觉得自己过去那些冷酷、拒绝、轻蔑行为本身就是对她的一场考验和一次考试，只不过她没有能很好地领会这种考验的重要性，也没有能顺利通过考试。也许就是在我已经开始看上了她的时候，她却象一个疲惫不堪的游泳者一样，眼看着自己沉入离岸边不远的深水之中。如果我同她结婚了，她现在就会因想起自己没有勇气一直等着我而后怕得痛哭起来。她尝遍了奸妇在柔情这把软刀子的惩罚下所感到的全部痛苦，她很少有清醒的时候，可一旦清醒，便会想到自己毕竟没有为我守住贞洁的身子，因而变得更加绝望。我对她又是愤怒，又是反感，又是同情，又是讽刺，还抱着一种模糊不清的遗憾，而她则对我萌发了一种怨恨，然而，所有这些相反的东西却使我们彼此象情人或舞伴一样，如胶似膝地粘到一起了。其实，那种想望已久的关系确实在我们之间存在着，而索菲的最大痛苦却是，她觉得这种关系既令人感到窒息，又让人难以捉摸。
一天夜里（因为我记忆中关于索菲的全部往事几乎都发生在夜间，只有最后一次带有破晓时的微白颜色），那是一个飞机轰炸的夜晚，我发现索菲阳台上那个方方的窗子露出一道光线。当时，在那种沼泽鸟式的战争中，我们还很少碰到这类袭击；在克拉托维塞，死神第一次从空中降临到了我们头上。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索菲不仅自己找死，而且还使死亡危胁着她的亲人和我们所有的人。她住在三层搂的右边；她的房门是关闭着的，但并没有插上。索菲坐在桌子跟前，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那盏大煤油灯在她的四周洒下了一圈光环。那扇落地长窗敞开着，仿佛一架镜框，框出了一幅冰天雪地的明朗夜景。我用力将那扇被近来的几场秋雨泡涨了的护窗板关上，不禁想起小时在山中疗养院的时候，每当夜里碰上暴风雨，我也是这样急急忙忙地把窗子关上。索菲伤心地撅起嘴看着我做完这一切，终于对我说：
“埃里克，要是我死了，您会感到无聊么？”
我讨厌这种既沙哑又温柔的声调，她自从干过那些风流事之后便养成了这样一副怪声怪气的腔调。一枚炸弹的爆炸声使我逃避了回答她的问题。炸弹落在东面，是池塘的那个方向，我不由地希望这场狂轰滥炸能够移到远处去。第二天我得知那枚炸弹落在了池塘的岸上，被炸断了的芦苇在水面上漂了好几天，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死鱼的白肚皮和一只被炸烂了的小船的碎片。
“是的，”她慢声慢气地接着说，那口吻就象是一定要把事情弄明白似的，“我害怕，真奇怪，我竟会想到这些，因为这不会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对吧？”
“随您的便，索菲，”我尖刻地回答，“不过，那位可怜的老太太就住在离您两步远的房间里。而且，孔拉……”
“噢，孔拉，”她操着一种极度厌倦的语调说，接着便用手撑着桌子站起身来，象个残废病人那样犹犹豫豫不敢离开自己的坐椅。
从她的嗓音中可以辨出，她对自己哥哥的命运已经完全漠不关心了，我甚至暗地里问自己，她是不是已经开始憎恨自己哥哥了。然而，她只不过是一时糊涂，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她不再关心自己亲人的安全，同时也不再敬仰列宁了。
“我经常想，”她走近我说，“人什么都不怕也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幸福的，那么死亡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她又恢复了那种既生硬又轻柔的嗓音，每当我听到这种象大提琴一样的低音，我总要为之动情的。“哪怕只有五分钟的幸福，这也是上帝对我垂恩的表示。您幸福吗？埃里克？”
“是的，我幸福，”我违心地应了一声，与此同时，我猛然发现，我在这里撒了个弥天大谎。
“哦，您的神情可不象，”她用一种戏弄人的语调说，令人想起她从前做小学生时的样子。“您是不是正因为感到幸福，才不为死亡所烦恼？”
她穿着一件法兰绒的学生衬衫，上面还披着一条缝补过的黑披巾，那副样子活象一个深更半夜被铃声吵起、还未睡醒的小保姆。我将护窗板重新打幵，自己也始终没有弄懂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举止。孔拉曾经惋惜窗外的树木都被人砍倒了，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景象；我们可以一直看到那条河流，那里同每天夜晚一样，传来了断断续续、漫无目标的枪声。敌机仍在暗绿色的天空中盘旋着，寂静的夜晚充满了飞机发动机的可怕轰鸣声，整个空间就象是一所大房间，而那架飞机就象一只大胡蜂正笨头笨脑地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象一个月光下的情夫，把索菲拽到阳台上，一起看着煤油灯的光束在下面的雪地上摆动。风大概很小，因为折射回来的反光只移动了一点。我用手臂搂抱着索菲的腰，仿佛感到了她的心跳；这颗劳累过度的心脏先是迟疑了一下，然后便重新开始搏动起来，那节奏本身就充满了勇气；就我记忆所及，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如果我们那天夜里一定要死，我还是情愿在她身边了结生命。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我们身旁炸响了；索菲赶紧堵住耳朵，好象这声巨响比死亡还要可怕。这回炸弹落在了附近马厩的瓦楞铁皮顶上：那天夜里，有两匹马为我们送了命。接着爆炸声而来的是异乎寻常的宁静，我们听到一堵尚未震塌的砖墙在吱吱作响，还听到一匹垂死的马发出可怕的嘶鸣。我们身后的玻璃被震得四处乱飞；我们踩着碎玻璃回到房间里。我把煤油灯熄灭了，就象别人云雨过后将灯重新点燃一样。
她跟着我来到走廊里。那里有一盏光线柔和的长明灯，仍在普拉斯科维娅的一幅圣像的下面燃烧着。索菲呼吸急促起来，高兴得脸都白了，这说明她理解了我的意思。我曾经同索菲度过许多更为凄惨的时刻，但没有一回比这次更庄严、更近乎一种海誓山盟了。如果说我一生中曾经爱恋过她，那就是这个时刻。她举起沾满铁锈的双臂（那是一分钟前我们一起倚在栏杆上蹭的），扑到我的怀里，好象刚才当即就受了伤似的。
为了实现这一举动，她足足用了将近十个星期，而最为惊奇的却是，我竟然接受了。既然她已经死了，而且我也不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倒要谢天谢地，因为至少我曾经吻过一次她的嘴唇和她那粗硬的头发。这个女人就象一个被人征服的大国，我虽然未能涉足其中，但总还记得她那天温度恰到好处的温暖唾液，记得她那充满活力的皮肤气息。如果说我曾经单纯地、全心全意地爱过索菲，那就是在这一分钟里，当时我们俩都象获得了新生一样天真无邪。她靠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颤抖，同女性的任何一次接触，无论是同妓女还是同偶然碰上的女人，都没有使我感受过这种既强烈又可怕的柔情蜜意。她非常髙兴，象散了架子似地直挺挺压在我的肩膀上，使人感到一种神秘的重量，几个小时前我要是死了，压在我身上的泥土恐怕就是这样。不知什么时候这种美妙的感觉变得让人恐惧起来，使我猛然想起从前在谢伏宁格海滨场，妈妈硬将一只海星塞在我的手里，吓得我直抽搐，使那些洗海水澡的人也乱作一团。我粗野地挣脱开索菲，这对她那沉浸在幸福之中、毫无准备的身体大概太残酷了。她睁开闭着的眼睛，看到我的脸上有着一种比憎恨和惊恐也许更叫人无法忍受的东西，因此她向后退了一步，并抬起胳臂肘把脸遮住，活象个给人打了嘴巴的小姑娘。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我面前哭泣。在一切都完结之前，我还单独同索菲见过两次面。但自从那天夜里以后，我们俩的一言一行都好象其中的一个人已经死了，在我这一方面，一切与她有关的东西都死灭了，而在她那一方面，她那种出于爱情而对我的信任也泯灭消失了。
这很象爱情中那些单调乏味的阶段，简直就是贝多芬四重奏中那种无休止、反复出现的静穆低吟。在圣诞节将临前的那几个阴沉沉的星期里（普拉斯科维娅姨母守斋的日子更多了，她不让我们忘记教历上的任何东西），我们的生活依然如故，象往常一样充满了穷困、恼火和灾祸。我耳闻目睹自己那些难得的好朋友中又有几个人死了；孔拉受了轻伤；这个村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了三次，结果只剩下一些断墙残垣埋在雪里。至于索菲，她倒变得镇静、果敢、热心了，就是有些固执。大概是这一时期，沃克玛带着一团乌合之众在克拉托维塞城堡建起了冬季宿营地，这便是冯•威尔茨派给我们的援军。自从弗朗兹•冯•阿朗死后，我们这支由德国远征军组成的小部队日渐瓦解，逐渐混进了许多波罗的海人和白俄罗斯人。我早就认识沃克玛，还在十五岁的时候我就讨厌他，那年冬天我在里加住了几个月，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被送到数学老师家三次。他长得象我，就好比一幅漫画象它的原型模特儿一样：他为人正派，但缺乏人情味，虽然野心勃勃，却也唯利是图。他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男人，他们虽然愚蠢，可天生就是成功的料，他们也重视新事物，不过这只是为了从中渔利，因为他们的一切盘算都是建立在生活常数的基础上的。要是没有战争，索菲绝不会对他有好感；他可倒好，瞅准了机会抓住不放。我早就知道，一个身陷兵营的孤独女人，在男人们的眼里有着一种近乎轻歌剧和悲剧的魅力。大家原以为我们是情人，他们完全搞错了；十五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不把他们俩看作是未婚夫妇了。我曾经毫不痛苦地容忍处于半梦游状态的索菲与小伙子们幽会，因为他们只会使她暂时忘记一切，可是她同沃克玛的关系却使我心神不定，因为她对我绝口不谈这件事。她并没有隐瞒什么，只不过是剥夺了我监督她生活的权利。当然，比起当初我们情投意合的时候，我那时的罪过要小得多，但事过境迁之后，人总还会受到惩罚。不过索菲还算宽宏大量，对我仍旧保持着那种敬重多情的态度，而且显得比过去更加亲热，这也许是她开始对我进行评判的结果。我对这场爱情的结局想错了，就象当初我对它的开始也想错了一样。我现在还时不时地认为，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是爱我的。但我又不相信这种看法，因为这里面搀杂着我的自尊心。素菲的身心健康、强健，这使她可以从任何爱情的心病中恢复过来：我有时想象着她嫁给了沃克玛，成了周围有一大堆孩子的家庭主妇，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橡胶紧身褡，把她那四十岁女人的身体紧勒在里面。然而这种想象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的索菲确确实实已在我们那充满了爱情的氛围里和灯光下死去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象当时大家所说的那样，也觉得自己打了胜仗。说得好听些，可谓我的推断要比沃克玛的盘算来得更准确，而且我和索菲本来就是同一类人。然而，就在圣诞节的那个星期里，沃克玛却胜券在握了。
有时，我夜里还是自讨没趣地敲索菲的房门，想要证实她不是一个人呆在屋里；要在过去，也就是说一个月以前，在同样的场合下，索菲那挑衅似的假笑几乎同她的眼泪一样会使我放心。可是现在门打开了，在你面前的却是一幅冷冰冰的正人君子的场景，这与她过去那种到处乱扔着内衣、酒瓶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沃克玛冷冷地将香烟盒向我递了过来。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姑息，于是我转身就走，并想着自己走后，他们俩一定会重新开始那种窃窃私语和淡而无味的接吻。此外，他们的确是在议论我，看来我对此深信不疑是有道理的。我和沃克玛之间存在着一种镂心刻骨的仇恨，甚至现在我有时还在问自己，他之所以没有看上索菲，是否仅仅因为整个克拉托维塞的人都把我们看作一对。我对这个女人的炽烈感情一定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因为我很难容忍那个蠢货去爱她。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克拉托维塞在战争的那年冬天更欢快的圣诞节晚会。当时我对孔拉和索菲那些可笑的准备工作非常恼火，便借口要写一份报告悄悄溜掉了。快到午夜的时候，我又是好奇，又是肚子饿，便在笑闹声和一张我所喜爱的唱片的嘈杂声音驱使下来到了客厅，看到跳舞的人们正在那里借着柴堆和二十来只大小不齐的灯盏的光亮旋转。我再一次感到自己没有能同别人一起共享欢乐，虽然我这是出于自愿，但我所感到的苦痛却没有因此减少。生火腿、苹果、威士忌等夜宵早已准备好，放在一张浓金重彩的靠墙桌上；索菲还亲自动手烤制了面包。保尔•吕让医生那宽阔的肩膀给我挡住了房间的一半，这位巨人把盘子放在膝盖上，正匆匆忙忙地吃着他那份食物，那副急忙的样子，就象是他总想赶回他设立在皮埃尔亲王过去那间车库里的诊所似的；索菲要是对他暗送秋波而不是对沃克玛，我一定会原谅她的。肖邦非常喜欢独自作集体游戏，此刻他正想方设法用火柴棒在一只破口瓶子的细颈里搭房子。孔拉一向笨手笨脚，切火腿片时竟把手指切破了，他用一条手绢缠绕在食指上，并借着手绢包扎在手指上的轮廓，用两只手在墙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影子。他脸色苍白，再加上最近受过伤，走起路来仍旧一瘸一拐。他不时停下手中的动作，给留声机上发条。
《鸽子》舞曲结束了，换上了一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带鼻音的时新曲子；索菲每跳一圈都换一个舞伴。跳舞仍然是她的拿手好戏：她一会儿象火焰一样旋转，一会儿象花朵一样摇摆，一会儿又象天鹅一样飘然浮过。她身上穿的那件蓝色网眼罗裙还是一九一四年的式样，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件跳舞服装，而且据我所知，她只穿过两次。这条虽然过时、却还崭新的裙子，把我们这位昨天的伙伴变成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从镜子里可以看见一群身披蓝纱的姑娘，她们是节日里的唯一女宾，剩下来的小伙子只好自己结成舞伴。就在那天上午，孔拉竟不顾自己的腿有毛病，非要固执地爬到一棵橡树的顶端去采一簇槲寄生；这种顽童一样的莽撞行为使我同他发生了第一次争吵，有生以来，我同我的朋友仅仅吵过两次。釆摘槲寄生的主意是沃克玛出的；现在它被悬挂在那盏自打我们幼时过圣诞节就从未亮过的昏暗的枝形吊灯上，给小伙子们拥吻自己的舞伴提供了方便。这些年轻人轮流将自己的嘴唇贴在索菲的嘴唇上，而索菲则一会儿显得高傲，一会儿显得开心，一会儿充满了优越感，一会儿又象个天真的孩子或温情脉脉的姑娘。我来到客厅时，正赶上沃克玛上场；他们俩互相吻了一下，我敢打赌这种亲吻与爱情的亲吻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毫无疑问，它意味着欢快、信任、和睦。孔拉说了一句：“喂，埃里克，就等你了。”这使索菲转过头来。我远离灯光，站在音乐沙龙那边的一个门洞里。索菲是个近视眼，可她还是认出我来了，这大概是她眯起了眼睛的缘故。她把手放在沃克玛那可恨的肩章上（红军有时就把这种玩意儿钉在被俘的白俄军官的肉体上），然后象是跟我挑衅似地再次吻了他一下。沃克玛把他那张激动得红光焕发的面孔向她侧了下来；如果这就是爱的表情，那么女人除非是疯了才不躲开我们，看来我对女人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索菲穿着蓝色的网眼罗裙，赤着臂膀，将她那因用火钳烫发而烧焦了的短发向后一掠，把她那最诱人也最做作的嘴唇伸向了那个畜生，电影女演员斜眼看着摄影机镜头时就是这样。这太过分了，我拽住她的胳臂，打了她一个耳光。不知是因为打得太重，还是因为这下打击来得太突然，她不由地向后一退，原地转了一圈，最后绊在一把椅子上跌倒了。她的鼻子里流出了鲜血，使整个场面更为滑稽。
沃克玛被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想起向我扑来。吕让在我们两人中间进行劝解，我想当时一定是他把我硬按在那把伏尔泰式的扶手椅中的。节日晚会差点以一场拳打脚踢告终，在一片乱哄哄的人群中，沃克玛嘶哑着嗓子要我赔礼道歉;大家都以为我们喝醉了，这正好把事情掩过了。第二天我们还要一起动身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而且在圣诞节的晚上，人是不该为了一个谁也不要的女人同伙伴打架的。大家让我握了握沃克玛的手，而实际上我只恨死了我自己。至于索菲，她已经跑掉了，弄得她那揉皱了的网眼罗裙哗哗作响。在我把她从沃克玛的手里拉开时，我将她戴在脖子上的珍珠项链的细线搭扣扯断了，这还是她行坚振礼那天她祖母加莉茨娜给的呢。这个没有用了的玩意儿散落在地上。我俯下身子，机械地把它捡起放在口袋里。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还给索菲。有一个时期我非常穷困，总想着把它卖掉，然而珍珠已经发黄，没有一个首饰商肯要。我现在还收存着它，或者不如说我曾经一直收存着它，因为我是把它放在一只小手提箱的箱子底里的，而这只箱子今年在西班牙被人偷走了。的确，有些东西人一直保存着，可却不知道为了什么。
那天夜里，我在窗户和大衣柜之间有规律地踱来踱去，简直就象普拉斯科维娅姨母一样。我赤着脚，因此我的脚步声不会将沉睡在床帏后面的孔拉吵醒。不知有多少次我在黑喑中寻找自己的鞋子和外套，决定到索菲的房间里去会她，我敢肯定她这回是一个人呆在那里。我虽然头脑比较成熟，可是在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可笑想法驱使下，我还是自问是否爱这个女人。当然，直到目前为止，即便是我们当中最不粗鲁的人也没有拿出爱情的证据，上帝知道我多么恨索菲使我变得优柔寡断。但是这位被众人离弃了的姑娘的不幸却是，人们对她只能把宝押在整个一生上。有一个时期，一切都滚他妈的了，我不由地心里说，至少这个女人还算坚强，她象土地一样，你可以在上面盖房，也可以在上面睡觉。如果我能象遇了海难的人一样，躲在荒岛上同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也许会很不错。我知道，我一直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过活，而我的地位则是保不住的。孔拉会老的，我也一样，而且战争并不总能使一切都得到开脱。我站在镶着镜子的大衣柜前，一会儿想到拒绝爱情，一会儿又想到接受爱情，其实，拒绝并不都是卑鄙可耻的，接受也不都是公正无私的。我以一种所谓的冷静态度自问到底打算把这个女人怎么样，的确，我并没有把孔拉当作内弟看待的准备。我不能为了勾引孔拉的妹妹（尽管我并不太情愿），而把他这位年仅二十岁风华正茂的老朋友拋开不管。我在屋子里来回走着，来到挂钟的另一端，一时间自己竟恍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嘲笑我把不少事情弄得复杂了，他那副样子，同我们家族那些在我之前寻找未婚妻的先人一模一样。这个小伙子比我还单纯，就象我的祖先一样。一想到女人的白脖子就会突突心跳。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如果太阳在这种阴天里还会升起的话），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一种幽灵般的轻轻响动，这是女人的衣裙在风中抖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扒门的声音，就象一头家畜在乞求主人把门打开一样，最后便是一个走到绝路上的女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声。索菲把嘴贴在橡木门板上低声说起话来，她熟悉四、五种语言，其中包括法语和俄语，这使她能够不断变换那些尚不熟练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在各国却是被用的最滥、也是最纯正的。
“埃里克，我唯一的朋友，我求您宽恕我。”
“索菲，亲爱的，我已准备出发了。……今天上午我动身的时候，您到厨房去一下，我有话要对您讲。……原谅我。”
“埃里克，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我一向认为，那种声称能够把某次谈话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回忆起来的人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撒谎。留在我脑子里的总是一些只言片语，每段话里都有许多空白，就象一份遭了虫蛀的文献。甚至在我讲话的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都讲了些什么，至于另外一个人的话，我就更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一张嘴凑近了我的嘴唇。剩下的都是我随想随说回忆起来的，不足为信，这对于我在此处竭力回忆起来的其它话语也同样适用。我之所以能将那天夜里我们之间那些可怜乏味的话几乎毫无遗漏地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这是索菲一生中对我倾诉的最后一点温情。我不得不放弃悄悄打开门的想法。是犹豫不决还是主意已定，随你怎么想，但正是在那些终于导致人们做出决定的卑微理由上，人隐藏在心底的东西才会暴露出来。胆怯也好，勇敢也好，反正我一直没有对孔拉当面解释过。孔拉天真地认为我头一天夜里的举动只不过是抗议那个捷足先登的人对他妹妹太放肆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当时是否会甘心向他承认，在那四个月当中，我每天都在欺骗他，对此避而不谈。他在睡梦中翻了个身，那条伤腿在毯子上蹭了一下，使他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我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把两只手枕在脖子下面，尽力什么都不想，只想第二天出远门的事。如果那天夜里我占有了索菲，我想我会贪婪地享用这个我刚才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的女人，就象享用一件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一样。索菲到底是个幸运女人，她也许会经得起这些打击，而这种打击不久便使我们永远地分开了：因此，我们之间的必然破裂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知道我会沮丧，甚至发狂，但是几个星期过后，我那既让人受不了、又让人离不了的老毛病还会重新复发；这种毛病，不管你怎么想，与其说是小伙子的爱情，不如说是对孤独的向往。女人是不能在孤独中生活的，即便是建一座花园，她们也要把清静孤独的环境毁掉。我终归有自己的个性，一旦这种个性不可避免地占了上风，那么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我都会把索菲拋弃掉的，就象一位国家首脑将一个远离首府的行省拋弃掉一样。到那时，沃克玛肯定还会卷土重来，即便没有他，索菲也会到街上拉客的。我们之间这种相互折磨、相互欺骗，一定会使人想到旅行推销员与女佣人那种田园牧歌，其实这里面有着更为高尚的东西，今天看来，不幸并没有把事情弄糟。虽然这么说，可我当时也许真的失去了一生中的一次好机会。不过，也有那么一些机会，你虽然有心，可本能却不愿意。
将近早晨七点，我来到楼下的厨房里，沃克玛早已准备停当，正在那里等我。索菲已将咖啡热好，还准备下了吃食，那都是头天碗橱里剩下的；她在这个随军女人的小天地里干得十分出色。她在院子里向我们告别，几乎就站在十一月的那天晚上我掩埋小狗戴克萨斯的地方。我们没有一刻功夫是单独在一起的。我打算回来之后再同她言归于好，也许在这期间我会永远地死去，但我并不遗憾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我们三个人仿佛都忘记了头一天发生的事件：这个伤口至少是表面上愈合了，这是我们生活不断遭受战争创伤的一个特点。沃克玛和我吻了吻她伸给我们的手；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她还在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各自都以为那仅仅是冲着自己一个人的。我们那些士兵正蹲在木板房附近一堆炭火的周围等我们。天下起雪来了，这会使我们在路上更加劳累，但也可能使我们免遭突然袭击。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掉了，但河里的冰却冻得很结实。我们的目的是赶到米诺，布鲁萨洛夫被围困在那里，处境比我们还危险，必要时，我们还要保护他撤到我们防线上来。
不知是因为暴风雪还是因为敌人，米诺同我们的电话联络已经中断了好几天。实际上，还在圣诞节的前夕，那个村子就已经落到红军手里了，而布鲁萨洛夫那些遭受重创的残余部队则驻扎在古尔纳。布鲁萨洛夫自己也受了重伤，一个星期以后就死了。由于没有其他指挥官，组织撤退的责任便落到了我的肩上。我试着对米诺进行了一次反扑，企图把俘虏和作战装备夺回来，结果我们的损失却更加惨重。布鲁萨洛夫神态清醒的时候，执意不肯离开古尔纳，他过高估计了古尔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另外，他虽然自称是一九一四年进攻我们东普鲁士的英雄，可我却总将他看作是酒囊饭袋。情况变得刻不容缓，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去克拉托维塞找吕让医生，然后再负责给冯•威尔茨呈交一份关于形势的准确报告，或者不如说呈交两份报告，一份是布鲁萨洛夫的，一份是我的。如果我选择沃克玛去执行这项任务，那是因为只有他具备那种同总司令打交道所必须的灵活性，而且也只有他能够使吕让医生下决心到我们这里来。我忘记说了，保尔•吕让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沙皇俄国的军官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仇恨，哪怕是对那些投诚到我们队伍里来的人也是如此，不过，他对流亡贵族和布尔什维克差不多都采取同样的顽固敌视态度。加之，出于一种职业上的怪癖，他对伤员的献身精神从不越过他那野战医院的围墙；在古尔纳性命垂危的布鲁萨洛夫，还不如他头一天动过手术的任何一位患者更能引起他的关心。
要知道，我不愿意再被人斥为阴险的小人，我可没有那种本事。即使我派他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也决不是为了除掉一个情敌（这个字眼实在令人好笑）。离开这里并不比留下来更危险，而且，我并不认为沃克玛会恨我让他多冒一次风险。说不定他已经料到我会派他去；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会这样对我的。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我亲自回克拉托维塞，让沃克玛控制古尔纳的局势，因为一个劲儿说胡话的布鲁萨洛夫已经不能作数了。沃克玛当时直抱怨我不重视他的作用，后来事情有了转变，他不得不感谢我把最危险的责任留给了自己。如果说我派他回克拉托维塞，是为了给他提供最后一次机会，让他在索菲身边永远取代我，那也不是实情：这里面的奥妙只是在事后才能想到。我并不怀疑沃克玛，也许这种怀疑在我们之间倒是正常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那形影不离的几天当中，他表现得相当不错。在这个问题上，我就象在其它许多事情上一样丧失了警惕性。严格地说，沃克玛对朋友的义气并不是一层伪装，而是一种军人的风度，穿上军装，这种风度就存在，脱去军装，这种风度就消失。同样应该说一句，他对我的仇恨还出于一种古老的动物本能，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利害关系。我在他眼里是个丑陋不堪的东西，也许同蜘蛛一样叫人讨厌。他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让索菲提防我；我真应该感谢他竟没有早点儿打出这张牌来。我早就料到，我让他同索菲重新面对面地面地在一起是在冒险，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索菲仍在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但那会儿可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而且，我的自尊心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在这个问题上停步不前。至于说他在冯•威尔茨跟前讲了我的坏话，我肯定他没有这样做。沃克玛同大家一样，是个有相当修养的正人君子。
几天之后吕让到来了，随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几辆装甲车和一辆救护车。由于车队不能在古尔纳停得太久，我便自作主张决定将布鲁萨洛夫强行运走。不出所料，他死在路上了，而且他那死沉死沉的身体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笨重。我们在河的上游遭到了伏击，因此我能带回到克拉托维塞的只是个把人了。我在这次小规模撤退中犯的错误，使我几个月后在波兰边境上的军事行动中受益匪浅，在古尔纳阵亡的每一个人后来都为我节省了十来条生命。说这些有什么用：胜者王侯败者贼，我既然打了败仗，就应该承受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一切责难，只有一点我不能接受，那就是指责我没有服从一个脑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的病人的命令。使我震动最大的是保尔•吕让的死；因为我没有别的朋友。我知道，这种说法似乎与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都相抵触，但是只要稍微想一下，这些矛盾还是很容易调合到一起的。我回来后的第一个夜晚是在木板房里一张爬满虱子的草垫上度过的，尽管这些虱子会给我们新增加一种斑疹伤寒的危险，但我相信我仍旧象死人一样沉睡在那里。在关于索菲的问题上，我的决定并没有改变，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想她，也许我并不想立即就重新自投罗网。那天夜里，我觉得一切都那么可耻，无用，阴沉，浑浑噩噩。
第二天，我踩着泥泞的融雪，冒着西北风，走过从木板房到城堡的那段短短路程。我要去孔拉的办公室，便走了堆满稻草和掉底箱子的正楼梯，而没有走我差不多天天都要走的便梯。我既没有洗澡，也没有刮脸，要是碰上有人指责或者有情人在场，我只有俯首听喝。楼梯里光线很暗，只有堵死了的护窗板上的一条缝隙能够照进一点光亮。在二层与三层之间，我突然和正在下楼的索菲撞了个满怀。她穿着皮袄、雪靴，一条小小的羊毛披巾甩在头上，那副怪里怪气的样子，就象那一年女人们洗海水澡时戴的丝绸手帕。她手里拿着一件四角捆扎起来了的破布包裹，过去我经常看到她拿着类似的东西去野战医院或园丁妻子那里探望。这一切丝毫也不新鲜，而唯一能够引起我注意的倒是她的眼光。然而，她却避开了我的眼睛。
“怎么，索菲，这种天气您还出去？”我一边开玩笑，一边去抓她的手腕。
“是的，我出去。”她说。
她的声音告诉我这是一本正经的，而且她的确在往外走。
“您去哪儿？”
“这和您没关系，”她一面说，一面猛地将手腕甩脱，她微微鼓起脖子，活象一只鸽子，看得出她刚刚将一场啜泣咽到肚子里。
“我能否知道您为什么出去么？亲爱的？”“我受够了，”她重复着，“我受够了。”她的嘴唇抽搐了一下，一时间使人想起普拉斯科维亚姨母的怪脸。
她把那只可笑的包裹从左手换到右手，那神情就象是一个被解雇了的女佣人，她仿佛要逃走似地向前一冲，结果只下得一层台阶，反而使我们更接近了。她于是靠在墙上，尽量使我们之间的空档儿大一点，第一次向我抬起一双充满憎恶的眼睛。
“啊，”她叫了一声，“我讨厌你们所有的人……”
我敢肯定，她后来脱口而出的那些话不是她自己的，而且，要是猜出她从谁那里贩来的这些话也并不困难。那简直是一眼泛着污泥泡沬的泉水。她脸上的表情就象一个乡下泼妇：我倒是看到过民家女子这样暴跳如雷，污言秽语。我的这些指责有没有证据是无所谓的；在这种场合所说的一切永远也不能当真，因为真正淫荡的东西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只能在唇吻的呢喃中去体验。我的处境渐渐明朗了：在我面前确实站着一位冤家对头，而且，在索菲的忘我精神当中，我总能觉察出一种仇恨，这至少证实了我的远见卓识。要是我能推心置腹地同她谈一次，她也许不会就这样跑到敌人那边去，但是，这种想法是毫无意义的，就象说拿破仑会在滑铁卢取胜一样。
“我想，您是从沃克玛那里学来的这些下流话吧？”
“哦，那位嘛！”她说这句话的神情使我丝毫也不怀疑她对他的感情。她当时大概把我们两人混同在一起加以蔑视了，并由我们及于其他男人。
“您知道我惊奇什么？我惊奇的是老早以前您并没有这些可爱的想法。”我尽量把语调放得轻松一些，可心里却是想同她争论，要是在两个月以前，她也许会被我搅得晕头转向。
“您说得不对，”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您说得不对，不对，这没有什么要紧。”
她没有撒谎：对于女人来说，什么东西也不如她们自己重要，而她们的一切其它选择，不过是她们长期以来的疯狂或精神暂时迷乱的结果。我正要严厉地质问她究竟什么最要紧，却发现她又一次陷入了绝望，脸和眼睛微微颤抖着，样子都变了，仿佛脑袋里正在经受着一阵又一阵剧痛。
“不管怎样，我不相信您会把孔拉也混在这一切当中。”
她软弱无力地将头扭到一边，那苍白的脸颊也跟着红了起来，就象我的指责使她羞得抬不起头来一样。这时我才明白，索菲对待家人那种使我一直忿忿不平的冷漠态度不过是一个假象，一种出自本能的伎俩，为的是不让他们沾染上穷途潦倒和沮丧的情绪，因为她认为自己已经陷到这种情绪当中来了；而且，她对哥哥的爱始终是通过对我的激情表现出来的，就象苦咸海水中的一眼清泉不易被人察觉。再说，她认为孔拉具有一切长处，具有她早已拋弃了的一切德行，就好象这个柔弱的小伙子是她天真无邪的童年一样。一想到她总是提防着我，我心里就非常难受，感到内疚。我当时说什么不好，可偏偏一气之下、急着反唇相讥，说出了那句就连我自己也感到害羞的话，使我栽了跟头。我们俩都太盛气凌人了，一点也不通情达理，结果我竟说出了这种反驳的话：
“街头拉客的妓女大可不必以风化警察自居，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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