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成了耆那教徒。她父亲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她用流利的唱歌似的语调——若她能控制自己口吃，她本该在生活于父母的安全保护下的时候就使用这种流利的语调——耐心地告诉他。耆那教相对来说是印度宗教的小派别——他能接受这种事实。但他不清楚梅丽的宗教活动是典型正规的还是她别出心裁，她甚至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戴面罩是为了在呼吸时不伤害空气中的微生物，不洗澡是因为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寄生虫。她不清洗，说是“不伤害水”。天黑后，她不到处乱走，甚至在自己房间里也一样，害怕踩扁任何活物。她解释道，每种形式的物体里都有灵魂，生命形式越低级，禁锢在里面的灵魂的痛苦就越剧烈。要超越物质世界、达到她所描绘的“永恒不朽的自我满足的福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她虔诚崇拜的“完美的灵魂”。人们要达到这种完美只有通过苦行僧式的严于律己和自我否定，遵循阿西穆沙或者叫非暴力主义的教义。
她将摘录的五条“戒律”打印在卡片上，贴在窄小的泡沫橡胶简易床旁的墙壁上方，地板从未打扫过。她就睡在这里，房间里空空如也，只在角落里放有这床和一堆破布——她的衣服——她肯定是坐在另一个角落里随便吃一点赖以生存的东西。她看上去吃得很少，很少；从她的外表很难看出她就住在离旧里姆洛克东部还不到五十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倒像是在德里或加尔各答，几近饿死的状态似乎不是虔诚的禁欲主义活动所致，而是作为最低种姓被人抛弃的结果，拖着印度教贱民的那种瘦弱的四肢，痛苦地到处游荡。
房间很小，让人感到幽闭恐怖，甚至比少年监狱的牢房还小，他失眠的时候总想到她要是被警察抓住，他就会到这样的地方去看她。他们从宠物医院步行到她家，先朝火车站方向走，然后转向西边，穿过通向迈卡特公路的地下通道。那条地下通道不过一百五十英尺长，但人们得锁好车门才敢经过。没有路灯，人行道上到处是破烂家具、啤酒罐、玻璃瓶、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脚下还有车牌照，这地方十年没人打扫过，也许从来就没打扫过。他每走一步，碎玻璃都在鞋子下面嘎吱嘎吱响。一只酒吧椅搁在人行道中间，来自哪里？谁弄来的？还有一条绕成一团的男裤，真龌龊。是谁的？他出什么事了？就算看见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瑞典佬也不会惊讶。一个垃圾袋挡住他们的路，黑色塑料袋上面打了结。里面装的什么？大得可以装进一具死尸。还有一些人体，活着的东西，蓬头垢面的人影在窜动，相貌凶险的家伙就躲在身后的暗处。黑色的横梁上面传来火车的噪音——进站时的车轮声。五六百列火车每天从头顶上轧过去。
要到梅丽住在迈卡特公路旁边的出租房，你不得不穿过这地下通道，这不仅在纽瓦克，这几乎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条地下通道。
他们步行去的，她不愿和他坐车。“我只走路，爸爸，我不坐机动车。”他只好将车停在铁路大街，任凭过路的人们去偷。他陪着她走了十分钟才到她家，这段路开始的那十步就足以让他泪流满面，幸亏他不住地对自己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能放她走。”要是不抓住她的手一起走的话，他也做不到。在一起穿过那可怕的隧道时，他提醒自己：“这是她的手，梅丽的手，除了她的手，其他都不重要。”他真想哭，在六七岁时她最爱玩陆战队员游戏，要么是他对她喊或她对他喊：“注意！立正！稍息！”她喜欢和他演练——“向前——走！向左转——走！向后转——走！向右四十五度——走！”她喜欢和他一起做陆战队体操——“你们这些人，趴下！”她爱称地面为“甲板”、他们的卫生间为“船头”、她的床为“卧铺”、多恩的食物为“军粮”，但她最喜欢的是在穿过牧场时，为他数帕里斯岛的行军节拍——骑在他的肩头——去寻找妈妈的牛群。“拜哟勒、拉、勒、拉、勒、拉哟勒。勒、拉、勒……”而且一点也不口吃。他们玩陆战队员游戏时，她一个字都不口吃。
她的房间在一楼，这房子在一百年以前大概是寄宿公寓，还不错，是座人们喜欢的寄宿公寓，客厅地面是褐色砂石，上面是整洁的砖墙，带弯曲的铁铸栏杆的铺砖楼梯通向上面两个房间的门口。这房子现在破旧不堪，被废弃在狭窄的小街上。这里剩下的还有另外两幢房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棵旧里姆洛克悬铃树还保留着。这房子被夹在废弃的仓库房和疯长的草丛之间，大块的锈铁件、机械残片散落在乱草丛中。
房门上边的山形墙已没有了，檐口也被人拨拉下来，悄悄偷运到纽约某家古董店卖掉。纽瓦克到处如此，最古老的建筑物上装饰用的石头檐口——就算是四层楼高的檐口，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车载升降机摘走了，用十万美元一件的设备干的。警察在睡大觉，也许早被贿赂。谁干也没人阻止，也不去管是谁为赚点小钱就从某个办事处开来了车载升降机。伊萨克旧城区带火鸡图案的装饰中楣在华盛顿和林登都有市场，赤陶土的火鸡和巨大的满装花果、象征丰饶的羊角组成的中楣装饰——被人偷走。房屋着火，中楣一夜之间就没影了。黑人大教堂（贝瑟尼浸会大教堂关闭后被木条封上，但还是遭到抢掠、被铲平，威克里夫长老会教堂被大火严重毁坏）——檐口被盗。甚至有人居住的房屋、还未倒塌的建筑物，铝制排水管——也被偷走。水槽、落水管、排水管——无一幸免。人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都没了，顺手牵羊，拿了就走。倒闭的工厂里的铜管被人拉出来卖掉。不管哪里，只要窗户没有了，门被木条封起来，就等于暗示人们：“进来吧，剥掉它，剩下什么，剥掉什么，偷走，卖掉。”把东西剥下来——这就是食物链。开车路过时，看见有牌子写着此房出售，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没有可卖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被团伙用车偷走，被那些推着购物车满街乱窜的人偷走，被单独行事的盗贼偷走。这些人急红了眼，他们拿走一切。他们“席卷一切”，就像鲨鱼进食一般。
“如果一块砖还在另一块上面，”他父亲喊叫道，“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灰泥也许有用，他们会掰开砖头、取走它。为什么不？灰泥！塞莫尔，这城市不是一座城市了——是具死尸！走吧！”
梅丽住的这条街是用砖铺就的，完整无损的砖铺的街道在全城已不到十二条了。最后一条鹅卵石街道，那条非常漂亮的老街，也在暴乱后大约三个星期被人偷光了。那里毁坏得最严重。瓦砾上还在冒烟，郊区的一个开发商夜里一点钟就领着人来了。他们开来三辆卡车，大约有二十人，夜里悄悄干的，没有警察打搅他们。这些人从狭窄的小巷挖起鹅卵石，把它们运走。小巷就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的斜角上。瑞典佬第二天早晨来上班时，发现街道没有了。
“他们现在偷起街道来了？”他父亲问道，“纽瓦克连街道都保不住吗？塞莫尔，赶快走吧！”他父亲已经变成一种理智的声音。
梅丽住的这条街只有几百英尺长，被挤压在迈卡特公路——这里昼夜都有载重货车高速行驶——和马尔伯里街的遗址之间的三角地带。瑞典佬还记得最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马尔伯里街是一处唐人街的贫民窟。那时候，在纽瓦克的利沃夫一家，杰里、塞莫尔、妈妈、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鱼贯而上地通过一条狭窄的楼梯到一个家庭饭店吃中国炒面当晚餐，然后开车回到克尔大街的家中。他父亲总会给孩子们讲有关马尔伯里街过去发生的难以置信的“中国人堂派之间斗争”的故事。
那是过去的故事。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故事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褪色的、浸过水的床垫，像连环漫画中靠在电线杆上懒散的醉鬼。电线杆上还有一个标识指明你在哪个角落。就这些。
从她的屋顶望过去，他能看到半英里外商业化的纽瓦克的天际，那三个熟悉的、令人欣慰的单词，英语中最能给人保障的单词，从装饰得优美华丽的垂直墙面上一泻而下，那里曾是嘈杂的市区的中心——十层楼高、白色醒目的巨型大字，标志着金融的信心和机构的永恒，以及城市的进步、机遇和骄傲。你只有乘坐喷气式客机从北边飞到国际机场降落时，才能看见这几个坚不可摧的大字：b第一/bb忠诚银行/b。
剩下的就只有它了，那句谎言。第一，最后，b最后忠诚银行/b。从下面，从他女儿现在住的地方，哥伦比亚和格林大街转角上——他女儿住的这地方甚至比她当年刚来美国时人生地不熟的曾祖父的还要糟，尽管他们刚上岸，就住在王子街的出租房——你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标志牌用于掩盖真相。这种标志只有疯子才相信，童话里才有的标志。
三代人啊，他们渐渐衰老，工作、存钱、成功。在美国到处都兴高采烈的三代人，逐渐融入一个民族的三代人。现在到了第四代，一切却化为泡影。他们的世界被彻底毁灭。
她的房间没有窗户，只在门上方有个狭小的气窗对着光线暗淡的走廊，和一个被岁月侵蚀的石膏墙围着的二十英尺长的小便池。他走进房子闻到它的气味的时候就想用拳头砸它个稀烂。走廊通到外面街上。经过的那道门既没有锁，也没有门把，门框里连玻璃也没有。在她房间里，他没有看见水龙头或暖气片，想像不出她的卫生间像什么样子或在哪里。他暗自想道，走廊上那个也许就派那种用场。她用，也方便那些从公路钻进来或下面马尔伯里街上来的流浪汉。她本该比这生活得好些，好得多，哪怕只是多恩所养的一头牛。在牛棚里，在气候最恶劣的时候，牛群还可以挤在一起，靠相互身体的接触取暖。冬天它们长出粗糙的皮毛，梅丽的母亲甚至在雨雪天，在天寒地冻时，早晨六点前就起来给它们喂草。他认为在冬天那些牛并不像那么不幸。他还想到他们称为“废物”的那两头牲口，多恩退休的巨兽康特和老母马萨利。按人的岁数讲，它们已经到了七十或七十五岁。它们上了年纪后才发现对方，然后再也不愿分开——谁要走开，另一个准会跟随，做什么事都在一起，这让它们活得很好，很幸福。看见它们每天一成不变的日程和所过的美妙生活真让人向往。不由想起晴朗的日子里它们在阳光下舒展四肢晒得暖洋洋的。他想到，她要是变成动物就好了。
让人无法理解的不只是梅丽为什么像个印度贱民似的住在这种简陋的小屋里，怎么会成为被通缉的谋杀犯，而是他和多恩怎么可能成了这一切的根源。他们的无伤大雅的缺点是怎样积累成这样一个人的？要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是她待在家里，高中读完后就上大学，还是会有问题。当然，也会出大问题。她很早就具有反叛精神，即使没有越南战争也会出问题。她可能好长一段时间沉溺于反抗的乐趣中，竭尽全力去体验自己能不受约束到怎样的程度。但是她会待在家里。你在家发点疯不算什么。你不会享受那么单一的乐趣，你不会达到那种程度以至于多次轻微发疯，你不会想到既然这么刺激，为什么不彻底疯狂一次？在家里，没有机会可以让你堕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在家里，你不可能生活在混乱之中；在家里，你不会住在无法无天的地方。家里家外有巨大的差异，她想像这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但是，再没有不谐之音来打搅她的平静了。这里是她的里姆洛克幻想，其巅峰程度令人胆战心惊。
他们的灾难是悲剧性地由时间造成——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她的问题。当她是你的被监护人，当她在这里时，你还能做点事。如果你多花时间稳步地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那些出问题的东西——双方造成的、判断上的错误——也许可以通过这种稳步的、耐心的交流有所好转。最后会一点一滴、一天天地得以补救，父母的耐心终会得到常有的那种回报，达到满意的效果……但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的补救措施在哪里？一边是容光焕发、有张紧致新面孔的多恩，一边是在小床上盘脚打坐、穿着破烂毛衣、不合身的长裤、黑色塑料拖鞋、温顺地躲在令人恶心的面纱后面的梅丽，他能这样带多恩来见她吗？她的肩膀多宽啊，像他一样。但挂在这骨架上的却什么也没有。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女儿、一个妇人或一个姑娘，而是身着衣物的稻草人，瘦骨嶙峋的样子。那是收成极差的农场里生命的象征，不过是滑稽模仿出的人的模型而已。虽说还有一点像利沃夫家的人，但最多也只能糊弄鸟儿。他怎能带多恩到此？开车接多恩沿着迈卡特公路行驶，下公路后进入这条街，随后见到的就是仓库房、碎石块、垃圾、瓦砾……多恩看到这房间的情形，闻到这房间的气味，摸到这房间的墙壁，更别说这不清洗的皮肤，随意修剪、黏糊糊的头发……
他跪下来看她的索引卡片，在旧里姆洛克的时候，床上这个位置放的是从杂志上剪下的她一心崇拜的奥黛丽·赫本的照片。
我决不杀生，不管是纤细渺小的还是粗俗丑陋的，活动的还是静止的。
我痛恨所有谎言的罪恶，不管是起于愤怒、贪婪、恐惧，还是欢愉。
我厌恶获取人所不与的东西，不管是从村庄、城镇或山林，不管多与少、大或小、生物或非生物。
我弃绝所有的性乐趣，不管是与神、人或畜生。
我排除一切依恋，不管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有生命或无生命；自己不趋从这类依恋，不促使也不容许人们如此行事。
作为商人，瑞典佬很机敏。如果需要的话，在他那男性亲切面具下——他很会利用这亲切面具——他能根据交易的要求非常精明地算计。但他不明白即使最冷静的算计在此又能怎样发挥作用，就算世上所有父亲的天赋聚集到他身上，他也做不到。他再次通读她那五条誓言，尽量严肃地对待它们，一种想法始终纠缠着他：为了净化——以净化的名义。
为什么？因为她杀过人，或者哪怕从未杀死一只苍蝇也可能需要净化？这和他有关吗？那次愚蠢的亲吻？已经过去十年了，再说那什么也不是，没有后果，当时对她而言也无任何意义。毫无意义、普通、短暂、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天真无邪的事……不！人们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严肃对待不该严肃对待的事情？这就是梅丽强加于他的东西，这种困境可以追溯到她当年在餐桌上抨击他们资产阶级生活的不道德的时候。谁会把那种孩童般的咆哮当回事？他做了任何父亲该做的事——他倾听着，听下去，当时他能做的只是不起身离开餐桌，直到她发泄完。他点点头，尽可能赞同他可以赞同的东西。他反驳她时——比如说，关于利润动机的道德功效——也总加以克制，以他所能把握的耐心和理智。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他的利润动机是为了给一个孩子成千上万美元进行畸齿矫正、看心理医生、语言障碍矫正——更别提上芭蕾舞班、学骑马和修网球课程，所有这些，从小到大，她总认为缺一不可——就算不要什么对父母的孝顺，也至少有一丁点的感激。也许错误在于对不用认真的东西太较真，也许他不该那么专注地倾听她无知的咆哮，那么尊重她，而应该在桌上伸过手去扇她一耳光。
可是那又会教给她有关利润动机的什么呢——教她有关他的什么呢？他如果那么做了，如果，这张戴面纱的嘴就会被认真对待。他会严厉指责自己：“是啊，我对她做过这事，因为当时愤怒之极，因为我的爆脾气。”但看起来他没有那么对待她，因为他厌恶发脾气，他其实不想有，或者根本不敢有这种脾气。他所做的是吻她。不是那原因，所有这些都不是。
但现实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她在这里，在这耗子洞里被这些“誓言”所禁锢。
在屈辱中的日子里她还过得好些。如果他非得在愤懑、肥胖、结结巴巴地发泄共产主义怒气的梅丽与这个戴着面纱、平静、肮脏、极富同情心、衣衫褴褛的稻草人一样的梅丽之间做出选择……可为什么要选？她为什么总被最便利的空洞思想所控制？从她学会了思考起，一些怪诞的想法就占据了她的大脑。生了个这样的女儿，多年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后来却拒绝自己思维——这女儿要么以暴力反抗眼前的一切，要么对所有东西充满同情，甚至对我们呼吸的空气里的微生物也如此，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像她这样精明的姑娘却尽量让他人为自己思考？她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他每天的生活那样——人们做的那样，真实地生活？“可是，不会自己思维的是你！”当他说她可能在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人的陈词滥调时，她这么反驳道，“你就是那种从不会自己思维的人的实例。”“我真的是？”他说道，笑了起来。“对，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因循守旧的人！你做的一切都是人们期、期、期望你做的！”“那也可怕？”“那不是思维，爸、爸、爸爸！那不是！是充当愚、愚、愚蠢的机、机、机器人！机、机、机器人！”“好吧，”他答道，相信过了这个阶段就会好，她会克服这坏脾气的，“我想你会忍受一个因循守旧的父亲——下次的运气会好些。”他装出不被她大大张开、飞快翻动、唾沫四溅的嘴唇吓坏，她正对着他的脸用力地喊出“机、机、机器人”，恰如一架失控的打铆机。一个阶段，他想，感到有些欣慰，就再未考虑这“一个阶段”的想法。也许这正是个说明你不愿自己思维的好例子。
幻想和魔力。总爱装扮他人。她一开始玩奥黛丽·赫本游戏时表现出的那种慈悲为怀的东西，只用了十年就进化成这样怪异的无私神话。先是关于他人的无私的废话，现在涉及的是完美灵魂。接下来是什么，德威尔外婆的十字架？回到长明蜡烛和圣心的无私的废话？总有宏伟的虚幻，最离谱的抽象概念——从未追寻自我，永远也不会。这无私精神的谎言和非人的恐怖。
是啊，他更爱那个像别人一样寻求自我的女儿，超过对这能言善辩、具有荒谬的利他主义思想的姑娘。
“你在这里多久了？”他问道。
“哪里？”
“这房间，这条街，就在纽瓦克。你在纽瓦克住多久了？”
“我六个月前来的。”
“你一直在……”要说的话很多，什么都想问，都想知道，他反而说不出什么。六个月。在纽瓦克住了六个月。对瑞典佬来说，已没有这里和现在，实际上只念叨这几个刺激性的字：六个月。
他站在她面前，俯视着她，盯着她，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到墙上，他不知不觉地摇动，先将重心摇到脚后跟上，似乎这样他就能离开她，穿越墙壁；然后摇到脚尖处，好像随时就可以抓住她，揽进怀中，冲出房间。他不能安稳地回到旧里姆洛克的家中睡个好觉，想到她还在这破布堆里，戴着面纱，坐在这垫子上，像这地球上最孤单的人。她睡在离过道几步远的地方，迟早会遇到麻烦。
这女孩十五岁时就已发疯。他和蔼地，也是愚蠢地容忍了那种疯狂。他虽不喜欢她的观点，可也觉得没什么关系，认为她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会克服这些反抗意识。现在看看，她成什么样子了。漂亮的父母生下的最丑陋的女儿。我拒绝这样！我厌恶那样！我反对一切！那不可能，是吧？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与他和多恩的相貌唱反调？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母亲曾当过新泽西小姐？生活就是这样作践人？不可能是这样。我不接受！
“你入耆那教多久了？”
“一年。”
“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
“学习各种宗教时。”
“你体重多少，梅丽蒂丝？”
“够重的啦，爸。”
她眼眶很大。面纱上边半英寸就是大大的黑眼眶，再上边几英寸的头发已不像从前那样披至后背，看似碰巧黏在头上而已，虽然仍像他一般的金发，却已不再又长又浓密，剪发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谁剪的？她还是别人？用什么？为了遵守那五条誓言，她也不能这般粗暴，毫不留恋曾经那么漂亮的头发。
“可是你好像什么也不吃，”尽管他说话时注意不露声色，但呻吟一般、带着沮丧声调的话语还是从瑞典佬的口中冒出，“你吃什么？”
“我伤害植物，同情心还不够，还不能拒绝那样做。”
“你指的是吃蔬菜，是吗？那有什么不好？你怎么能拒绝？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个人圣洁的问题，是对生命尊重的事情。我不会伤害生物，人、动物或植物。”
“可是你那样做会死的。你怎么能那么‘肯定’？你会什么都不吃。”
“你提到一个深奥的问题。你很聪明，爸爸。你问道：‘如果尊重所有生命形式，怎么生活？’答案是你不能。耆那教圣徒结束生命的传统方式就是‘撒拉卡纳’——自我饥饿。‘撒拉卡纳’仪式的死是完美的耆那教徒为圆满而付出的代价。”
“我不能相信你是这样，我必须告诉你我的想法。”
“你当然可以讲。”
“我不敢相信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这里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敢相信你在告诉我，那一刻终将会来到，到时候你连植物也不伤害，不吃任何东西，只是一心等死。梅丽，为了谁？为什么？”
“是的，是那样，爸爸。我相信你不会明白我所说的、所做的以及其中的原因。”
她对他讲话时，好像他是孩子，她是母亲一样，口气中只有同情与理解，还有他曾悲伤地对她表现出的充满爱意的容忍。这使他恼怒，一个疯子的屈尊俯就，而他既没有奔到门外，也没有跳起来做他该做的事，继续充当有理智的父亲，做一个疯子的有理智的父亲。做点什么！任何事！以一切符合常理的名义，别再这般理智。这孩子需要上医院。她即使只靠一块木板在大海中漂浮也不会比现在更危险。她已经滑到船边——怎么发生的已不是现在的问题，她必须立即得到拯救！
“告诉我你在哪里学的宗教。”
“图书馆里。没人到那里找你。我常在图书馆，所以读到这些东西，我读过很多。”
“你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读了很多书。”
“是吗？我爱读书。”
“你就是在那里成为这教派的成员的，就在图书馆。”
“是的。”
“教堂呢？你上某种教堂？”
“这个教派的中心没有教堂，这个教派的中心也没有上帝。上帝居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的中心。上帝也许说：‘拿走生命。’那不仅容许，而且义不容辞。整部《旧约》都是这种观点，甚至在《新约》里也有这种例子。在犹太教和基督教里人们认为生命属于上帝。生命不是神圣的，上帝才是。但在我们的中心，却不信上帝的绝对权威，而信仰生命的圣洁。”
从头到脚都被这种思想武装起来，满嘴是人们灌输给她的单调的圣歌——被咒语镇住的人们吟唱的无聊高调，这些人的骚动只有用最贴切的美梦编织而成的令人窒息的紧身衣才能控制。她那些毫不口吃的话语中所缺乏的不是生命的圣洁——缺乏的是生命的声音。
“你们有多少人？”他问道，绞尽脑汁地想搞清楚，可是她只会让他更迷惑。
“三百万。”
三百万人像她一样？不可能。在这样的房间里？封闭在三百万间可怕的房间里？“梅丽，他们在哪里？”
“印度。”
“我没问你印度的事，我不关心印度，我们不住在印度。在美国，你们有多少人？”
“不知道。这不重要。”
“我会认为几乎没有。”
“不知道。”
“梅丽，你是唯一的？”
“我的精神探索全靠我自己。”
“我不明白，梅丽，我搞不懂。你是怎么从林登·约翰逊转到这上面的？你怎么从a点一下子跳到z点，这中间完全没有什么联系？梅丽，这些东西搅不到一起。”
“有联系，我可以向你保证，都连在一起。只是你看不出来。”
“你呢？”
“我能。”
“那么，给我讲讲。我想你告诉我，我就会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种逻辑关系，爸爸。你不准提高嗓门，我会解释的。所有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对这一点我想得很多。就是这么回事。阿西穆沙，也就是耆那教的非暴力概念，圣雄甘地都很喜欢。他不是耆那教徒，他属于印度教。他在印度寻找能真正代表印度，而不是西方，又有像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慈善事业的那种影响的团体，结果他选中了耆那教。我们是个小团体，不属于印度教，可是我们的信仰与印度教相关。我们这一教派成立于公元前六世纪，圣雄甘地从我们这里获得阿西穆沙，即非暴力思想。我们是创造了圣雄甘地的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圣雄甘地又以他的非暴力思想成为产生马丁·路德·金的那种真理的核心。马丁·路德·金又成为发起民权运动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在他生命的尽头，当他超越民权运动，将视野扩大，反对在越南的战争时……”
一点也不结巴。曾经使她面部扭曲、憋得苍白，并用力敲击桌子的演说——本来会将她变成严阵以待、受语言攻击的演讲者，并被她毫不留情地反击——现在可以这么镇定自如、娓娓道来，虽然还是那种空洞的高调，却带着精神上的迫切性，语气非常温和文雅。她从语言矫正师、心理医生和口吃日记无法获得的一切，因疯狂而如愿以偿。将自己置于孤独无援、肮脏贫穷的危险境地，她赢得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控制，对说出的每个词都运用自如。聪明才智不再被口吃的苦恼所压抑。
这聪明才智是他亲耳听到的东西，梅丽头脑反应敏捷、表达清晰、深思熟虑，这也是她早在童年时代就有的逻辑思维。然而听到这些东西又让他遭受从未想像过的痛苦。这种才智完美无缺，可是她疯了。她的逻辑是那种将权力与理智完全分离的逻辑，是她早在十岁的时候就纠缠不清的东西。真荒谬——这么理智地对待她是他的疯狂。坐在这里尽量表现出非常尊重她的宗教，可是她的宗教根本不管生活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们两人装着似乎他来此是为了接受教诲，洗耳恭听，由她授课！
“……我们不认为拯救是以任何方式将人类灵魂与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结合起来。耆那教虔诚的精神就在其创立者摩哈维拉的语录中：‘啊，人啊，你是自己之友。为什么还寻求你之外的朋友？’”
“梅丽，真是你干的吗？我必须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做过那事吗？”
这是他首先想问的。他们来到她的房间，在别的事情还没有这么痛苦地提及和审视之前，他就想问。他认为自己等这么久是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优先考虑其他事情却不关心她，不管怎样说隔了这么久才终于见了面。现在话一出口，他才知道自己没问是因为无法承受可能听到的答案。
“爸爸，做什么？”
“你炸了邮局吗？”
“是的。”
“你打算把哈姆林商店也一起炸掉？”
“没有其他办法。”
“除了不去干。梅丽，你得告诉我，谁叫你去干的？”
“林登·约翰逊。”
“那不行。不！回答我。谁劝你参与的？谁对你洗过脑？为谁干？”
一定有外来压力。祈祷文中说：“让我免受诱惑。”如果人们不受他人指使，为什么这著名的祈祷文里这么说？即使上天赐予特权的孩子也不会自己去干这种事。上帝赐予她爱，赐予她充满爱心、讲求伦理道德并且丰衣足食的家庭。谁招募她、引诱她去干这事？
“你仍然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认为自己的后人是无罪的。”
“是谁？不要护着他们。该谁负责？”
“爸爸，你恨我一人就行了。”
“你说是你自己干的，并且知道这也会毁掉哈姆林商店。你这样说的。”
“是的。我是那可恨的人，恨我吧。”
他突然想起她在六年级或七年级写过的东西，那还是在进莫里斯顿高中之前的事。在蒙特梭利学校她们班上，老师问她们十个有关“哲学”的问题，每周一个。第一周，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在此？”不像其他孩子写的那样——为了做好事，为了将世界改造得更美好，等等——梅丽的回答是用自己的提问：“猿为什么在此？”但老师觉得这种回答不确切，让她回家再认真想想这个问题——老师说：“展开思路去想。”所以梅丽回家后按老师的话做，第二天交上去时加了一句：“为什么袋鼠在此？”在这一点上，梅丽才被老师发现“有些固执”。给班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生活是什么？”梅丽的答案让她父母那天晚上笑作一团。其他孩子装模作样用心思考的时候，梅丽在桌边想了一小时，然后写出一个不同凡响、简单明了的句子：“生活只是一段你还活着的短暂时光。”瑞典佬说：“你知道，这比听起来要聪明。她是个孩子——怎么发现生命是短暂的？她了不起，我们早熟的女儿。这姑娘会上哈佛。”但是老师却不同意，她在梅丽的答案旁边写道：“这就完了？”是啊，瑞典佬想，就是如此。谢天谢地，就这些，即使无法忍受。
其实他一直就清楚：无需撒旦的协助，她内心所有的愤怒也会公开发泄出来。她没受人家的胁迫，也没人可以胁迫她。这孩子曾经给老师写过，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认为生活是美好的赐物，是难得的机会，是崇高的事业，是上帝的祝福，而认为只是一段你还活着的短暂时光。是啊，她的动机全来自她本人，只能如此。她的反抗行为就在于谋杀，而不是别的。不然的话，结果也不会是这种丧失理智的安详。
他尽力让理智再次显现。他费了多大的劲啊。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接下来该说什么？如果在遭到攻击、再次被听到的那些直言不讳的话弄得几乎哭起来之后——这么直言不讳地说出口却难以置信的一切——一个人可以坚持住，仍然理智行事，那么他接下来该讲什么？如果他还感到自己像一位称职的父亲，那么作为一位理智的、负责的父亲该说些什么？
“梅丽，我能告诉你我怎么想的吗？我认为你被自己所做的事会遭到的惩罚吓坏了，你不是逃避对自己的惩罚，而是将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我认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亲爱的。看到你在此，看到你这个样子，这世界上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想法。你是个好姑娘，所以你想赎罪。但是，这不叫赎罪，即使国家也不会对你这般惩罚。我不得不对你说这些，梅丽。我必须真实地告诉你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
“你当然可以。”
“看看你对自己做的事——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会死的。再这样过一年，你就会死掉——因为自我饥饿、营养不良、污秽不洁。你不能每天在那些铁道下来回穿梭。那条地下通道是流浪汉的聚集所——流浪汉不会照你的规则玩。他们的世界是残忍的，梅丽，是恐怖之地——暴力世界。”
“他们不会伤害我，知道我爱他们。”
这些话让他恶心，完全是小孩子气，感情用事、堂而皇之的自欺欺人。她从这些悲惨的人绝望的奔忙中看到了什么使她这样想？流浪汉与爱？一个住在隧道里的流浪汉会上百次地把你对爱的任何一点点悟性都揍没了。太可怕了。她讲话时完全摆脱了口吃，可是满嘴讲的都是这类废话。他曾经梦想——他这了不起的、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摆脱口吃——那已经实现。以她急风骤雨的外向性格来说，她神奇般地控制住激动不安的口吃只是要表现这种非理智的清晰和冷静。多妙的报复啊：这就是你想要的，爸爸？好吧，给你。
她能流畅地解释和交谈，现在反而成了最糟糕的事情。
他感觉得到却不想让她听出来的苛刻严厉在他的话音里还是很明显，他说：“你的结局会很惨，梅丽蒂丝。每天试探他们两次，就会发现他们对你的爱有多少了解。梅丽，他们的饥饿不是为了爱。有人会杀了你！”
“但那是重生。”
“我不信，亲爱的，我非常怀疑。”
“爸爸，你能让让步，认为我的猜测和你的一样好吗？”
“我们谈话时，至少能取下面纱吧？也让我看看你？”
“看我的口吃，是这意思？”
“我不知道戴那东西是否有助于消除你的口吃。你说是这样。你也告诉我口吃只是你避免对空气和生活在空气里的生物的暴力行为。对吗？你所说的是这意思吗？”
“是的。”
“那么……我可以让步。但我也要告诉你，我认为你即使带着口吃最终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没有忽视你遇到的困难，可是如果你非得这样走极端，才能摆脱那该死的口吃……我真的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你弄不清楚我一心想干的事情，爸爸。当然我也不理解你想干的。”
“可是，我有动机，每个人都有动机。”
“你不能将灵魂的旅程限制在那种心理，不值得你那样。”
“那么，你来解释，请给我说说。你怎么解释你学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过是苦难，没别的。你这样做，是让自己受罪，你选择的这一切都是受罪，梅丽，真正的苦难，没有别的。”——他的声音飘浮不定，他接着讲，理智，理智，责任，责任——“那样，只有那样——明白我讲的？——口吃才能消失？”
“我对你讲过。我已经没有什么渴求和自我。”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姑娘。”他一下子坐在地板上的污物之中，非常绝望，尽最大努力控制住自己。
在这极小的房间里，他们相对而坐，近在咫尺，除了从肮脏的气窗上透过来的一些光线外，没有其他光亮。她的生活不需要光亮。为什么？她也发誓拒绝电力的罪恶？她生活中不需要光，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后果：她住在纽瓦克，一无所有；他住在旧里姆洛克，什么都有，除了她。他的好运也该对此负责？穷人对有钱人和占有者的复仇。所有那些自称的穷人，那些善于表演的丽塔·科恩，都尽力把自己想像成父辈最坏的敌人，模仿在那些最爱她们的人看来最讨厌的东西。
她曾经在一块纸板上用双色蜡笔写了一幅标语，是她亲手做的标语牌，就挂在她的书桌上方，替代他的威克瓦西足球队的三角旗。在她失踪前，标语牌挂在那里也无人在意。她曾经一直都很羞怯地想要那面旗，因为在一九四三年它被瑞典佬高中时的情人拿到缝纫课上，在这块橘黄和褐色的三角旗的底边毛毡上用很粗的白线缝了几个字：“献给享誉全城的利沃夫，许多个吻，阿伦娜”。那标语牌是他唯一敢从她房间取走并销毁的东西，那么做也花了他三个月。窃取他人的财产，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都有违他的本性。但在爆炸发生三个月后，他冲上楼去，钻进她的房间，将标语牌扯下来。那上面写着：“我们反对白鬼子的美国的一切美好和正统的东西。我们将掠夺、烧掉和摧毁。我们将给你们的母亲带来噩梦。”用很大的粗体字标明摘自“气象员格言”。因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就忍受了这东西。“白鬼子”，他女儿亲手写的，在他家里挂了一年，每个红色的字母都用黑色阴影重重地勾勒出来。
即使他一点也不喜欢，他也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对此唠唠叨叨——出于对她的财产和自由的尊重——他不能扯下来，哪怕是一幅糟糕的标语。他不可能采取那种尽管非常正当的暴力行动。现在可怕的噩梦真正出现，对他这个文明人的耐心的极限再次考验。她以为只要一举手，就会打击和杀害在身边漂浮着的无辜的小生命——所以在与环境的接触中，她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最为惊人的和可怕的后果——他想，如果取走她挂上的可憎的标语牌，会有损她的尊严、她的心理、第一修正案赋予她的权利。不，他不是耆那教徒，瑞典佬心想，但他也可能已经是了——他也那么具有同情心，那么天真地崇尚非暴力。他设下的目标的正当性所包含的极度愚蠢。
“丽塔·科恩是什么人？”他问。
“我不知道。她是谁？”
“替你来找过我的那位姑娘。一九六八年你失踪以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
“没人替我来找过你，我没有派任何人。”
“来过的，一个矮小的姑娘。肤色苍白、梳着非洲大蓬头。我交给她的东西有你的芭蕾舞鞋、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和你的日记。是她把你变成这样的吗？她制造的炸弹？你还在家的时候常常和某人通电话——那些秘密交谈。”那些秘密交谈，像那标语牌一样，他也“尊重”。要是他当时扯下标语牌，拉掉她电话上的插头，将她关起来就好了！“是那人吗？”他现在问她，“请对我讲真话。”
“我只讲真话。”
“为了你，我交给她一万美元，付了现金。你拿到那笔钱了吗？”
她开心地笑了：“一万美元？没有，爸爸。”
“那么你必须回答我。谁是丽塔·科恩？她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你。是来自纽约的梅里莎吗？”
“你找到我了，”她回答道，“因为你一直在找，我从未指望不被你发现。你找到我是因为你必须找。”
“你到纽瓦克来就是为了我好找到你？这是你到此的原因吗？”
可是她回答道：“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来？你怎么想的？考虑过吗？你知道办公室在哪里。你知道这多么近。梅丽，有什么逻辑？这么近，可……”
“我坐上车，就到了这里，你看。”
“就这样，巧合，没有逻辑，无逻辑可言。”
“这世界不是一个我有影响或想有任何影响的地方。我放弃对一切东西的影响。关于是什么构成巧合，你和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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