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七月以后我在科尔曼还活着时只再见过他一面。他自己从没有告诉过我他上学院以及后来在学生会给他儿子杰夫打电话的事。我得知他那天在校园里，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他——无意间通过一间办公室的窗口，那人是他过去的同仁，赫伯特·基布尔，当基布尔在葬礼上的致词即将结束时，暗暗提到曾见过科尔曼缩回到北大楼背阴的墙壁后，明显是为了某种基布尔不得而知的原因，将自己躲藏起来。我得知电话的事，是因为杰夫·西尔克，他在葬礼结束以后跟我说话时提了一下，但足以使我明白电话的内容根本不在科尔曼的控制之中。我是直接从纳尔逊·普赖姆斯口里得知科尔曼曾在给杰夫打电话当天早些时候造访过律师事务所，而那次访谈，和电话一样，以科尔曼厌恶地大发雷霆结束。在那以后，普赖姆斯和杰夫·西尔克都再也没有和科尔曼说过话。科尔曼不回他们的电话，也不回我的电话——原来他什么人的电话都不回——之后似乎还关闭了答录机，因为过不多久当我试图与他联络时，铃声只顾一个劲地响个不停。
然而，他正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并没外出。我知道他在，因为在两个多星期里打电话一直不见回音后，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天黑后驱车过去查看过。只有一两盏灯亮着，但，果不其然，当我绕过科尔曼家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时，车熄了火，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面——车停靠在起伏不平的草坪尽头的柏油路面上，从装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木板房开着的窗户里飘出阵阵舞曲，那将他带回斯蒂娜·帕森身边和战后萨利文街地下室的调频台周六晚间节目。他在里面，正和福妮雅一起，相互保护着对方，不受任何外人的侵扰——彼此，对对方而言，包容了整个世界。他们在里面跳舞，很可能光着身子，超越人世的苦难，置身于一个植根于世俗欲望的非世俗的天堂里，在那里他们的结合是一出他们倾注生命中所有的愤怒与失望的戏剧。我记得他告诉我福妮雅曾在他们共度的一个晚间的余晖中对他说的话，其间他们俩已经交换过无数的话。当时他对她说：“这不仅是性。”可她却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不对。你都把性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性。本来就是。别假装是别的什么把它给搅混了。”
他们现在是谁？他们是自身可能的最单纯的版本。个体的精粹。凝聚成激情的一切痛苦。他们也许都不再为事态发展成这样而感到后悔。他们安全地置身于厌恶之中，根本无暇他顾。他们已冲出曾经堆积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生活中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们，生活中没有东西令他们激动，生活中没有东西犹如此刻的亲热那样消减他们对生活的恨。这两个根本不相似的人、如此不协调地在七十一岁和三十四岁上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谁？他们是被告诫远离的灾难。和着汤米·道尔西的乐队和年轻的辛纳屈温柔的低吟，他们两人赤条条地直接舞入一场横死。世上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画上句号：这就是他们的做法。现在已没有办法让他们及时停下脚步。无可挽回。
倾听着从路那边飘来的音乐，我并不孤单。
当我的电话得不到回应时，我自以为是科尔曼希望和我断交。出了什么差错了，我想，友谊突然中断时，人人都会作如是想——特别是一个崭新的友谊——我应当负责，倘若不光是为了说过什么不谨慎的话或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深深地惹恼或得罪了他，那么就是因为我本身以及我的职业的缘故了。记住，是科尔曼先来找我的，因为他不现实地希望说服我写那本说明学院如何杀死他妻子的书；允许同一位作者窥探他的私生活恐怕是他现在最不想要的事了。我不知道除了下列的结论，我还能做何解释：他对我隐瞒他和福妮雅生活中的细节，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让他感到比他继续对我吐露心声要明智得多。
当然，当时我并不了解他身世的真相——这，我也是在葬礼上明确得知的，所以我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猜想我们在艾丽斯生前的若干年里从未谋面，他不希望与我交结，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离东奥兰治不过几英里的地方长大的，是因为我对那地区不只是一般的熟悉，可能非常了解，或非常好奇，以致动手细究他在泽西的根系。倘若我原来曾经是奇斯纳医生业余拳击班上的纽瓦克犹太孩子中的一个？事实上我的确是，不过那是发生在四六和四七年的事，当时西尔基已不再协助医生教授像我这样的孩子正确的站姿、步伐和挥拳，而是拿军人补助金上了纽约大学。
事实上，他撰写《幽灵》书稿期间与我交往，的确冒了很大的被揭露的风险，一个愚蠢的风险，在几乎六十多年以后，原来，在他以白人身份参加海军以前，是东奥兰治中学黑人学生第一名，来自默顿街男孩俱乐部的，在泽西周边参加业余拳击赛的有色人孩子；在仲夏时分将我甩掉无论如何是有道理的，即使我无法想像其中的原因。
好吧，谈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个八月的星期六，由于孤独，我驾车前往坦格伍德，去听次日音乐会节目的公开彩排。距离我将车停靠在他屋外的那一天已过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怀念科尔曼，怀念曾拥有一位密友的经历，于是我想加入那小小的星期六早晨的听众群。他们已经占据了为彩排搭建的音乐棚的四分之一坐席。其中有来度夏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系的访问学生，但多数是年长的观光客，戴着助听器的人，拿着望远镜的人，乘大巴到伯克夏做一日游，翻阅着《纽约时报》的人。
或许是由于我竟然迈出门槛四下走动而产生的奇怪感觉，那种成为一名社会人（或装出有社交性的人）的瞬间经验，或许是由于我突发奇想，将听众中老年人当作启程者，或被逐者，正济济一堂地等待乘着音乐的翅膀从无可隐晦、一目了然的老年人圈地中飘逝。无论如何，在这个科尔曼生命中最后夏日的风和日丽的星期六，音乐棚的确使我不断联想起曾经一度伸进哈得孙河的敞开式码头，犹如早在远洋轮还停靠在曼哈顿时的那种宽大的钢结构码头，此刻似乎从水中被抬了出来，巨大无比的身躯向北延伸一百二十英里长，被毫发无损地安置在开阔的坦格伍德草坪上，一次在群山环绕的新英格兰的高大树木和辽阔草原之间的完美着陆。
当我走向一个我所瞟见的单人空位时——靠近舞台的寥寥无几的空位之一，尚未被人丢件运动衫或夹克以示预留——我继续思索着我们正一道向着某个地方进发，并实际上已经抵达，而且已将一切都丢在了身后……突然之间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准备聆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排练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已。音乐棚底下是夯实了的褐色泥土地面，再清楚不过地提醒你，你的椅子植根于结结实实的大地；在这所建筑的顶端歇息着鸟类，它们的鸣啭在乐队演奏间隙的沉重的静默中传入你的耳鼓，燕子和鹪鹩忙碌地从山脚下的树林里飞过来，然后又嗖的一声飞走，没有一只鸟胆敢如此飞离挪亚漂浮的方舟。我们距大西洋西岸约有三小时的车程，但我却不能摆脱那种双重感觉：既置身于我所在的地方，又已被推了出去，与其他的老年公民一起，驶往一个未知的神秘水域。
思考着这种启程时，在我脑海里盘旋的是否仅仅是死亡？死亡以及我自己？死亡以及科尔曼？或者是否是死亡以及一群人，一群尚能如同夏令营度假者似的在乘坐大巴车来来去去之中觅得快乐，然而，作为肉体凡胎，又是一个由敏感的肌肉和温暖的红色鲜血构成的实体，只被一层最为稀薄、最为脆弱的生命与泯灭相隔离？
当我到那儿时，彩排前的节目刚刚结束。一位活泼的讲解员，穿着运动衬衫和卡其布裤子，站在空着的乐队椅子前，向观众介绍他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曲子——用录音带为他们播放的小段拉赫玛尼诺夫，并且声情并茂地讲解着《交响舞曲》的“神秘、韵律的品格”。在他讲完以后，观众开始鼓掌，这时有人从两侧出来，揭开定音鼓，开始在乐谱架上摆放活页乐谱。远远地在舞台的一侧，又出现两名抬着竖琴的舞台工人。随后音乐家出场，他们一边三三两两地信步过来，一边相互交谈，个个都跟那位讲解员一样为这场排练穿着休闲装——一组双簧管手穿着灰色带风帽的运动衫，两名大提琴手身着褪色的李维斯牛仔服，小提琴手，不分男女，穿的似乎一律是香蕉共和国品牌的外衣。指挥架上他的眼镜——客座指挥，瑟吉厄斯·柯米希奥纳，一位年事已高的罗马尼亚人，身着圆翻领套头衫，一头白发，脚穿蓝色帆布登山鞋——孩子般懂礼貌的观众又一次鼓掌，这时我看到科尔曼和福妮雅沿通道走过来，寻找两个紧挨在一起的位子。
音乐家们，即将从一群似乎是无忧无虑的度假者转化为一台强大、流动的音乐机器，他们各自就座，开始调音。这时，这对情人——高挑、面孔瘦削、金发碧眼的女子和匀称、英俊、灰白头发、不如她高却比她老得多，但仍然以轻快的体操运动员的步伐行走的男子——正朝我前面三排远、离我右边二十英尺的两个空位走去。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曲子是一首优美的双簧管和长笛吹奏的神话故事，它的甜美令观众陶醉，当乐队结束他们的第一轮演奏时，从年老的观众中再次爆发出充满孩童般激情的掌声。音乐家们的确揭示了我们生命中最年轻、最天真的思想，对于非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东西的根深蒂固的渴望。这或许是当我扭头朝我以前的朋友及其情人张望时的想法，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是我自科尔曼从我视线中消失以来所想像的那般古怪或落寞。他们完全不像举止无度的人，福妮雅尤其是，她轮廓鲜明的扬基五官令我想起一间有窗却无门的狭小屋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人正跟生活较劲或正发动攻击——或进行自卫。也许独自一人，在这不熟悉的环境中，福妮雅不会显得如此地从容，但有科尔曼陪伴左右，她与背景的融合不亚于他。他们并肩而坐，不像一对亡命之徒，倒像一对已经取得他们自己最高度浓缩的平静感的夫妻，对他们的存在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诱发何种感觉与幻想统统无动于衷，更不要提在伯克夏县了。
我想，科尔曼是否事先就他想要她如何举止对她进行过辅导。我怀疑，即使他进行了辅导，她会不会听。我怀疑辅导是否有其必要。我不禁设想他为什么决定将她带到坦格伍德来。仅仅因为他要听音乐？因为他要她听，并且看到音乐家现场演奏？在阿芙罗狄忒的保护下，以皮格马利翁的形象，在坦格伍德的环境里，退休的古典文学教授是否正引领执拗的违规的福妮雅进入有品味的文明化的伽拉忒亚的生活？科尔曼是否开始教化她，影响她——开始将她从她的另类悲剧中拯救出来？坦格伍德是否是通往使得他们的越轨行为稍显正统的旅程的第一步？为什么如此之急切？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当他们所有的一切，一起所做的一切，都已经逐渐演进超脱了鬼鬼祟祟、赤裸裸的原始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为什么即使只是企图，以“夫妻”形象四处转悠来使这种结盟正常化或合法化？因为公开化只会消减激情的强度。是否，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想要什么？驯化现在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否至关重要，抑或他们在这儿出现并没有上述的含义？是否是他们所开的一个玩笑，一个设计来刺激别人的行为，一个蓄意的挑衅？他们是否正偷着乐，这两头性感的兽类，或仅仅坐在那儿听音乐而已？
因为他们在乐队休息的间隙中并没有起立活动筋骨，或四下走动，又恰好一台钢琴正被推上舞台——为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做准备——我也就留在了座位上。在大棚里有股微微的寒意，更像秋凉，而不是夏日的凉爽，虽然阳光璀璨，普照着大草坪，温暖着那些喜欢既听音乐又待在外面玩耍的人，一个多数由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夫妇、抱着幼儿的母亲和已经从大篮子中取出午饭开始野餐的家庭组成的比较年轻的观众群体。前面三排，科尔曼，头微微地倾向福妮雅，对她说着什么，静悄悄地，严肃地，但说的是什么，当然，我无从知晓。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吗？人人皆知……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在一连串事件的无序状态之下，在莫测的变换、灾祸、前后矛盾、界定人类生命的令人震惊的阴差阳错现象之下，潜伏着什么？无人得知，鲁斯教授。“人人皆知”是陈词滥调的援引，是经验庸俗化的开始，正是人们在使用陈词滥调时的那种庄重又富有权威感的腔调最令人难以容忍。我们所知道的是，若以非陈词滥调的方式加以表述，人人都一无所知。你不可能知道。你知道的事情你也并不知道。目的？动机？后果？意义？我们所不知的一切令人惊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知的一切。
当观众重新鱼贯而入时，我开始，以看动画片的方式，想像着致命的疾病，正不知不觉地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拼命地忙上忙下：想像血管在棒球帽下堵塞，恶性肿瘤在烫过的白头发下生长，器官失灵、萎缩、关闭，千万亿的杀手细胞鬼鬼祟祟地将整个观众群押往前方不可思议的灾难。我无法使自己停下来。巨大的什一税——死亡正扫荡着我们所有的人。乐队、观众、指挥、技师、燕子、鹪鹩——设想一下从现在到公元四千年，仅在坦格伍德一地的数目吧。然后再用它乘以一切，数字翻倍。永无尽头的湮灭。什么念头！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然而今天却是个多么可爱的日子，天赐良辰，一个完美无缺的日子，地点是马萨诸塞的一个度假点，本身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更无害又漂亮。
随后，布朗夫曼出场了。布朗夫曼，这头雷龙！嘹亮先生！布朗夫曼上场演奏普罗科菲耶夫，如此的速度，如此的气势，一下子便将我的病态挥出圈外。他上半身突出地粗壮，一股天然的气势由一件汗衫所伪装，似乎直接从马戏团信步走进音乐棚，在马戏团里他是大力士，钢琴在他手里仿佛是对他洋洋自得的高干大膂力的一个滑稽挑战。叶菲姆·布朗夫曼看起来不像来弹钢琴的人，更像来搬钢琴的伙计。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这样对付钢琴，这个壮实得犹如小酒桶似的、满面胡茬的俄国犹太佬。我想，他结束以后，琴肯定得扔掉了。他把琴压垮了。他不让那架钢琴隐瞒任何东西。不论里头有什么，统统都得跑出来，举着手出来。当一切都跑出来以后，一切都公之于众以后，连同最后的最后的脉动，他本人起身，扬长而去，身后留下我们的救赎。洋洋得意地一挥手，他就不见了，虽然他以不亚于普罗米修斯的力量随身带走了他点燃的火，我们的生命此刻却变成不灭之火。没有人会死去，没有人——没有，只要布朗夫曼有话要说！
排演中又有一个间歇，当福妮雅和科尔曼这次起身，走出大棚时，我也这么做了。我等他们走到我前面，不能肯定如何面对科尔曼或——因为似乎我对他并不比周围其他任何人更有用一些——究竟要不要面对他。然而我的确想念他。而且我究竟做了什么了？那种对朋友的思念浮上心头，正如我们初次见面时，又一次，因为科尔曼身上的一股磁力，一种我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找到有效途径写明白的诱惑。
从后面十英尺开外的地方，我看着他们随着脚步拖沓的人群慢慢地沿着通道的斜坡，朝着阳光普照的草坪向上走去。科尔曼再次平静地对福妮雅说些什么，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胛骨之间，手掌抵住她的脊柱，一路导领她，边解释着他此刻正在解释的她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一到外面，他们便开始横穿草坪，显然是向大门和远处作为停车场的泥土地走去，我没有设法跟上。当我无意中向大棚方向回过头去时，看见，里面，在舞台灯光下，八把美丽的低音提琴整齐地排成一行，是音乐家们出去稍事休息前将它们横卧在那里的。为什么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大家的死亡，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个横躺的乐器的坟场？它们难道不能让我愉快地想起一群鲸鱼吗？
我站在草坪上伸懒腰，让我的脊背多接受几秒钟阳光的温暖，然后再回到座位上去聆听拉赫玛尼诺夫。突然看见他们走回来——显然，他们远离大棚仅仅是为了绕场地转转，也许科尔曼要带她领略一下南面的风景——现在他们回来听乐队公开排演压轴的《交响舞曲》。为了了解我所能了解到的东西，我当时决定朝他们迎过去，尽管他们依然显出一副他们的事务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我向科尔曼挥着手，边挥边说：“嗨，真巧。科尔曼，你好。”我堵住他们的路。
“我想我看见你了。”科尔曼说，虽然我不相信，但还是想，有什么更好的说词能让她不感到别扭呢？让我不感到别扭。让他自己不感到别扭。脸面上没有任何别的痕迹，除了那随和的、精明强干的院长魅力，看不出丝毫被我的突然出现而惹恼的迹象。科尔曼说：“布朗夫曼真有两手。我正对福妮雅说，他至少让那架钢琴折了十年的寿。”
“你的想法跟我的不谋而合。”
“这是福妮雅·法利，”他对我说，然后对她说，“这是内森·祖克曼。你们两个在奶场见过的。”
更接近我的高度，而不是他的。精瘦且清寡。从那对眼睛里几乎探不出任何信息。绝对沉默寡言的面孔。性感？零。无处可见。出了挤奶厅，撩人的一切都关闭了。她设法使自己成为甚至别人在场都无法看见的人。动物的技巧，无论是猎食者或被猎食者。
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一双麂皮便鞋——跟科尔曼一样——另外，衬衫袖子卷起来，是件旧的领尖带纽扣的、浅色底上有深色方格图案的衬衫，我认出是他的。
“我想你哩，”我对他说，“也许哪天晚上我可以请你们二位吃饭。”
“好主意。对。一起吃顿饭。”
福妮雅不再留意我们说什么。她朝远处的树冠望去。树冠在风中摇摆，但她仔细观望，仿佛它们正在说话似的。我突然意识到她在某个方面缺少什么，我并不是指参与闲聊的能耐。我指的是什么，我会明确说明的，如果我能够的话。并非智力。并非镇定。并非礼貌或体面——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那玩意儿扯掉。并非深度——肤浅不是问题。并非内心——你看得出她内心世界相当丰富。并非神志——她神志清醒，而且，以一种微微胆怯又傲慢的方式，表现出她的痛苦所赋予她的优越感。然而，她肯定有一部分缺席。
我注意到她右手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宝石呈乳白色。一颗蛋白石。我断定是他给她的。
与福妮雅恰恰相反，科尔曼形神合一，非常专注，或者看上去如此。毫无瑕疵地如此。我明白他不想带福妮雅到外面和我或者和别的任何人共进晚餐。
“马达马斯卡酒店，”我说，“露天吃。怎样？”
我从没见过科尔曼比他对我说谎时表现得更加郑重其事了：“那家酒店——对。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会去的。但还是让我们请你吧。内森，我们这么讲，”说着突然慌张起来，一把抓住福妮雅的手，用头冲音乐大棚的方向示意，说道，“我要福妮雅听听拉赫玛尼诺夫。”随即便不见了，这对情侣，“逃走了，”如同济慈所写，“逃入了暴风雨之中。”
在几乎两三分钟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或似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以致我没有返回座位，开始四下徘徊，起初像个梦游者，毫无目的地横穿散落着野餐者的草坪，又绕着音乐棚走了半圈，然后折回原路，向盛夏时分伯克夏风景可与东落基山媲美的地点走去。我听得见远处从大棚里传出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舞曲，但除此而外，我可能完全是个独行客，深深地埋藏在层层叠叠的青山翠谷之间。我在草地上坐下，感到惊愕不已，无法解释我心里的想法：他有个秘密。这个沿着最令人信服、最可信的感情线索结构的人，这股具备强大历史背景的力量，这个善意地狡诈，温文儒雅，从头到脚都似乎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什么是个秘密？因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秘密在那儿。而当他不跟她在一起时，也在那儿——正是这秘密才是他的磁力之所在。是某种不在场的东西起着哄骗的作用，一直是那东西吸引着我，那神秘的、非他莫属的、他单独攥在手心里的它。他将自己像月亮似的建构起来，世人只能看到他的一面。我没法使他全部显露出来。有一个空白点。我最多只能这么说。他们，一起，一对空白点。在她身上有个空白点，同时，尽管他摆出一副稳扎稳打的派头，如果需要，还是个顽固、目的明确的对手——愤怒的教授巨人，宁可拂袖而去，也不愿接受他们羞辱性的垃圾——在他身上的某处也有一个空白点，一个涂抹掉的，一个割除的东西，虽然我连猜测的头绪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说真的，我是在企图剖析这预感，还是在动用想像力记录我对另一个人的无知。
仅在三个月以后，当我得知这秘密，并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是他从一开始就请求我写这本书的，不过并不一定是按照他的要求写的——我才觉悟到加固他们契约的基础结构是什么：他已告诉她他的全部故事。只有福妮雅一个人知道科尔曼是如何变成他自己的。我怎么会知道她知道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就连这也不可能知道。现在更不可能知道。既然他们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了。好也罢歹也罢，我只能按每个自以为知道的人的办法去做。我想像。我被迫加以想像。碰巧这是我谋生的手段。我的职业。是我此刻所做的一切。
当莱斯从退伍军人医院出来并和他的支持小组挂上钩，以便远离酗酒，不再让疯病发作，路易·伯理若为他制定的长远目标则是要他进行一次朝圣，去参拜那座墙——倘若不是那座真的墙，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那么参拜那座移动墙也行，等到它在十一月份抵达皮茨菲尔德时。华盛顿特区是莱斯赌咒发誓绝不会踏足的地方，因为他痛恨政府，因为他瞧不起那个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就睡在白宫里的逃兵役者。不过无论如何，要他从马萨诸塞州旅行到华盛顿也可能要求过高了一些：对于一个刚出院的人，乘坐大巴来来往往，经历的时间不免太长，耗费的感情不免太多。
路易为莱斯参拜移动墙所做的准备和他为每个人所做的一模一样：在一个中国餐厅为他壮行，让莱斯和另外四五个伙伴一道吃中国饭，要多少次就安排多少次——如果有必要，两次，三次，七次，十二次，十五次——直到他能够完整地吃完一顿饭——从汤到甜点，所有上的菜——为止。其间衬衫没有给汗水浸透，手没有因为颤抖得厉害而握不稳勺子、不能喝汤，没有每隔五分钟就冲到外面去喘气，没有最后跑到卫生间去呕吐，没有躲在锁上的隔间里不出来，没有完全失控和出手狠揍中国侍应。
路易·伯理若拥有他百分之百的军人联络网，他远离毒品，持续治疗已有十二年之久了，而帮助老兵，他说，是他获得治疗的途径。三十多年了，那里仍然有着许多越战老兵忘不了伤痛，因此他几乎每天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驾着他的面包车跑遍全州，领导老兵及其家庭的支持小组，为他们寻医问药，鼓励他们参加匿名戒酒者座谈会，倾听各种矛盾，家庭的、心理的、财务的，对老兵问题给予建议，并且努力把那些家伙送到华盛顿去瞻仰那面墙。
墙是路易的小宝贝。他操办一切：租用大巴，安排吃食，以他天赋的战友情，亲自呵护那些惟恐自己会哭得太厉害，或感到太恶心，或会突发心脏病而一命呜呼的伙伴。事先他们统统都会畏缩不前，说多多少少相同的话：“不可能。我不能去看墙。我不能到那儿去看见某某的名字。不可能。没法子。做不到。”莱斯就是其中之一，对路易说：“我听说你们上次的行程了。听说有多糟糕了。包车费每个人头二十五美元。说好包括午餐，结果大家都说午餐狗屎不如——不值两块钱。那个纽约家伙不肯等在附近，那司机。是吧，路易？要早早赶回，跑一趟大西洋城？大西洋城！操他狗娘养的，伙计。赶着做每件事，催着每个人，好在最后大捞一票？别找我，路易。他妈的没门儿。如果我非得亲眼看到两个穿老虎部队军服的家伙相互拥抱着哭泣的话，我会作呕的。”
但路易知道去一次意味着什么。“莱斯，现在是一九九八年了。是二十世纪末了，莱斯特。是你该开始面对这东西的时候了。你不会立刻就做到的，我知道，没人那样要求你。不过到了该制订你的计划的时候了，朋友。时间到了。我们不从墙开始。我们会慢慢地来。我们从一间中国餐馆开始。”
但对莱斯来说，那可不是慢慢来；对莱斯来说，仅仅到雅典娜去取外卖，他都不得不在福妮雅购买食品时坐在货车里等。倘若他走进去，一看见那些黄脸皮他就想宰了他们。“但他们是中国人，”福妮雅告诉他，“不是越南人。”“放屁！我才不管他们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他们统统是黄脸皮！黄脸皮就是黄脸皮！”
就好像他这二十六年来睡得还不够坏，在到中国餐馆之前的一星期他根本没睡觉。他一定给路易打了不下十五个电话，对他说他没法去，而其中不止一半是在凌晨刚过三点打的。但路易照样接听，让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甚至表示同意，从头到尾耐心地喃喃着：“嗯，嗯……嗯，啊……嗯，啊。”但结束时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让他闭嘴：“你必须坐着不动，莱斯，尽最大努力。你只要坐着别动。不管你心里想什么，不管是悲伤，不管是愤怒，无论什么——恨也好，愤怒也罢——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你得尽量坐着，不要跑出去，也不要动手。”“但那个侍应？”莱斯会说，“我应当怎样对付那个该死的侍应？我不行，路易——我会他妈的失控的！”“我来对付侍应。你只要坐着就行了。”不论莱斯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包括他可能杀死侍应，路易一概回答说他只要坐着就行了。似乎别的什么都无需做——坐着——就能阻止一个人杀死他最坏的敌人。
一天晚上，共有五个人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布莱克威尔去，当时莱斯出院两星期还不到。首先是身兼父母、兄长、领袖的路易，光头，胡子剃得精光，穿着整齐，衣服都是新熨烫过的，头上戴着黑色越战老兵帽，手里拄着拐棍。因为他身材矮小，双肩下塌，大腹便便，又因为他用残疾的双腿行走，步履僵硬，所以看上去有点像企鹅。再就是那两个大块头，从不多话的：契特，离过三次婚的房屋粉刷工，原来是海军陆战队员——三个老婆都被这野兽般的庞然大物，愚钝的、扎着马尾巴的、从来都没有说话欲望的笨蛋吓得灵魂出窍——和伯波卡特，过去的步兵枪手，一只脚给地雷炸掉了，现在为迈达斯消音器公司干活。最后，是一个营养失调的怪物，骨瘦如柴，抽搐不停的哮喘病患者，嘴里已不剩几颗大牙，自称斯威夫特，在退役之后合法地更改了姓名，仿佛他不再顶着乔·布朗或比尔·格林或应征入伍时的随便什么名字，就可以在回老家以后每天早晨快快活活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自从去过越南以后，斯威夫特的健康便几乎被各种皮肤、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所摧毁，现在他正被一种对海湾战争老兵的敌视所吞噬，比起莱斯对他们的蔑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去往布莱克威尔的一路上，由于莱斯已经开始颤抖，并感到恶心反胃。斯威夫特越发抖擞起精神，填补那几个大个子家伙的沉默。他呼哧呼哧气喘吁吁的声音硬是不肯停下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上不了海滩？他们一见到沙就在海滩上给打趴了？狗屎。周末武士，突如其来地，他们不得不领教一下真正的战争。所以个个都疲软疲软的——统统编在预备队里，不曾料过会轮到他们头上，嘿，偏偏轮到他们头上。他们没干特工算运气。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那也叫战争？四天地面战？他们杀死多少黄脸皮？他们不高兴因为没逮着萨达姆·侯赛因。他们就只有一个敌人——萨达姆·侯赛因。让我歇一下。这些家伙也没错。他们要的不就是不花力气赚大钱吗。一粒疹子。你知道我从奥兰治特工那儿得了多少疹子？我活不到六十岁了，而这些家伙还在为一粒疹子担心哩！”
中国餐馆坐落在布莱克威尔北面的边缘上，在门窗给木板钉死的造纸厂那头的公路沿线，背朝河。水泥块垒成的粉红色建筑又矮又长，前面有个大玻璃窗，其余一半的墙面涂成砖砌的花式——粉红色的砖头。许多年前是个保龄球馆。大窗户里面，特意做出中国风味的霓虹灯招牌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几个字母，拼出“和谐宫”的字样。
对莱斯来说，那块招牌就足以泯灭最微弱的希望火花。他做不到。他永远做不到。他会一败涂地的。
那几个字机械地重复——却成了他克服恐惧所需的巨大力量。他走过门口微笑的黄脸皮，到桌边就座，必须蹚过的血河。还有恐惧——令人精神错乱、无可抗拒的恐惧——微笑的杂种递给他一张菜单。杂种给他的杯子里倒水，太离奇古怪。给他倒水喝！他所有痛苦的根源可能就是那杯水。他感到一派疯狂。
“ok，莱斯，你表现挺好。真的挺好，”路易说，“只要一次叫一道菜。到目前为止真的不错。现在我要你对付菜单。没别的。就这菜单。打开菜单，打开，我要你集中注意力看汤。你所要做的就是点个汤。你只要做这个。如果你决定不了，我们帮你决定。他们这儿的云吞汤棒极了。”
“狗日的侍应。”莱斯说。
“他不是侍应，莱斯。他名叫亨利。他是老板。莱斯，我们看汤。亨利，他是来查看一下情况的。看看一切是不是运作正常。如此而已。他不知道别的东西。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你的汤怎样？”
“你们大伙想吃什么？”他这么问。莱斯。在这出豁出老命的戏剧里，他，莱斯，终于设法从混乱中挣脱出来，询问他们打算吃什么。
“云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好吧。云吞。”
“ok，”路易说，“现在我们来点别的菜。我们要不要伙着吃？会不会太多，莱斯，要不然你点自己的菜？莱斯，你想要什么？你要鸡、蔬菜、猪肉？你要捞面？面条？”
他使劲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来一次。“你们大伙想吃什么？”
“嗯，莱斯，我们有的要吃猪肉，有的要吃牛肉……”
“我不管！”他之所以不管是因为这一切统统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他们点中国菜的这些伪装。这些都不是真正在眼前发生的事情。
“回锅肉？给莱斯回锅肉。ok。莱斯，现在你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行了，契特会给你倒茶。ok？ok。”
“快叫这杂种侍应走开。”因为他眼角的余光已经察觉到某种动作。
“先生，先生——”路易大声招呼侍应，“先生，请你待在那儿别动，我们把点好的菜单送给你。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们会把菜单送过去给你的——你只要保持距离就行了。”但侍应似乎不明白，当他再次朝他们走过来时，路易笨拙但快速地起身，站立在他残疾的双腿上。“先生！我们会把点好的菜单送给你。给。你。好吗？好。”路易说着，重新就座。“很好，”他说，“很好。”对着侍应点头，对方一动不动地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对了，先生。再好不过了。”
和谐宫是个幽暗的地方，沿墙三三两两地点缀着人工植株，大约共有五十张桌子顺着长形的餐厅排成几行。只有几张有人，而且离得很远，似乎没有别的顾客注意到刚才在餐厅尽头就餐的这五个人中发生的短暂的骚乱。出于谨慎，路易总是在一进门的时候就关照亨利给他们一伙人安排一个远离其他所有顾客的桌子。他和亨利以前有过同样的经历。
“ok，莱斯，我们控制了局面。你可以放掉菜单了。莱斯，放掉菜单。首先你的右手。现在你的左手。好。契特给你合上。”
两个大块头，契特和伯波卡特，各坐在莱斯的一边。他们被路易指派为今晚的宪兵，知道倘若莱斯做出一个错误的动作他们应如何应对。斯威夫特坐在圆桌的另一边，挨着路易，后者直接面对莱斯。此刻，斯威夫特，用父亲可能用来教儿子骑自行车的循循善诱的腔调，对莱斯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这儿来的情形。我以为我永远也不可能坚持到底的。你的表现真的好极了。我那第一次，连菜单都不认得。字母统统朝我游过来。我想我得破窗而出。两个家伙，他们不得不把我架出去，因为我坐不住。你干得挺不错，莱斯。”如果除了注意自己的双手抖得多么厉害之外，莱斯还能够注意到任何别的东西的话，他就会意识到他从没见过斯威夫特曾经有过不抽搐的时候。斯威夫特此刻既不抽搐，也不发牢骚。这就是为什么路易带他上这来的缘故——因为帮助别人吃完一顿中国饭菜似乎是斯威夫特在这个世界上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事。只有在这儿，在和谐宫——别的地方则都不行——斯威夫特仿佛尚能有一会儿记得什么是什么。在这儿，你会只有最微弱的感觉，他曾经手脚并用地爬着过日子。在这儿，变得一目了然的是在这个痛苦的残障人身上遗留的一星星、破损的、曾经拥有的勇气。“你干得好极了，莱斯。你没问题。你只要再来一点茶，”斯威夫特建议，“让契特给你斟上。”
“呼吸，”路易说，“对。呼吸，莱斯。如果你喝完汤感到坚持不下来，我们就走。但你必须从第一道菜开始。如果你坚持不到吃完回锅肉，那也ok。但你得喝完汤。我们来制定一个暗号，要是你必须出去的话。在绝对没有回旋余地的时候一个你能给我的暗号。用‘茶叶’做暗号怎样？你只要说这两个字，我们即刻就出门。茶叶。如果你需要，这就得。但只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
侍应稍稍离开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捧着摆有他们五碗汤的托盘。契特和伯波卡特一下子蹦起来，拿到汤，端到桌上。
此刻莱斯只想说“茶叶”，然后他妈的冲出去。可为什么他不说呢？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他对自己反反反复复地说着“我要出去”这句话，得以使自己进入一种入定的状态，即便毫无胃口，也开始喝起汤来。咽下一小口肉汤，“我要出去。”这让他看不见侍应，这让他看不见老板，但不能让他看不见坐在靠墙一张餐桌边的两个女人，那两个女人正在剥豌豆荚，将去壳的豌豆放进锅里煮。三十英尺远，莱斯能嗅到她们在四只黄脸皮耳朵根处喷了的什么劣质花露水——对他来说就跟泥土地的气味一样刺鼻。以他那得以在黑黢黢的越南莽林中觉察到一名无声无息的狙击手没洗过澡的体臭的奇异的逃生威力，他嗅到那两个女人，开始失控。没有人告诉过他会有女人在这儿干那事。她们打算继续干多久？两个年轻女人。黄脸皮。她们干吗坐在那儿干那事？“我要出去。”但他动弹不了，因为他不能将注意力从那两个女人身上移开。
“那两个女人干吗那么做？”莱斯问路易，“她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她们是不是非得继续干？她们是不是一整夜都要那么干下去？她们是不是准备一遍一遍地干个不停？有没有原因？什么人能告诉我原因？叫她们停下别干。”
“冷静下来。”路易说。
“我很冷静。我只是想知道——她们是不是打算继续干下去？有没有人能阻止她们？难道没有人能想出个法子？”他的嗓门粗起来，阻止他不见得比阻止那两个女人容易。
“莱斯，我们在餐馆里。在餐馆里他们烹制豌豆。”
“豌豆，”莱斯说，“那些是豌豆！”
“莱斯，你有了汤，你的下一道菜正送过来。下道菜：这就是目前整个的世界。这就是一切。没别的了。你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尝尝回锅肉，就这样。”
“我汤喝够了。”
“是吗？”伯波卡特说，“你不想吃这个？你不吃了？”
四面八方都被即将到来的灾难所包围——痛苦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转变成进食？——莱斯努力压低嗓门说：“吃吧。”
就在这个时候，侍应动了一下——明显的是来取走空盘子。
“别动！”只听莱斯大吼一声，路易已再次站了起来，此刻，活像马戏团的驯狮员——面对莱斯，莱斯浑身紧绷，准备发飙，对付侍应——路易用手杖指点侍应退回原位。
“你待在那儿，”路易对侍应说，“待在那儿。我们把空盘子送过去给你。你别过来。”
剥豌豆的女人已经停了下来，甚至不用莱斯站起来走过去告诉她们如何停止。
现在亨利插手了，很显然。这位身材细长、瘦削、面带微笑的亨利，穿着牛仔裤、花哨的衬衣和运动鞋，又是斟茶倒水，又是老板的年轻人，在门口盯着莱斯。微笑着，但同时又盯着。那人是个威胁。他堵住出口。亨利必须让开。
“一切正常，”路易对亨利大声说，“饭菜好极了。棒极了。所以我们又来了。”然后他对侍应说，“听我的指挥。”随即他放低手杖，重新就座。契特和伯波卡特收拾起空盘子，走过去，堆在侍应的托盘上。
“还有什么人吗？”路易问，“还有什么人可以讲讲他的第一次吗？”
“唔，唔。”契特说，而伯波卡特正愉快地自愿履行着把莱斯的汤一扫而光的任务。
这次，一看到侍应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他们点的其他的饭菜，契特和伯波卡特便立即起身，朝那个笨嘴拙舌的黄脸皮迎上去，让他连抬腿朝他们的餐桌走过来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它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饭菜。饭菜痛苦。虾仁牛肉捞面。蘑菇鸡片。麻辣牛肉。回锅肉。肋排。米饭。米饭痛苦。蒸汽痛苦。气味痛苦。摆在那儿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用来拯救他免于死亡的。将他和过往的男孩莱斯相衔接的。这便是循环往复的梦：农场上那个没有破碎的小伙子。
“看起来不错！”
“吃起来更好！”
“你是要契特放些在你盘子上呢，还是你想自己动手，莱斯？”
“不饿。”
“没问题，”路易说，看着契特开始在莱斯盘子上堆菜，“你不需要饿。那不重要。”
“快完了吧？”莱斯说，“我要出去。我不开玩笑，伙计们，我真的要出去。吃饱了。吃不下了。我感到要失控。我吃饱了。你说我可以离开的。我要出去。”
“我没听见暗号，莱斯，”路易说，“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下去。”
现在颤抖已压倒一切。他对付不了米饭。米粒从叉子上往下掉，他浑身哆嗦得厉害。
万能的基督啊，竟然出现了一个端着水的侍应。围绕桌子走一圈，从背后来到莱斯身边，不知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另外一个侍应。突然他们一起，跟莱斯只有一秒钟的落差，莱斯狂叫：“呀啊啊！”并袭击侍应的咽喉，水壶在侍应脚边炸响。
“住手！”路易大喝一声，“退后！”
剥豌豆荚的女人尖叫起来。
“他根本不需要水！”路易叫喊着，两脚站立，叫喊着，拐棍举过头顶，他在那些女人眼里活像个疯子。但她们其实并不明白疯子是什么样的，倘若她们以为路易是疯子的话。她们一窍不通。
别的桌上有客人站了起来，亨利冲过去，对他们悄悄地说了一番，他们才都又坐下了。他解释说那些是越战老兵，每次他们来，他都认为殷勤地招待他们、花一两个小时容忍他们的问题是他的爱国义务。
在那以后，餐厅里一片寂静。莱斯吃了几小口，其余的人则吃得一干二净，最后，桌上只剩下莱斯盘子里的东西。
“你不要了？”伯波卡特问他，“你不吃了？”
这次他连“吃吧”都说不出来。一旦说出这两个字，所有埋在餐厅地板底下的人都会一骨碌爬起来，伺机复仇。只要说一个字，如果你不是早在第一次就在这儿看到那种景象，这次你他妈的肯定会看到了。
送上了签运饼。他们对那总是很喜欢。看看各人的手气，哈哈大笑，喝喝茶——有谁不喜欢？但莱斯叫道：“茶叶！”拔脚就走。路易对斯威夫特说：“和他一道出去。追上他，斯威夫特。盯紧他。别让他跑出你的视线。我们去买单。”
回家的一路上只有沉默：伯波卡特沉默，因为他吃得五饱六足；契特沉默，因为他很早以前就从反反复复、无穷无尽的惩罚性的争吵中学到：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倒霉的人来说，沉默是惟一显示友好的方式；斯威夫特也沉默着，一种痛心疾首，满腹牢骚的沉默，因为一等到忽明忽暗的霓虹灯退到他们的身后，他所拥有的关于他自己的记忆便随之消失——这个自己，他似乎只有在和谐宫时才拥有。斯威夫特此刻正忙着酝酿痛苦。
莱斯沉默，因为他睡着了。经过十天十夜彻底的无眠，作为这趟旅行的准备工作，他终于精疲力竭了。
当其他人都下了车，只剩下莱斯和路易两个人时，路易才听到他醒过来，于是说：“莱斯？莱斯？你干得不错，莱斯。当时看见你淌汗，我心里想，坏了，坏了，坏了，他要干了。你真不知道你当时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为侍应玩完了。”路易，他曾在他姐姐的车库里将自己的双手铐在一台电暖器上度过回家后的头几夜，以保证自己不会杀死那位好心收留他的姐夫。当时他刚从丛林返回四十八小时，现在他将醒着的时间全都用来为他人的需求服务，以致任何邪恶的念头都不可能跻身其间。他十二年来保持清醒和干净，持续练习十二步，虔诚地服药——针对焦虑服氯硝西泮，针对抑郁服盐酸舍曲林，针对火辣辣作痛的脚踝、钻心疼痛的膝盖以及无情酸痛的胯骨服双水杨酯，一种消炎药，却有一半的时间除了给他一个灼热的胃、放屁和腹泻以外，别无其他——已经成功地清除掉足够的残渣瓦砾，得以重新礼貌地和别人交谈，并对自己在余下的生命里不得不靠着两条疼痛不堪的双腿效率低下地四处走动，不得不努力在黄沙基础上高高挺立着，倘若并非感到自由自在，至少心中比原先少了许多疯狂的怨恨——乐天知足的路易笑起来。“我想他连一个机会都不会有的。不过，好家伙，”路易说，“你不仅对付了汤，你还坚持到他妈的运气小点心。你知道我用了多少次才坚持到签运饼？四次。四次，莱斯。第一次我直接跑进洗手间，他们花了十五分钟才把我拽出来。你知道我会对我太太怎么说？我会对她说：‘莱斯干得好。莱斯行。’”
但在必须再次去时，莱斯拒绝了。“我在那儿坐过了，还不够吗？”“我要你吃，”路易说，“我要你吃饭。像人家一样走动，谈话，吃饭。我们有了新的目标，莱斯。”“我可不再要你的什么目标了。我做到了。我没杀人。这还不够啊？”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驱车回到和谐宫，原班人马，相同的玻璃杯，相同的菜单，甚至相同的喷洒在餐馆女佣亚洲肌肤上冲着莱斯鼻息所发出的阵阵廉价花露水的香气，他可以据以追踪猎物的可疑气息。第二次他吃了饭，第三次他吃了饭还点了菜——虽然他们仍然不让侍应接近餐桌——第四次他们让侍应伺候他们，莱斯狼吞虎咽，直吃到几乎要爆炸为止，吃得就好像他有一年没见过食物似的。
出了和谐宫，个个都高举手臂，相互击掌。就连契特都兴高采烈。契特高谈阔论，契特大声欢呼：“哥们儿！”
“下次，”莱斯说，当时他们正驱车回家，这种起死回生的感觉令人陶醉，“下次，路易，你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下次你会要我喜欢上它的！”
但下次却是去面对那面墙。他得去看肯尼的名字。这他做不到。在他们从老兵管理局领到的书里看到过一回肯尼的名字就足够了。之后他病了一个星期。他心里没有别的念头。他现在也只有这一个念头。肯尼躺在他身边，没有头。日日夜夜，他想，为什么是肯尼，为什么是契普，为什么是巴第，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有时他想他们是幸运儿。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不，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他都是不能走到那面墙跟前的。那面墙。绝对不行。做不到。不愿意。结了。
为我跳舞。
他们在一起大约有六个月了，一天夜里他说：“来吧，为我跳个舞。”说着他在卧室里放上一张唱碟，阿蒂·肖改编，由罗伊·埃尔德里奇吹奏的《我爱的人儿》。为我跳个舞，他说，松开紧搂着她的胳膊，并且指着床前的地面。于是，不惊不乍地，她从那个她嗅着那股气息——科尔曼赤身裸体的气息，经过日光浴的皮肤的气息——的地方爬起来，从她深深依偎的地方爬起来，在那儿她的面孔埋在他裸露的体侧，她的牙齿，她的舌头薄薄地抹上了一层他的精液，她的手掌摊开在他肚皮下方那蜷曲的油光光的体毛上，在他盯着她的炯炯目光下——他那目不转睛地透过两排长长的深色睫毛的绿色凝视，根本不像一个随时可能晕倒的衰竭的老人，而恰似一个将自己的面孔紧贴在玻璃窗上的小伙子——她翩翩起舞，并非妖娆地，并非像斯蒂娜在一九四八年的那样，并非因为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为悦己悦人而起舞、一个不太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可爱的年轻姑娘，并对自己说：“我可以为他跳——他既然要，我又能跳，看吧。”不，不完全是花蕾绽放或小雌马成为母马的那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福妮雅能为他跳，不错，但全然没有羞涩的成熟才是她的舞姿，没有青春的，朦胧的，对自我，对他，以及对所有活着和死了的人的理想化。他说：“来吧，为我跳舞。”于是，她从容地一笑，说：“干吗不呢？我在这方面一向是慷慨的。”说着开始扭动起来，抹平皮肤，仿佛是一件揉皱的衣服，特别留意地察看每样东西是否都到位，或绷紧，骨感，或浑圆，如同所应有的那样，她自身的一股气息，诱发性的生物体气息令人熟悉地从她指尖散发出来，她正用手指顺着颈项向上摸过温热的耳廓，然后慢慢地横过面颊，抵达嘴唇，头发，她正在变灰的，由于使过劲而变得湿漉漉，乱蓬蓬的黄头发，她抚弄着它仿佛是海藻，对自己假称是海藻，从来就是海藻，一大片滴滴答答浸透盐水的海藻，反正，这又要她付出什么代价呢？有什么了不起呢？纵身投入。倾情付出。倘若这正是他所向往的，拐骗这个男人，诱捕他。不会是第一个。
她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这事儿，这种联系。她蠕动着，从此刻是她舞台的床脚下的地板蠕动开去，浑身充满诱惑力地零乱，并由于前几个小时的缘故显得有点油腻，被此前的行为所涂抹，所润滑。金色头发。没有在农场给太阳晒黑的地方皮肤白皙，在六七个地方可以见到疤痕。一个膝盖头擦伤，像个孩子的，是她在牛棚里滑倒时留下的；在她胳膊和腿上都有一道道细如针脚、半愈合的抓痕，是牧场篱笆所致；她的手粗糙，发红，肿痛，由于扭动篱笆时捡起玻璃纤维碎片，由于每个星期拔出又插入那些木桩；一个花瓣形状、颜色鲜亮的伤痕，或在挤奶厅受的伤，或是他留下的，恰恰位于她咽喉和躯干的结合部；另一个伤痕，青紫色，位于她没有肌肉的大腿丫，那是她被咬被蜇的热点所在。他的一根发丝，呈&形，如同一颗精巧的灰色小痣粘在她的面颊上。她的嘴微微张开，仅露出牙齿的弧形，她并不急于到达某处，因为过程本身才是趣味之所在。她蠕动着，此刻他正审视着她，审视着这细长的身躯有节奏的蠕动，这苗条的躯体，比外表强壮得多，而且有着令人惊讶的沉甸甸的乳房，挂在她修长笔直的两条腿的把柄上，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朝他垂下来，犹如长柄勺，盛满了他的琼浆玉液。不加抗拒地，他横卧在起皱的被单上，一堆枕头乱七八糟地团成一气，支撑着他的头，他的头歇息在与她的大胯、肚子，她蠕动的肚子，同一水平线上，他审视着她，每一个分子，他审视着她，而且她知道他在审视她。他们已结为一体。她知道他要她提出要求。他要我站在这里，舞动，她想，并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才是呢？他。他。他正向我奉献他自己。ok，这是高压电路，不过让我们来吧。于是，朝下给他递上一个媚眼，她蠕动着，她蠕动着，正式的能量转换开始了。她觉得非常舒服，像这样随着那首曲子扭动，而能量便传递过去，心里明白只要她发出一个最微小的号令，像招呼侍应似的打个响指，他就会手脚并用地从那张床上爬出来，舔她的脚。如此快速地在舞蹈中，她已经能够将他当做水果，剥掉皮，一口吞。并不是只有遭毒打，当清洁工，在学院打扫别人的垃圾，在邮局打扫别人的粪便，在那些里面，在清除别人的废弃物的活儿里，有着可怕的韧劲；要是你想了解真相，那种活儿吸你的血，别对我说没有好点的差事，不过我得到了这份差事，这就是我的工作，三份，因为这部车只剩六天就到期了，我得买辆能跑的便宜车，所以我打三份工，并不是头一回。再说，牛奶场也有一大堆要命的活儿，你听起来以为了不起，你看起来以为了不起，福妮雅和奶牛，但别的不说，它先把我的背都累断了……可是这会儿我赤身裸体和一个男人待在一间屋子里，看着他带着他的阳具和那个海军文身躺在那儿，很平静，他很平静，甚至看我跳舞充了电，还是那么平静。他也是个倒运的人。死了老婆，丢了工作，作为种族主义教授，当众受到羞辱。而什么叫种族主义教授？并不是说你刚刚变成了一个。人家说的是你刚被发现而已，所以你原来一辈子都是。并不是说你有一次做了件错事。如果你是个种族主义者，那么你就终身是个种族主义者。突然你整个一生都成了个种族主义者。是个污点，而且甚至都不是真的，然而此刻他却很平静。我能让他这样。我能使他如此平静，他能使我如此平静。我只要这样不断蠕动。他说为我跳舞，我想，为什么不？为什么不，除非这让他以为我会一直跟着他走，会和他一起假装这里面另有含义。他会假装说世界是我们的，而我会让他这么假装，然后我也会假装。不过，话虽如此，为什么不呢？我能跳……但他得记住。仅此而已，即使我什么都没穿，只戴着这蛋白石戒指，一丝不挂，只戴着他给我的这枚戒指。这就是站在你的爱人面前，在灯光里赤裸着身子，并且扭动着身躯的情景。ok，你是个男人，已过了鼎盛期，度过了你自己的一生，我并不在其中，但我拥有当下。你作为一个男人走向我。所以我走向你。这不简单。但仅此而已。我在你面前开着灯赤条条地跳舞，你也一丝不挂，那么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是我们所做的最简单的事——就这样。别胡思乱想把它弄复杂了。你千万别，我可不会。它不需要比这更复杂。你知道怎么了？我看见你了，科尔曼。
然后她说出声来。“你知道怎么了？我看见你了。”
“你看见了？”他说，“那么现在地狱开始了。”
“你在想——如果你一直都想知道——有没有上帝？你想知道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意思是，你在这儿，而我就为你跳舞。意思是不要想你是别的什么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你是个女人，你在床上和你丈夫在一起，你不为操而操，你不为射精而操，你在操，因为你和你丈夫睡在床上，这样做是对的。你是个男人，和你老婆在一起，你操她，但你想要操的却是邮局清洁工。ok——你知道怎么了？你就和清洁工在一起了。”
他笑了一笑，柔声说：“这证明上帝的存在。”
“如果这不证明，没东西能证明。”
“继续跳。”他说。
“你死的时候，”她问，“你没嫁对人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连你活着的时候都没关系。继续跳。”
“那是什么呢，科尔曼？什么才有关系？”
“这个。”他说。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她回答，“现在你有了长进。”
“难不成——你在教我？”
“是该有人教教你了。对，我在教你。但别看着我就好像我还会做别的什么似的。别的比这更重要的。别那么想。和我一起待在这儿。别走。抱住这个念头不放。别想任何别的东西。和我一起待在这儿。我愿意为你做随便什么你想要我做的事。你有多少次听一个女人这么对你说而且是真心实意的？我愿为你做任何你想要的事。别错过了它。别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去，科尔曼。我们在这儿就是干这个的。别以为这是为了明天。关上所有的门，以往的和以后的。所有的社会思维，统统关起来。美妙的社会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为社会摆出的派头？‘我应当，我应当，我应当’？滚它们的。你应当成为什么人，你应当做什么事，种种，种种，只会扼杀一切。我可以不断地跳舞，如果我们这样约定。秘密的亲密时刻——如果这是我们整个的约定。你得到的一份好处。付出时间的收益。仅此而已，我希望你明白。”
“继续跳。”
“这种东西是重要的东西，”她说，“如果我放弃思考……”
“什么？思考什么？”
“我很早以来就是个小婊子。”
“是吗？”
“他总是对他自己说不是他，是我。”
“继父。”
“对。他对他自己就这么说的。也许他说得还真没错。但我在八岁、九岁、十岁时没有别的办法。那种残暴才是错的。”
“你十岁时那是什么感觉？”
“就像要我端起整幢房子，背在背上。”
“夜里房门打开他走进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
“就像你是个陷入战火的孩子。你可曾看过报纸上的那种照片里的孩子，他们的城市被炸毁了以后？就像那样。大得和炸弹一样。但不管我被炸毁多少次，我还是站着没倒。这就是我的堕落：我站着不倒。后来我十二岁，十三岁，开始有奶头。我来月经了。突然我只剩下一个以我的阴道为中心的身体……还是继续跳舞吧。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以往的和以后的，科尔曼。我看见你了，科尔曼。你不在关门。你仍然对爱情抱有幻觉。你知道吗？我真的需要一个比你还老的男人。一个肚子里完全没有爱情狗屎的人。你对我来说太年轻了，科尔曼。瞧你。你整个儿是个爱上了钢琴老师的小男孩。你陷入我的情网，科尔曼，而你对于我这样的人太年轻了。我需要一个老得多的人。我想我需要一个至少一百岁的人。你有没有坐轮椅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轮椅没有问题——我可以边跳舞边推。也许你有个哥哥。瞧你，科尔曼。用那种小男生的眼光看着我。劳驾，劳驾，去给你哥哥打电话吧。我会继续跳，快叫他听电话。我要跟他聊聊。”
她嘴里说着，心里明白，正是她说的话和跳的舞使他坠入情网。就这么轻而易举。我吸引了许多男人，许多嫖客，嫖客发现我，到我门上来，并不是随便哪个有阴茎的人，并不是那些一窍不通的人，他们当中有九成是那号的，而是男人，年轻男子，具有真正阳物的那些人，像斯莫基那样的行家里手。你尽管求爷爷告奶奶，你没有的东西还是没有，但我天生就有，即使穿戴得整整齐齐，有些家伙知道——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他们发现了我，所以他们来了。但这回，这回，这回却是从婴儿手里拿走糖果。肯定的——他记得。他怎么能不记得？一旦你尝到甜头，你就记住了。天哪，天哪。在二百六十次口交和四百次正规性交以及六次肛交以后，开始调情。不过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世人有几回是在操之前就相爱的？我以前有多少回在操了一个人以后爱上的？这或许就是了，破土机？
“你想知道我的感受吗？”她问他。
“想。”
“我感到好快活。”
“所以，”他问，“谁能活着出去？”
“有我呢，先生。你说得对，科尔曼。这会引来灾难的。七十一岁进入这种状态？七十一岁被这弄得神魂颠倒？啊呀，啊呀。我们最好回到赤裸裸的事情上去吧。”
“继续跳舞。”他说，同时揿了一下床边索尼的一个键，《我爱的人儿》的音轨再次响起。
“不。不。我求你了。要考虑我作为清洁工的前途。”
“别停下来。”
“‘别停下来。’”她重复一遍，“我以前在哪儿听见过这几个字。”事实上，她几乎从来没听见过前面不带“别”字的“停”字。没从男人嘴里听说过。也没听她自己这么说过。“我一直以为‘别停’是一个词。”她说。
“是一个。继续跳。”
“那么别错过它，”她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赤身裸体。我们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需要爱情。别让你自己缩水——别把你自己当个滥情伤感的傻瓜。你迫不及待地想那样做，可是别。让我们别错过这个。想像一下，科尔曼，想像一下，让眼前的持续下去。”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跳舞，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这样说话。我好久没这么说话了，我都以为我早忘了怎么说了。躲躲藏藏了那么久。没人听过我这么说话。老鹰和乌鸦有时在林子里听过，但除此之外，没有人。这不是我通常用来撩拨男人的手段。这是我最最放纵的一次。想像一下吧。
“想像一下，”她说，“每天抛头露面——竟还有这个。这个不想占有一切的女人。这个什么都不想占有的女人。”
但她却从没感到过如此地富足。
“大多数的女人都想占有一切，”她说，“她们想占有你的邮件。她们想占有你的未来。她们想占有你的幻想。‘你怎么敢操除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我才应当是你的梦幻。为什么有我在家你还看色情片？’她们想占有你本人，科尔曼。但乐趣并不在占有这个人。乐趣在这儿。在于有另外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跟你待在一个房间里。哦，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可以把整个的生命都给你，还依然拥有你。仅仅靠跳舞。是不是真的？我没说错吧？你喜欢这样吗，科尔曼？”
“多么幸运，”他说，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运气。这是生活欠我的。”
“现在还欠吗？”
“没人比得上你。特洛伊的海伦。”
“无立锥之地的海伦。一无所有的海伦。”
“继续跳。”
“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的确看见你了。你要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当然。”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看见了一个老头，是吧？你怕我会看见一个老头，我会跑掉。你怕我要是看见跟年轻人所有的区别，要是看见松垮的东西，失落的东西，你就会失去我。因为你太老了。但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
“什么？”
“我看见一个孩子。我看见你像个孩子似的坠入情网。你不可以。不可以。知道我还看见什么了？”
“什么？”
“对，我现在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一个老人。我看见一个垂死的老人。”
“告诉我。”
“你失去了一切。”
“你看见了？”
“是的。一切，只剩下我在跳舞。你想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什么？”
“你不应当挨那一巴掌，科尔曼。那就是我看见的。我看见你怒气冲天。一切都将以那个模样结束。作为一个怒气冲天的老人。可本不该那样。这就是我看见的：你的怒气。我看见怒火和羞辱。我看见作为一个老人你懂得时间的意义。一般直到行将就木才懂得。但现在你懂了。很可怕的。因为你不能从头来过。你不能重新回到二十岁。一去不复返了。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比垂死更坏，比死更恶劣，是那些对你下毒手的该死的杂种。从你手上夺走了一切。我在你心里看见了，科尔曼。我看见了，因为那是我了解的。该死的杂种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改变了一切。抓住你的性命，一扔。抓住你的性命，他们决定把它扔掉。你找对了跳舞的姑娘。他们决定什么是垃圾，他们决定你就是垃圾。羞辱，压垮，摧毁一个人，由头却是个人人皆知狗屎不如的东西。屁大的一个字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绝对一文不值。真叫人气得发疯。”
“我原来并不知道你注意到了。”
她从容地一笑。跳舞。没有理想主义，没有理想化，没有任何甜美的年轻丫头的乌托邦主义，尽管她知道现实的一切模样，尽管她的生活已不可逆转地荒废，尽管她遭遇了所有的混乱与冷漠，她依然跳着舞！同时还讲着从来没有对男人讲过的话。像她那样操男人的女人不应当说这种话——至少那些不操像她这样的女人的男人喜欢这么想。那些不像她这样操男人的女人也喜欢这么想。每个人都爱这么想——笨蛋福妮雅。好吧，让他们去。我高兴。“对，笨蛋福妮雅注意到了，”她说，“不然笨蛋福妮雅怎么能挺过来的？作为笨蛋的福妮雅——这就是我的成就，科尔曼，这就是脑子最清醒时刻的我。原来，科尔曼，我一直在观察你跳舞。我怎么会知道的？因为你跟我在一起。不然你凭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不是那么气得要发疯？我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如果我不是那么气得要发疯？这才是操得那么痛快的原因，科尔曼。愤怒拉平一切。所以别坐失良机。”
“继续跳。”
“直到我累垮？”她问。
“直到你累垮，”他吩咐她，“直到最后一口气。”
“悉听尊便。”
“我在哪儿找到你的，瓦露塔？”他说，“我是怎么发现你的？你是谁？”他问，揿下按键，重又响起《我爱的人儿》。
“你要我是谁，我就是谁。”
科尔曼只顾给她念周日报纸上关于总统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八卦，突然福妮雅站起来，大声叫道：“你就不能不搞这要命的学习班？受够了这学习班！我学不进去！我不学！我不要学！别他妈的教我——没有用的！”说着，就在早餐中间，夺门而出。
留在那儿是个错误。她没回家，现在她恨他。她最恨什么？他当真以为他受的罪了不起。他当真以为雅典娜学院每个人所想、所说的关于他的事毁了他的生活。真是妈的太不喜欢他了——那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对他来说那就是最为可怕的事了？嗨，那没什么了不起。两个孩子窒息身亡才是大事。你继父把手指插进你阴道，那才是大事。在你快退休的时候丢掉工作并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她恨他的原因——他受苦的优越感。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在这个世界上有着真正的痛苦，可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没有了机遇？早晨挤过奶，他突然捡起那根铁管子朝你头上打过来。我甚至都没看见怎么打过来的——可是他没有过机遇！生活亏待了他！
总而言之，吃早饭的时候她不想有人教她。可怜的莫妮卡可能在纽约找不到个好差事？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不感兴趣。你以为莫妮卡会关心我在学院上了一整天的班以后又去挤奶会不会腰酸背痛？在邮局清扫人家扔下的垃圾就因为他们不愿使用那倒霉的垃圾桶？你以为莫妮卡会关心这些？她不断地给白宫打电话，没接到回话肯定感到非常失望。对你来说一切都完了？也很失望？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试试看让人家用一根铁管子把你打趴掉吧。昨天夜里？有那事。很舒服。棒极了。我同样需要那样。但我仍然打三份工。并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出事的时候你接受它的缘故，因为什么也不会改变。告诉妈妈她丈夫夜里进来把手指插进你体内——什么都没有改变。也许妈妈现在知道了，她准备帮助你。但不了了之，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跳舞度过了一夜。但不会有任何变化。他读给我听华盛顿的那些事——又改变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读给我听华盛顿的恶作剧，比尔·克林顿的阴茎叫人吮吸了，这对我车子散架有什么帮助？你真以为那些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没那么重要。根本不重要。我有过两个孩子。他们死了。如果今天早晨我没有精力为莫妮卡和比尔感到难过，记在我两个孩子的账上，好了吧？如果那是我的过错，就算了。我不剩多少精力来关注世界上那些伟大的问题了。
错误就在于留在了那儿。错误就在于完全陷入妖术的蛊惑之中。即使雷霆大作，豪雨如注，她也驾车回家。即使她怕法利跟踪，迫使她离开大路，开到河里去，也还是照样驾车回家。但她却留下了。因为跳舞她留下了，而到了早晨她一肚子的气。她生他的气。多么好的新的一天啊，让我们看看报上有什么说的。昨天夜里之后他要看看报上说些什么？倘若他们没有交谈，倘若他们只是吃早饭，然后她离开，也许留在那里就不会有问题。但他开始办学习班。他几乎做不出比那更糟的事了。他应当怎么做？给她些东西吃，让她回家。但跳舞坏了事。我留了下来。我愚蠢地留了下来。半夜走人——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是再重要不过的了。我有许多事情搞不懂，但这一点我却很明白：留到第二天早晨，便意味着什么。科尔曼－福妮雅幻想曲。这是沉湎于追求永恒的幻想的开始，世界上最老掉牙的幻想曲。我有个地方可去，不是吗？并不是个最好的地方，但好歹是个地方。回到那儿去！不论操多久，最后走人。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有雷雨，闪电划破天空，雷声大作，在山间隆隆轰鸣，好像战争爆发了似的。伯克夏遭突袭。但我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穿上衣服，离开。雷电交加，噼啪炸响，树木四分五裂，四肢瘫软，豆大的雨点像子弹似的朝我劈头盖脸打下来，我走人。周身被狂风鞭打，我走人。山爆炸了，可我还是走人。我可能就在房子和车之间给宰了，被一道闪电点燃击毙，但我没留下——我走人。然而整夜和他一起躺在床上？月亮大大的，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四处都是月色，可我留了下来。即使一个瞎子也能在这样一个夜晚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我却没有走。我没有睡觉。睡不着。醒了一夜。不想翻身靠近那家伙。不想碰那人。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人的屁眼我都舔了有几个月了。像个麻风病人似的缩在床边上看着他树木的影子爬过他的草坪，直到天明。他说：“你应当留下。”但他不想要我留下，我说：“我想我就信了你这一回吧。”于是我信了。你可能会以为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保持冷静。但没有。我们两个都屈从于最糟糕的念头。拉皮条的告诉她说，娼妓的伟大智慧是：“男人付钱给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跟他们同床共眠。他们付钱给你们是叫你们回家。”
但即使她知道她恨的一切，她也知道她喜欢什么。他的慷慨。她是极少有机会接近一个略为慷慨的人的。男人与生俱来的力气却没有用来朝我头上挥铁管子。如果他逼我，我就会不得不向他承认我很精明。我昨晚不是就那样做了吗？他听我说话，所以我就精明一回。他听我说话。他对我很忠诚。他从不为任何事情责备我。他从不用任何手段陷害我。就这个原因值得那么要命的疯狂吗？他尊重我。是真诚的。他给我这枚戒指表明了他的心迹。他们扒光他的衣服，所以他赤条条地来到我面前。在他最危急的时刻。我一辈子还没有受到过像他这样的男人的支使。只要我愿意，他会为我买车。如果我放手让他做主，他会为我买一切。和这个人在一起，没有痛苦。只要耳边有他声音的起伏，只要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的心就安定了。
这些就是你逃避的东西吗？这些就是你像个孩子似的吵架的原因吗？你碰上他纯属偶然，你第一次幸运的巧遇——你最后一次幸运的巧遇——你却发起脾气，像个孩子似的跑掉了？你真的想自行了断？回到遇见他之前的日子？
但她跑啊，跑出房子，从车库里开出车，驶进山里，去看望奥杜邦学会的乌鸦。开了五英里地，她掉头离开大路，驶上一条狭窄的土路，蜿蜒前行，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方才看见那幢灰色木瓦结构的两层楼房子温馨地偎依在绿树丛中，很久以前是幢民居，现在成为学会当地的总部所在地，坐落在树林边缘，紧靠野生动物踪迹。她将车驶上沙砾小道，颠簸着直开到木栅栏前，停靠在钉着指向草药园牌子的桦树前，她的车是惟一可见的车。她成功了。她可以很方便地驶离山边。
挂在大门口的风铃在微风中叮当作响，明净地，神秘地，犹如某种宗教机构，并不诉诸语言，正在欢迎来访者驻足，不仅四处参观，而且静思冥想——仿佛这里供奉着某种虽小，却十分动人的东西——但此刻旗帜尚未升上旗杆，门上挂着的牌子说星期天要到午后一点钟才开放。然而，当她推门时，门却自动打开了，她跨出无叶的山茱萸在晨光中洒下的薄影，进入门厅。门厅地板上摞放着装有各种混合鸟食的沉甸甸的大麻袋，准备出售给冬季买主。麻袋对面，装着形式各异的喂鸟食具的箱子则沿着墙根直码放到窗口。礼品店，出售食具、自然书籍、勘测地图、鸟叫录音带以及各种由动物激发出灵感的小饰品的地方，没有灯光，但当她朝相反的方向转身，走进大些的展览室时，里面陈列着数量极少的动物标本和种类不多的活体动物样本——乌龟、蛇、几只关在笼中的鸟——却见到一位工作人员，一个十八九岁胖乎乎的女孩。女孩说：“你好。”倒没有在乎还不到开放的时间。这么远地位于山上，一旦秋叶凋零，十一月初就没有什么人造访了，她可不准备撵走一个碰巧在上午九点十五分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即使这个女人在伯克夏山区的仲秋季节里并没有完全为户外活动穿着齐整，似乎在她灰色汗裤的上方套着件男人的条纹睡衣，脚上除了一双露出脚后跟的室内拖鞋，那种叫做“穆勒”的鞋子外，别的什么也没穿。她长长的金发也还没梳理。不过，总的看来，她只是显得衣冠不整而已，倒不见得放荡，所以这姑娘，正在给她脚跟前箱子里的一条蛇喂老鼠吃——用镊子把每只老鼠拎得远远的送到蛇面前，直到蛇猛地张口咬住老鼠，并启动那无限缓慢的消化过程为止——只说了声“你好”，便回到她周日早晨的职责上去。
乌鸦关在中间一只笼子里，相当于衣橱大小的一个空间，介乎于关着两只棕榈鬼鸮和一只灰背隼的笼子之间。瞧他在。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王子。嗨，大个子。”她对他喀哒，喀哒叩齿，用舌尖抵着上腭——喀哒，喀哒，喀哒。
她转过脸看喂蛇的女孩。福妮雅以前来看乌鸦的时候没见过她，很可能是新来的。或者相对地算个新来的。福妮雅自己也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看乌鸦了，而且自从和科尔曼约会以来就再没来过。此刻距她跑出去寻找如何与人类绝交的时日已有一阵子了。自孩子们死后她就不是个常客，虽然那时候她偶尔也会一个星期接连来四五次。“他可以出来，是吗？他可以出来待一分钟。”
“当然。”女孩说。
“我想要他站在我肩膀上。”福妮雅说，同时弯下腰，拉开拴着笼子玻璃门的襻子，“哦，你好，王子。哦，王子。瞧你。”
门打开以后，乌鸦从它站着的架子上跳到门头上，坐在那儿，伸长脖子左右张望。
她轻声笑起来。“多帅的表情。他正在审视我，”她回头对女孩大声说，“瞧。”她对乌鸦说，让鸟看她的蛋白石戒指，科尔曼的礼物。他在那个八月的星期六早晨和她一起驱车前往坦格伍德时在车子里送给她的。“瞧。过来。上这儿来。”她对鸟悄悄说，把肩膀凑过去。
但乌鸦不理会这个邀请，他跳回笼子里，恢复在架子上的生活。
“王子没心情。”女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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