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像翻译提出的问题那样与文学以及它朴素的奥秘同质。直接写作注意的是防止逐步发展起来的忘性和虚荣，是担心会吐露出某些我们误以为是大家共同的思想过程，是如何保留一块无法探知的最核心的隐秘领地，使之不被触及。而翻译正相反，似乎是以充分展示美学争论为己任。它临摹的对象是一篇看得见的文字，不是塞满报废方案的无法摸透的迷宫，也不是可敬的一时冲动搞出来的急就篇。罗素认为外界事物就像一个放射型圆形体系，它能给予我们各种可能的印象。一篇文字也是这样，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反响。文字的内容在经历种种颠簸之后，会在它的译文中留存下来，不完全但可以很精美。从查普曼到马尼安，《伊利亚特》有那么多的译本，不正是反映了对一个生动的事实不同角度的观察吗？不就是在省略什么和强调什么之间长期进行的一种试探性的摸彩吗？其实，并不一定要变换语言；这样有意地转换着眼点，在同一篇文学作品中也是可以做的。认定了对于构成成分的重新安排就一定比原来的安排差，就等于是认定了第九稿一定比第h稿差——因为说到底都是稿子。“定稿”的概念只能属于宗教，要么就是因为改烦了。

认为译文就一定差是一种迷信，是由一句众所周知的意大利名言给敲定的，这种想法并非源自自身的经验。任何一篇文字，如果我们写的次数不够的话，它不会自然而然就成为好文章。大家知道，休谟曾想把事情不变的先后顺序与因果关系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一部不怎么样的影片，我们第二次看的时候，多多少少就会觉得好一些，这已成了定律。对于那些好书，我们第一次接触就已经是第二次了，因为我们是在知道它们之后才去读的。要反复阅读经典作品，这种尽人皆知的警句，正出自朴素的真实。《堂吉诃德》是这样开篇的：

不久以前，在拉曼却地区的某个村镇，地名我就不提了，住着一位绅士。这种人家通常都有一支竖在木架子上的长矛，一面古盾牌，一匹干瘦的劣马和一只猎狗。

我不知道，这样的信息对于不偏不倚的神灵来说是否就一定好；我只知道，任何一点改动都是亵渎神明的，而且我也想象不出《堂吉诃德》能有另一种开篇法。我认为塞万提斯是摈弃了这小小的迷信，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把这段话看得那么重。而在我们来说，我们却不能不抨击任何一点背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请地道的南美读者——b我的同胞，我的兄弟/b——反复诵读内斯托尔·伊瓦拉的西班牙文原诗第五节的这句话：

lapérdidaenrumordelaribera

（消失在岸边的嘈杂声中）

来体会一下他这句诗多么难以捉摸，再看一下瓦莱里模仿的这句话：

lechangementdesrivesenrumeur

（河两岸在嘈杂声中的变化）

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准确地传达出拉丁文化的全部味道。要是出于好心不这样提出问题，那就等于为了维护瓦莱里而背弃瓦莱里的思想，瓦莱里也是个凡人。

《海滨墓园》的三个西班牙文译本中，只有这个译本做到了像原诗一样韵律严整。除了有点过多使用（瓦莱里本人也未回避的）倒置法之外，这个译文成功地做到了与卓越的原作对等。我想复述一下它的倒数第二节，这节处理得相当好：

sí!delirantemar,pieldepantera，

pelpoqueunamiríadeagujera

deimágenesdelsol,hidrainfinita

quedesucarneazulseembriagaypierde,

yquelacolaespléndidasemuerde

enuntumultoquealsilencioimita!

（是的！哗哗翻腾的大海，有如斑驳的豹皮

就像宽大的罩衫被七头蛇一块块洞穿，

每个洞孔都闪现着太阳的光线，

蛇怪沉醉于蔚蓝的大海，

在一场貌似平静实为混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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