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过来吧！清晨已经在夜晚的钵碗

丢下一块石子，也扬起了满天星斗；

看吧！东方的猎人已经趁着暮光迷乱

攻取了苏丹王的塔楼。

就我们所知，这首诗是斯温伯恩与罗塞蒂在一家旧书店找到的。他们都被这首诗的美所慑服。他们对菲茨杰拉德的生平一无所知，这位仁兄在艺文界可真是个无名小卒。他曾经翻译过卡尔德隆（calderón）以及法里德·阿尔丁·阿塔尔的《鸟儿大会》；这几本书算不上好书。不过他后来又出版了这一本书，这书现在是本名著，已经成为经典了。

罗塞蒂跟斯温伯恩都感受到了这个翻译作品的美感，不过我却很怀疑，如果菲茨杰拉德介绍给大家的是这本书的原文，而不是翻译作品的话（其实这本书有一部分还真的是原文），那么他们两人是否还会觉得这首诗很美？他们还会容许菲茨杰拉德这样翻译这首诗吗？“醒过来吧！清晨已经在夜晚的钵碗／丢下一块石子，也扬起了满天星斗”（这首诗的第二行有一个附录，解释说把石头丢到碗里是要离开酒馆的象征）。我很怀疑菲茨杰拉德会不会在自己的诗中写出“光之圈套”（nooseoflight）或是“苏丹王的塔楼”（sultan’sturret）这样的句子。

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放心地来讨论——这个句子在诗中的另外一个段落也可以找得到：

拂晓的左手还在天空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我听到了酒馆传来的叫吼，

“叫醒我的小老弟，然后斟满杯觥

在酒杯里的生命琼浆枯竭之前赶快装妥。”

我们就来讨论这第一句话吧：拂晓的左手还在天空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当然了，这句话的关键字就是“左”这个字。如果改用了其他的形容词，这一行诗便会完全失去意义。不过“左手”通常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奇异、邪恶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右手（righthand）会让人联想到“正确”（right）——换句话说，也就是会让人联想到“正义”（righteousness）、想到“正直”（direct）等种种感觉——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左”这一个不吉祥的字眼。我们想到西班牙的一句俗谚：“朝左刺就可以刺穿心脏”（lanzadademodoizquierdoqueatra-vieseelcorazón）——这句话多少让我们有种不祥的感觉。我们感觉到“拂晓的左手”这个地方就是有点不对劲。如果波斯人在拂晓的左手还在天空的时候做了个梦，这个梦很可能随时都会变成一个噩梦。不过我们却不太感觉得到；我们不需要只拘泥在“左边”这个字眼上。因为“左边”这个字眼会让整个句子变得很不一样——诗歌的艺术就是这么精致、这么神秘。我们会接受“拂晓的左手还在天空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样的句子，因为我们假定这个句子里有波斯人的典故。就我所知，欧玛尔·海亚姆的诗句里头并没有菲茨杰拉德个人的意思。这就点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了：逐字翻译的作品也能够开创出独特的美感。

我总是在想，逐字翻译起源于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对逐字翻译都很着迷；事实上，很多人只接受逐字翻译的作品，因为我们都想很公平地处理每个人的作品。这在过去的翻译家眼中或许还会是一种罪过呢。他们想到的是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他们要证明，本国语言也能够跟原著作品的语言一样，写出第一流的诗篇。我觉得堂胡安·德·豪雷吉（donjuandejáuregui）在把卢坎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我不认为任何一个蒲柏时代的读者会把蒲柏跟荷马相提并论。我认为读者所考虑的都只是诗的本身而已，即使是最刁钻的读者也一样。他们或许对《伊利亚特》或是《奥德赛》有兴趣，不过对文字上的一点小争议却一点兴趣也没有。整个中古时期的人们都不是从逐字翻译的角度来看待翻译作品的，而是认为翻译也是某种程度的重新创作。像是诗人在阅读过作品之后，多少会从他自己身上发展出一点东西，从他自己的才气中，也从他使用的语言中发展出一些可能性。

逐字翻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认为这种风气是从学术界开始的；我不认为这是由踌躇支吾当中衍生的产物。我觉得逐字翻译的风气有种神学方面的起源。因为即使世人都认定荷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大家还是认为荷马只是尘世凡人。（于是也就有了“我为此大感不平，因为即使优秀一如荷马，有时候也得点头认错”这样的话。）也因此他们都可以把荷马的文字改头换面一番。不过谈到翻译《圣经》的话，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因为《圣经》据传是由圣灵所写的。如果我们想到了圣灵，想到了上帝的大智大慧被记录成一本文学作品，就绝对不会认为他的作品还有任何纯属巧合的成分——或是任何一点点信步所至的成分。不可能的——如果上帝真的写了一本书，如果上帝真的化身到了一本书上，那么就像是麦加信徒所宣称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母，一定都是上帝深思熟虑过的。如果要篡改一本拥有永恒大智慧的书，这会是一种亵渎。

因此，我认为逐字翻译的观念就是由《圣经》的翻译衍生而来的。这纯粹只是我个人的臆测，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我也假定如果我说错了，此处的许多位学者也一定都会惠与赐教的）。当阅读优秀的《圣经》翻译版本的时候，人们都会发觉，都会开始感觉到，这种异国风味的表现方式也有种美感。现在大家都很喜欢逐字翻译的作品，因为逐字翻译的作品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所期待的意外悸动。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不需要原著作品了。或许在以后，翻译作品本身就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想一想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这本《葡萄牙十四行诗》（isonnetsfromtheportuguese/i）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我会尝试一些大胆的比喻，不过也总会想到，如果我说这些东西是我写的，大概就没有人能够接受了（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当代的作家而已）。所以我只好说这些比喻都是一些早已作古的波斯或挪威作家写的。我的朋友都跟我说我运用的比喻相当不错；当然啦，我从来都没有跟他们说过这些比喻其实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使用比喻。毕竟，波斯作家或挪威作家或许也都发明了这些比喻，或许还是更好的比喻呢！

因此，我们就回头讨论我一开始所说的重点吧：也就是说，翻译作品的好坏从来都不是从文字使用的优劣来衡量的。翻译的优劣其实应该由文字的使用来衡量，不过情形却从来都不是如此。比如说（希望我这么说不会让你们觉得我在亵渎），我很仔细地看过波德莱尔的《恶之花》（ifleursdumal/i）以及格奥尔格的《艺术之页》（iblumendesbösen/i）（不过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能够解释这个年轻气盛的过错）。我认为波德莱尔这位诗人铁定比起格奥尔格来得优秀，不过格奥尔格更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我想如果逐行比对他们两人的作品的话，我们应该会发觉格奥尔格的《颂歌》（iumdichtung/i）这本书（这个德文字用得相当棒，因为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指一首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诗，而是诗之间相互交错的意思；德文里头也有nachdichtung这个字，意思是“诗后诗”〔afterpoem〕，也就是翻译的意思，以及Übersetzung这个字，意思就只是翻译而已。）——我会觉得或许格奥尔格的翻译作品比起波德莱尔的原著还要来得好。当然了，这对格奥尔格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凡是对波德莱尔有兴趣的人——像我对波德莱尔就很有兴趣——都会觉得格奥尔格的文字都是来自波德莱尔；也就是说，大家只会想到把波德莱尔的作品放到他的生平背景来看。不过，如果是格奥尔格的话，我们就看到了一位才能有余，却自命不凡的二十世纪诗人，把波德莱尔的文字一一转换成外国语言，翻译成德文。

我所讲的是现在的情形。我们身上都担负了历史观，而且是负担过度了。我们不可能像中古时期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是十八世纪的人一样，从同样的角度观看这些古老的作品。我们现在苦于作家创作时的当代环境；我们很想确切得知在荷马写下“暗酒色的大海”时，他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暗酒色的大海”这样的翻译对的话；不过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我们真有历史观的话，我们或许也应该知道，总有一天，人们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对历史还这么敏感。总有一天，人们不会在乎历史事件，也不会在乎美的历史背景；他们关心的应该是美的事物本身。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关心诗人的名讳或是他们的生平事迹。

如果我们想到整个国家都这么想的话，这样子对大家都好。例如说，我就不认为印度人会有历史观。欧洲人在撰写印度哲学史的时候总是觉得芒刺在背，因为印度人认为所有的哲学都是当代的思考。也就是说，他们比较关心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家的生平事迹或是真实的历史年序。所有种种有关大师的姓名、他们的生平背景、他们的师出传承等——所有种种对他们而言完全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宇宙间的谜。我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里（而我也希望这个时代尽早来临），人们关心的重点将只有美，而不是美的外在背景。届时我们拥有的翻译作品水平，将会跟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厄克特翻译的拉伯雷以及蒲柏翻译的《奥德赛》一样优秀（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好的翻译作品了），知名度也会跟这些经典并驾齐驱。我衷心地期许能够达成这样的境界。

这段散文的翻译被刊登在《当代评论》（contemporaryreview），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刊。——原编者注

丁尼生，《布鲁南堡之赋》（odeofbrunanburh）出自于《丁尼生诗全集》（thecompletedpoeticalworksoftennyson）（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一八九八年），第四百八十五页（第三节，第六至七行）。——原编者注

sanjuandelacruz（1542—1591），西班牙诗人、神学家。

西蒙斯把这首诗翻译成《心灵的暗夜》（theobscurenightofthesoul）。参阅威廉·巴特勒·叶芝编选的《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页。——原编者注

roycampbell（1901—1957），英国诗人，译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作家的作品。

罗伊·坎贝尔，《诗选》（伦敦：鲍利海德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五年重印），第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六十五页。坎贝尔引用西班牙原文的第一句当作他翻译的标题：“enunanocheoscura.”——原编者注

“翻译大师”（grandtranslateur）这个称谓是乔叟同时期的法国作家德尚（eustachedeschamps）在一首歌谣当中给他的称赞。这一段重复句是这么说的：“翻译大师，尊贵的杰弗利·乔叟。”

这是乔叟的《万禽议会》（parlementoffowles）开头的第一句话。——原编者注

丁尼生《布鲁南堡之役》（thebattleofbrunanburh）收录于《丁尼生诗全集》，第四百八十五页（第十三节，第四至五行）。——原编者注

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故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也许是德兰半岛）。五世纪时与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一起侵入不列颠，后来定居在肯特郡、怀特岛和汉普郡一带。

根据传说典故，亨吉思特与霍萨是五世纪中叶领导朱特人入侵英国的领袖，并建立了肯特王国。——原编者注

弗朗西斯·威廉·纽曼（franciswilliamnewman，1805—1897）不只是一位研究古典作品的学者，也在宗教、政治、哲学、经济、道德，以及其他社会学科领域有广泛的著作。他所翻译的《伊利亚特》于一八五六年出版（伦敦：沃顿与马伯利出版社）。——原编者注

richardburton（1821—1890），英国冒险家，在语言与文学上亦有造诣，译有《一千零一夜》全本共十六卷。

martinluther（1483—1546），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新教创始人。将希腊文原著翻译成德文，亦邀来梅兰希顿共同参与翻译。德译《新约》于一五二二年出版，根据希伯来文翻译的《旧约》亦于一五三四年出版。路德拘守《圣经》词句，强调耶稣的话应该照字面解释，原原本本地翻译。

edwardfitzgerald（1809—1883），英国作家，以所译之《鲁拜集》闻名，经他加工之后，此书已经成为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诗人经常引用其中的诗句。为使英国读者易于理解，他采用完全意译的手法，常用自己的词句反映诗人思想的实质。

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于一八五九年在伦敦出版发行。——原编者注

lucan（39—65），中世纪最受欢迎的诗人，《内战记》是其仅存的诗作。一般评论家并不认为卢坎是伟大的诗人，不过却是了不起的修辞学家。

alexanderpope（1688—1744），英国十八世纪最重要的讽刺诗人。翻译作品有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其译本并不确切，也未反映出原作精神，但成了当代人所理解的英雄史诗典范。蒲柏的译本措词庄严，并认为荷马如果生活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话，也会同意使用这种风格的写作方式。

取自贺拉斯的《诗艺》（arspoetica），359：“像荷马这般优秀的人都会犯错，我对此大感不平。”（“indignorquandoquebonusdormitathomerus.”）——原编者注

stefangeorge（1868—1933），德国抒情诗人，《恶之花》德译本的译者，对十九世纪末德国诗歌的复兴有促进作用。

thomasurquhart（约1611—1660），英国翻译家，其译文富有独创性，生动活泼，语言与技巧独特。译有《弗朗索瓦·拉伯雷先生的作品》。

乔治·查普曼翻译的《伊利亚特》于一六一四年出版发行；他翻译的《奥德赛》则于一六一四至一六一五年间发行。厄克特翻译了拉伯雷五册的著作，于一六五三年至一六九四年间出版发行。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奥德赛》则是在一七二五年至一七二七年间发行。——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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