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说，“与我感觉得到的他们之间的契约紧密相连——他必须告诉她。”所谓“他们之间的契约”一说，我指的是他们两人都相互承认没有干净的出路，但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不能对欧内斯廷解释。“瞧，今天从你这儿了解了这么多的事，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都得重新思考。我真不知道如何着手。”
“那么，你现在是西尔克家的一名荣誉成员了。除了瓦特，对于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他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坚持，为什么母亲非得那样死？如果瓦特没有制定那道规定，”她说，“谁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谁知道科尔曼会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决心的软化，告诉他妻子？说不定还会有一天告诉他孩子。告诉全世界。但瓦特及时地冻结了一切。那从来就不是个好主意。科尔曼那样做的时候还只有二十几岁。二十七岁的一颗炮仗。但他不会永远二十七岁。不会永远是一九五三年。人要老的。国家要老的。问题要老的。有时问题就这么老得消失了。然而瓦特使它冻结了。当然，如果你以狭隘的眼光，仅仅以社会利益的观点看问题，当然当时对谈吐优雅的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按科尔曼的做法行事是有利可图的，正如今天做梦都不想那么干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样。今天，倘若你是个中产阶级有知识的黑人，想要你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如果你需要全额奖学金，你连做梦也不会想要说你不是有色人的。你根本就不会那么做。尽管你皮肤可能很白，现在不那么做才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当时那么做是有利可图的一样。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能对瓦特那么说吗？对他说：‘真的有什么区别？’我能吗？首先因为科尔曼对母亲所做的事，其次因为当时瓦特眼里有一场仗要打，而科尔曼不想仅为那些原因而战斗，我当然不能说。虽然不认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努力过。因为瓦特，实际上，并不是个苛刻的人。你想听听我哥哥瓦特的事？一九四四年，瓦特是有色人步兵连的一名自动枪手。他和他部队的另一名士兵一道，守在比利时的一座山脊上，俯瞰敷设了铁轨的山谷。他们看见一名德国兵沿着铁轨往东走。肩上挎着个小包，边走边吹口哨。和瓦特在一起的士兵举枪瞄准。‘你干什么？’瓦特对他说。‘我要杀死他。’‘为什么？住手！他在干什么？在走路。可能正往家里走。’瓦特得用劲才把枪从那个家伙手上夺下来。一个南卡罗来纳的孩子。他们走下山脊，拦住德国兵，将他俘虏了。原来他真的在走回家去。他有个假期，他惟一知道通往德国的路便是沿铁轨往东走。是瓦特救了他的命。有多少士兵那么做？我哥哥瓦特可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他不得不那样做的话，但他也是个血肉之躯。因为他是血肉之躯，他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种族的利益。所以我试过和他谈，有时候努力对瓦特说些我自己将信将疑的话。科尔曼是他时代的一部分，我告诉他。科尔曼不能等到通过民权运动获得他的人权，所以他跳了一级。‘历史地看他，’我对瓦特说，‘你是个历史教师——把他当做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告诉他：‘你们一个也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你们两人都是斗士，而且你们两人都战斗了。你以你的方式战斗，科尔曼以他的方式战斗。’但这种推理对瓦特没有效果。什么都不起作用。那是科尔曼成人的道路，我告诉他——但他不愿接受。对瓦特来说，那是科尔曼不想成人的道路。‘没错，’他对我说，‘没错。你哥哥多多少少成了他想成为的东西，除了他是个黑人。除了？除了？这个除了就改变了一切。’瓦特不能改变他对科尔曼一贯的看法。我又能怎么办呢，祖克曼先生？因为哥哥瓦特当时冻结了科尔曼和我们家的关系而恨他？由于哥哥科尔曼对母亲的作为，他如何让那可怜的女人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都痛苦不堪而恨他？倘若我恨我两个哥哥的话，那为什么停下来呢？为什么不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错事而恨我父亲呢？为什么我不恨我死去的丈夫呢？我没有嫁给一个圣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爱我丈夫，但我看得很清楚。我儿子又如何呢？要恨这个孩子根本不难。他索性走开，让你清静。但恨的危险是，一旦你开始启动它，你就会得到比你当初想要的多一百倍都不止的恨。你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恨更难驾御的东西了。戒酒比控制恨容易多了。这话可是有点道理的。”
“你以前知道，”我问她，“为什么科尔曼从学院辞职吗？”
“不知道。我以为他到了退休年龄。”
“他从来没告诉你。”
“没有。”
“那么你不会明白基布尔说的是什么。”
“不完全明白。”
于是，我告诉她幽灵的事，告诉她整个的来龙去脉。当我讲完的时候，她摇着头说，直截了当地：“我不相信曾听到过一所高等院校做出过比这更愚蠢的事了。听起来我觉得更像一个愚昧的温床。迫害一名教授，不论他是谁，不论他的肤色，污蔑他，侮辱他，剥夺他的权威，他的尊严，他的威信，就因为那么一件愚蠢、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是我父亲的女儿，祖克曼先生，一位讲究辞藻的父亲的女儿，而每一天我听到别人使用的词汇，使我感到越来越不是对事物真实的描述。从你告诉我的话里，听起来今天在大学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听起来好像里头的人都忘记了该教什么。听起来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演滑稽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反动权威，这儿在雅典娜他们似乎来势汹汹。一个人对自己所使用的每一个词都得提心吊胆吗？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到哪里去了？在我童年时代，你也一样，每一个新泽西的中学毕业生在毕业时都必须手持两样东西：一张文凭和一本宪法。你记得吗？你必须学一年的美国史和一学期的经济学——当然，如今你不必了：‘必须’已经从课程表中消失了。当时我们许多学校在毕业典礼时依照传统由校长给你颁发毕业文凭，另外一个人发给你一本美国宪法。今天没有几个人对美国宪法有个说得过去的清楚的了解了。在美国，据我所见，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愚昧。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那些补习班，教孩子他们早该在九年级就学会的东西。在东奥兰治中学他们早就不读古典名著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白鲸》，更别说读过了。我退休那年，小年轻来找我，对我说，为纪念黑人历史月，他们将阅读一本由黑人撰写的黑人传记。我想问他们，黑人写的，还是白人写的，又有什么区别？我对黑人历史月压根儿就感到厌烦。我把二月里举办一个黑人历史月并集中学习黑人史比做即将变酸的牛奶。你依然可以喝，但味道不正了。如果你要学习马修·汉森，并研究有关他的事，在我看来你在研究其他的探险者的同时，一并研究马修·汉森就得了。”
“我不知道马修·汉森是谁。”我对欧内斯廷说，怀疑科尔曼是否知道，他是否想知道，是否不想知道乃是促使他做出决定的原因之一。
“祖克曼先生……”她说，相当温和地，但还是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祖克曼先生年轻时没有参加过黑人历史月的活动。”我说。
“是谁发现北极的？”她问我。
我突然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她，她越变得咬文嚼字地好为人师，我越是喜欢她。我开始和喜欢她哥哥一样地喜欢她，虽然出自不同的原因。我现在看出来了，如果你把他们俩并排放在一起，就不难辨别出科尔曼是什么样的人。人人皆知……哦，愚蠢，愚蠢。愚蠢的德芬妮·鲁斯。一个人的真相无人得知，而且往往——正如在德芬妮自己的案件中——当事人是最不知情的。“我忘记了是皮里还是库克，”我说，“我忘记了哪一个先到达北极。”
“汉森比他先到。当《纽约时报》报道时，他受到充分的肯定。但等到他们写历史书的时候，你只听到皮里的名字。如果埃德蒙·希拉利爵士被称为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话，那你就不会听到有关丹增·诺尔盖的一个字了。我的意思是，”欧内斯廷说，此刻，置身于她老本行的小天地中，一副专业教师爷与训导者的模样——但，不像科尔曼，她从头到脚都按她父亲对她的期待塑造而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门有关健康之类的课程，那么你会研究查尔斯·德鲁博士。你听到过他吗？”
“没有。”
“很遗憾，祖克曼先生。我过一会儿告诉你。但当你有健康课程时，你会研究德鲁博士。你不会把他放在二月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在研究有关探险家、健康专家和其他所有人时，读他们的书。但现在只有黑人这，黑人那。我尽最大的努力容忍这些，但并不容易。多年前，东奥兰治中学是优秀的。从东奥兰治中学，特别是从优等生班毕业的学生，可以自主挑选大学。哦，可别让我就这个题目开讲。由‘幽灵’那个词在科尔曼身上引发的事端出自同一个巨大的失误。在我父母的时代，你我的时代中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此，责任由那个不及格的人承担。现在则是课程。阅读古典作品太难，所以该谴责的是古典作品。当今学生把自己的无能当成特权加以宣扬。我学不会，所以作品有问题。而那个非要教这些作品的坏老师就尤其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标准，祖克曼先生，只有意见。我经常和过去每件事的模样较劲。原来教育是什么样。东奥兰治中学是什么样。城市更新摧毁了东奥兰治，我毫不怀疑。他们——城市之父——谈论着城市更新将带来的各种伟大的变革。把商人吓坏了，商人跑掉了，商人跑掉得越多，生意就越清淡。然后280号州际公路和公园大道将我们的小镇化整为零。公园大道取消了琼斯街——我们有色人社区中心让公园大道一笔勾销了。接着是280号州际公路。一场劫难性的入侵。对那个社区干了些什么呀！因为高速公路得横穿而过，沿着欧兰顿大道、榆树林大道、枫叶大道一排排漂亮的房子，州政府一下子将它们买断，一夜之间便统统消失殆尽。我过去可以在商业大街购买所有的圣诞物品。嗯，商业大街和中央大道。中央大道当时被称做奥兰治的第五大道。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家绍普莱特连锁超市。我们有个唐恩都乐甜品店。曾经有个达美乐比萨饼店，但关门大吉了。现在又开了一家食品店。还有一家洗衣店。但你不能比较质量。完全不一样。说真的，我开车上山，到西奥兰治购物。但那时候我不需要。没有理由。每天晚上我们出去遛狗，我会和我丈夫一道去，除非天气非常恶劣——走到中央大道，两个街区，然后沿着中央大道走四个街区，横穿马路，然后一路观赏橱窗，回家。有一家阿尔特曼，一家拉塞克斯。有家布莱克－斯塔尔－戈勒姆银器店。有家巴奇拉克，照相馆。一家非常好的男士用品店，明克斯。是犹太人开的，在商业大街上。两所剧院。中央大道上的好莱坞剧院。商业大街上的皇宫剧院。小小的东奥兰治有着生活的一切……”
在东奥兰治有着生活的一切。什么时候？从前。在城市更新之前。在古典作品被抛弃之前。在他们停止发给毕业生美国宪法之前。在开办大学补习班教授孩子们应当在九年级就学会的东西之前。在有黑人历史月之前。在他们建起公园大道和引入280号州际公路之前。在他们迫害一位因为在班上说了“幽灵”的大学教授之前。在她驾车上山，到西奥兰治购物之前。在一切，包括科尔曼·西尔克，改变之前。那是在一切都不一样的时候——从前。她哀叹，永远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不论在东奥兰治，还是在美国其他所有的地方。
四点钟，当我把车开出门前车道，准备驶往她投宿的学院招待所时，下午的日光倏然而逝，天空阴云密布，陡然变成了朔风凛冽的十一月天。那天上午他们埋葬了科尔曼——前一天上午埋葬了福妮雅——都是在温暖如春的天气里，但此刻一切都执着于宣布冬的来临。而且是海拔一千二百英尺高处的寒冬。它已经到了。
当时我的一股冲动，告诉欧内斯廷仅仅四个月前科尔曼驱车带我到城外奶场看福妮雅五点钟在午后的炎热中挤奶——即，看他如何观察福妮雅挤奶——的冲动，不需要太多的智慧便克制了下去。不论欧内斯廷对科尔曼生活的感受尚有什么不足之处，她都没有探索的积极性。虽然她很聪明，却没有就他如何度过他最后几个月的日子提出过任何问题，更不要说是什么引起他在那种情况下死去；虽然她很善良而且谨遵操守，但她宁可对他毁灭的具体细节不假思索，也不愿探讨在他二十多岁时使他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造反指令和四十多年后，他作为贱民和变节者与雅典娜脱离关系的愤怒的决定之间有没有生平上的相通之处。这并非意味着我肯定其间存在着联系，存在着一项决定套着另一项的扣环，但我们可以找找看，是不是？科尔曼这样一个人是如何产生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于他自己的看法较之于别人对他的看法，哪个更不真实，或更真实？诸如此类的事真是可以了解的吗？但认为生活目的捉摸不透的观点，习俗不可多加思议的观点，社会的自我画像可能存在严重缺陷的观点，个人实在并不符合并且超出界定他的社会因素的观点，后者可能在他本人看来完全是虚拟的——总之，一切鼓动人类想像力的疑惑似乎都被排除在她无可动摇地对于以时间为准绳的经典条文的不贰忠贞之外。
“我没有读过你的书。”在车里她对我说，“这些日子，我倾向于阅读神秘性质的东西，英国神秘书籍。但我回家以后，打算找出一些你的东西。”
“你还没告诉我查尔斯·德鲁博士是谁呢？”
“查尔斯·德鲁博士，”她告诉我，“发现如何防止血液凝固，从而可以库存。后来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最近的医院不接受有色人，他死于失血过多。”
这是我们在从山上驶往城里的二十分钟里的全部谈话。解密的喷发停止了。欧内斯廷说了她所有要说的话。于是德鲁博士令人齿寒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命运获得了某种意义——一种明显的与科尔曼和他令人齿寒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命运之间的特殊联系——虽然无足轻重，却同样发人深省。
我想像不出第二样东西能比这一次曝光让科尔曼在我眼里变得更加神秘莫测。现在我知道了一切，却又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了，欧内斯廷告诉我的非但没有与我对他的想法相互统一，反而使他不仅变成一个未知数，而且变成一个前后矛盾的人。以什么比例，在什么程度上，他的秘密决定了他的日常生活，充斥了他每天的思维？随着年月的流逝，它有没有从一个滚烫的秘密变成一个冷却的秘密，变成一个被遗忘的、不足挂齿的秘密，某种早年关系到他接受的挑战、他对自我所下的赌注的东西？他有没有从他的决定中获得他所追求的冒险，或者是否这决定本身便是冒险？是不是那种误导作用，这最令他心醉的绝招，隐名埋姓度过一生，提供他无穷的快乐，抑或他不过是简单地对他不想与之有任何私下或官方牵连的过去、人物、整个种族关上大门？是否他希望绕过什么社会障碍？是否他仅仅是另一名美国人，继承伟大的西部拓荒传统，接受民主的邀请，将你的身世丢进大海，倘若那样做对追求幸福有所贡献？或者不止这些？或者少于这些？他的动机有多卑劣？有多病态？假设两者兼而有之——有什么关系？假设两者都对不上号——又有什么关系？在我遇见他的时候，这秘密是否仅仅微微地点染了他整个的生命色彩，或者他整个的生命只是一生秘密的沧海之一粟？他有没有放松过警惕，抑或犹如永远的逃犯？他是否摆脱过他不能摆脱的他正在成功的事实——他能在做过所做的事情后以完好无损的力量面对世界，他能在每个人面前显出一副如同他显出的那副模样，从容自在地活在自己的皮肤之中？假设，对，在某一节点上，平衡偏向新生活，另一边退缩了，但他有没有彻底克服对暴露的恐惧，以及他将被发现的感觉？当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因他妻子的突然死亡，如他所设想，遭人谋害，那可怕的，他一辈子与之斗争的，但在临终时刻对她的忠心再次变得坚不可摧的妻子，因而失去理智时，当他受制于那个疯狂的念头，跌跌撞撞地闯进我的家门，因为她死了，我义不容辞地应当为他捉刀写书的时候，他的疯狂本身难道在本质上不就是一个加密的坦白吗？幽灵！被一个甚至都不再有人使用的词汇所毁灭。对科尔曼来说，将他吊死在那上面乃是对一切的平庸化——他复杂精确的谎言，他妙不可言，口径适度的欺骗，一切的一切。幽灵！可笑地贬低了他大师级出色的表演——他世俗且极其微妙的生活，一种表面上与越轨行为丝毫无缘的生活，因为所有的越轨都存放在秘密之中了。难怪，种族歧视的指控使他火冒三丈。似乎他的成就仅仅植根于羞耻。难怪，所有的指控都让他火冒三丈。他的罪行超过了他们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的一切。他说了“幽灵”，他有个只有他一半年龄的女朋友——统统是儿戏。这么可怜，这么小家子气，这么可笑的恶作剧，用这么一大堆中学生吵吵闹闹的玩意儿来对付这么一个人，在他循规蹈矩的外表下，别的不说，居然狠心对他母亲做出那种事情，跑到那儿去，代表他英雄的人生观，对她说：“结束了。这场恋爱结束了。你不再是我母亲，而且从来都不是。”任何胆敢采取这种行动的人不会只想当个白人而已。他要的是有能力那样做。绝对不会只限于为了获得快乐与自由。这就如同《伊利亚特》中的野性，科尔曼最心爱的书中人类贪婪的精神。每一次杀戮都有其独特的品格，每一次杀戮都比前一次更为野蛮。
然而，在那以后，他将体制击败了。在那以后，他大功告成了：再也没有离开过围城，即习俗的保护。或者，宁可说，既完全生活在围城里，又鬼鬼祟祟地完全生活在围城外，完完全全地关在围墙外——这便是他，一名创造出来的自我，所享有的充实的独特生活。是的，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他将它击败了，直到所有的孩子生出来都是白色的——突然他又没能击败它。在他的盲区里还有别的东西是完全不可控制的。这个决心锻造一个不落窠臼的历史的人，这个着手旋转并拧开了历史弹簧锁，聪明绝顶地成功改变了个人命数的人，到头来却落入他完全没有考虑到的历史的掌心：还没有成其为历史的历史，钟表正在一分一秒勾销的历史，随着我的笔不断扩散的、一次增长一分钟的历史，未来将比我们更能把握的历史。这个无处遁逃的我们：当下，共同的命运，流行的情绪，所在国的思潮，钳制性的历史，即我们自己的时代。陷入盲区，被一切事物可怕的转瞬即逝的性质所蒙蔽。
当我们抵达南沃德街，我把车停靠在学院招待所外面时，我说：“我想什么时候见见瓦特。我想和瓦特谈谈科尔曼。”
“瓦特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就没有提起过科尔曼的名字。他不愿谈有关科尔曼的事。在新英格兰的一所最排斥黑人的大学里，科尔曼建立了他的事业。课程设置中被白人垄断的课程，却正是科尔曼选择去教的。对于瓦特来说，科尔曼比白人更加白人。除了这，他没别的好说。”
“你会告诉他科尔曼死了吗？你会告诉他你这两天在什么地方吗？”
“不会。除非他问起。”
“你会和科尔曼的孩子进行联络吗？”
“为什么我要？”她问，“应当由科尔曼告诉他们。不由我来。”
“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
“我没有告诉你。你在墓地做自我介绍。你对我说：‘你是科尔曼的妹妹。’我说是的。我只是讲了真话而已。我不是个藏头露尾的人。”这是她整个下午对我所说的最严厉的话——也是针对科尔曼的。直到那一刻她都是谨慎地在母亲的毁灭和哥哥的愤怒之间保持着平衡。
这时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钱包。她展开钱包，让我看夹在塑料套子里的一张照片。“我父母，”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刚从法国回来。”
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座砖砌的门廊前，娇小的年轻女子戴着一顶大帽子，穿着夏日长裙，高个子年轻男子，全身戎装，戴着有帽檐的帽子，挎着皮革子弹带，手上戴着皮手套，脚蹬铮亮的长筒皮靴。他们肤色很浅，但他们是黑人。你是怎么看出他们是黑人的？就凭他们毫不含蓄的姿态。
“英俊的年轻人。特别是穿着那身军装，”我说，“可能是骑兵制服。”
“纯粹的步兵。”她说。
“你母亲我看得没那么清楚。你母亲的脸给那顶帽子遮住了一些。”
“一个人为控制自己的生活也只能做那么多了。”欧内斯廷说，给出这个她惟一情愿做出的富含哲理的结论后，她将钱包放回手提包，谢谢我招待她吃午饭，几乎就在我的眼皮下郑重地敛起容颜，重新返回那种秩序井然、寻常百姓的生存方式，严格地与不论是白人的、黑人的或不白不黑的人的任何幻想保持着距离，她下了车。我并没有立即驾车回家，相反，我穿过城区，来到公墓，在将车停靠在马路边后，走进大门，对正在发生的事尚未完全明白，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伫立在科尔曼棺木上所覆盖的高低不平的土丘边，我完全被他的故事所控制，它的结尾，以及它的开始，于是，就在当时当地，我开始写这本书。
我一开始就好奇地设想，科尔曼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福妮雅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假设他告诉了她；也就是说，假设他不得不告诉她。假设他在那天闯进来一路大叫“写我的故事，你他妈的！”时所不能直截了当对我说的事，当他不得不放弃（因为这个秘密，我现在明白了）亲自写这个故事时所不能对我说的事，最后他忍不住要对她，对变成他战友的学院清洁女工，和盘托出，为这个继埃莉·玛吉之后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人，他能够为她脱光衣服，转过身子，以致暴露出插在他光脊梁上的那把用来给自己上发条，从而启动伟大越轨行为的机械钥匙。埃莉，在她以前的斯蒂娜，最后是福妮雅。惟一永远不知道他秘密的是那个他与之共度一生的女人，他的妻子。为什么是福妮雅？正如心中藏有秘密是人之常情，迟早揭露秘密也是人之常情。甚至，如同在这件案子里，是对一个从不问问题的女人，对一个你会以为对一个男人——一个保有这样一个秘密的男人——而言如获至宝的女人。甚至是对她——尤其是对她。因为她不问问题并不是因为她愚钝，或不想面对问题；她不问科尔曼问题，在科尔曼眼里，乃是与她遭蹂躏的尊严相一致的。
“我承认这可能完全不对，”我对我完全变形了的朋友说，“我承认其中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正确性。但不管怎样还是开始吧：当你试图发现她是不是个骗子时……当你试图揭露她的秘密时……”就在那儿，在他的坟墓边，他曾经经历的一切都似乎至少被那一抔黄土的重量和体积所取消了。我等待着，等待着他说话，终于我听到他问福妮雅她曾经干过的最糟糕的活是什么。然后我再一次等待，等待得更长些，终于一点一滴地我听见了她特有的那种脱口而出的与人顶嘴似的口气。那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我一个人站在暮色沉沉的墓地里，进入与死亡的专业化的竞赛。
“在没有了孩子之后，在失火之后，”我听到她告诉他，“我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那时候我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一片迷茫。就有了那场自杀，”福妮雅说，“在布莱克威尔城外的树林里。用一把猎枪。鸟枪。粉身碎骨。我认得的一个女人，酒鬼，西西，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帮忙。她要去那地方打扫。‘我知道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西西对我说，‘不过我知道你胆子大，又能干。能不能帮我一把？’那儿原来住着一对男女，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争吵起来，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把脑袋打开了花。‘我去把那里收拾干净，’西西说，所以我就跟着去了。我需要钱，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就去了。死亡的味道。那个我记得。金属的。血。那个气味。只有在我们动手打扫时气味才发散出来。只有在热水碰到血的时候才产生充分的效果。那是个木头小屋。满到四处的墙上都是血。砰的一声，他粘在了所有的墙上，粘在了所有的东西上。一等到热水和清洁剂泼上去……哇呀。我戴着橡胶手套，还得戴上面具，因为连我都不能再闻了。墙上还有大块大块的碎骨头，和血粘在一起。把枪放进嘴里。砰的一声。通常也会把骨头和牙齿打出来的。看见了。到处都是。我记得朝西西看着。我看着她，她摇着头。‘我们干吗要他妈的为这笔钱干这种事？’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完。一小时一百块。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够本儿。”
“给多少才够呢？”我听见科尔曼问福妮雅。
“一千块。把他妈的房子烧掉。再给也不够。西西走到外面。她再也没办法对付了。但我，两个孩子死了，疯子莱斯特到处跟着我，日日夜夜想对我下手，谁在乎？我开始四下搜索。因为那是我喜欢做的。我想了解那个家伙究竟为什么那样干。这种事总是让我很好奇。为什么人家要自杀？为什么有人大屠杀？不论什么样的死亡，都让我着迷。看照片。看看有没有快乐。看看整个的地方。最后我找到药物柜。药品。瓶子。那儿没有快乐。他自己的小药房。我估计是治心理病的药。应当吃的药，而没有吃的。很清楚他设法寻求帮助，但没做到。他没能吃药。”
“你怎么知道的？”科尔曼问。
“我只是猜想。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编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
“也许他吃了药，还是自杀了。”
“可能，”她说，“血。血迹斑斑。你根本搞不掉地板上的血。一条，一条，又一条的毛巾。还有那个颜色。最后变得越来越像三文鱼的颜色，但你还是弄不干净。就像仍然活着的东西似的。特效清洁剂——不起作用。金属味。甜甜的。让人恶心。我没呕吐。强忍住了。不过也差不多了。”
“花了多长时间？”他问她。
“我们在那儿待了五个小时。我当了回业余侦探。他三十五六岁。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推销员或别的什么。性格倔强。山里人类型。大胡子。头发乱蓬蓬的。她个子小小的。面孔很甜。浅色皮肤。深色头发。深色眼睛。非常胆小。被吓怕了。我从照片里就看出这些。他是粗壮的山里人类型，而她是那么个娇小胆怯的女人。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我是个解脱监护的未成年人。中途辍学的。我上不了学。别的不说，太无聊了。一切像这样真正有趣的东西都发生在家里面。就跟发生在我家一样，是他妈的再肯定不过的了。我怎么能进学校去学内布拉斯加的首府在哪儿。我想知道。我想走出校门，看看周围的世界。那就是我为什么去了佛罗里达，那就是我怎么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那就是为什么我在那屋子里四处探索的原因。就是四处看看。我想知道最坏的情节。什么是最坏的？你知道吗？他自杀的时候她在场。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给送去接受心理治疗了。”
“这是你做过的最糟糕的事？你不得不做的最坏的工作？”
“太离奇古怪了。是的。我见过许多事情。但这一件——并不仅仅因为它离奇。在另一方面它还很有神秘感。我想知道为什么。”
她想知道最坏的。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坏的。她的意思是真相。什么是真相？所以他说给她听。自埃莉之后第一个想发现真相的人。自埃莉之后的第一个。因为在那一刻他爱她，想像着她刮洗血渍的样子。那是他对她最动心的时刻。可能吗？科尔曼不曾对任何人感到如此亲切过！他爱她。因为那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面对最坏的状况却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的时候。不是勇气。不是英雄气概。仅仅是不以为然。他对她没有保留。一概没有。这是不假思索的，未经算计的。一派直觉。几小时后它可能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念头，但在那一刻，不是。他信任她——事情就这样。他信任她：她刮洗地板上的血渍。她不信宗教，她不伪装虔诚，不论其他的什么邪恶使她面目全非，她却从未被有关纯洁的神话所扭曲。她对评判别人不感兴趣——她见得太多，早已不相信那一套鬼话。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像斯蒂娜那样逃跑。“你会怎么想，”他问她，“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个白人？”
起初她只是看着他，倘若是发呆，也只是呆了半秒钟而已。随即她开始咯咯大笑，爆发出那种她标志性的笑声。“我会怎么想？我会想你在告诉我一件我早就猜到的事。”
“不会吧。”
“哦，是吗？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在南方住过。我遇见过他们所有的人。当然，我知道。不然我又为了什么这么喜欢你？因为你是个大学教授？要是我把你当做那样一个人的话，我就是脑子不正常。”
“我不相信，福妮雅。”
“随你的便，”她说，“你打听完了吗？”
“打听什么？”
“关于我做过的最坏的工作。”
“当然。”他说。然后等着她打听他不是白人的事情。但一直没等到。她似乎并不真正关心。她也没有逃跑。当他把故事从头到尾讲给她听的时候，她倒是认真地听了，但并不是因为她发现故事不真实或不可信或稀奇古怪——也当然不会因为她觉得这种行为该受谴责。不。在她听起来恰恰与生活相吻合。
二月里，我接到欧内斯廷打来的电话。也许是因为这是黑人历史月，她记起要向我确认马修·汉森和查尔斯·德鲁博士的身份。也许她正想着又该是她对我进行种族教育的时候了，特别要触及到科尔曼所抛弃的一切，一个满满当当、应有尽有的东奥兰治世界，蕴藏着丰富的最难以忘怀的亲人的细节，一个成功的少年时代坚实、抒情的河床，一切视之为当然的防卫、忠诚、战斗、合法性，无需理论的论证，无需华美或虚幻的掩饰——一个跃动着兴奋和常理的幸福开端，一切天赐的质素，全被她哥哥科尔曼抹杀了。
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告诉我星期天瓦特·西尔克和他的妻子要从阿斯伯里园来看她之后，说如果我不介意驱车到泽西的话，欢迎我去吃星期日午餐。“你想见瓦特。我想你可能想看看我们的房子。有照相簿。有科尔曼的房间，原来科尔曼和瓦特睡觉的地方。两张单人床依然放在里面。后来成为我儿子的房间，但枫木框架原封未动地保存着。”
我受到邀请去看的科尔曼抛弃的西尔克丰饶之家，仿佛是他的枷锁，为了生活在一个与他的自我规模感相称的空间——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适合他的人，求得被另一种东西所征服的归宿。抛弃所有的一切，整个枝繁叶茂的黑人族群，认为他不能以任何别的手段替换它。那么多的渴望，那么多的计划、激情、狡猾和伪装，统统为了满足离家出走以及脱胎换骨的饥渴。
变成一个新人。双重人格。承载美国故事的戏剧，发达后便一走了之的精彩戏剧——以及狂喜的驱动力所要求的能量与残忍。
“我很高兴去。”我说。
“我不能做任何保证，”她说，“不过你是个成年人。你能照看你自己。”
我笑起来。“你在告诉我什么呀？”
“瓦特快到八十岁了，但他还是座熊熊燃烧的大锅炉。他说的话你是不会喜欢的。”
“关于白人？”
“关于科尔曼。关于那个费尽心机的说谎者。关于那个不孝之子。关于那个出卖种族的叛徒。”
“你告诉他他死了。”
“我决定告诉他。对，我告诉了瓦特。我们是一家人。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几天以后，欧内斯廷随短笺寄来一帧相片：“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并想到我们的访问。如果你喜欢，请留下，作为对你朋友科尔曼·西尔克的纪念。”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大约四英寸宽，五英寸长，经过放大的快照，很可能原来是在人家后院里用布朗尼箱式相机拍摄的，相片里的科尔曼是他的对手在铃声响起时将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一架拳击机。他不会超过十五岁，虽然那些小小的轮廓鲜明的五官，日后在成年男子脸上显出迷人的孩子气，但在孩子的面孔上却呈现出一副男子气概。他从事运动，像个专业运动员，虎视眈眈，潜行觅食的食肉动物的专注凝视，一切都排除殆尽，只有胜利的欲望和毁灭的技巧。目光平视，直接发自内心，犹如一道命令，就连尖尖的小下巴颏都笔直地塞在瘦骨嶙峋的肩膀里。他的手套以经典的架势做好准备——摆在面前，仿佛不仅承载着他的拳头，而且承载着他一十五年全部的威力——每一只的周长都大于他的面孔。你不由自主地感到这孩子有三颗脑袋。我是个拳击手，以这凶狠的架势趾高气扬地宣布，我不是把他们打趴下——我将他们碎尸万段。我凌驾于他们之上，直到他们终止战斗。毫无疑问，是她命名为坚定先生的哥哥；果然，相片背后有着浅蓝色钢笔墨水题词，肯定是欧内斯廷小时候的笔迹，“坚定先生”。
她也很有意思，我想。我为少年拳击手找到一个透明的塑料镜框，将他安放在我的书桌上。那家子的勇气并没有随着科尔曼开始与结束。这是个大胆的礼物，我想，来自一位并不显山露水的大胆的女人。我非常想知道她请我上她家是出自什么想法。我也非常想知道我接受她的邀请是为什么。想到科尔曼的妹妹和我竟然会如此你来我往，真是有点奇怪——虽然只是有点奇怪而已，倘若你记得科尔曼的一切，要奇怪上一万，两万，十几万倍都不止。
欧内斯廷的邀请，科尔曼的照片——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二月第一个星期日，在议会投票否决将克林顿赶出白宫办公室的动议之后，动身前往东奥兰治，为什么我会走上一条偏远的山道，平时进进出出从来不走的，除非在把它当做从我家到7号国道的一条捷径的时候。那就是我怎么会注意到，停在我原来只会疾驰而过、一眼都不看的一大片田野的边缘，那辆破旧的灰色货车，有着战俘／战斗失踪人员事务局的保险张贴，我肯定，只会是莱斯·法利的。我看见货车，不知怎么就晓得是他的，不能只顾朝前开，而不记录车的样子和行踪，我踩刹车，停了下来。我倒车，直到我的车到了他车的正前方，然后才在路边泊车。
我猜想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不然我怎么会那样做呢？——但那时已有差不多三个月科尔曼·西尔克的生活比我自己的更贴近我的心，所以不假思索地便恰恰在那座寒冷的山顶停了下来，将一只戴手套的手放在那辆车子的发动机罩上，正是那辆车曾沿着错误的车道飞速行驶，将科尔曼猛地撞出公路护栏，使他和坐在身边的福妮雅一起在他七十二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坠入河底。倘若这是谋杀工具，谋杀者便近在咫尺。
当我意识到我正朝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并再一次为收到欧内斯廷的信息，被邀请与瓦特见面，为我整天，往往直到深夜都在思念着一个与我相识不到一年并从来都不是我最亲密朋友的人而感到惊讶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似乎相当符合逻辑。这是你写书的时候通常发生的情况。不仅会出现一些状况，逼着你去探询一切——某些状况甚至开始将一切都自动地陈列在你的行车道上。突然之间，你连一条可以避免一头栽进你梦魇的退路都不复存在。
于是，你便着手做我做的事情。科尔曼，科尔曼，科尔曼，你这个现在连谁都不是的人此刻却统领着我的生存状态。当然，你不会写这本书。你的已经写完了——那书便是你的生命。书写个人的事既是揭露又是隐瞒，但对你来说，只能是隐瞒，所以永远不能奏效。你的书乃是你的生命——你的艺术？一旦你启动，你的艺术便是成为一名白人。成为，用你哥哥的话来说，“比白人更加白人的白人。”那就是你发明的独特行为：每一天你醒来扮演你创造的自我。
地面几乎没有残雪，只在开阔的田野里的短茬上还残留着蛛丝网似的雪痕，没有步行道可遵循，于是我拔脚朝另外一边走去，那儿有一排稀疏的树木，透过树木之间的豁口，我可以看见另外一片田野，我便再向前走，直到抵达第二块田野，我横穿过那一块，穿过另一排茂密得多的、长满高大常青树的林子，眼前出现了一个冰封湖泊的熠熠闪光的眼睛，椭圆形，两端都是尖尖的，被白雪斑斑的棕褐色山岗环绕，而高山，层层叠叠，一个弧形接着一个地向远处退隐。在离开大路走了五百码以后，我来到了——不，是擅自闯入，几乎有种违法的感觉……我擅自闯入了一个，我设想，如同包围新英格兰任何内陆水域那样的原始、未开垦、宁静而未经污染的地域。它使你想到，这种地方往往会这样——正因为如此而备受众人的喜爱——世界在人类进入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自然的威力有时具有非常强烈的镇定作用，这正是个具有镇定作用的地方，喝住你卑琐的念头，同时又不使你因为想起生命旅程的卑微和寂灭的浩淼而感到敬畏。一切都安全地处于世俗崇高的档次。一个人能畅饮美，而内心却不感到压抑或恐惧。
几乎在冰面的正中有一个孤独的身影，穿着褐色的连衣裤，戴着黑色的帽子，坐在一个黄色的矮桶上，弯腰对着一个冰窟窿，戴手套的手里握着一根缩短的鱼竿。我直到他抬头看见我时，才踏上冰面。我不想突然，或以任何显得似乎是故意的方式接近他，倘若这垂钓者真的是莱斯·法利。如果真是莱斯·法利，他便不是一个你想让他受惊的人。
当然我想到转身回去。我想到重新朝大路走去，想到钻进我的车，想到继续朝前开到南7号国道，再往前通过康涅狄格，上684号辅助州际公路，从那儿开到新泽西州立公园大道。我想到参观科尔曼的卧室。我想到会见科尔曼的哥哥，他因为科尔曼的所作所为，在他死后都不能不恨他。在我一路穿过冰面，去看一眼杀死科尔曼的凶手的时候，只想到这些，别无其他。直到他面前，我说：“嗨。手气如何？”我想：悄悄走上去还是不悄悄走上去，并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你都是敌人。在这一片空旷的、白花花的冰天雪地的舞台上，惟一的敌人。
“鱼咬了吗？”我说。
“哦，不太好，也不太坏。”他只是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便又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冰孔上，散落在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湖面上的，在岩石般坚硬的冰面上开凿出的十二或十五个相同大小的冰孔中的一个。很有可能，这些孔同是用那个放在离他黄色矮桶——实际是个装七加仑洗洁剂的大桶——仅仅几步之遥的工具钻通的。钻具包括一根约四英尺长的钻杆，其钻头是一个螺旋刀片式的宽宽的长圆锥体，一个结实的、真正的钻孔器具，相貌堂堂的钻头——由转动顶部曲柄而旋转——在阳光中闪烁，好像是新的。一个钻孔机。
“达到了目的，”他喃喃道，“消磨时间。”
似乎我并非第一个，而更像是第五十个人，碰巧跑到当地山上的一条偏离乡间小路五百码的冰冻湖面的中央，来询问关于垂钓的情况。因为他戴着一顶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又盖住耳朵的黑色羊毛水手冬帽，还由于他蓄着一撮深色泛灰的山羊胡和相当浓密的唇髭，只有一窄条面孔露在了外面。如果那面孔有任何特殊之处，便是它的宽度——在水平轴线上，一张空阔的椭圆形平扁的大脸。深色的眉毛又长又浓，眼睛是蓝色的，间隔特别地远，而坐落在唇髭上方的却是一个孩子的扁平、无鼻梁的鼻子。在法利暴露在口套似的唇髭和羊毛帽子之间的一小条自我中，各种各样的原则在起着作用——几何学的和心理学的，但没有一项与其他的相互协调。
“美丽的景点。”我说。
“所以我待在这儿。”
“宁静。”
“接近上帝。”他说。
“是吗？你感觉到了？”
现在他蜕去外壳，他内心的防护罩，蜕去一些他在我撞见他的那一刹那时的情绪，显得似乎准备进行一个比无聊的闲扯更有意义些的沟通。他的姿势没有改变——依然是垂钓，而不是闲聊式的——但至少反社会的气息稍稍被一种我没有料想到的略为深沉、反思的调门所驱散。若有所思的，你甚至都可以这么说，虽然是以一种异常超脱的方式。
“远远地在一座山头上，”他说，“周边没有房子。没有居民。湖上也没有度假屋。”在每一项陈述之后，都有一个沉思性的停顿——宣言性的评述，富含深意的沉默。任何人在句子结尾处都会猜测，他是否对你讲明白了。“这里没有什么动静。没有噪音。三十英亩的湖面。没有一个手里拿着电钻的家伙。没有他们的噪声和他们汽油的臭味。七百英亩的空旷良田和树木。一个非常美的区域。只有和平和宁静。而且清洁。一个干净的地方。远离尘世喧嚣和疯狂。”最后是将我收入眼底的向上的一瞥。为了评估我。一个百分之九十晦涩、难以读透，百分之十令人惊讶的透明的快速一瞥。我在这人身上没有看到丝毫幽默的地方。
“只要我保守秘密，”他说，“它就不会变化。”
“说得很对。”我说。
“他们住在城市里。他们生活在日常工作的繁忙嘈杂之中。上班疯狂。干活疯狂。下班回家疯狂。交通。拥堵。他们身陷其中。我出来了。”
我不需要问“他们”是谁。我可能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我可能并不拥有电钻，但我是他们，我们都是他们，除了这个匍匐在湖面上，手中摆弄着短鱼竿，宁愿对着冰窟窿，对着我们脚下僵硬的水，而不是对着我——作为他们的我——说话的人。
“也许有个徒步跋涉者会路过这里。或者一个越野滑雪运动员，或者像你这样的人。瞅见我的车，他们就在这里找到我，于是就上我这儿来，就像你这样跑到冰上来——像你这样不钓鱼的人——”说到这儿他又抬头打量一次，揣测，神秘地，我的不可原谅的“他们”性质。“我猜想你不钓鱼。”
“不钓。不。看到你的卡车了。不过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驾车兜兜风。”
“唉，他们跟你一样，”他告诉我，似乎自打我在岸边出现的那一刻起，便没有过疑惑，“他们总是在见到有人钓鱼的时候过来，他们好奇，他们问他钓到什么鱼，你知道。所以我要做的是……”但此刻他脑子似乎突然失灵，被他自己的思路所阻断，我在干什么呀？我究竟想干什么？当他又拾起话茬时，我的心立刻由于恐惧而狂跳起来。现在他的垂钓被毁掉了，我想，他决定和我玩一把。他要行动了。他不当渔翁了，要当莱斯以及许多现在又是又不是的东西了。
“所以我要做的是，”他接着说道，“如果冰面上有鱼，我就做我看见你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会马上拣起所有钓到的鱼，把它们放进塑料袋，放进我的桶里，我坐在上面的这只桶。这样鱼就藏起来了。当人家过来问：‘钓得怎样？’我说：‘没钓到。我认为这儿什么鱼也没有。’也许我已经钓到三十条了。成绩很好的一天。但我会告诉他们：‘喏，我准备走了。我在这儿守了两小时，一条也没钓到。’每回他们都立刻转身离开。他们会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会传出话说那个池子没鱼。这就是这么秘密的缘故。也许我会变得有点不诚实。但这地方就成了全世界被保守得最严密的秘密。”
“现在我懂了，”我说，我看出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和我这个干涉者一道对他的伪装哈哈一笑，没办法以笑嘻嘻听他说话的方式让他稍许放松，所以我连试都没有试一下。我意识到虽然我们二者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真正个人性质的事情，按他的决定，倘若并非我的，我们两人已走出微笑可以解决的范围。我陷入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在这个偏远、人迹罕至、冰天雪地的地方突然显得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我也知道你坐在一大堆鱼上面，”我说，“在这只桶里。今天多少？”
“嘿，你看上去像是个能守住秘密的人。大约三十条，三十五条。对，你看上去是个老实人。我想我好像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作家吗？”
“正是。”
“不错，我知道你住哪儿。在苍鹭住的那个沼泽对面。杜默奇尔的地方。杜默奇尔在那儿的小屋。”
“我从杜默奇尔手上买的。那么告诉我，既然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为什么你坐在这儿，而不是那儿？这一大片冰冻的湖面。你怎么会单单选中这儿钓鱼？”即使他并没有尽力把我留在那儿，我却似乎在主动竭尽全力让自己不能离开那儿。
“唉，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告诉我，“你到你上次逮住它们的地方。如果你上次逮到鱼了，你会永远到这个地方来的。”
“原来如此。我一直想不通。”现在走吧，我想。这是全部必要的对话。比必要还多了。但关于他是谁的念头吸引我继续下去。关于他的事实吸引我继续下去。这并非揣测。这并非沉思默想。这并非创作小说的思维方式。这是事实本身。谨慎的规则，在我工作之外，在最近五年以来一直严格地控制着我的生活之后，突然中断了。在穿过冰面走过来的时候不能转身回去，现在我不能转身逃跑。跟勇气没有关系。跟理性和逻辑没有关系。他在这里。这才是唯一有关系的东西。这以及我的恐惧。穿着厚重的褐色连衣裤，戴着黑色羊毛水手冬帽，脚上蹬着厚底黑胶靴，两只手套在猎户（或士兵）的迷彩无指尖手套里，这正是谋杀了科尔曼和福妮雅的凶手。我肯定。他们没有驶出路面，开进河里。这就是凶手。他就是那个人。我怎么能走？
“鱼总在那儿，”我问他，“当你回到上次所在的地点？”
“不，先生。鱼成群游动。在水下面。一天它们会在池子北边，第二天可能在池子南边。也许有时它们会接连两天待在同一个地方。它们会依然在那儿。它们的习性是什么，鱼的习性是成群结队，它们不太移动，因为水太冷。它们能够根据水温调节，水这么冷，它们就不多动弹，需要的食物也不多。但如果你进入一个鱼聚集的区域，你就会钓到许多鱼。可是有些日子你会去同一个池塘——你不可能钓完一池的鱼啊——你会在五六个不同的地点尝试，钻洞，却一无所获。一条鱼也逮不着。你是没找准鱼群的地点。那么你就枯坐在那儿好了。”
“接近上帝。”我说。
“你明白了。”
他说话的流利——因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强烈地吸引了我。他乐意清晰地解释池塘里的生物在寒冷水中的习性，这同样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他怎么会知道我是“那个作家”的？他是否还知道我是科尔曼的朋友？他是否也知道我参加了福妮雅的葬礼？我猜想在他脑子里此刻有着许多关于我的问题——以及我在这里的使命的问题——正如我脑子里有着许多关于他的问题一样。这个广袤明亮的拱形空间，这个寒冷的地面穹隆似的山峰，其顶端搂抱着一片不小的椭圆状淡水，冰冻得犹如岩石般坚硬，这种种古老的活动，湖中的生命，冰的结构，鱼的新陈代谢，一切无声无息的，亘古不变的力量不屈不挠地运作着——仿佛我们在世界之巅相会，两个隐秘的脑子互不信任地转动，相互仇恨以及不论在何处都是惟一内省的偏执。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我说，“如果你逮不到鱼？当它们不上钩时，你会怎么想？”
“告诉你我刚才正在想什么。我想着一大堆事情。我想着滑头威利。我想着我们的总统——他奇怪的运气。我想着这家伙每次都能躲过去，我想着那些什么都躲不掉的家伙。他们没逃过兵役，就没躲过死劫。似乎不公平啊。”
“越南。”我说。
“对呀。我们可得登上怪模怪样的直升机——我第二趟去，当了个舱门射手——我正想着的是那次我们进入北越去营救两名飞机驾驶员。我坐在这儿，想着那时候的事。滑头威利。那个狗杂种。想着那个杂种龟儿子在椭圆办公室里用着纳税人的钱，让人舔他的鸡巴，然后想着那两名飞行员，他们是去河内港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这两人伤得实在厉害，我们是从无线电里收到信号的。我们甚至都不是救援直升机，但我们就在附近，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他们要跳伞了，因为他们所处的高度他们不得不跳伞，否则就要爆炸。我们连救援机都不是——我们是射击机——我们是冒险去营救两条性命的。我们都没有得到许可到那里去，我们就去了。你凭直觉行动。我们一致同意，两名舱门射手，飞机驾驶员，副驾驶员，虽然机会不大，因为我们没有掩护。但我们还是去了——冒险营救他们。”
他在给我讲一个战斗故事，我想。他知道他在讲述这个故事。里面有个他要说明的中心思想。一个他要我随身带走的东西，带到岸上去，带到我车上去，带到他知道地点并希望我知道他知道地点的那幢房子里去。作为“那个作家”带走呢？还是以别的什么身份——一个知道甚至比这个池塘的秘密更大的他的秘密的人。他要我明白并不是很多人看见过他所见过的东西，到过他所到过的地方，干过他所干过的事，而且如有必要，还可以再干。他在越南被谋杀，他把凶犯带回到伯克夏，随着他从一个作为战场的国家，一个恐怖的国家，回来，回到这个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另外一个地方。
冰上的钻具。赤裸裸的钻头。没有比蛮荒之地中央的这个钻头发出的无情的寒光更扎实地体现出我们的仇恨。
“我们心里想，ok，反正我们快死了，我们快死了。所以我们朝上升，按他们的信号导航，找到目的物，看见一个降落伞，我们在空地上降落，救起那个身上一点伤都没有的家伙。他一下跳起来，我们把他拉进机舱，就起飞，没有任何攻击。所以我们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说：‘他向那边飘。’于是我们升到空中，但那时他们知道我们来了。我们又向前飞了一段距离，寻找另一个降落伞，这时整个倒霉的地狱都炸开了。我告诉你，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始终没有救起那个家伙。直升机受到的攻击，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叮叮砰砰砰。机枪。地面火力。我们只好掉头尽可能快地离开那里。我记得那个我们救起的家伙开始哭起来。这就是我要讲的。他是个海军飞行员。他们从佛瑞斯塔号航母上起飞的。他知道另一个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俘了，他开始号啕大哭。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他的伙伴。但我们不能返回。我们不能用直升机和五名战友冒险。我们很幸运，救出一名。所以我们返回基地，钻出来，看着直升机，上面有一百五十一个子弹孔。没一颗击中水压线、燃料线，但水平旋翼上弹坑累累，许许多多子弹打在上面。把它们打弯了一点。如果他们击中尾翼，你就直接掉下去，但他们没有。你可知道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打下五千架直升机？我们失去两千八百名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他们在北越作高空轰炸时失去两百五十架b－52。但政府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不会告诉你这些。他们告诉你他们想告诉你的东西。滑头威利一次都没给逮到过。是那个服兵役的家伙给逮到了。一次又一次。不行，不公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着要是我有个儿子，他现在就可以和我在一起。冰钓。这就是你走过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所想的东西。我抬起头，看见有人走过来，而我像做白日梦似的，我想，那可能是我儿子。不是你，不是像你这样的大人，而是我儿子。”
“你没有儿子吗？”
“没有。”
“没结过婚？”
这次他没有立即回答。他看着我，操纵导航仪定位，仿佛我像那两名跳伞的驾驶员似的拉响了警报器，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我想。他知道我出席了福妮雅的葬礼。有人告诉他“那个作家”在那儿。他以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一名专写像他所犯的那种罪行的作家？一名在书里描绘凶杀犯和凶杀案的作家？
“死了，”他最后说，重新盯着冰窟窿，晃动他的鱼竿，只见他的手腕上下抖动了十几下，“婚姻死了。从越南回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怨气。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得了他们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病。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不想认得任何人。我回来了，但我跟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接不上气，只要是文明的生活都不行。我在那边待了那么久，一切都疯掉了。穿干净衣服，大家相互问候，大家微笑，大家参加派对，大家开车——我不再能衔接上。我不知道怎样和任何人交谈。不知道怎样跟任何人打招呼。我在很长时间里自我封闭。我常钻进车，到处转，到树林子里，在里面走来走去——最稀奇古怪的事情。我躲避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战友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回。他们担心我会死在车祸里，他们担心我会……”
我打断他。“为什么他们要担心你会死在车祸里？”
“我酗酒，我一边开车，一边酗酒。”
“你有没有撞到过别人？”
他微微一笑。没有停顿，没有死盯着我。没有朝我递来有特殊含义的威胁目光。没有跳起来掐我的脖子。仅仅微微一笑，微笑中所包含的善意比我能够相信他肚子里所有的，愿意展示的要多得多。以一种故意造作的轻松心态，他耸耸肩说：“别人撞到我还差不多。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吧？车祸？出车祸？就是出了，我也不会知道的。我认为我没有。你正患有他们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病。各种东西不断跑进你的潜意识，让你以为你回到越南，重返部队。我不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连这些都不懂。大家耻笑我，说我这不好，说我那不对，可是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受了什么罪，连我也不明白——你明白？我没有受过教育又懂得这些事情的朋友。我只有臭娘们做朋友。哦，伙计，我指的是真正保证回收百分之百或双倍本钱的臭娘们。”又一次耸肩。笑话？故意想说的笑话？不，更像是以无忧无虑的腔调表达的恶意。“所以我能做什么呢？”他无奈地问。
哄我。耍我。因为他知道我知情。这会儿只有我们两个待在这山上，而我是知情的，他又知道我知情。钻具也知道。你知道一切，你知道你所需知道的一切，一切都铭刻在它弧形的钢刀片的螺旋体上。
“你是怎么发现你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
“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个有色人姑娘。请原谅。一位非裔美国人。一位非常聪明的非裔美国人。她得了硕士学位。你有硕士学位吗？”
“没有。”我说。
“唉，她得了，这就是我怎么得知我得了什么病的。否则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样我就开始了解自我，了解我正经历的东西。他们告诉我。并不是我一个。别以为只有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人遭受和我相同的痛苦。成千上万的人半夜醒来又回到越南。成千上万的人别人给他们打电话，不回。成千上万的人做那些真正坏的噩梦。所以我把这些说给那个非裔美国人听，她都能理解。因为她有硕士学位，她告诉我那些东西是怎么进入我的潜意识的，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身上。潜意识。你不能控制的。就像政府一样。就是政府。又是政府。它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成千上万的人结了婚，婚姻死了，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对越南有怒气，有怨气。她对我解释了这一切。他们啪的一下把我从越南拉进一架c－41空军喷气机，送到菲律宾，然后又登上一架世界航空公司的喷气机飞到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然后他们给我两百美元，叫我回家。所以我花了，大约，从我离开越南到回到家里，花了大约三天时间。你回到文明社会。你死了。你老婆，即使十年了，她还是死了。她死了，她究竟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
“仍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吗？”
“嗯，我还是喜欢孤独，不是吗？你认为我在这儿干什么？”
“但不再酗酒驾车了，”我听见我自己说，“不再出车祸了。”
“从来没有出过车祸。你没听见？我已经告诉你了。据我所知没有。”
“婚姻死了。”
“哦，对。我的错。百分百。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完全没有错。都是我的。向来都是我的。她配得上比我好得多的男人。”
“她出了什么事？”
他摇摇头。伤心地耸耸肩，一声叹息——一派狗屎，故意做出的透明的狗屎。“不知道。跑掉了。我把她吓成那个样子。吓坏了那个女人。她不管在哪儿，我都记挂着她。清清白白的一个人。”
“没孩子。”
“没有。没孩子。你呢？”他问我。
“没有。”
“结婚了？”
“离子。”我说。
“那么，和我彼此彼此。像风一样自由。你写什么样的书？破案的？”
“我想不是。”
“真人真事？”
“有时候。”
“什么呢？爱情故事？”他问，笑嘻嘻的，“不是色情吧，我希望。”他假装这是个不受欢迎的念头，即使一闪而过都令他不愉快，“我肯定希望我们的本地作家不会在山上麦克·杜默奇尔的屋子里写作发表色情的东西。”
“我写像你这样的人。”我说。
“是吗？”
“是的。像你这样的人。他们的问题。”
“你有本书叫什么名字？”
“《人性的污秽》。”
“是吗？我买得到吗？”
“还没出版。还没写完。”
“我会买的。”
“我给你寄一本。你叫什么名字？”
“莱斯·法利。对，寄来。你写完了，寄给镇上的车行转交给我。6号国道，镇车行。莱斯·法利收。”又一次戏弄我，有种戏弄每个人的样子——他自己，他朋友。“我们的本土作家，”他说，这个想法已经开始让他发笑，“我和那些家伙会看的。”他并没有笑出声来，而是抿着一个大笑的诱饵，逐步接近它，并绕着它转，牙齿却没有真正咬下去。非常接近那危险欢乐的吊钩，但并非近到可以一口吞的地步。
“我希望你会。”我说。
我不能转身离开。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在他又蜕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感情伪装的时刻，不能在有可能更进一步窥视他内心的瞬间。“你在服役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他。
“这是为了你的书吗？”
“是的。是的。”我大声笑了起来。不假思索地，随着一股可笑的、强悍的对抗的冲劲，我说，愚蠢地，“都是为了我的书。”
他此刻也比刚才更为放肆地笑出声来。在这个疯人院似的湖面上。
“你原来是个合群的人吗，莱斯？”
“是呀，”他说，“我是的。”
“和大伙？”
“没错。”
“喜欢和他们玩个痛快？”
“对。数不清的朋友。飙车。你知道，全是那种玩意儿。我上全日班。但在我不上班的时候，没错。”
“你们越战老兵都在冰钓？”
“我不知道。”那种抿着嘴的笑声又来了。我想，要他杀死一个人比叫他开怀大笑容易得多。
“我开始冰上垂钓，”他告诉我，“并不很久。在我老婆跑了以后。我租了间小棚子，在树林子里面，在蜻蜓湖上。树林深处，紧贴水边，蜻蜓湖，我总在夏天钓鱼，钓了一辈子，但我对冰钓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总以为那儿太冷，你知道？所以我住到湖上的第一个冬天，那个冬天我不正常——倒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我就这么看着那个人一步步走过去，看他怎么在冰上钓鱼。我仔细观察他两三回，有一天我穿上衣服，散步到那儿去，那个人钓了一大堆的鱼，黄鲈鱼、鳟鱼，什么都有。所以我想，这种钓法并不比夏天差，说不定还更好哩。你只需要穿上足够的衣服，配备恰当的工具。我照办。我下山买了把钻子，呱呱叫的钻子”——他用手指着——“钓竿，引线。你可以买到几百种不同的引线。几百种不同的厂家和型号的。各种各样的尺码。你在冰上钻进一个窟窿，把你最喜欢的引线连同上面附带的诱饵丢下去——只不过手动一动而已，你只要上下抖动钓竿，你知道。因为冰层下面很黑。哦，真的很黑，”他告诉我，并且，在整个对话中，他脸上第一次显示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晦暗，太少的欺骗，太少的伪装。在他讲话的时候，嗓音里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弦外之音：“真正的黑暗。”一种令人头皮发麻、大惊失色的弦外之音，由此使得关于科尔曼事故的来龙去脉统统变得一目了然。“所以下面任何一点闪光，”他补充道，“都会把鱼吸引过来。我猜想它们能够适应黑暗的环境。”
不，他不笨。他是个畜生，一个杀手，但并非如我所设想的那样愚痴。不缺心眼。在无论什么伪装之下，缺心眼是极为罕见的。
“因为它们得吃东西。”他解释给我听，科学地，“它们在下面找得到食物。它们的身体能够适应那种异常寒冷的水，眼睛能够适应黑暗。一有动静它们便能感觉到。如果它们看见任何一丝闪光，或者感到你牵动引线发出的震动，它们就被吸引过来。它们知道有活的东西，说不定可以吃。但倘若你不抖动鱼竿，就一条也别想钓到。如果我有个儿子，你知道，这就是我刚才在想的，我会教他怎么抖动。我会教他怎么在引线上挂诱饵。有不同种类的诱饵，你知道，大多数是苍蝇蛆或蜜蜂蛹，他们专为冰钓培养的。我们会下山到商店里去，我和小莱斯，我们会在冰钓商店选购。用小杯子盛的，你知道。如果我现在有小莱斯做伴，你知道，如果我一辈子没有给这种古怪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毁掉，我就会和他一起待在这儿，教他全部的技巧。我会教他怎么使用钻子。”他指着那工具，工具依然放在他身后稍稍够不到的地方，“我用的是五英寸的钻子。钻子的规格从四英寸到八英寸。我比较喜欢五英寸的窟窿。再好不过的。我从来没碰上过从五英寸窟窿里拉不出鱼的问题。六英寸略大一点。六英寸太大的原因，是刀片宽出一英寸，看上去似乎不多，但如果你看看这五英寸的钻子——瞧，我拿来给你看。”他站起身，走过去，拿起钻具。尽管他穿着棉连衣裤，长筒靴，使他粗大的身躯更显矮壮，却是灵活地走过冰面，只用一只手就一把抄起钻子，其架势就像你打出一个飞球后，小跑步返回板凳时顺手从球场上抄起棒球棒一样。他走到我面前，举起钻子，将雪亮的长钻头直逼我的面孔。“就是这。”
就是这。这就是根源。这就是本质。就是这。
“如果你看着这五英寸的钻子和六英寸的钻子作比较的话，”他说，“就大不相同了。当你用手钻过一英尺到十八英寸的冰层时，用六英寸的钻子要比用五英寸的费劲得多。用这把我可以在大约二十秒钟的时间里钻通一英尺半厚的冰层。倘若刀片锋利结实的话。锋利是最要紧的。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刀片锋利。”
我点头。“冰面上真冷。”
“你还是相信为妙。”
“到现在才注意到。我越来越冷了。我的脸。让我架不住了。我该走了。”我朝后退了第一步，离开他周边稀薄的雪水和他垂钓的窟窿。
“不错。你现在知道该怎样冰钓了，是吧？也许你想写本书，谈谈那个，而不是破案的故事了。”
往后面一次退半步，我朝岸边退了有四五英尺远，但他仍然用一只手端着钻子，螺旋刀片对准我眼睛原来所在的高度。完全溃败，我开始撤退。“现在你知道我的秘密地点了。连这你也知道了。你知道所有的事，”他说，“但你不会告诉别人，是吧？有个秘密地点感觉很不错的。你不会告诉别人。你学会了什么都不说。”
“我会守口如瓶的。”我说。
“山上有条小溪流进来，越过一道道山脊。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他说，“我从没探寻过源头。反正是一股源源不断的水流，从那儿流到这儿的湖里。湖的南边有个溢洪口，水从那口子流出去。”他用手指着方向，依然端着钻子。他一只戴着无指尖手套的大手紧紧地抓着它不放。“湖下还有数不清的泉眼。水从湖底上来，所以水不断地更换。它自我净化。鱼必须有清洁的水才能存活，长得大而且健康。这地方具备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上帝创造的。人跟这些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儿来。如果有人来插上一脚，立刻离远点。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一个潜意识里充满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人的座右铭。远离人群，接近上帝。所以别忘记这是我秘密的藏身之地。一旦秘密泄露，祖克曼先生，就是你讲出去的时候。”
“我听明白了。”
“还有，嘿，祖克曼——那书。”
“什么书？”
“你的书。把书给我寄来。”
“你一定会有的，”我说，“邮寄来。”说着便开始穿过冰湖往回走。他待在我身后，依然端着那个钻具，看着我慢慢地走开。路很长。即使我逃脱，我也知道我一个人待在我房子里的五年告一段落了。我知道如果真写完那本书，当我写完书的时候，我将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落脚。
我刚安全跨上湖岸，便转过身，回头看，看看他最后是否要尾随我到树林深处，把我干掉，让我永远没有机会走进科尔曼·西尔克童年的家，像在我之前的斯蒂娜·帕森一样，作为白人客人，和他东奥兰治家庭成员坐在一起，共进星期日大餐。仅仅是面孔朝向他，我都能感到钻头的恐惧——即使他已经重新在桶上就座：皑皑的冰封湖面包围着一个微小的黑点，那是一个人，大自然中惟一的人类标志物，仿佛是由一名文盲留在一张纸上签字画押用的x符号一样。这就是，如果不是全部的故事，也是全部的画面。只有在极为稀有的场合，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末尾，生活才会呈现出诸如这幅画面般纯洁宁静的景象：一个孤独的人，坐在桶上，通过十八英寸的冰层垂钓，这位于美国的一座田园牧歌似的山峦顶部的湖泊有着长流不绝的水源。
杰夫的大名。
negro，源自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意为“黑色”。黑人初抵美国时自称“尼格罗”，但后来在部分地区逐步演变成带有歧视意味的词。1960年代黑人权利运动后，已基本被black一词所取代。
两家都是高级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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