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葬礼。
首先是福妮雅的，战斗山上的公墓，一个我每每驱车经过总感到心惊肉跳的地方，即使大白天我也止不住起鸡皮疙瘩，由于古老墓碑的死寂和时光的凝固而神秘莫测，又由于与原本是印第安坟场相毗邻的州立森林保护区的缘故，更显阴森可怖——一片广袤、林木森森、巨石累累的蛮荒之地，上面分布着脉络状的山溪，晶莹的水流沿着一座座峭壁跌落而下，林中居住着郊狼、短尾猫，甚至黑熊，还有游荡觅食的鹿群，据说其种群之庞大可与前殖民时代相比。牛奶场的女人在黑黢黢的森林边缘购买了福妮雅的墓地，组织了这朴素无华的仪式。两人中较为外向的，称自己为萨丽的那位，发表了第一篇悼词，在介绍她的合伙人和孩子们以后，说：“我们都和福妮雅同住在奶场上，我们今天早晨来到这里的原因和你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一样：为了纪念一个生命。”
她讲话的嗓音是欢快嘹亮的，她是一个小个头、强健、圆脸盘的妇人，穿着宽大的长裙，乐天地决心把握一种不会在六个农场长大的孩子心里引起任何消极情绪的观点，孩子们都整整齐齐地穿着他或她最好的衣服，每人手里握着一把鲜花，准备在棺木入土前撒在上面。
“我们中有谁，”萨丽问，“会忘记她那爽朗热情的笑声？福妮雅能以她极富感染力的笑声，也能以她突然做出的某件事情让我们捧腹不止。而且她还是，你们知道，一个有着深层精神追求的人。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她重复道，“精神生活的追寻者——最能描述她信仰的词乃是泛神论。她的上帝是自然，她对自然的崇拜延伸到对我们小小牛群的热爱上，其实是对所有的奶牛，对作为人类的养母的最为仁慈的生灵的爱。福妮雅对家庭奶场这个机构怀抱着巨大的敬意。她和佩格，我，以及孩子们，同心协力，努力使家庭奶场作为我们文化遗产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在新英格兰蓬勃发展。她的上帝是你在我们农场四周随处可见的一切，你在战斗山四周随处可见的一切。我们选择这里作为福妮雅的安眠地，是因为自土著居民在这里向他们的亲人道别以来，这地方一直是方圣土。福妮雅讲给我们孩子听的最动人的故事——关于牛棚里的燕子和田野里的奶牛，关于高高地在我们田野上空翱翔的红尾鹰——与你们在这座山顶上可能听到的故事一模一样，当然是在伯克夏地区的生态平衡尚未遭到破坏，尚未有……”
无所不晓的语气来了，悼词其余部分的环境保护论的卢梭主义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第二名歌功颂德者是斯莫基·霍伦贝克，原雅典娜体育明星、物业总管、福妮雅的老板，以及——据我从聘用他的科尔曼处得知——一度还是别的什么。福妮雅实际上是在她第一天加入他的保洁员队伍就被他招募进入他的后宫的，而一等莱斯·法利不知用什么手段探知斯莫基拿她派什么用场，他便从后宫将她撵了出去。
斯莫基没有像萨丽那样讲到福妮雅崇尚自然的泛神论的纯净性；以学院代表的身份，他将重点放在她作为一名宿舍管理员的能力上，从她为本科生打扫宿舍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谈起。
“有了福妮雅跟他们在一起，学生发生了变化。”斯莫基说，“他们有了这样一个人，不论什么时间见到，都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嘘寒问暖，询问感冒好了没，课上得怎么样。她总是花上一两分钟跟他们聊聊，和他们亲近亲近，再开始工作。时间一长，她对学生来说不再是个视而不见的人，不再仅仅是个宿舍管理员，而是另外一个他们心怀敬意的人物。因为他们认识福妮雅，其结果是他们更加认识到不能丢下一堆垃圾让她去收拾。相反，你可能有另外一个宿舍管理员，从不用眼睛看着你，真正对学生敬而远之，真正不管学生在干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嘿，福妮雅可不是那样——从来不是。学生宿舍的状况，我发现，直接跟学生和他们宿舍管理员的关系有关。我们要装配的破玻璃窗的数目，我们得填补的墙洞的数目，都是在学生用脚踢，用拳头捶，把它们当出气筒造成的……不论什么状况。墙上的涂鸦。全部的。嗯，如果那是福妮雅的楼房，这些一概全无。那幢楼就导向良好的生产效率，导向学习、生活，导向与雅典娜同舟共济的情感……”
这位个子高高、头发鬈曲、相貌堂堂、有家室的年轻男子，曾经作为福妮雅的情人而成为科尔曼的前任，表演得精彩至极。与斯莫基的完美无缺的清洁女工的肉欲接触，从他告诉我们的话里，无人想象得到，正如萨丽故事里的泛神论一样。“早晨，”斯莫基说，“她打扫北大楼和那里的行政办公室。虽然她的任务每天都稍有不同，可每天上午都有基本的任务得完成，她总是干得好极了。废纸篓倒空，休息室，楼里有三间，统统清扫整理得焕然一新。只要哪里有脏，立即用潮拖把拖干净。人流密集的区域每天用吸尘器打扫，不太密集的区域则每周一次。掸尘通常按周进行。前、后门上的格窗几乎由福妮雅按日清洗，根据人流密集的程度。福妮雅总是非常地专业，十分注意细节。有时你可以开吸尘器，有时你不可以——从来没有过一次，一次都没有过，由于福妮雅·法利的缘故招来投诉。她很快就发现什么时候做哪样工作最合适，最不影响劳动大军。”
我在墓地周围数了一下，不计孩子，共有十四人，其中学院分遣队似乎只包括斯莫基和一小组福妮雅的同事，四名维修工，穿着西服上装，打着领带，默默地站着，聆听着对她工作的溢美之词。据我的观察，其余的悼念者不是佩格和萨丽的朋友，便是在农场买牛奶以及上那儿参观得以认识福妮雅的当地人。西里尔·福斯特，我们的邮政局局长，义务消防队队长，是我认出的惟一当地人。西里尔是在小乡村邮局认识她的，福妮雅一周两次去那里打扫卫生，科尔曼第一次见到她也是在那里。
人群里有福妮雅的父亲，一个块头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萨丽已经在她的悼词里对他的到场有所表示。他坐在一张轮椅里，离棺木只有几英尺，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看护着，菲佣或伴侣，那女人直接站在他身后，在整个仪式中都毫无表情，倒是他还将前额伏在掌心里，不时地淌下泪水。
环顾左右，却不见我认为可能是在网上发布了悼念福妮雅文字的人。那些文字我是前一天晚上发现的，张贴在雅典娜教职员论坛新闻组。帖子这样开始：
发件人：克吕泰墨斯特拉@
收件人：教职员论坛
主题：福妮雅之死
日期：1998年11月12日星期四
当时我正出于好奇查看教职员论坛日历，看看西尔克院长的葬礼会不会出现在即将进行的事项中，却偶然发现了它。为什么发这个满口脏话的帖子？寻开心，或逗乐子？是否只是（或至少是）迫害狂奇思怪想的悖谬张扬，还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背叛行为？会不会是德芬妮·鲁斯张贴的？她的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控？我认为不会。她在那个闯入故事后，再玩她足智多谋的把戏也没有更多可赚的了，而且倘若“克吕泰墨斯特拉@”被人发现是她的杰作，她会输得很惨。再说，从手头的证据看来，里面没有典型的德芬妮式阴谋的那种技巧或设计的痕迹——她的诡计是匆促的，即兴式的，有一股歇斯底里的小家子气，一股业余玩家过分激动的不假思索的冲动，所产生的则是事后令犯事者都觉得不足为信的稀奇古怪的行为：她的反击缺乏那种刻毒的大师级的挑衅性和深思熟虑的算计，无论其结果如何令人反感。
不，这，极其可能，是受到德芬妮恶作剧的启发而产生的恶作剧，狡诈得多，自信得多，更加专业化地凶恶——毒性的一次重要升级。现在它又将引发出什么来呢？这种公众扔石子的行为到何时方能告一段落呢？这种轻信盲从又到何处才能了结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对一个又一个的人重复德芬妮·鲁斯告诉保安的故事——如此透明的虚假，如此明显的谎言，他们当中怎么会有人竟然信以为真呢？又如何能证明它与科尔曼之间的联系呢？无中生有的事。但他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相信了。虽然有点离谱——他破门而入，强行打开档案，闯入她的电脑，给她的同事发电子邮件——但他们相信这些话，心甘情愿地相信，迫不及待地重复。一个无聊透顶的故事，漏洞百出的故事，然而却没有人——当然是没有人公开地——提出最简单的质疑。为什么这人把她的办公室翻得乱七八糟，以引起对他闯入事件的注意，倘若他要的是设个骗局？为什么他要编出那么个广告，而实际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看了也根本不会联想到他？除了德芬妮·鲁斯，还有谁会看了广告就想起他来？如果真要做出她声称是他干的事，他非得是个疯子不可。但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发疯了呢？疯狂行为的历史何在呢？科尔曼·西尔克单枪匹马使这个学院起死回生——这人是个疯子？痛苦、愤怒、孤立，不错——但何至于疯狂？雅典娜人完全明白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如同在幽灵事件中一样，他们心甘情愿地表现出似乎他们不明白。仅仅看见指控便当作证明。一听到臆断便信以为真。作案者不需有动机，更无需逻辑或推理。只需一个标签即可。标签便是动机。标签便是证据。标签便是逻辑。科尔曼·西尔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个x，因为他是个y，因为他二者皆是。先是个种族主义者，现在又是个厌恶女性者。在本世纪把他称为共产主义者已为时过晚，虽然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手法。眼下是一宗仇视女性的罪行，因为犯案者不惜对一名不堪一击的学生口吐凶恶的种族主义评语的能耐是早已不证自明的了。这就为所有的一切提供了解释。这件事以及疯狂。
弹丸之地的魔鬼——闲言碎语、妒忌、刻薄、无聊、谎言。不，乡土毒药不起作用。大家在这儿都待腻了，他们心生妒意，他们的生活不过如此，并将永远如此而已，于是，对这个故事不假思索地、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复述——电话里、街道上、自助餐厅里、课堂上。在家里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车祸使得他们没有时间证明这是个荒唐的谎言——实际上倘若不出车祸，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可能编造谎言。然而他的死却成全了她。他的死拯救了她。死插手简化了一切。一切的怀疑、一切的担心、一切的犹豫都被最伟大的藐视万物者横扫一空，它就是死亡。
当我在福妮雅葬礼结束后独自走向我的车子时，依然无法确定学院里究竟谁会有这种心思编造出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帖子——最残忍的艺术形式，网上艺术形式，因为它的匿名性质——我同样也无法预测还会有谁，任何人，出来以匿名形式散布别的什么。我所能肯定的是邪恶已被释放，就科尔曼的行为而言，没有一件荒唐事会被人放过，会不被用来煽动愤怒的情绪。一场瘟疫正在雅典娜蔓延——这就是他的死亡在我的脑海里即刻启动的思路——瘟疫蔓延的容器是什么呢？就在那里。病原体就藏身在那里。在以太之中。在广布四方的硬盘之中，永恒的、不可删除的、人类邪恶的标志。
如今人人都在以《幽灵》为题进行着写作——人人，然而，尚未包括我。
我将请你们（教职员论坛上的帖子如此开始道来）就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进行一下思考。并非仅仅有关一个无辜的三十四岁妇女的惨死，虽然死亡本身足够可怕，并且有关那起恐怖事件的特定场合，以及这个几乎是用艺术手腕设计了那些场合，以完成他针对雅典娜学院及其过去的同事的连环复仇的男子。你们中有些人或许知道在科尔曼·西尔克上演那出自杀式谋杀之前——正是那人当晚将车驶出路面，冲过护栏，落入河里的所作所为——强行进入巴顿大楼一间教员办公室，洗劫档案，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故意伪造为一名教员所写，以此设计陷害她。他对她及学院所造成的伤害不足挂齿，但指使那个幼稚可鄙的撬门而入及作伪行径的决心及恶意却在当晚稍后时间里——经过大大的加剧——启发他在杀死他自己的同时，以冷血手段谋杀了一个学院物业管理处工人，后者已在几个月前被他玩世不恭地诱骗得手，以供他满足性需求。
设想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个妇女的困境，十四岁逃离家门，学业在中学二年级中断，在她以后短暂的人生里成为功能性文盲。想像一下她和一名奸诈的退休大学教授所作的斗争吧，后者在他十六年身为学院最专制独裁的院长的生涯中，在雅典娜行使着比校长更大的权力。她会有什么机会抵制他的优势？而一旦屈从于他，一旦发现自己为一个变态的、远超她自身体力的男性力量所奴役时，她又会有什么机会探测他利用她久被驱使的肉体以达到他复仇目的的深度，先是生前，再是死后？
在所有先后践踏她的无情男人中，在所有粗暴、毫无节制、冷酷无情、贪得无厌地折磨、打击和摧残她的男人中，没有一个人会像这个一心要跟雅典娜学院决一死战的人一样怀抱着如此被狭隘心胸的敌意所扭曲的心态，选择一个雅典娜的自家人，以昭然于天下的险恶手段发泄他的复仇情结。发泄在她的肌肤上。在她的四肢上。在她的阴器上。在她的子宫上。今年早先他迫使她进行的人工流产——曾将她投入企图自杀的万丈深渊——只是无人得知的无数次在她遭蹂躏的肉体上所犯下的强暴行径的一个例证而已。我们现在知道谋杀现场的可怖情形，知道他为福妮雅安排的面对惨死的色情姿态，以便更好地记录在案——毕其功于独一无二的，不可磨灭的形象——她对他愤怒的蔑视的屈从，她的谄媚（可以延伸为对学校社区的屈从和谄媚）。我们知道——由于警方调查的可怕事实点点滴滴的聚拢，我们正在越来越清楚地了解——福妮雅血肉模糊的躯体上的疤痕并不都出自致命的事故，尽管事故犹如天崩地裂一般。验尸官在她的臀部和大腿上都发现有与车祸撞击无关的青紫块，是在早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实施的挫伤：不是使用钝物，便是使用拳头。
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大得足以令我们发疯的词。但犹如谋杀福妮雅的凶手那样病理性的阴险毒辣的人，他的心理却是难以探测的。驱使此人的欲望植根于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那些先天无暴力倾向或后天无复仇意识的人——那些与文明用以限制我们身上的野性及放纵的约束和平共处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种黑暗。人心之黑暗无可言喻。但他们的车祸绝非偶然，这我敢于断言，如同我确知我与所有悼念雅典娜的福妮雅·法利的人分享哀思，后者所受的压迫开始于她的童贞岁月，并延续至她死亡的一刻。这场事故绝非事故：正是科尔曼·西尔克以他全部的力量所渴求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能够回答，而且愿意回答。不仅为了消灭他们两人，而且为了同步消灭他作为她终极迫害者的一切历史印记。为了防止福妮雅揭发他的真实面貌，科尔曼·西尔克带着她和他一道沉入河底。
我们只好留在世上，想像他决心隐藏的罪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次日，科尔曼落葬在他妻子的身旁，花园般的公墓井井有条，正对着学院平整得犹如绿色海洋似的体育场，坐落在北大楼后的橡树林及其地标六边形钟塔的脚下。我前一天夜里无法入眠，那天早晨起床时，仍然对事故及其意义被有系统地加以曲解并大肆传播，感到心烦意乱，以致坐立不安，连咖啡都没能喝完。一个人怎么能击退所有这些谎言？即使你说明某件事是个谎言，但像雅典娜这样的地方，一旦谎言出笼，就赖着不走了。我并没有绕着房子不安地踱步，等着到时间往墓地去，而是打好领带，套上茄克，下山往市镇街去——下到一个我可以在心里琢磨、幻想以我的憎恶可以做点什么的地方。
还有我的震惊。我从未想到他会死，更不要说看着他下葬。别的一切姑且不谈，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健壮老人死于一场离奇的祸事本身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倘若他是被突发的心脏病，或癌症，或中风夺去生命，至少还说得通些。而且，那时我就肯定——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断定——这场事故是不可能在附近见不到莱斯·法利及其货车踪迹的地方发生的。当然，凡是发生在任何人头上的事情都不会事出无因，然而，有着莱斯·法利在视线之内，有着莱斯·法利作为基本起因，对造成法利蔑视的前妻和法利固执地窥视并使之勃然大怒的情人双双横死的这场一箭双雕的灾难，难道不会因而获得比捕风捉影更多的解释吗？
对我而言，得出这个结论并非出自于一种不愿想当然地接受不可知事物的思想倾向——虽然这正是州警在科尔曼葬礼后的那天上午所持的观点，当时我过去和那两位首先抵达现场，并发现尸体的警官交谈。他们对撞毁车辆的检查没有揭露任何线索能够证实我想像中的图景。我提供给他们的情况——关于法利对福妮雅的跟踪，关于他对科尔曼的窥伺，关于在离厨房门不远处近乎暴力的交手，当时法利吼叫着从黑地里扑向他们两人——统统都被耐心地记录下来，还包括我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然后对我的合作表示感谢，向我保证一切都将严格保密，并告诉我，如果查有实据，他们会来找我。
他们再没来过。
走出去时，我转身说：“能问个问题吗？能问一下车里尸体的情形吗？”
“你想要知道什么，先生？”巴里奇警官问，他是两个年轻人中较年长的一位，面无表情，安详殷勤，他克罗地亚的家人，我记得，曾经是马达马斯卡酒店的老板。
“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姿势。雅典娜的谣言……”
“不，先生，”巴里奇说，摇摇头，“不是那样的。谣传不真实，先生。”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知道，先生。那明显是由于速度的缘故。你不能以那样的速度拐弯。杰夫·戈登也不可能以那个速度拐弯。一个老家伙，几杯酒下肚，脑子里七荤八素，神志不清，像个飙车手似的驶过那个弯道……”
“我不认为科尔曼·西尔克一辈子中曾经像个飙车手似的开车，警官。”
“嗯……”巴里奇说，举起双手，掌心对着我，意思是，我满怀对你应有的敬重，但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可能知道，“车是教授开的，先生。”
现在巴里奇警官期待我别再像白痴似的把自己当做业余侦探干涉他们的事务，别再进一步发挥我的论点，而是礼貌地告辞。他已不厌其烦地一再称我先生，足以让我清醒地意识到究竟谁才是这儿的领衔主演。于是我离开了，如我所说，事情到此结束。
科尔曼下葬的那天又是个反季节的风和日丽的十一月天。上个星期，树上最后的叶片凋零了，山地粗犷的基岩轮廓此刻在阳光中赤裸裸地暴露无遗，它的棱角和条纹仿佛是古老雕塑上以细致的影线铭刻出来的。那天早晨当我驱车前往雅典娜参加葬礼时，一种重现江湖的感觉，万象更新的可能性，由于远眺春天以来始终被树冠遮挡、此时方在阳光照耀下尽显峥嵘面目的山景，不合时宜地在我心中升起。地壳朴实无华的结构，经过几个月的耽搁，现在终于首次亮相，领受赞赏，是冰川猛烈攻击所展示的惊人破坏力的纪念物，冰川的攻击曾擦到隆隆向南倾倒的山体的边缘，沿途喷射出体积如餐馆冰箱般大小的巨石——喷射的速度就像自动投球机扔出快球一般。当我驶过陡峭的林木森森的当地人称之为“巨石园”的山坡时——这里离科尔曼的房子仅有几英里远，看到，赤裸裸的，没有被夏日的树叶及其流动的阴影所荫庇的那些巨大的石块，全都侧身而卧，犹如倾覆的巨石柱，虽被一起压倒，却依然巨大，完好无损，我再次惊骇地想到那一刻造成科尔曼和福妮雅与他们的生命断离的巨大冲力，那股冲力将他们射入地球永劫不返的亘古。他们此刻犹如冰川般遥不可及。如同星球的开元。如同创世纪本身。
这就是我决定去找州警的时候。而那天，那个早晨，就在葬礼前，我没在那儿下车的部分原因是，在将我的车子停靠在镇上绿地对面时，我看见在波林餐馆窗子里，福妮雅的父亲正在吃早饭——他和那个前一天在山上葬礼上为他推轮椅的女人坐在一张餐桌边。我立即进去，在他们旁边的空桌边坐下，点了饭菜，边假装阅读什么人留在我身边的《马达马斯卡周报》，边尽量偷听他们的对话。
他们正在谈论一本日记。在萨丽和佩格交给福妮雅父亲的遗物中，有福妮雅的日记。
“你不想看的，哈里。你根本不想看。”
“我必须看。”他说。
“你不必，”女人说，“相信我，你不必。”
“它不会比别的更可怕。”
“你不会想看的。”
大多数人自我膨胀，吹嘘他们仅在梦想中取得的成就；福妮雅却谎称自己没能掌握一门技艺，如此之基本的技艺，只消一两年的时间就能让世界上几乎每个学童略知一二的技艺。
这乃是我没有喝完果汁便得知的情况。不识字是一种行为，某种她认为取决于她处境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权力的来源？她惟一的，她仅有的权力的来源？一个以何种代价换取的权力啊？想想看。她同时也以不识字折磨自己。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来。却并非为扮小，并非为假装成必须依赖他人的孩子，恰恰相反：为了突出显示适应社会的野蛮自我。不是把学习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教化形式加以排斥，而是以一种更为强大、更为优越的知识而加以践踏。她并不反对识字本身——但装做不识字对她来说感觉更好。日子变得更加麻辣爽口。她就是尝不够那种有毒的东西：决不勉强自己遵循非礼勿做、非礼勿露、非礼勿说、非礼勿思的规矩行事，而偏要做不当做的人，展示不当展示的部分，说不当说的话，思不当思的事。
“我不能烧掉，”福妮雅的父亲说，“是她的东西。我不能当做垃圾一丢了事。”
“好吧，我能。”女人说。
“那不对。”
“你一辈子都走在这个地雷阵里。你不需要再走了。”
“那是她惟一留下的东西了。”
“还有枪。也是她留下的。有子弹，哈里。她留下了那个。”
“她是怎么活过来的？”他说，突然听起来似乎快掉眼泪了。
“她怎么活的就是她怎么死的。死得活该。”
“你得把日记给我。”他说。
“不给。我们根本不该来。”
“烧掉，烧掉，我连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不过是为你好。”
“她说了什么？”
“不堪复述。”
“哦，上帝。”他说。
“吃。你必须吃点东西。这些煎饼看上去不错。”
“我女儿。”他说。
“你尽力了。”
“我应当在她六岁时把她带走的。”
“你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应当把她留在那个女人身边。”
“而我们根本就不应当到这儿来，”他的伴侣说，“你只需在这儿病倒，那么一切就功德圆满了。”
“我要骨灰。”
“他们应当把骨灰埋了。在那儿。和她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
“我要骨灰，西尔。那是我的外孙们。那是他们来过这个世界的唯一证明。”
“我把骨灰处理掉了。”
“不！”
“你不需要那些骨灰。你受的罪够多的了。我不要让你出什么意外。那些骨灰不会上飞机。”
“你干了什么？”
“我处理了，”她说，“我心怀敬意，但它们不存在了。”
“哦，我的上帝。”
“结束了，”她告诉他，“都结束了。你尽了义务。你不仅尽了义务。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了。现在你吃点东西吧。我把房间的东西都收拾了。付过钱了。现在只剩送你回家。”
“哦，你是最好的，西尔维娅，最最好的。”
“我不要你再受伤害。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你是最好的。”
“尽量多吃点。这些看上去真的不错。”
“来些？”
“不，”她说，“我要你吃。”
“我吃不下那么多。”
“蘸糖浆。这儿。我来，我来倒。”
我在外面等他们，在草坪上，当我看见轮椅出了餐馆大门时，我穿过马路，在她推着他离开波林餐馆时，我做了自我介绍，边走在他身旁，边讲话。“我住在这儿。我认识您女儿。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见过她好几回。我昨天参加了葬礼。我在那儿看见您。我想向您表示哀悼。”
他是个骨架很大、个子很高的人，比当时在葬礼上蜷缩在轮椅里时看上去大多了。他一定不止六英尺，但他严苛、瘦骨嶙峋的面孔（福妮雅的毫无表情的面孔，正是她的面孔——薄薄的嘴唇，高耸的颧骨，轮廓清晰的鹰钩鼻，同样深陷的蓝眼睛，眼睛上方，围绕着浅色睫毛的是那相同的眼泡肉，相同的饱满程度，我在奶场看到她时曾鲜明地感到那是她的一个异国标记，她面孔上惟一诱惑性的标识）——那张面孔上的表情却属于一个不仅被判终身轮椅监禁，还必须在余生中遭受更严重的不幸煎熬的人。虽然高大，或曾经魁梧，他身上却除了恐惧，别无其他。我在他抬头对我表示感谢的刹那间，看见隐藏在他眼光后面的恐惧。“您太客气了。”他说。
他大约与我同年，但他的用语，可以追溯到我们两人都尚未出生的时代，分明表现出有过一个优越的新英格兰童年。我先前在餐厅里就对此有所察觉——它，仅以这种用语，这种有钱人的、半英国化的用语，受制于完全异于美国的、礼仪至上的社会习俗。
“您是福妮雅的继母吗？”这与使用其他方法引起她的注意没有任何区别——也许让她放缓速度不得不如此。我猜想他们是回到草坪对面街拐角的学院招待所去。
“她是西尔维娅。”他说。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停一停，”我对西尔维娅说，“让我跟他谈谈。”
“我们要赶飞机。”她告诉我。
既然她明显地下定决心要把我当场从他身边赶走，我只好——同时依然跟着轮椅往前行走——说：“科尔曼·西尔克是我的朋友。他没有把车开出路面。他不可能那样做。没有迹象。他的车是被撞出去的。我知道谁应当对您女儿的死负责。不是科尔曼·西尔克。”
“别推了。西尔维娅，停一会儿。”
“不，”她说，“真是疯了。真是受够了。”
“是她的前夫，”我对他说，“是法利。”
“不，”他有气无力地说，仿佛我用子弹射中了他，“不——不。”
“先生！”她停了下来，不错，但那只没有抓紧轮椅的手却伸出来一把揪住了我上衣的前襟。她是个矮小年轻的菲律宾女人，有着一张小小的、绝不饶人的浅褐色面孔，我可以从她无畏的黑眼睛的决断表情里看出，人间事务的纷纷扰扰决不允许稍稍接近由她保护的一切。
“您能不能停一会儿？”我问她，“我们可不可以到那边草地上坐下来聊聊？”
“这人身体不好。你正在耗费一个重病人的力气。”
“但你们有一本属于福妮雅的日记。”
“没有。”
“你们有一把属于福妮雅的枪。”
“先生，走开。先生，别烦他，我在警告你！”说着就动手推我——用那只原来抓住我夹克前襟的手，猛地将我推开。
“她有枪，”我说，“是为了防止法利攻击她。”
尖刻地，她回答：“可怜的东西。”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跟着他们拐过街角走到招待所外的门廊。福妮雅的父亲此刻已经毫不避讳地哭了起来。
当她转身发现我还在那儿时，说：“你坏事干得够多了。滚，不然我叫警察了。”在这个小个子身上潜藏着一股残暴的力量。我明白了：要维系他的生命似乎非如此不可。
“别毁了那本日记，”我对她说，“里头有记录——”
“脏东西！有脏东西的记录！”
“西尔，西尔维娅——”
“他们所有的人，她，她弟弟，母亲，继父——整个一窝，践踏了这个人的一生。他们抢他的钱。他们欺骗他。他们羞辱他。他女儿是个罪犯。十六岁怀孕生孩子——她把孩子撂在孤儿院。她父亲本可以领养那孩子。她是个众所周知的婊子。枪支、男人、毒品、污秽和性。他给她的钱——她用那钱做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对孤儿院的事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任何关于钱的事。”
“毒品！她偷钱买毒品！”
“我对那也一无所知。”
“全家——脏东西！发发善心吧，求你！”
我转向他。“我想让犯下这两宗命案的人受到法律制裁。科尔曼·西尔克没有伤害她。没有杀害她。我只求和您谈一分钟。”
“让他，西尔维娅……”
“不行！再不让任何人！你让他们让得够了！”
门廊里开始有人聚拢来围观，还有人从楼上窗户望下看。也许他们是最后一批游客，出门观赏秋日所剩无多的灿烂。也许他们是雅典娜校友。一年到头都会有一小撮中年及老年校友，参观市镇，察看什么消失了，什么留下了，回忆着在这些街道上在一千九百多少年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哪怕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最好、最美的事情。也许他们是镇上的观光客，来看看修缮后的殖民时代的房子，这种房子沿沃德街两边几乎延伸一英里长，雅典娜历史协会认为，即使不如塞勒姆镇的房屋堂皇，却也绝不亚于那座带有七个尖角阁楼的房子以西的州内的任何一幢。这些人来到学院招待所里具有讲究装潢时代特征的卧室入眠并非是为了被他们窗户下的一场叫嚷比赛吵醒的。在一个犹如南沃德街这般风景如画的地方，在一个如同今天这样晴朗的日子里，爆发这样的一场战斗——一个残疾人大声哭泣，一个体格瘦小的亚裔女子尖声叫嚷，一个从外表看很可能曾是大学教授的男人，正在说着显然让那两人惊恐不已的话——肯定比在一座大城市中的交通要道口所爆发的口水战更加令人惊惧，更加令人憎恶。
“如果我能看到那本日记……”
“不存在任何日记。”她说。此刻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将他推上台阶边的坡道，进入大门，消失在招待所里。
返回波林餐馆，我叫了杯咖啡，在一张女侍应为我从收款机下的抽屉里找出的白纸上，写下这封信：
我是那个在福妮雅葬礼后的那天上午在雅典娜市镇街的餐馆附近找您讲话的人。我住在雅典娜郊外一条乡间小路边，离已故的科尔曼·西尔克的家只有几英里远，我已向您解释过，他是我朋友。通过科尔曼，我和您女儿见过几次面。我有时听他谈起她。他们的恋情是热烈的，但其中并无暴力。他主要扮演着她的情人，但同时也懂得如何做个朋友和老师。如果她要求关怀，我绝不相信会遭到拒绝。无论她可能吸纳科尔曼的什么精神，都绝不会毒害她的生活。我不知道您在雅典娜听到多少围绕着他们以及车祸的恶意的谣传。我希望一个也没有。然而，却有一件令上述一切的愚昧相形见绌的、与正义相关的事情亟待解决。两条人命遭到谋害。我知道谁是凶手。我没有目睹这场谋害，但我知道发生了谋杀。对此我绝对肯定。但如果我要警察或律师认真对待我的意见，就必须有证据。倘若您掌握着披露福妮雅在最近几个月或甚至回溯到她初嫁法利时期的思想状况的任何东西，我请求您不要销毁。我想到的是您可能在以往的年月里陆续收到的她的信函，还有她死后在她房间里找到的，由萨丽和佩格转交到您手中的东西。
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下……
我就写了这么多。打算等他们走后，给学院招待所打电话，编造个什么故事，从总台接待员那儿套出那人的姓名和地址，然后当晚寄出我的信。我会到萨丽和佩格那儿去要地址，如果我从招待所里搞不到的话。但事实上我两者都不会去做。无论福妮雅在她房间里留下了什么，都已经被西尔维娅扔掉或销毁了——我的信在抵达目的地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那个一心一意不让过去的事情进一步折磨他的小个子，绝不会允许她与我面对面时所反对的东西进入他家的四面墙壁。况且，她的方针是我无可置疑的。如果痛苦在那家庭中犹如疾病似的蔓延，也就别无它法，只好贴上一个我小时候常见挂在患了传染病的家庭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b隔离/b”二字，或者给尚未感染的人看的只是一个大大的黑体“隔”字，小个子西尔维娅便是那个不祥的“隔”字，而我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
我撕掉所写的东西，穿过市镇，往葬礼走去。
科尔曼的葬礼是由他的孩子们主持的，四人排列在里山界教堂门口迎接鱼贯而入的追悼者。将他由里山界教堂——学院教堂——送往墓地安葬是家庭内部的决定，依我所见，乃是一个计划周密的政变的关键部分，一个将他们父亲的自我放逐一笔勾销，并将他重新融入他在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学院社团的举措。
在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莉萨，科尔曼的女儿，很快把我拉到一边，用胳膊搂着我，声音哽咽地耳语道：“你是他的朋友。你是他剩下的惟一朋友。你一定最后见过他。”
“我们一度是朋友。”我说，却只字未提几个月前，在那个八月的星期六早晨，在坦格伍德最后见到他的情形，也没有告诉她他在那以前就已经故意地让这短暂的友谊告一段落。
“我们失去了他。”她说。
“我知道。”
“我们失去了他。”她重复一遍，接着便哭起来，不再想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很敬佩他。我和他相识的时间再长一些就好了。”
“怎么会出事的？”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发疯了？他有没有神经错乱？”
“绝对没有。没有。”
“那么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呢？”
在我没有回答后，（我怎么能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知道答案？）她的胳膊慢慢地从我身上滑了下去，在我们继续站在一起的几秒钟里，我看见她与她父亲是多么地相像——正如福妮雅酷似她父亲一样。有着相同的犹如雕刻出来的木偶般的五官，相同的绿色眼睛，相同的浅褐色皮肤，甚至身架也是肩膀略窄的科尔曼轻量型体操运动员身架的翻版。母亲，艾丽斯·西尔克，其有形遗传基因似乎仅仅留存在莉萨的一头奇妙的纠缠蓬松的深色头发中。在科尔曼拿给我看的家庭相册里的艾丽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里，面部五官几乎显得可有可无，她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倘若并非她的整体意义，似乎全部集中体现在那头倔强、富有戏剧性的头发上。可是对莉萨而言，她的头发与她的性格之间形成的反差，则远比她单纯长出一头跟她母亲一模一样的头发，更令人惊讶。
我在与她待在一起的几分钟里明显地感到，她和她父亲之间的联系，固然现在中断了，但在她的余生中不会有一天从她脑海里消失。对他的思念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自始至终牢牢地与她的每一个细微的思想、每一件她所做或没做的细小的事情焊接在一起。身为被宠爱的女孩子，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又在他辞世之际与他断绝往来，这一切的后果将使得这个女人永无宁日。
三个姓西尔克的男人——莉萨的孪生兄弟，马克，以及两个大孩子，杰夫和麦克尔——在跟我打招呼时不像她那样伤感。我没有看见马克作为一个受辱儿子激烈的愤怒，可是大约一个小时后，当他冷静的面容在墓地边失去控制时，我见到的却是一个痛失至亲、无望追悔的人。杰夫和麦克尔显然是西尔克孩子中最坚定的，在他们身上你清楚地看到他们精力充沛的母亲的印记：如果不包括她的头发（两人都已拔顶），她的身高，她自信的坚定核心，她磊落的权威。这是两个从不含糊的人。这在他们所表示的欢迎及所说的寥寥数语中就让人一目了然。当你会见杰夫和麦克尔，特别是当他们两人并肩而立的时候，你必定感到棋逢对手。在我还没有认识科尔曼之前——在他的鼎盛期，在他尚未置身不断变窄的愤怒的牢狱以致飞速失去控制之前，在曾经使他鹤立鸡群的成就，即他存在的价值，从他生活中消失之前——你肯定也在他的身上遇见了你的对手，这大约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旦指控他公开说过种族歧视性的恶言恶语后，与院长过不去的愿望便迅速地形成一股合力。
尽管镇上蜚短流长的谣言不绝于耳，出席科尔曼葬礼的人数却大大超乎我的想像；自然也超过科尔曼自己可能的想像。前面六七排座位已经坐满，在我身后还有人源源不绝地涌进来。我在离圣坛有一半距离的地方找到一个空位，我认出身边的人是斯莫基·霍伦贝克——前天我第一次见到他。斯莫基是否明白他仅在一年前就有可能在这个里山界教堂里举行他自己的葬礼？也许他参加葬礼与其说是为了向这个他情欲的后继者表示敬意，不如说为了对他自己的好运气表达感激。
在斯莫基另一侧坐着一位妇人，我猜想是他的太太，四十岁上下，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他雅典娜的同学，斯莫基早在七十年代就和她喜结良缘，现在是他们五个孩子的母亲。当我开始环顾左右时，发现霍伦贝克一家人是除了科尔曼的家人外最年轻的了。大多数都是雅典娜的老人，科尔曼在艾丽斯死之前和他辞职之前认识了近四十年的学院教职员。科尔曼会对这些来到里山界教堂为他送行的老人作何想法，如果他能够看到他们坐在他的棺木前的话？他很可能说出如下的话：“一个多么适合自我肯定的场合啊。他们一定对自身的美德深感欣慰，没有因为我曾对他们的蔑视而排斥我。”
坐在他的同事们中间，我奇怪地想到，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且又彬彬有礼的专业人士却如此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悠久的人类痴梦的俘虏，轻信在某种形势下单独一个人就能够体现邪恶。然而这种痴梦有其存在的必要，是不会消亡的，并有着深刻的含义。
当外面的大门关上以后，西尔克家人在第一排就座时，我看见几乎三分之二的教堂坐满了人，三百人，或许不止，等待着这古老而自然的人类事件吸纳他们对于生命终结的恐惧。我看见马克·西尔克，兄弟中惟有他头顶上戴着小帽。
很可能像在场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期待着科尔曼孩子中的一个跨上圣坛，第一个致辞。但那天早晨将只有一名致辞者，他就是赫伯特·基布尔，西尔克院长聘任的，成为雅典娜第一名黑人教授的，政治学教授。很明显，家庭成员选中基布尔致辞和他们选中里山界举行仪式出于相同的理由：恢复他们父亲的名誉，将雅典娜的日历翻回原处，将科尔曼送回他以前的地位与威望。当我回想杰夫和麦克尔分别声色俱厉地与我握手，表示久仰大名，并对我说“非常感谢你的光临——全家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时，当我猜想他们一定对每位悼念者，其中的许多人是他们从小就认识的，都重复了类似的一番话时，我不由得想到，行政楼若不重新命名为科尔曼·西尔克大楼，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么这地方几乎坐满了人就肯定不是偶然的事件了。他们一定自车祸以来便不断地打电话，以当年老戴利竞选芝加哥市长时将选民驱赶到投票站的方式将悼念者聚拢到一起。而且他们一定在科尔曼最瞧不起的基布尔身上狠下了一番功夫，说服他自愿地充当雅典娜罪恶的替罪羊。我越是想像着这两个西尔克小子反剪基布尔的胳膊，恐吓他，冲着他吼叫，指责他，也许甚至因为两年前他背叛他们父亲所使用的手法而公开威胁他，就越发喜欢他们——而且也就越发喜欢科尔曼，为了他生下两个魁梧、坚定、聪明的小伙子，他们对于为他翻案而必须做的一切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不决。这两个人是会出手将莱斯·法利绳之以法，让他在牢房里度过余生的。
我这个信心一直维持到第二天下午，就在他们离开市镇前，他们——用我想像他们说服基布尔一模一样的直截了当的方式——让我明白我必须放弃：忘记莱斯·法利，以及事故的境况，千万别敦促警察局对此事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他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他们父亲与福妮雅·法利的恋情由于我的强求而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他们的反对将是不计后果的。福妮雅·法利是个他们永远也不想再听见的名字，更不要说是在一场牵涉丑闻的审讯中。审讯将被当地报纸大肆炒作，并给本地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如此一来，科尔曼·西尔克大楼就将成为一个永远不可实现的梦。
“她不是和我们父亲身后的名望相匹配的理想的女人，”杰弗里告诉我。“我们母亲才是，”麦克尔说，“那个一文不值的小婊子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杰夫重申。很难相信——面对两人如此炽烈的情绪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竟然会是加利福尼亚那边的大学理科教授。你会以为他们经营着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赫伯特·基布尔是个体格纤细，皮肤很黑的人，现在已经上了年岁，步履有点僵硬，虽然并没有显出由于病痛而佝偻或跛行的样子，在他拘谨的举止以及不祥的宣判绞刑的法官的嗓音里，透露出某种黑人布道士热切认真的风格。他只要说“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就足以臣服信众；他只要，从讲坛后，默默地凝视一下科尔曼的棺木，然后转身对着全体与会者，宣布他是谁，便可唤醒与朗诵赞美诗相联的感情领域。他严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握刀柄时稍不留意，便会引祸上身。总而言之，这人不论举止或相貌都令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当年科尔曼聘任他来打破雅典娜的肤色障碍肯定出自于和布兰奇－瑞基雇用杰基·罗宾森充当职业棒球队的第一位黑人球员相同的原因。在一开始就想像西尔克家的小子们迫使赫伯特·基布尔服从他们的部署并非易事，除非之后你考虑到对一个个性中有着鲜明的虚荣心、不会拒绝委以主持圣礼重任的人来说，上演自我编导的戏剧则是颇有吸引力的。他很有派头地展示出仅次于君主的权威。
“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他开始说道，“我是政治学系主任。一九九六年我加入那些在科尔曼受到犯有种族主义过错的指控时不愿意为他辩护的人群——我，十六年前来到雅典娜时，正值科尔曼·西尔克被任命为院长；我，是西尔克院长任命的第一位学者。太晚了，我站在你们面前，谴责我自己，因为我辜负了我的朋友和恩人，尽我所能——同样，太晚了——着手努力纠正冤案，悲哀的、卑鄙的雅典娜学院在他身上所犯下的冤案。
“在那个所谓种族歧视事件中，我告诉科尔曼：‘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故意对他这么说的，虽然也许并非完全出于投机、野心或怯懦的心态，不过他很快就认定那些正是我的动机。当时我想如果我留在后台消解反对的势力会对他更为有利，倘若我公开与他联手，而且，由于我肯定会被授予那个类似万灵丹、愚昧无知的被用作武器的绰号‘汤姆叔叔’的缘故，因而变得无计可施。我认为我可以作为发自那阵线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理智的声音，那些人因受到科尔曼所谓的种族主义言辞的挑衅，为两名学生的失败，对他以及学院进行不公正的诋毁。我认为如果我表现得机灵些，耐心些，我可以使得激情降温，如果不能影响那些最极端的对手，至少可以影响我们当地非裔美国人社团中有思想的、稳健的成员及其白人同情者，后者的敌意从来都只是被动和短暂的。我认为，我能够及时地——而且，我希望，越快越好——让科尔曼和控告者之间开展对话，并发表一篇声明，确认导致冲突的误解的性质，从而将这场令人遗憾的事件以某种较为公正的结论收场。
“我错了。我绝对不应当对我的朋友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说：‘我必须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反对他的敌人，但不是从内部以迂回曲折、隐晦误导的方式，而是从外部，做出光明磊落、诚实的努力，以使他能从支持的话语中获得信心，而不是感到孤立以致酝酿出毁灭性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发展成为伤痛，导致他与他的同事反目，以及从学院退休，并进而导致自我毁灭性的孤立，后者，我相信——对我来说要相信这一点是十分可怕的——并非过于间接地导致了，诸如那天夜里他死在那辆车子里那样的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毫无必要的死亡。我当时应当大声疾呼，正如我现在以雅典娜教员中资深非裔美国人成员当着他以前的同事、熟人职员的面要说的话，特别是，当着他的孩子们的面——杰克和麦克，来自加利福尼亚，以及马克和莉萨，来自纽约——要说的话：
“科尔曼·西尔克在他为雅典娜学院服务期间，从来没有以任何偏离公正的方式对待过他的任何一个学生。从来没有。
“所谓的错误行为从未发生过。从未。
“他被迫经历的一切——指控、面谈、质询——直至今天，今天，比任何一天都更令人感到，依然是对这所机构的抹黑。在这里，在新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程度地表现出美国个人决不屈从于吹毛求疵的社团高压的地方——我们不由得想起霍桑、麦尔维尔和梭罗——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以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规章制度，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拒绝盲目接受习以为常的以及公认为真理的正统观念，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时刻按大多数人的礼仪和情趣的标准生活——再一次，一位卓越的美国个人主义者遭到了朋友和邻居野蛮的践踏，以致孤立地度日直至死亡，被他们道德的愚昧剥夺了他道德的权威。是的，是我们，道德上愚昧不堪的吹毛求疵的社团，毫无廉耻地玷污了科尔曼·西尔克的好名声，并以此贬低了我们自己。我特别代表那些和我情况相似的人讲话，那些人与他过从甚密，并因而了解他对雅典娜全心全意效忠的程度，以及作为教育家他奉献精神的纯洁性，却出自于各种自欺欺人的动机，出卖了他。我再说一遍：我们出卖了他。出卖了科尔曼，出卖了艾丽斯。
“艾丽斯的死，艾丽斯·西尔克的死，正好发生在……”
我左边第二个座位上，斯莫基·霍伦贝克的妻子开始淌眼泪了，附近还有几个女人也哭了。斯莫基本人朝前倾着身子，额头轻轻地托在两只手里，他双手手指交叉着，放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做出一副模糊的类似祈祷的姿态。我猜想他是要我或他太太或其他可能看着他的人相信科尔曼·西尔克所遭受的不义行为令人无可容忍。我猜想他是想显出充满同情的样子，然而了解到他身为模范丈夫所隐瞒的一切，他生活中的狄奥尼索斯层面，上述推断实在是令人难以下咽。
然而，不谈斯莫基，人们聚焦在赫伯特·基布尔每一个字上的注意力，心无旁骛的全神贯注，强烈而敏感的全神贯注，在我看来是发自内心的，足以让我想像在场的所有的悼念者都难以抑制对科尔曼·西尔克所忍受的冤屈而感到的悲痛。我怀疑，当然，基布尔对于他自己没有在幽灵事件中站在科尔曼身边的合理化解释是否是他自己的杜撰或是西尔克家的小子们想出来的一招，以便让他既按他们的要求办，又保全他的颜面。我怀疑他的合理化解释是否能恰如其分地描述他的动机，当他说出那句科尔曼痛苦地向我重复多次的话：“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情愿相信这个人？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一个人的怀疑心修炼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对谁都不相信了？肯定的，两年前，当他保持沉默，没有站出来为科尔曼辩护的时候，原因是人总是不愿多嘴的：因为沉默符合他们的利益。自私的权宜之计并非深不可测的动机。赫伯特·基布尔不过是又一个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的人而已，虽然以一种大胆，甚至有趣的方式，将罪孽拉到自己的身上，但事实仍然是他在紧要关头没有行动。因此，我想，代表科尔曼，呸，去他的。
当基布尔走下讲坛回到自己的座位前，停下来和每一个科尔曼的孩子握手时，这简简单单的姿态却更加剧了由他的讲话所煽起的几乎是狂暴的激情。之后会安排什么呢？有一会儿什么也没安排。只有沉默，棺木和人群感情的陶醉。随后莉萨站起来，登上那几级台阶，走上讲台，在读经台后说：“马勒《第三交响乐》的最后乐章。”这就对了。他们不遗余力。他们播放马勒。
唉，有时候你是不能听马勒的。当他选中你，让你浑身震颤时，他岂会半途而废。不到结束，我们全都痛哭流涕了。
只是对我自己说说罢了，我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像这样使我悲恸欲绝，除非聆听斯蒂娜·帕森一九四八年在科尔曼的萨利文街床头翻唱的《我爱的人儿》。
向公墓走去的三个街区的行程令人难以忘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似乎根本就没发生。有一会儿我们被马勒的柔板乐章绵延不绝的脆弱所麻木，那并非技巧、并非策略的，那几乎显得是随着生活积淀的节奏，随着生活所有的对死亡的不甘而展开的单纯……有一会儿我们被那精致绝伦的堂皇与亲昵相反相成的结合所麻木，先是由弦乐器静谧、悠扬、克制的激情开场，随后一浪高一浪地汹涌澎湃着通过厚重的假声结尾，直至汇合成真正的、持久的、气势恢弘的尾声……有一会儿我们被哀歌式的膨胀、升腾、层层迭起、又复归原位的旋律所麻木。那哀歌以一种一成不变、永不妥协的斩钉截铁的步履向前，向前，向前滚动，然后又复归原处，犹如永不消逝的痛苦，渴望……有一会儿我们，由于马勒持续高涨的坚持，进入科尔曼的棺木，与他分担无底深渊似的恐怖和逃离死亡的热切欲望。突然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这六七十人的队伍抵达了墓园，看他下葬，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一个所能设计出来的合乎常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每次你都得亲眼目睹才能信以为真。
我怀疑大多数人是否原来就打算一路陪同尸体来到墓地。但西尔克家的孩子们具有召唤悲哀并使之持续的天赋，而这，我认为，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紧紧地簇拥在即将成为科尔曼永恒家园的墓穴周围的缘故，大家似乎都急不可待地想爬进去替代他，献出我们自己，充当他的代理、替身、陪葬品，倘若那将神奇地使得，根据赫伯特·基布尔自己的招供，几乎是在两年前从科尔曼身上盗窃的楷模性的生命重新复活。
科尔曼将被安葬在艾丽斯身边。她的墓碑上刻着1932—1996。他的将刻上1926—1998。这些数字何其直截了当。可它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所能包含的又是何等地微不足道。
不等我意识到有人在吟诵，就已听到珈底什的声音了。刹那间我以为一定是从公墓的另一边传过来的，但随即明白声音就来自墓穴对面，马克·西尔克——最小的儿子，愤怒的儿子，像他的孪生妹妹一样，长得酷似父亲的儿子——单独一个人站着，手中捧着书本，头上戴着小帽，正用柔和、哽咽的嗓音吟咏着熟悉的希伯来祷文。
iyigadal/i，iv'yiskadash/i...
在美国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以及，大约，马克的同胞手足，都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但几乎每个人都察觉到了它们携带的清晰的信息：一个犹太人死了。又一个犹太人死了。似乎死亡并不是生命的了结，而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了结。
马克读完以后，合上书本，然后，在他使每个人心中升起一种阴霾的宁静之后，他自己却被歇斯底里所控制。这就是科尔曼葬礼的结束——这次我们大家都眼睁睁地望着马克泣不成声，手足无措，而他只顾无助地在空中挥舞双臂，大张着嘴巴，放声恸哭。这悲伤的自然之音，甚至比他诵读的祷文更为古老，越来越强烈，直到，他看见他的妹妹张开双臂，朝他奔过来。他把他扭曲的西尔克面孔转向她，以纯粹孩子般的惊讶叫道：“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心里的想法并不是我最为大度的想法。那天很难产生落落大方的念头。我想，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当他在这儿的时候，你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地要见到他啊。
马克·西尔克显然原本以为他父亲会一直待在不远的地方，让他永远地恨下去。恨，恨，恨，恨，然后，在他本人认为恰当的时刻，在指控的场面达到顶峰，并且在他已经用为人之子的怨恨将他鞭打得只剩一英寸长的性命以后，再实施宽恕。他以为科尔曼将一直待在这儿，直到整场戏剧演完为止，仿佛他和科尔曼并非在生活中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坐在雅典卫城南面的山坡上，坐在一个供奉狄奥尼索斯的露天剧场里，在这所剧场里，当着一万名观众的面，戏剧的三一律曾经被严格地遵循着，而伟大的净化轮回一年一度地上演着。人类对于开场、中间和结尾的向往——结尾必须与开场和中间大小相称——从来没有像在科尔曼所教授的戏剧里那般彻底地实现过。但除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典悲剧里，对事物圆满的期待，更不要说对一个公正、完美结局的期待，不过是成年人所怀抱的愚蠢幻想而已。
大家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开。我看见霍伦贝克夫妇向着附近的街道，沿着墓碑之间的小径蜿蜒而行，丈夫的胳膊搂着太太的肩膀，爱护地引领她离去。我看见年轻的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曾在幽灵事件中代表科尔曼，和他一起还有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正在啜泣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我看见马克和他妹妹走在一起，仍然需要她的安慰，我看见杰夫和麦克尔，两位以如此专业的手腕主持了这场仪式，正在离我几码远的地方和赫伯特·基布尔轻声交谈。我自己没有离开，因为莱斯·法利的缘故。在这座公墓外面，他继续不受干扰地逞强霸道，逍遥法外，制造着他自己残忍的现实，一个野蛮人，与任何一个他喜欢的人，以任何一种他喜欢的方式发生着冲撞，这统统出自于他内心的、将他想要做的一切都合理化的理由。
当然，我知道不存在圆满，不存在公正和完美的结局，但这并非意味着，站在离开安放棺木的新坟不过几英尺的地方，我没有固执地思索着，这个结尾，即使如愿以偿地永远重新确立了科尔曼在学院史上受人尊崇的地位，还是远远不够的。仍有太多的真相隐藏着。
我指的是有关他死亡的真相，并非一两分钟后将大白于天下的真相。真相与真相环环相扣。虽然世上满是那种自以为他们将你或你的邻居看透了的人，实际上未知的东西却深不可测。关于我们的真相是无穷无尽的。谎言也同样如此。陷入两难境地，我想。遭到思想高尚者的谴责，受到正直之士的垢病——尔后被具有犯罪倾向的疯子消灭掉。遭到被拯救者，被选中者，无处不在的当下道德标准的福音传教士们的放逐，然后被残忍的魔鬼一笔勾销。人类的两种急需在他的身上找到接合点。纯洁的以及被玷污的，双双嗷嗷待哺，蠢蠢欲动，在彼此对敌人的需求上相依相存。遭到双人锯的毒手，我想。被这个世界阴毒的锯齿所腰斩。被这个世界，其本身即敌意的世界所腰斩。
一个女人，独自留在敞开的墓穴边，和我一样靠得很近。她沉默着，看上去并没有哭泣。她甚至好像都不在场似的——也就是说，不在墓园里，不在葬礼上。她好像正待在街角，耐心等待下一班公交车。是她将手袋规规矩矩地拿在面前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准备好付款的乘客，然后随车去到她要去的地方。我可以判断她不是白人，只要根据她突出的下颌，和她的口型——根据某种暗示性地将她下半部面孔的轮廓突出去的东西——同时，也根据她僵硬的发质。她的肤色并不比一个希腊人或摩洛哥人更黑，倘若不是因为赫伯特·基布尔是仅有的几名尚未回家的人之一，也许我不会将一个又一个线索加在一起，正经八百地断定她是个黑人。因为她的年龄——六十五，也许七十——我猜测她必定是基布尔的妻子。难怪，她看上去仿佛入定了一般。听着她丈夫公开地将自己（不论由何种动机所左右）扮作雅典娜的代罪羔羊绝非易事。我可以理解她会有许多想法，可能要花上比葬礼更长的时间才能化解。她的思绪必定仍然停留在此前他在里山界教堂所说的话上。那才是她正待着的地方。
我错了。
当我转身时，她碰巧也转过身来，于是，只隔着一两英尺，我们四目相对。
“我名叫内森·祖克曼，”我说，“我是科尔曼生命终结前的朋友。”
“你好。”她说。
“我相信你丈夫今天改变了一切。”
她并没有好像我错了似的看着我，虽然我的确错了。她也没有不理我，决定摆脱我，继续往前走。她也没有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虽然她若是左右为难，是会不得不那样的。科尔曼生命终结前的朋友？考虑到她的真实身份，她又如何能说一声“我不是基布尔太太”便径自走开呢？
但她所做的只是站在那儿，面对着我，毫无表情，被当天的一系列事件及其启示惊呆了，不设法了解她是科尔曼的什么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注意到的，很快注意到的，以快速的累计法得出的，如同通过你不断放大到正确聚焦点的望远镜所看见的辽远的星辰一样，并不是与科尔曼的相似之处。我所看到的——此时我终于看到，历经一切才看到，清晰地通往科尔曼秘密的东西——是与莉萨面部的相似之处，莉萨较之于她父亲的女儿，更多地却是她姑妈的侄女。
我从欧内斯廷嘴里——葬礼后待在我居屋里的几个小时内——得知了大部分我现在知道的有关科尔曼在东奥兰治长大的故事：关于分斯特曼医生企图叫科尔曼在期终考试时假装失手，以便让伯特·分斯特曼超越他，成为毕业班致辞代表；西尔克先生如何在一九二六年发现东奥兰治的房子，至今欧内斯廷依然住在里面。当年卖给父亲的那对“夫妻”，欧内斯廷告诉我：“实在给他们隔壁的人家气疯了，所以决定把房子卖给有色人以此羞辱他们。”（“瞧，你可以判断我所属的时代。”她那天后来对我说。“我用‘有色人’以及‘尼格罗’。”）她告诉我她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眼镜店，如何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克服沮丧情绪——“我不肯定，”她说，“他是否真的克服了”——又如何找到一份餐车侍应的工作，并在余生中一直为铁路服务。她谈到西尔克先生如何把英语称做“乔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语言”，并坚持要孩子们不仅学会中规中矩地讲话，而且还要他们有逻辑地进行思维、分类、分析、描述、举一反三，不仅学英语还要学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如何把他们带到纽约那些博物馆，带他们去看百老汇戏剧；如何，当他发现科尔曼秘密地成为纽瓦克男孩俱乐部的一名业余拳击手时，用那个无须提高音量便辐射出权威的嗓门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父亲我会说：‘你昨晚赢了？好。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纪录退休了。”从欧内斯廷的嘴里我得知奇斯纳医生，我本人在纽瓦克参加他的课余班的那一年中的拳击教练，如何在科尔曼离开了男孩俱乐部后对小科尔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如何要他为匹兹堡大学打拳，本可以为他作为一名白人拳手申请到匹兹堡奖学金，但科尔曼如何报考了霍华德，因为那是他父亲的计划。他们父亲如何在一天夜里在火车餐车上服务时倒地猝死，科尔曼如何立即退出霍华德，参加了海军，而且是以白人的身份。从海军退役后他如何搬到格林尼治村，上了纽约大学。他如何在一个星期天把那个白人女孩带回家来，从明尼苏达来的漂亮姑娘。那天饼干如何烤焦了，因为她们统统一心一意地只顾着别说错话。如何，大家有福，已经开始在阿斯伯里园教书的瓦特，那天不能驱车回家吃饭，每件事如何进行得尽善尽美以致科尔曼找不出抱怨的理由。欧内斯廷告诉我科尔曼母亲对那姑娘是如何地温厚。斯蒂娜。她们对斯蒂娜是如何地关切和蔼——斯蒂娜对她们也一样。他们母亲如何一贯地辛勤操劳，她如何在他们父亲死后完全凭借优秀的工作表现提升为纽瓦克一所医院外科楼的第一位有色人护士长。她如何疼爱她的科尔曼，科尔曼如何不论做什么都不能摧毁他母亲对他的爱，甚至决定从今以后假装他母亲是别的什么人，一个他从未有过的、从未存在过的母亲，甚至这也不能使西尔克太太放弃他。在科尔曼回家来告诉他母亲，他准备和艾丽斯·吉特尔曼结婚，她将永远也不会成为她媳妇的婆婆或她孙子孙女的奶奶之后，或当瓦特禁止科尔曼再与家人有任何联系的时候，以及瓦特如何正告他们母亲——以他们父亲统治他们所用的同样的坚定不移的权威——她也不可以再和科尔曼联系的时候。
“我知道他是好意，”欧内斯廷说，“瓦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母亲，使她免受伤害。让她每逢生日、节日、圣诞时不会因为科尔曼而伤心。他相信如果通讯线路畅通，科尔曼就会再让母亲心碎一千遍，跟他那天所做的一模一样。瓦特对科尔曼非常气愤，因为他事先没做任何准备便跑到东奥兰治来，没跟我们任何人打招呼，而且告诉一位上年纪的妇人，一个可怜的寡妇，就像法庭宣判似的。弗莱彻，我丈夫，总为瓦特的做法提供一个心理原因。但我却认为弗莱彻不对。我不认为瓦特真正妒忌过科尔曼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认为他受到侮辱，因而火冒三丈——不仅为母亲，而且为我们大家。瓦特是家里的政治成员；他当然要发火了。我自己并没有以那种方式发火，我从来没有过，但我可以理解瓦特。每年科尔曼生日的那一天，我总要打电话到雅典娜跟他谈谈。一直到三天前。那天是他生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我想那就是他遇害的一天。他吃过生日晚餐后开车回家。我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没人接电话，所以我第二天又打，才得知他的死讯。房子里有人拿起话筒，告诉了我。我现在知道那是我的一个侄子。我只是在科尔曼的妻子死了，他离开学院，一个人住以后，才开始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的。在那以前我总是打到办公室。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觉得没有必要。在他生日那天给他打电话。在母亲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在我结婚时给他打电话。在我儿子出生时给他打电话。在我丈夫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我们总是聊得很开心。他总是想听各种消息，甚至包括瓦特和他提级的消息。每次艾丽斯生孩子，杰弗里，麦克尔，还有双胞胎，我都接到科尔曼的电话。他打到我学校来。那对他来说总是个严峻的考验。他生那么多孩子和命运较量。因为他们和他所抛弃的过去在基因上是互相连接的，总会有机会，你知道，他们可能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回到过去。他非常担心。这种事很可能发生的——有时的确发生过。但他还是不顾一切，生下了他们。那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过一个充实、正常、硕果累累的生活。不过，我相信，尤其是在头几年里，自然每当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时，科尔曼都要为他自己的决定遭受内心的煎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逃得过科尔曼的注意，在感情问题上也一样。他可以和我们断交，却不能和他自己的感情一刀两断。在有关孩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我想他渐渐明白隐瞒对于一个人的身世来说如此关键的事情是很可怕的，知道他们的承传乃是他们生的权利。而且还隐含着危险。想想看，倘若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时一眼就看出是黑人的话，他将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灾难啊。至今为止他还算幸运，指的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两个孙儿。但想想他的女儿，还没结婚。假设有一天她有个白人丈夫，这是完全可能的，她生下个黑孩子，她有可能——很有可能。她作何解释呢？她丈夫会怎么想呢？他会以为孩子是别人的。一个黑人。祖克曼先生，科尔曼不告诉他孩子们真相是极其残酷的。这并非瓦特的评判——是我的。如果科尔曼一定要将自己的种族作为秘密加以隐瞒的话，那么他应当付出的代价便是不生孩子。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相反他埋下了一颗没有引爆的炸弹。那颗炸弹在我看来当他谈到他们的时候始终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特别是当他谈起，不是那对双胞胎里的女儿，而是那个儿子，马克，跟他麻烦不断的那个男孩时。他对我说马基大约因为他自己的理由而恨他，却好像已经猜到真相似的。‘我罪有应得，’他说，‘即使他出自错误的原因。马基甚至连出自真相而恨他父亲的奢侈都没有享受到，是我剥夺了，’科尔曼说，‘他那部分生的权利。’我说：‘但他也可能根本不因为那而恨你，科尔曼。’他说：‘你没听懂我的话。并不是他会因为自己是个黑人而恨我。这不是我所谓的真相。我指的是他会因为我从来没告诉过他而恨我，因为他有权利知道。’因为有着那么多引发误解的事情，我们就不再继续谈那个话题了。但很清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孩子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谎言上，一个可怕的谎言。马基出于直觉，感到孩子们带着他们父亲相同的基因，并且将把这种相似点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代，至少在基因里，也许甚至在可察觉的肉体上，却永远没能完全探知他们现在是谁，他们过去是谁。这有点猜测的性质，不过我有时认为科尔曼把马基看做是他对他自己母亲所作所为的报应。虽然，这一点，”欧内斯廷补充道，谨慎地，“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至于瓦特，我要说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乃是继承我们父亲的遗愿，保证母亲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心碎。”
“她心碎了吗？”我问。
“祖克曼先生，不可复原——永远。在她在医院里临终的时候，在她弥留之际，你知道她说什么？她不断地呼叫护士，就像过去病人呼叫她一样。‘哦，护士，’她说，‘哦，护士——把我送上火车。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小宝宝。’一遍又一遍，‘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小宝宝。’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逝去。我知道那生病的小宝宝指的是谁。瓦特也知道。是科尔曼。她是不是会好过些，要是瓦特没有用他那种将科尔曼永远驱逐出去的方式加以干涉的话……唉，我还是不能肯定。但瓦特作为一名男子汉，他的特殊才能是他的果断。也是科尔曼的。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很果断。爸爸是那样，他的父亲也是那样，祖父是佐治亚州卫理公会的牧师。这些男人一旦做出决定，便一言九鼎。不过，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决断付出代价。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我今天明白了。但愿我父母当年也明白。我们是个教师之家。自我祖母开始，还是个年轻的女奴时，就由她的女主人教会了识字，后来，黑奴解放后，进入当时叫做佐治亚州立有色人师范及工业学校。就这么开始的，就这样我们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就是我看见科尔曼的孩子们时所意识到的。他们中除了一个，全是教师。我们所有的人——瓦特、科尔曼、我，我们也都是教师。我自己的儿子是另外一回事。他没读完大学。我们之间有些龃龉，现在他有个重要的另一半，就像人家称呼的，而我们对于那个看法也不尽相同。我应当告诉你，白人阿斯伯里园的学校体制中，在瓦特一九四七年去报到的时候还没有有色人教师。你必须记住他是第一个。随即又是他们的第一任黑人校长。然后又是他们的第一任学校督察。这让你对瓦特多少有些了解。那儿原本已经有一个很有根基的黑人社区，但直到瓦特四七年去了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他的果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你出生在纽瓦克，我也不敢肯定你知道一九四七年前新泽西一直在法律上、制度上赞成种族隔绝、种族歧视的教育。在多数社区里既有有色人学校，又有白人学校。在南泽西的初级教育中存在着严格的种族隔离。从特伦顿、布朗斯维克起，一路南下，你看到的都是种族隔离学校。还有普林斯顿。还有阿斯伯里园。在阿斯伯里园，瓦特刚去的时候，有一所叫做斑恩大街的学校，其中一所——东校或西校——是给住在斑恩大街周边的有色人孩子念书的，另一所则是给住在那附近的白人孩子念书的。其实是一幢房子，但分成两半。当中用一道篱笆隔开，一边是有色人孩子，另一边是白人孩子。同样地，一边的教师是白人，另一边的是有色人。校长是白人。在特伦顿，在普林斯顿——而普林斯顿不算南泽西——直到一九四八年还有隔离学校。不在东奥兰治也不在纽瓦克，虽然曾有一度即使在纽瓦克也有一座有色人学校。那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但在一九四七年——我正在指出瓦特在这一切中所处的位置，因为我要你理解我的哥哥瓦特，我要你在一个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背景里看待他和科尔曼的关系。那时民权运动还远未发生。甚至科尔曼的行为，他所做的决定，抛弃他的黑人血统，以另一个种族成员的身份生活——那在民权运动之前绝不是匪夷所思的决定。就有电影讲这种事。记得吧？一部叫做《荡姬血泪》，还有一部，梅尔·弗尔主演的，不过片名不记得了，也很火爆。改变你的种族——没有民权可言，没有平等，于是大家就往那上面做文章，做白人也做有色人。也许有这想法的比付诸实施的要多，但这个念头还是使人着迷，如同迷上神话一般。但在一九四七年州长召集了一个宪政会议，修改新泽西州宪法。那是个有意义的开端。其中一项修改是此后新泽西不会再有隔离或歧视性的国民警卫队部队。新宪法第二部分，第二个改变，说不再强迫儿童在他们的社区路过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去上学。措辞大约是这样。瓦特可以逐词逐句地说给你听。这些修改取消了公立学校和国民警卫队中的隔离。州长和教育董事会必须执行。州董事会叫所有的地方教育董事会着手履行合并学校的计划。他们建议首先将学校的教员合并起来，然后再慢慢地将在校的学生合并起来。瓦特打完仗回家，甚至在他还没到阿斯伯里园之前，还是个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学生的时候，他就属于那种关心政治的类型——一个退役军人，已经在为新泽西学校合并而积极战斗。甚至在宪法修正之前，更别说在修正之后，瓦特一直都是在合并学校的战斗中最活跃的一分子。”
她所要强调的是，科尔曼并非是那些为消除隔离，为种族平等，为民权而斗争的退役军人；以瓦特的观点，他除了为自己之外，从来没有为任何其他的事情进行过战斗。西尔基·西尔克。那就是他进行战斗的身份，他战斗的目的，也是为什么瓦特永远不能忍受科尔曼的原因，即使在科尔曼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为自己而投入，瓦特过去常说。永远只为科尔曼一个人而投入。他所要的一切就是走人。
我们在我家里吃过午饭已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欧内斯廷的精力丝毫也没有显露出衰减的迹象。每件事都在她脑海里盘旋——并不仅由于科尔曼的死，也由于她在过去五十年里努力探索的有关他秘密的一切——以致她滔滔不绝地述说着，不一定是她这个当了一辈子严肃的小城镇教师的妇人一贯的说话风格。她是个相貌端庄的女人，显得很健康，虽然面孔略显干瘪，你绝不可能想像她有过人的食量；从她的衣着和姿态，从她吃午饭时谨小慎微的举止，甚至从她在椅子上的坐姿，就可清楚地判断出她的个性是委曲求全的，在任何冲突中的条件反射是自动地充当调停者——完全操控着理智的反应，更愿意当个听众，而不是演讲者，然而环绕她自称为白人的哥哥猝死的亢奋情绪，一个对她的家人显得仿佛是漫长、悖谬、蓄意傲慢的背叛的生命的终结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却是难以用惯常的尺度加以衡量的。
“母亲直到入土都不明白科尔曼为什么要那么做。‘六亲不认。’她是这样说的。在母亲家里他并不是第一个。有过其他的人。但他们是别人。他们不是科尔曼。科尔曼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因为是个黑人而发过脾气。据我们所知没有过。这是事实。当个黑人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你会看见母亲夜里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你知道她正在猜想：会不会是这，会不会是那？是不是为了摆脱爸爸？但等到他那么做的时候，爸爸早已过世。母亲会提出理由，但没有一个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是否因为他认为白人比我们优秀？他们比我们有钱，肯定的——但比我们优秀？他相信这一点？我们连最细微的证据都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人一长大，便出走，和他们的家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不必是有色人才那么做。这种事全世界每天都有。他们那么恨所有的一切，所以一走了之。但科尔曼小时候心里没有仇恨。你看都看不够的最轻松活泼、乐观的孩子。长大以后，我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瓦特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他有那么多的成功，那么引人注目……不，母亲始终没有明白。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照片。他的成绩单。他的田径奖章。他的毕业班年刊。他当选毕业班致辞代表的证书。甚至到处可见科尔曼的玩具，他小时候喜欢的玩具，她保留着所有这些，她瞪着眼望着它们，仿佛算命的人凝视水晶球，似乎它们会揭示一切。他有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他所做的事？他有没有，祖克曼先生？他有没有告诉他妻子？他的孩子？”
“我想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他没有。”
“所以他始终是科尔曼。一旦决定要做，就非做到不可。这是他从小就有的特点——他全心全意地坚持每一项计划。对他的每个决定他都矢志不移。所有由那个大谎言所引发的各种谎言，他都会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同事，坚持到底。甚至连下葬都以犹太人的身份。哦，科尔曼，”她伤心地说，“如此坚定。坚定先生。”在这一刹那，她更像在笑，而不是哭。
作为犹太人下葬，我想，而且，如果我猜想得正确的话，也作为一名犹太人，遭到杀害。假扮身份者遇到的又一个难题。
“如果他曾对什么人坦白过，”我说，“也许是对那个跟他一起死的女人。对福妮雅·法利。”
她清楚地表明她不愿听到那女人的名字。但因为她很通情达理，不得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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