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样不能说因为女儿干的那些事就恨她——即使他能的话！要是那样会更好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混沌沌地生活在没有她、她曾生活过、她也许依然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上。如果行的话，他也可以去好好恨她一番，才不在乎她在哪个世界，过去或现在都行。但愿他能回到从前，能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再次成为完全自然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个人格分裂的诚挚的吹牛大王，表面朴实而内心忍受煎熬的瑞典佬，看似稳如泰山、实际内外交困的瑞典佬，或者掩盖了自己被活埋真相的伪瑞典佬。他在成为所谓的谋杀犯的父亲以前，具有尚未分裂的整合感使他轻易获得体能上的信心和自由，现在哪怕稍稍恢复一点也好啊。如果他真能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毫不知情就好了——要是他能像当年他的崇拜者心目中充满传奇的瑞典佬利沃夫那样就好了。如果他能说：“我恨这房子！”然后又变回威克瓦西的瑞典佬利沃夫就好了。如果他可以说：“我恨那孩子！永远不想再见到她！”然后继续生活下去，抛弃她，永远地鄙视和唾弃她。虽然她没有谋害却仍然残酷地抛弃了她的家庭，这种景象不管怎么说都与“理想”无关，与之联系的是背信弃义，是犯罪行为，是妄自尊大和丧失理智。盲目的对抗和孩童般的威胁欲望——这就是她的理想。总在寻找某种可供仇视的东西，是啊，这远远超出她的口吃。对美国的强烈仇恨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可他热爱美国，喜欢当一个美国人，他那时却根本不敢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担心激起她可怕的侮辱。他们生活在梅丽口吃的舌头的恐惧之中。那时候他什么影响力都没有，多恩也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如果那之前她都不是他的，又怎么可能再成为他的？如果将她逼入可怕的闪电战精神状态，她父亲又非得对她解释，自己对生他养他的这个国家有这种感情，那么她就更不会成为他的了。口吃，口吃的小母狗！她究竟认为自己是该死的什么人？
如果向她吐露，他小时候仅仅背诵四十八个州名就会激动得颤栗，想象一下她会带着怎样的厌恶之情攻击他吧。实际上人们在加油站免费发放的地图也常常让他激动，他绰号的由来也是一回事。上高中的第一天，他们第一次到体育馆上课，他拍着篮球跳来蹦去，而场上其他人还在忙于穿运动鞋。距离篮板十五英尺，他一连投中两次——嗖嗖！嗖嗖！——这才刚刚开始。接着，这种轻松自如的方式令那位人缘很好、刚从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来的年轻体育老师和摔跤教练亨利·“博士”·沃德大笑起来，他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从未在这体育馆看见有人用这么轻松自如的方式投球——朝这个瘦长的金发碧眼的十四岁少年喊道：“瑞典佬，你从哪里学的？”因为这名字将塞莫尔·利沃夫与同在一个班的塞莫尔·芒泽和塞莫尔·威西诺区别开来，所以一年级时人们在体育馆都这么叫他。然后其他教师和教练也跟着叫，随后是学校的孩子们。到后来，只要威克瓦西高中还在，只要住在威克瓦西犹太人老区的人们还关心过去的事，沃德博士总被当成给瑞典佬利沃夫命名的人。一下就粘上了，就那么简单，一个老式的美国绰号由体育教师脱口而出，从体育馆传下去，一个将他神化的名字，这是塞莫尔所做不到的。这种神话不只是在他读书年代流传，而且留在他同学们的记忆里，以至于在他们的余生总都忘不了。他带着的这绰号如同一本看不见的护照，越来越深地浸入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直接进化成一个大个头的、平稳乐观的美国人，他那些相貌粗犷的先辈们——包括他那对美国性很看重的倔强的父亲——也从来想像不到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人。
他父亲与人谈话的方式也让他着迷，父亲对加油站的小伙子用那种美国式口吻讲话，“加满，伙计，把前面检查一下好吗，头儿？”那是他们开着德索托汽车旅行时激动人心的事，在满是霉味的旅馆里过夜，蜿蜒着穿过纽约州风景优美、人迹稀少的乡间小路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到华盛顿旅行时，杰里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那是他第一次从陆战队回家探亲，与家人一块去参观海德公园，一家人站在罗斯福墓前。刚从海军新兵训练营来到罗斯福墓前，他觉得某种有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最热的几个月在操场上的艰苦训练使他坚强起来，皮肤晒得黝黑，当时的气温有些天曾高达华氏一百二十度。他默默地站着，自豪地穿着崭新的夏装制服，衬衣浆洗得挺直，后面无袋的卡其布裤子熨烫得光滑整洁，领带拉紧，帽子戴在仔细修剪的头正中，黑色正装皮鞋擦得铮亮，还有皮带——那皮带最使他觉得自己像陆战队员，编织紧密的卡其布皮带嵌有金属扣——扎在腰间，曾这样作为帕里斯岛的新兵做过上万次仰卧起坐。她到底是谁，要嘲笑所有这些，拒绝这些，仇恨这些，决心毁掉这些？那场战争，打赢那场战争——她也恨这个？在日本投降日，邻居们一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相互拥抱、鸣响喇叭、在房前草坪上游行、敲打厨房里的盆盆罐罐。他当时还在帕里斯岛，母亲给他来信讲述这些，一共写了满满三页纸。那晚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举行庆祝会，他们熟悉的人都来了，家族的朋友、学校的朋友、附近的肉商、食品商、药剂师、裁缝，甚至连糖果店里卖赛马赌票的都来了，大家如痴如醉，长排长排的古板的中年人也疯狂地模仿卡门·米兰达，跳起康加舞。一二三，踢腿，一二三，踢腿，直到凌晨两点以后。那场战争，打赢那场战争，胜利，胜利，胜利终于来临！再没有死亡和战争！
他在高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每晚读报，追寻太平洋对面海军陆战队的行踪。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些照片——那些纠缠在他睡梦里的照片——在贝里琉岛战死的陆战队员扭曲的尸体，那是在被称为帕劳斯的一串岛屿中的一个。在一个叫做血腥鼻梁山的地方，人们在以前的磷酸盐矿井里发现那些最后被火焰喷射器烧成炭渣的日本人，他们曾砍死上百名年轻陆战队员，十八岁的、十九岁的、几乎和他一样大的男孩。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地图，用图钉标注出围攻日本的陆战队到了哪里，他们从海上的小环礁，或一串小岛上向日本人发起进攻，而那些日本人则从挖掘的珊瑚堡垒朝外倾泻凶险的迫击炮弹和步枪子弹。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他们攻下冲绳岛，那是他在高中最后一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是他在那场失利的与西边球队的国内赛中击出一个二垒安打和一个本垒打的两天以后。第六陆战师突击上岸才三个小时就占领岛上两个空军基地之一的读谷。他们十三天便夺取本部半岛。五月十四日，而就在离冲绳岛海滩不远的地方，两架神风特攻队的飞机袭击了旗舰“邦克山”号航空母舰——那是瑞典佬在与欧文顿高中队的四对四的比赛中击出一个一垒安打、一个三垒安打和两个二垒安打的第二天——日本人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扑向飞行甲板，当时那上面刚加完油、装上弹药、准备起飞的美国飞机正挤成一团。火焰高达一千英尺，直冲云霄，在持续八小时的爆炸和燃烧中，四百名水手和飞行员丧生。第六师的陆战队员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占领圆形山——瑞典佬那天在战胜东边球队的比赛中又击出三个二垒打——那也许是陆战队历史上战斗最残酷的一天。也许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最糟糕的一天。日本人在该岛南端的圆锥山上构筑了蜂窝般的洞穴和隧道，用来隐藏部队，那里遭到火焰喷射器的攻击，接着又被手榴弹和炸药炸塌。白刃战日夜不停，日本人的步枪手和机枪手被牵制在阵地上不能动弹，直到战死为止。瑞典佬从威克瓦西高中毕业的那天，在六月二十二日——刷新了纽瓦克市联赛球员在单个赛季的二垒安打纪录——第六陆战师在冲绳岛第二个空军基地嘉手纳升起美国国旗，进攻日本的最后的战区集结地被拿下了。从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到六月二十一日——有些巧合，相差不过几天，这是瑞典佬作为高中一垒手最佳和最后的赛季——一个大约长五十英里、宽十英里的岛屿被美军以一万五千条生命的代价夺得，日方的军民死亡共计十四万一千人。要征服北边的日本本土、结束这场战争意味着双方的死亡人数会增大到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瑞典佬还是去了，为了最后的对日作战，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就是在冲绳岛、塔拉瓦岛、硫磺岛、关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伤亡惊人的部队。
海军陆战队。当名陆战队员，海军新兵训练营，各种方式折磨，随口咒骂，生理上、心理上长达三个月的迫害，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把它当做一种挑战，我是这样做的。我的名字变成“伊欧”。来自南方的训练教官就这么叫利沃夫，去掉l和两个v的发音——把辅音都扔了——拉长两个元音。“伊欧！”像驴叫。“伊欧！”“到，长官！”运动部主任邓尼伟少校身材高大，是普渡大学的足球教练，有一天他叫住了这个排。我们称之为“水手袋”的肌肉发达的中士喊列兵伊欧，我头戴钢盔跑出队列，心跳个不停。我以为是母亲去世了。我还有一个星期就将被派往北卡罗来纳的勒琼军营，接受先进武器训练，但是邓尼伟少校不同意，所以我再没有机会使用勃朗宁自动步枪。那就是我参加陆战队的原因——最想的是将勃朗宁自动步枪抵在腹部、支起枪管射击。这就是我眼中的陆战队军团，十八岁的小伙子配快速射击、带冷却装置的三十毫米口径机关枪。那个天真无知的孩子多么爱国。想使用反坦克武器、便携式火箭炮，想自我证明并不害怕，敢做这些事：扔手榴弹、使用火焰喷射器、在带刺铁丝网下爬行、炸毁碉堡、攻击洞穴。想乘坐水陆两用车进攻滩头，想帮助打赢战争。可是邓尼伟少校接到他在纽瓦克的朋友的来信，那里面谈到这利沃夫是个怎样的运动员，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我是多么优秀，所以他们重新委任我，让我当新兵训练员，把我留在岛上打球——反正就在那时他们投下了原子弹，战争也这么结束了。“你在我的部队里，瑞典佬。很高兴有你在这里。”一次突变，真的。只要头发一长好，我又回到人形了，不再整天被叫做“笨蛋”或者“笨蛋动动屁股”，突然间我成了训练员，新兵得称我长官。训练员称呼新兵你们这些人！趴下，你们！站起来，你们！快步走，你们，走！对这个从克尔大街来的小伙子是最好、最好的经历。我这一生本来无法遇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带着各地的乡音，中西部的、新英格兰的。有些农场男孩来自得克萨斯和南方腹地，我甚至都听不懂他们的话，但还是慢慢地了解他们，喜欢他们。粗野的、贫困的男孩们，许多高中时是运动员，常和拳击师住在一起，和娱乐圈那帮人混在一起。另一个犹太小伙子曼尼·拉宾诺维兹来自阿尔图纳，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强壮的犹太小伙子。多好的勇士，多好的朋友，他连高中都没念完，我在那以前或以后都没有那样的朋友。我一生中从没有像和曼尼在一起时那么开怀大笑过。对我而言，曼尼就是银行的存款。从来没有谁给我们送来傻瓜犹太男孩，之前训练营有几个，但仅此而已。曼尼参赛时，大家总会在他身上赌香烟。只要和其他基地比赛，巴迪·法尔贡和曼尼·拉宾诺维兹总是我们的胜利者。与曼尼交过手的人都说一生中没有被人这么凶狠地揍过。曼尼常和我一起组织娱乐活动，搞地下拳击赛。形影不离的一对——犹太人海军陆战队员。曼尼唆使那个到处惹事、体重一百四十五磅的自作聪明的新兵去和一个体重一百六十磅的人打拳击，他认为那人会将这家伙打得屁滚尿流。“要选红发人，伊欧，”曼尼说，“他会为你打一场世界上最好的比赛，红发人决不会放弃。”曼尼算得上科学家，他到诺福克去和一名战前是中量级选手的水手比赛，他胜了。我早饭前带领全营做操，晚上带新兵们步行到游泳池教他们游泳。我们实际上是将他们扔进水里——老一套教人游泳的方法，当一名陆战队员你必须会游泳。总得准备比新兵多做十个俯卧撑，他们常向我挑战，但是我身体很棒。再就是乘车去打球，还飞到很远的地方去。鲍伯·科林斯也在球队里，这圣约翰的大个子。我这队友是个令人害怕的运动员和酒鬼。我生平第一次喝醉是和鲍伯在一起，一连两个小时不停地讲为威克瓦西打球的事，然后吐得甲板上到处都是。爱尔兰小伙子、意大利小伙子、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粗野的小私生子，还有离家出走的小子，只因做矿工的父亲常用皮带扣和拳头揍他们——这些就是和我一起吃饭、睡觉的人们。甚至那个印第安人，是个切罗基人，也是我们的三垒手。我们称他“小便刀”，与我们的帽子同名，别问为什么。并不都是体面的人，但总的说来还不错。好小伙子。组织了许多球赛，与班宁堡、切里海岬、北卡罗来纳，以及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比赛，战胜他们，还打败了查尔斯顿的海军船厂队。我们有好几个男孩都能那样掷球，有个投手还进了老虎队，他们到佐治亚州的罗马市、到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的军事基地打球。他们称部队里那些家伙“小狗”，打败他们，打败所有人。到南方去，见识一下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看看黑人的生活，遇见你想像得到的各种异教徒。结交漂亮的南方姑娘，找妓女，用避孕套，脱掉衣服压到地上。到萨凡纳、到新奥尔良，坐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年久失修的酒吧里，我非常高兴看见海岸巡逻队就在门外，还与第二十二团打篮球和棒球。我终于成为合众国的海军陆战队员，戴上了锚和地球组成的徽章。“那边没有投手，伊欧，朝这里打，伊欧——”我成了这些来自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的小伙子眼中的伊欧——这些没受过教育、从美国各地来的家伙都只把我称做伊欧。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伊欧，我喜欢那样。我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退伍，和一位叫做德威尔的漂亮姑娘结婚，经营父亲创立的公司，而他自己的父亲连英语都不会讲。我还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恨美国？为什么？他生活在美国就如同生活在自己体内一样。他年轻时候的乐趣就是美国人的乐趣，所有这些成功和幸福都是美国式的，他再也用不着仅仅为了缓和她无知的仇恨而闭口不谈这些。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全部的美国情感，他会感到孤独；如果不得不到另一个国家去生活，他会产生渴望。是啊，赋予他那些成就意义的每样东西都是美国的，他爱的一切都在这里。
对她而言，做个美国人就是厌恶美国，而他不愿放弃对美国的热爱，这和他不愿放弃对父亲和母亲的爱是一样的，和不愿放弃自己的正直是一样的。她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概念，又怎么能“憎恨”？他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如此盲目地斥责这种给她的家庭提供每一次成功机会的“腐朽制度”？斥责她的“资本家”父母，就好像他们的财产不是他们三代人连续不断经营的结果。三代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制革厂的黏液和臭味里艰难行进。这个家庭从制革厂起家，曾经和下层人中最低贱的人是相同的，和他们同甘共苦——现在成为她的“资本主义走狗”。在仇恨美国和仇恨他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她很清楚。他热爱她所仇恨、因生活中所有不完美的事情而加以责备，并想用暴力推翻的这个美国；他热爱她所仇恨、嘲笑，并想颠覆的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他热爱她所仇恨，并只想以她的所作所为进行谋害的这位母亲。该死的无知小母狗！他们付出的代价啊！他为什么不该撕掉丽塔·科恩的这封信？丽塔·科恩！她们回来了！这些有虐待狂倾向的捣乱鬼，她们有无尽的反叛天赋，从他手里勒索钱财，为了好玩还从他这里索取了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口吃日记和芭蕾舞鞋。这些年轻的违法的畜生自称为“革命者”，五年前恶意地玩弄过他的希望，现在又认为到了再次嘲弄瑞典佬利沃夫的时候。
我们只能站在一旁观看使她变为圣人所要遭受的苦难。自称为“丽塔·科恩”的信徒。她们在嘲笑他。她们不得不笑。因为比作为一个邪恶的玩笑更糟的就是不成为邪恶的玩笑。你的女儿是神圣的。我的女儿是任何东西和一切东西，除了那以外。她主要是太脆弱，被引入邪道，受到伤害——她绝望了！为什么要对她讲你和我睡过？并且告诉我是她要你那么做的。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恨我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做这种事。你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鲁莽，而是因为我们谨慎、理智、勤劳、遵纪守法。你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因为我们工作努力、老实肯干，最终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我们因此兴旺发达，于是你就嫉妒、仇恨、渴望毁掉我们。于是，你便利用她，一个口吃的、才十六岁的孩子。不，对你们这种人来说，没有什么算小，将她变成具有伟大思想和崇高理想的“革命者”。狗杂种们。你们享受的是我们毁灭的前景。胆怯的杂种。不是陈词滥调控制了她，而是你们用肤浅的陈词滥调中最动听的东西将她变成奴隶——而那个满腹牢骚的孩子，以她的口吃对不公正的仇恨，对这些东西没有一点防护能力。你们使她相信自己和被践踏的人们是一样的——将她变成你们的替死鬼，充当你们的帮凶。其结果是福雷德·康伦医生死掉了，那就是被你们杀害以便阻止战争的人：在多弗尔一家医院的院长，在小社区医院里建起一个有八张病床的冠心病治疗室。这就是他的罪行。
要么是有预谋的，要么是出了差错，那颗炸弹不是在村里无人时的半夜，而是在早晨五点钟爆炸，在哈姆林商店每天开门营业前一小时。当时福雷德·康伦把邮件投进信箱后正转身走开，信封里装着他前一晚上填好的家里开支应付的支票，他正在去医院上班的途中。一块金属从商店飞出，打在他的后脑上。
多恩服用了镇静药，不能见人，但瑞典佬赶到诺斯和玛丽·哈姆林的家里，表示了他对商店受害的同情，并告诉哈姆林一家，这商店对多恩和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社区里其他人一样，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他来到守丧的地方——棺材里的康伦看起来还不错，收拾得体，和平常一样和蔼可亲——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安排好多恩的住院治疗后，他单独拜访了康伦的遗孀。他怎样才得以赶到那女人家里去喝下午茶的是另一个故事——另一本书——但他做到了，他去了。她非常大度地招待他喝茶，他也用言辞表达了他们家的哀悼之情，这些话已被他在心里排练了五百次，但在说出来时仍然很糟，甚至比他在诺斯和玛丽·哈姆林面前讲的话还要虚伪：“深深的、由衷的遗憾……您家的极大痛苦……我妻子想告诉您……”听完他不得不说的这些话后，康伦太太平静地回答，神情如此镇定、和蔼、富于同情心，瑞典佬恨不得逃走，像孩子似的躲起来，同时他有一种冲动，很想扑倒在她脚下，永远待在那里，乞求她的宽恕。“你们是很好的父母，用了你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女儿，”她对他说道，“这不是你们的错，我一点也不怪你们。你们没有去买炸药，没有制造炸弹，没有安放炸弹，你们与炸弹无关。如果真像这样，最终证明该由你女儿负责，我也只怪罪她一人。利沃夫先生，我为你和你的家人感到难过。我失去了丈夫，我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但你们的损失更大，你们是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从今往后每一天我都会想到你们和为你们祈祷。”瑞典佬对福雷德·康伦只稍微有些了解，在鸡尾酒会上和慈善活动中碰过头，他们在那里都觉得很无聊。他主要是从这个人的声誉才对他熟悉，他是一个对医院和家庭具有同样献身精神的人——工作努力的好人。在他的领导下，医院已经开始策划一个建设项目，这还是医院建成以来的第一次。除了那个新冠心病治疗室，在他的日程中还有一个推迟了很久的急诊室设备现代化的项目。可谁又会在乎远离城镇的社区医院急诊室？谁又会关心人们从一九二一年起就开办的乡村综合商店？我们谈的是人性！没有一些小灾小祸和失误，哪里会有人性方面的进步？人们发怒了，就发泄出来！暴力必将遭遇暴力，不管后果怎样，直到人民获得解放！法西斯美利坚炸掉了一家邮局，设备也完全摧毁了。
只是很凑巧，哈姆林商店不是一个美国的官方邮局，哈姆林家的人也不是美国邮政局的雇员——他家只是一个承包的邮政点，就为了几个美元的收入而顺带处理一点邮政业务。哈姆林商店不是政府的机构，只是你的会计师帮你填写表格的办事处。但是对世界革命者而言，那不过是个技术性问题。设备被摧毁！旧里姆洛克的一千一百位居民被迫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驱车五英里去购买邮票、给包裹称重、寄挂号邮件或特殊物品。这将让林登·约翰逊知道谁才是老板。
他们嘲笑他。生活嘲笑他。
康伦太太说过：“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区别在于，对我们而言，尽管恢复需要时间，我们最终还是一个家庭，我们会作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熬过来，我们会生存下来，并保存完好无损的回忆，这些回忆也将给我们支持。对我们来说，并不会比你们更容易理解如此丧失理智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和福雷德在时一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她暗示瑞典佬和他的家庭不可能生存下去，她所用那种明白无误和有力的口吻使他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怀疑她的仁慈和同情是否真像他起初愿意相信的那样无所不包。
他再没有去看过她。
他告诉秘书自己将去纽约，为了捷克之行，他已经为秋天晚些时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作了初步的商谈。在纽约他已经检验了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样品手套，以及鞋、皮带、笔记本和钱包。捷克人正在安排他到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的工厂的参观。这样他就可以亲眼目睹手套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和完成时更广泛地抽查他们的产品。事实上已经很清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皮装要比在纽瓦克或波多黎各都便宜——甚至质量也可能更好。自从暴乱以后，纽瓦克工厂的生产工艺水平就开始下降，越来越糟，特别是维基退休、不再当生产车间工头后，厂里的情况更是如此。即使他在这次捷克之行看到的不能算那里日常的生产情况，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够深刻。早在三十年代捷克人就把他们的优质手套倾销到美国市场，多年来纽瓦克女士皮件厂都在雇用优秀的捷克剪裁工。那位被纽瓦克女士皮件厂聘为专职机械师长达三十年的就是捷克人，他照料厂里的缝纫机，保障那些重负荷机器的运转——更换磨损的转轴、杠杆、垫片、线轴，无休无止地调节每台机器的转速和拉力——多好的工人，是对付在世上各种手套机器的专家，能修好任何东西。尽管瑞典佬向父亲保证在他回来做出详细报告之前，不会签下任何合同将生产移到一个有共产党政府的地方，他还是相信离从纽瓦克的撤出已经不远了。
这次多恩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她开始有惊人的恢复，至于梅丽……是啊，亲爱的梅丽，梅丽，我的宝贝，我珍贵的、唯一的孩子梅丽。我留在中央大街拼命维持生产，接受那些毫不关心我的产品质量的黑人的打击——那些粗心大意、让我陷入困境的人，他们知道纽瓦克没有剩下可训练的人来替代他们——是因为我担心若离开中央大街，你会称我为种族主义者，并永远不再见我。要不然我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为了再见到你，我已经等得太久，你妈妈在等，爷爷和奶奶也在等。整整五年，每天中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等着见你，或者得到你的消息，或者以某种方式得到你一个字，我们再不能延迟自己的生命了。这是一九七三年。妈妈成为一个崭新的女人。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生活，现在是我们必须开始的时候了。
然而他所等待的，不是那友好的领事在他的捷克之行中用梅子白兰地对他的欢迎（他父亲或妻子如果碰巧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的话，肯定会这么想），而是驱车十分钟，从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到新泽西铁路大街那家猫狗医院。
相距十分钟路程，等上数年？就在纽瓦克，这些年？梅丽住在世界上这么个地方，即使让他猜一千次也不会想到。是他的智力有问题，还是她依然那样爱惹事、那样堕落、那样疯狂，所以他才想像不到她可能干的任何事情？他想像力也很差？要哪种父亲才不会这样？这才叫荒谬。他女儿就住在纽瓦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轨道的对面工作，还不到被那些葡萄牙人改造为可怜的唐内克街道的峭壁区的尽头，只在峭壁区的最西边，处于顺着街的西沿将铁路大道断开的铁路高架桥的影子里。那外观严酷的堡垒似的建筑是城里的中国墙，巨大的褐色砂石垒起二十英尺高，长达一英里多，只是被几处污秽的地下通道截断。这里与美国任何被毁掉的城市的街道一样，带有某种恶兆。这条早被遗弃的街道旁边只有像爬虫似的荒芜的墙壁，上面甚至连涂鸦都没有。只剩下枯萎的野草从松散的土块里冒出来，灰泥已经裂开被雨水冲刷，高架桥的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只是还显示出疲惫的工业城市为纪念它的丑陋而作出的持续和有些成功的挣扎而已。
在街的东面是黑色的老工厂——南北战争时的工厂，铸造厂、铜厂，一百多年来被高大烟囱涌出的滚滚浓烟熏黑的重工业工厂——现在连窗户都没有了，用砖头和石灰浆挡住日光的照射，进出口处都用煤渣块塞住。在这些工厂里，人们失去手指手臂、压烂双腿、烫伤脸部，孩子们在高温和严寒里劳作。这些十九世纪的工厂将人们搅拌在一起艰苦地生产，现在成了无法穿透的密闭的坟墓。被埋葬在里面的就是纽瓦克，一个不再动弹的城市。这是纽瓦克的金字塔：高大、乌黑、可憎，还密不透风，如同历史上伟大朝代总会有的墓葬建筑。
那些暴徒没有钻过这架高的铁道——如果他们来过，这些工厂，所有这些，都会被烧成碎石堆，就像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西市街上的那些工厂一样。
他父亲过去常常对他讲：“褐色砂石和砖块，就有生意可做。褐色砂石在这里开采，知道吗？就在贝尔维尔旁边，沿着河的北岸。这座城市什么都有，那肯定是门好生意。将褐色砂石和砖卖到纽瓦克的那家伙——他占着天时地利。”
每逢星期六早晨，瑞典佬总会和父亲一起驱车到唐内克去，收集这一周由意大利人在家里计件加工的手套成品。当汽车沿着砖铺的街道颠簸前行时，他们经过一幢又一幢可怜的小木屋，巨大的铁路高架桥在视野里显得支离破碎。它不会走开。这是瑞典佬第一次遭遇到的人工建造的壮观景物，它分割和矮化其他物体，起先这使他感到很可怕。当时他只是个孩子，即使在那个年代，周围环境对他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有一种被它拥抱和进而去拥抱它的欲望。六岁或者七岁，也许五岁，也许杰里那时还没有出生。那些让人觉得非常高大的石头使这个城市在他的眼中显得比实际上更加庞大。这条人造的地平线粗鲁地在巨大城市的躯体上切下一刀——好像他们进入了地狱的鬼魅世界，这男孩看到的一切只是铁路对人民党改革运动做出的回应，他们要求在交叉口抬高铁路以避免撞车事故和对行人的伤害。“褐色砂石和砖块，”他父亲羡慕地说，“有个家伙真是从此无忧无虑了。”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搬迁到克尔大街之前。当时他们还住在犹太教会堂对面的一幢三家人合住的房子里，就在怀因莱特大街穷人住的那一端。他父亲那时连一间阁楼都没有，只是从另一家伙那里弄来皮料。那人也在唐内克干活，他在车库里交易工人们从制革厂拿出来的各种东西。工人们把东西藏在他们的大胶靴里，或者裹在工装裤里面。那个卖皮料的人自己也是制革厂的工人，一个高大粗野的波兰人，结实的手臂上上下下全是文身。瑞典佬隐约记得他父亲站在车库的一个窗口前，拿起成品皮料对着灯光仔细查看是否有缺陷，还在膝头上用力拉，然后做出选择。“摸摸这张。”等他们安全地回到车里后，他总对瑞典佬这么说。这孩子会像他看见父亲做的那样，将精致的小山羊皮折起来，用手指欣赏地感觉那种精美，皮子柔软光滑的质地和紧密的纹理。“那才叫皮革，”他父亲告诉他，“塞莫尔，什么东西使小山羊皮这么细腻？”“不知道。”“那么，小山羊是什么？”“山羊小的时候。”“对。那它吃什么？”“奶？”“对。因为这动物吃的全是奶，所以它的皮面光滑漂亮。用放大镜看这张皮子上的毛孔，它们长得太精细，你甚至都看不清楚。但是，当小山羊开始吃草，皮子就不同了。山羊吃草，羊皮就会像砂纸。塞莫尔，做礼服手套最好的皮子是什么？”“小山羊皮。”“真是我的孩子。但不只是小山羊，儿子，还要看制革怎样。你得了解制革厂，就像好厨子和坏厨子一样。你有一块好肉，坏厨子可以将它毁掉。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极好的蛋糕，而另一个不行？一种多汁好吃，而另一种则是干干的。皮子也一样。我在制革厂干过，要看化学品、看时间、看温度，那就是区别所在。首先，不要买次等皮料，制一张坏皮子与制一张好皮子的成本是一样的。制坏皮子成本还多一点——你在上面要多用工。漂亮，漂亮，”他说，“多好的东西。”他又一次充满爱意地用指尖抚摩小山羊皮，“塞莫尔，你知道怎么把它制成这样？”“怎么制，爸爸？”“在上面下功夫。”
有八家、十家或十二家移民分散在唐内克，娄·利沃夫把自己的样式和皮料分给他们做。这些人来自那不勒斯，他们在家乡时就是手套工人，其中最好的工人后来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的第一处厂房上班，是在娄·利沃夫有能力租下西市街椅子厂楼顶小阁楼之后。年迈的意大利祖父或者父亲在厨房餐桌上剪裁，用的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法国尺子、大剪刀和小铲刀。祖母或者母亲做缝纫活，女儿们进行整理——熨烫手套——用老办法，将烙铁放进厨房的大肚炉子上的盒子里加热。那些妇女用的是古老的胜家牌缝纫机，这些十九世纪的缝纫机娄·利沃夫已经学会修理，都是他非常便宜地购进，然后修好的。每周至少一次，他得晚上驱车到唐内克去，花一个小时把缝纫机修好。其他日子里，他白天黑夜都要到泽西城去沿街叫卖意大利人为他做的手套。他最早是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将手套放在汽车的后备厢上叫卖。他后来直接卖给服装店和百货店，这些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第一批固定客户。那是在离瑞典佬现在站的位置不到一英里的一间小厨房里，这孩子看到一双手套由前那不勒斯工匠中年纪最大的师傅剪裁出来。他相信自己还记得当时就坐在父亲的膝头上，娄·利沃夫品尝一杯那人自己酿的酒，他们对面的这位剪裁工据说有一百岁了，人们相信他曾为意大利王后做过手套。他用小刀的钝刀片对一张皮子的边缘反复搓捻，把它磨光。“注意看他，塞莫尔。看看这皮子多小？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小山羊皮剪好，因为它这么小，看看他怎么做。你看到的是一位天才，一位艺术家。儿子，意大利剪裁工总更具艺术眼光，而这位又是他们所有人的师傅。”有时人们在锅里炸肉丸，他记得有个意大利剪裁工总咕噜咕噜叫“切贝勒若……”，他抚摸瑞典佬的金发脑袋时，称他“皮斯惹尔”，意思是可爱的小东西，还教他怎样把松脆的意大利面包浸入番茄酱罐里。不管后面的园子多小，这些人都种番茄、葡萄藤和一棵梨树，每家总有个爷爷在。正是他酿酒，娄·利沃夫也总是用一种那不勒斯方言先与老人打招呼，还配上恰当的手势，他的保留节目是一句完整的意大利话：“纳曼诺拉瓦纳德。”——一只手洗另一只——他把支付本周计件工资的美元钞票摆在油布上。然后这孩子和他父亲起身离开，带上成品往家里赶。到家后，西尔维娅·利沃夫会检查每只手套，用撑具小心翼翼地查看手套每个指头和拇指的每条缝。“一副手套，”父亲告诉瑞典佬，“应该完全配对——皮料的纹理、颜色、深浅，所有这些。她检查的第一项就是看手套是否相配。”他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教他在手套制作中会出现的所有毛病。人们教她辨认这些毛病，作为这种丈夫的妻子是必要的。她告诉这孩子，漏掉一针就会使针缝张开，但你看不出来，除非将撑具插在里面用力撑开。还有一些本不该有的针孔，那是缝纫工扎错了，却想就这样继续做下去的缘故。有一种被人们称为屠夫切口的毛病，那是剥皮时刀割得太深留下的，甚至在皮子刮好后它们还在。尽管你用撑具在手套上撑时，它们不一定裂开，但是人们一戴上就糟了。在他们从唐内克收回来的每一批手套中，他父亲至少会发现一只手套的拇指与掌心不相配，这让他恼怒不已。“看见了？看吧，这剪裁工想在一张皮子上多剪出几双来，可他在这同一张皮子上剪不出一块拇指的皮料了，所以他就作弊——从下一张上剪出拇指的皮料。但是它不相配，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看见这里没有？指头扭曲了，这就是马里奥今天早上给你看的东西。你要剪指岔，或拇指，或其他东西，必须把它拉直。如果不拉直，就会有麻烦。如果他把指岔拉得不均匀，缝起来后就会卷成这样。这就是你母亲要寻找的东西，记住，别忘了——利沃夫家的人只做完美的手套。”只要他母亲发现什么毛病，她就会把手套递给瑞典佬，他把大头针别在上面，只插在针脚处，而不是穿透皮子。父亲提醒他，“孔洞会留在皮子上。这与布料不同，布料上面的孔会消失。只能穿过针脚，永远这样！”这孩子和他母亲检查完一批手套后，母亲就用一种特殊的线将这些手套简单地串在一起，这线很容易拉断。父亲解释说，顾客把它们拉开时，上面打的结才不会从皮子中拉过去。手套连好后，瑞典佬的母亲就用薄纸把它们包起来——每副手套下铺一层绵纸，折起来保护好每一副。瑞典佬大声地为她数数，一打手套放进一只盒子。早期的盒子并不漂亮，不过是普通褐色的纸盒，一端标有尺码表示大小。带有金色镶边、烫着纽瓦克女士皮件厂金字的漂亮的黑盒子是后来才用的。那要等到他父亲在班贝格的订单上有大的突破以后，接着便是玛瑟配饰商店的订单。与众不同、外观漂亮的盒子，每只手套上有公司的名称和用金黄色和黑色的线条交织而成的商标，这不仅对商店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深受精明的高消费阶层顾客的青睐。
每个星期六，他们驱车到唐内克收这一周的成品手套，还顺便带去那些有毛病的手套，瑞典佬的父亲在他母亲发现的地方用大头针做好标记。如果一只手套上插了三根或更多的针，他父亲就会警告加工的这一家，要为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做事，马虎是不能忍受的。“娄·利沃夫卖出的手工手套必须完美无缺。”他对他们说道，“我在这里不是玩游戏。我在这里和你们一样——赚钱。纳曼诺拉瓦纳德，记住。”
“塞莫尔，小牛皮是哪样的？”“是小牛身上的皮。”“纹理怎样？”“纹理紧密均匀，非常平滑、有光泽。”“用来做什么？”“大部分用来做男人手套，很厚重。”“什么是好望角羊皮？”“是南非羊皮。”“直毛绵羊呢？”“不是绒，而是毛的那种羊。”“哪里产？”“南美，巴西。”“答对了一半。这些动物生活在世界上赤道附近的任何地方，印度南部、巴西北部、横穿非洲的一条地带——”“我们是从巴西买的。”“是的，那不错。你答对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其他国家也有，你这就清楚了。皮料整理中关键的步骤是什么？”“拉伸。”“永远别忘了。在这一行，十六分之一英寸可使世界大不一样。拉伸！拉伸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一双手套由多少个部分组成？”“十个，十二个，如果算上捆扎带的话。”“把它们数出来。”“六个指岔，两个拇指，两块手掌料。”“手套行业的度量单位呢？”“扣子。”“什么是单扣手套？”“单扣手套是指从拇指底部到顶部为一英寸长的手套。”“大致一英寸长。什么是丝纹？”“手套背面的三排针脚线。如果不进行端拉，丝纹会跑出来。”“好极了。我甚至还没有问你端拉的事。好极了。手套上最难做的线缝是什么？”“凸边缝。”“为什么？慢慢想，儿子——很难。告诉我原因。”毛边外向缝、间缝、单拉缝、短v形装饰缝、鹿皮、摩卡羊皮、英国母鹿皮、浸泡、脱毛、酸洗、分选、整理、纹理上光、绒皮整理、粘衬里、骨架线、无缝毛编织、切割缝纫毛编织……
他们驱车在唐内克来回跑，一刻也不停。每到星期六早晨，他都跟着去，从六岁一直到他九岁那年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成立公司、有了自己的阁楼为止。
猫狗医院在一幢矮小的旧砖房的角落上，旁边是一块空地，堆积着旧轮胎，地上的野草长得几乎有他一样高，人行道边上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围栏，他就站在这里等女儿……她就住在纽瓦克……这么久……在哪里，在这城市里什么样地方？不，他并不缺乏想像力——想像那些讨厌的事情现已无济于事，即使现在也不好弄清楚她怎么从旧里姆洛克来到这里。没有任何幻想能让他抓住以缓冲随后的震惊。
她工作的这地方使人觉得，她肯定不再相信自己的呼唤将改变美国历史的进程。那房子生锈的防火梯快要倒下来了，如果有人上去的话，它会从固定处松动砸向街面——这防火梯的功能不是在起火时拯救生命，而是无用地挂在那里，见证人们与生俱来的无穷尽的孤独。对他而言，任何其他的意义已被剥去——那房子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含义。是啊，我们都孤独，深深的孤独感，总是这样等着我们，甚至是一层更深的孤独感。对它我们束手无策。不，我们对孤独并不感到奇怪，尽管遭遇它时也许有些惊讶。你可以将自己尽量暴露出来，但结果是你暴露无余，可孤独尚存，而不是将感情隐藏起来，暗自孤独。我愚蠢的、愚蠢的梅丽，亲爱的，比你愚蠢的父亲还要愚蠢，甚至炸掉楼房也没有益处。不管楼房有无，都只有孤独。没有什么庇护所可以用来对付孤独——历史上所有的炸弹攻击都不起一点作用。最厉害的人为的爆炸力也不能触动它。我的傻瓜孩子，令人惊恐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平常的、每天都有的孤独。“五一劳动节”走上街头和朋友一起游行，庆祝它的伟大，把它当做超级强权中的强权，征服一切的力量。把钱花在上面、以它下赌注、崇拜它——不是向卡尔·马克思鞠躬，我口吃的、愤怒的、愚蠢的孩子，也不是向胡志明和毛泽东膜拜——而是对伟大的孤独天神俯首称臣！
我寂寞——她还是个孩子时就常对他这么讲，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句话。寂寞。这是你能从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嘴里听到的最难受的话。但她那么快就学会说那么多次，开始就轻松自如地说出来，如此聪明地使用——也许那就是她口吃毛病的根源。在其他孩子还不会说自己的名字之前，她已令人惊奇地学会了所有这些话，这些含义太多的话语，甚至包括“我寂寞”。
他是她能交谈的人。“爸爸，我们谈谈吧。”谈话的内容经常是关于母亲。她总是告诉他妈妈对她的衣服说得太多，对她的发型说得太多，妈妈想把她打扮得比其他孩子更像成人。梅丽想留帕蒂那样的长发，但妈妈想把它剪掉。“如果我像妈妈在圣吉纳维芙教堂那样穿制服，她会很高兴的。”“妈妈保守，就这么回事，但是你也喜欢和她去购物。”“和妈妈上街最好的事是能吃到美味的午餐，很开心。有时也喜欢挑选衣服。但妈妈还是说、说、说得太多。”中午她在学校从不吃妈妈为她准备的东西。“白面包加大香肠让人作呕，肝泥香肠也讨厌，午餐袋里的金枪鱼也水太多，我喜欢的只是弗吉尼亚火腿，但要去掉硬皮。我喜欢热、热、热汤。”她把热汤带到学校时，总会将保温瓶摔坏，不是第一周就是第二周。多恩给她买来特别防爆的保温瓶，她连那种的也能摔坏，这就是她的破坏力。
放学后她和朋友帕蒂一起烘烤食物，总是梅丽打鸡蛋，因为帕蒂说打鸡蛋使她难受。梅丽认为这很愚蠢，所以有一天下午，她当着帕蒂的面打鸡蛋，帕蒂呕吐起来。那就是她的破坏力——摔坏保温瓶和打破鸡蛋。还扔掉妈妈给她作为午餐的任何东西。从不抱怨，只是不吃。多恩开始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她午餐吃的什么，梅丽也许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你有时是个很讨厌的孩子。”多恩对她说道。“我不是，如果你不问我午餐吃的什么，我就不会那么讨、讨、讨厌。”她母亲被激怒了，说道：“做到你这个样子常常不容易吧，梅丽？”“我想，做到我这个样子可能比靠、靠、靠近我要容易，妈。”对父亲，她倾诉道：“我认为水果也并不是那么叫人开、开、开心，所以我也扔了。”“牛奶你也扔了。”“牛奶有点热，爸爸。”但在午餐袋底部总有一毛钱用来买冰激凌，这才是她想要的。不喜欢芥末，那是她在抱怨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些年所讨厌的另一种东西。“哪个小孩会喜欢芥末？”答案是帕蒂。帕蒂常吃三明治加芥末和融化干酪。梅丽在和父亲的谈话中讲，她“完全”不理解。融化干酪三明治是梅丽最喜欢的东西。融化的明斯特干酪和白面包。放学后她总把帕蒂领回家来，因为梅丽把午餐扔了，她们要做融化干酪三明治。有时她们只用箔纸化开干酪。她告诉父亲，到了万不得已，她肯定自己只吃融化干酪就能活下去。这可能是这孩子所做过的最不负责任的事——放学后和帕蒂一起用箔纸化开干酪，狼吞虎咽下去——直到她炸掉那家商店为止。她从不说帕蒂让她烦恼，害怕伤了帕蒂的感情。“问题是当人们来到你家后，过一会你就讨、讨、讨厌他们。”但是她在多恩面前显得似乎想让帕蒂多待一会。妈妈，帕蒂能留下来吃晚饭吗？妈妈，帕蒂能在这里过夜吗？妈妈，帕蒂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帕蒂到村子里去吗？
在上五年级时她送给妈妈一个母亲节礼物。趴在学校的小桌布上，老师让她们写出自己愿为母亲做的事情。梅丽写道，她愿意每个星期五晚上做饭。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难得了，但是她把这事做好并坚持下来，主要因为这样就可以保证一星期中有一个晚上能吃到烤意大利通心面，而且做饭就不用去洗盘子了。在多恩的帮助下，她有时还做烤千层面或填馅贝壳，但她自己做烤意大利通心面。星期五有时也吃通心面加奶酪，但大多数时候是烤意大利通心面。她告诉父亲，虽说保证通心面的顶层烤得又硬又脆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看着干酪融化。当她做烤意大利通心面的时候，他就负责饭后的收拾，总有那么多东西要洗，但他喜欢做这些。“做饭有意思，打扫却不然。”她对他吐露道。可他在梅丽做饭时的感受却不是这样。他听一位客户讲在纽约的西四十九街有家饭店的烤意大利通心面全纽约做得最好，于是他就开始每个月带家人到文森特餐馆去吃一回。他们会先到无线电城或去百老汇听音乐会，然后再到文森特餐馆。梅丽喜欢文森特餐馆，一个名叫比利的年轻侍者喜欢她。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也口吃。他告诉梅丽那些到文森特餐馆就餐的电视明星和电影明星的事情。“看到你爸爸坐在哪里？看他的椅子，小姐？丹尼·托马斯昨晚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你知道当人们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时，丹尼·托马斯说些什么？”“我不、不、不知道。”这位小姐说。“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于是，星期一上学时，她就把前一天纽约文森特餐馆的比利告诉她的一切在帕蒂面前复述出来。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孩子？更不具有毁灭性的孩子？更被父母宠爱的小小姐？
没有。
一位穿着黄色休闲裤的黑人妇女，像用后腿站立的运货车马匹一样高大，她穿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她脸上伤痕累累。他知道她来是告诉他，女儿已经死了。那就是纸上所写的，是来自丽塔·科恩的便条。“先生，”她说，“能告诉我救世军在哪里吗？”“这里有？”他问道。她看起来好像不认为这里有，但是她回答道：“我相信是有的，对。”她举起那张纸条。“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在哪里，先生？”任何话开始或结尾带“先生”一词实际上意味着“我要钱”，所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钞票递给她。她东倒西歪地走开了，穿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消失在地下通道里，随后他再没有见到任何人。
他又等了四十多分钟，本来要再等四十分钟，或直到天黑，或者更久些。一个男人，身穿七百美元定做的西装，却像穿得破破烂烂的游民那样背靠在路灯杆上。从外表上看，这人似乎要去谈生意、参加会议和社交活动，却故意在火车站附近败落的街头闲荡，也可能是城外的富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到了红灯区，假装漫无目标地四处看看，而脑袋里全是秘密，心里（像以前那样）想着其他勾当。丽塔·科恩也许讲的是实话，一直都是实话，想到有那种可能，太吓人了。他完全可能就这么站在那里整整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脑子里还想着会在梅丽来这里上班时抓住她。但是，老天见怜，如果用这句话说，只过了四十分钟她就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是个女的，要是别人不告诉他来这里找的话，他也许决不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他的想像力又一次让他失望。他感到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这是他两岁时就掌握的东西——如果身上的一切甚至连同他的鲜血，一起喷洒到人行道上，他也不会吃惊。要扛住这些太难，要回到家中，对着多恩所换的新面孔告诉她这些也太难。就算在那中间有技术最先进的烹饪台、顶上有电动天窗的现代化厨房里，也无法使她找到回头的路。经历一千八百个夜晚，凭着作为一名杀人犯的父亲的想像力，他还是没有想到她隐姓埋名时的这个样子。要躲避联邦调查局也不必这样。她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太可怕了。难道从自己的孩子身边跑开吗？害怕？她的灵魂需要安抚。“生命！”他对自己下命令，“我不能让她走！我们的生命！”梅丽这时已看见他，就算他早先有崩溃逃跑的可能，现在也晚了。
他又能跑向哪里？还是去做那个尽干徒劳无功之事的瑞典佬？那个承蒙上帝保佑、忘却了自我、丢掉了思维的瑞典佬？那个从前曾经有过的瑞典佬利沃夫……他或许可以求救于那位笨重的、面带伤疤的黑女人，期待自己能问她：“夫人，您知道我这是在哪里？您知道我要去哪里？”
梅丽看见他了。她怎么会错过他？甚至在只有生命、没有死亡的街上，在聚集着奋力拼搏、饱受折磨和忙于生计的人群中，而不像这样致命空旷的街上，她也不会错过他吧？这是她漂亮的、一眼就能认出的、六英尺三的父亲，是一个女孩能有的最英俊的父亲。她从街对面跑过来，这个可怕的生物，好像他自己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时常常想像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孩子——那个从石头房子外面的秋千上跑下来的女孩——她扑进他的怀里，双臂绕在他的脖子上。从戴在脸下半部的面纱里——遮住嘴和下巴的透明面纱是从破尼龙袜撕下的一块——她对这个她越来越恨的男人说道：“爸爸！爸爸！”无法对她加以指责，她与其他孩子一样，似乎她的悲剧就在于她不是其他人的孩子。
他们拼命地哭，这位可以依靠的父亲的中心工作就是维护一切秩序，不能忽略或允许哪怕是最小的混乱迹象——对他而言，将混乱远远挡在外面是直觉既定的通向确定性的道路，是生活赋予的每天应严格完成的任务——而这个女儿就是混乱本身。
指选美比赛组织方为每位选手配备的助理兼监护人。
位于美国大西洋城海滨道上的一座游乐场。
梅丽的名字merry在英语中是快乐、开心的意思。
指简洁、实用并做工精良。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旅游胜地，以其用于出口和制作香水的鲜花而闻名。
指一九五四年上映的电影《蓬岛仙舞》（brigadoon）中的世外桃源。
指威廉·腓特烈·哈尔西（1882—1959），美国海军将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率领美军取得数次重大胜利，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人在他的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
美国教育家（1862—1947），因通过教育促进和平获一九三一年诺贝尔和平奖。
约等于四十九摄氏度。
意大利语，chebellezza，意为“美极了”。
意大利语，’namanolava’nad，一只手洗另一只，即为“相互帮助”的意思。
原文为signorina，源自意大利语，用来称呼女孩和未婚女性。
由基督教牧师威廉·布思及其夫人于一八六五年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国际慈善组织，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信仰，自称“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
作者“菲利普·罗斯”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