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作为丹麦王朝服丧戴孝的公子哥，是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人物。他要报杀父之仇，却迟迟疑疑，不是反复讲着大段大段的独白，就是难过地摆弄着死人头骨。这使他成为评论界非常感兴趣的对象。十九世纪许多名人都曾有所评述就表明了这一点。拜伦、爱伦·坡、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无一例外，他们都曾饶有兴趣地对它一幕幕作过过细的分析。（当然，他们的分析涉及各个方面，比如：提出疑问——疑问乃是智慧的诸多表现之一。而在丹麦王子这件事情上，这疑问并不仅仅是指幽灵是否真的存在，还关乎它本身的真实性，以及在肉体解体之后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麦克白国王这个人，总让我觉得更为真实，他似乎主要是投身于他那残酷的命运，而不是去适应舞台的需要。我相信哈姆雷特，但不相信哈姆雷特的遭遇；我相信麦克白，也相信他的故事。
惠斯勒说过：艺术是偶然发生的。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全部诠释出其美学奥秘，但这并不妨害我们对使奥秘成为可能的事实进行分析。而众所周知，事实是无穷无尽的。按照一般的逻辑，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是由事前的全部前因后果汇合在一起才促成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几个最突出的前因后果。
而今，麦克白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场梦，艺术的梦，而忘记了他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尽管剧中有女巫，有班柯的幽灵，有森林向着城堡挺进的场面，它仍是一部历史剧。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有一篇讲述一○五四年发生的事情（比挪威人战败于斯坦福大桥和诺曼征服大约早十二年），说是诺森伯里亚伯爵西沃德从陆地和海上进犯苏格兰，赶走了苏格兰国王麦克白。其实，麦克白是有资格执政的，他并不是个暴君。他获得了仁慈和虔诚的名声：对穷人慷慨，又是热诚的基督徒。他杀死邓肯是光明正大的，是在战场对阵时杀的。他清剿了北欧海盗。他在位时间长，而且公正。人的记忆是富于想象的，后人为他编出了一篇传奇故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数百年后，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编年史学家霍林希德。我们对他了解不多，甚至不知他的出生年月和地点。据称霍氏为“上帝之声大臣”。他于一五六○年左右到达伦敦，参与撰写某种规模宏大的世界通史，并坚持不懈。这部史书后来压缩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现在即以此为该书的书名。书中有麦克白的故事，莎士比亚就是从那里得到灵感的，还在他的剧作中多次使用了史书中的原话。霍氏大约死于一五八○年，《编年史》是在他死后的一五八六年出版的。据推测，莎士比亚使用的就是那个版本。
现在谈谈威廉·莎士比亚。他生活的年代（一五六四～一六一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无敌舰队，荷兰解放，西班牙一蹶不振，隅居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小岛上的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国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莎士比亚的身世会让我们觉得他莫名其妙的庸常。他做过十四行诗诗人、演员、企业家、商人、讼师。去世前五年，他回到他的故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在那里，除了一份遗嘱和墓志铭外，他没有写下只言片语。遗嘱里连一本书都没提到，墓志铭也写得很不像样子，几乎当不得真。他生前没有把他的剧作汇集出版，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版本——一六二三年的对开本，还是在一些演员的倡议下才得以面世的。本·琼森说他不大懂拉丁文，希腊文就更差了。这些事实让人想象莎士比亚只是个挂名的人物。晚年住进精神病院的迪莉娅·培根小姐（她的一本书曾蒙霍桑提笔写了序言，尽管他并没有读过她那本书），硬说莎翁名下的剧作均出自想象力完全不同的一位预言家、实验科学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之手。马克·吐温附和她的这种说法。路德·霍夫曼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人选——被人称为“缪斯的情人”的克里斯托弗·马洛。但他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在一五九三年就被人刺死在迪普福特的一个小酒馆里了。前一个说法出现在十九世纪，后一个在二十世纪。而在那之前的两百多年中，任何人都没有想象过莎士比亚会不是其作品的作者。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愤怒的青年”一代（他们把十七岁便在一个阁楼上自杀身亡的托马斯·查特顿奉为诗人的典范），对莎士比亚简朴的履历从未完全认可过，他们宁愿相信他是个不走运的人。雨果以出色的辩才千方百计地证明，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不知道有莎翁这个人，或者看不起他。而忧郁的事实是，莎士比亚虽然一开始遇到过些波折，却一直是个不错的士绅，受人尊敬，事业有成。（夏洛克、戈内里尔、伊阿古、里昂提斯、科里奥兰纳斯和三个命运女神都是成功的创造。）
列出上述这些事实之后，我们还要提一提当时的一些情况，相信这些情况会缓解我们的惊讶。莎士比亚没有把他的作品（除个别外）付梓出版，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戏剧是为舞台演出创作的，而不是供阅读的。德·昆西指出，剧院演出产生的轰动效果毫不逊于排字出版。十七世纪初，为剧院写作是一种不可少的文学活动，就像现在为电视、电影写作一样。当本·琼森以“作品”为标题发表他的悲剧、喜剧、假面剧的时候，人们还讥笑他呢。我甚至斗胆做这样的设想：为了写作，莎士比亚需要舞台的激励，需要首次公演的催促，演员的催促。正因为如此，一旦卖掉了他的环球剧院，他便停笔不再创作了。况且那时剧作作品属于剧团，而不属于作者或改编者。
莎士比亚时代不像我们这个时代那么较真儿，那么轻信，那时的人把历史看做艺术，当做专门制作供人消遣的神话故事和讽喻故事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准确性较差的科学。他们不相信历史学能够恢复过去的面貌，但却相信历史学能够把过去塑造成有趣的神话传说。莎士比亚经常阅读蒙田、普卢塔克和霍林希德的著作，他在后者的书中看到了《麦克白》的故事情节。
众所周知，我们在《麦克白》中看到的头三个人物是在雷电交加、暴雨倾盆的荒原中的三个女巫。莎士比亚称她们为精怪姐妹。在撒克逊人的神话里，精怪是掌管人和诸神命运的神；所以，“精怪姐妹”的意思并非怪异姐妹，而是命运三姐妹，即斯堪的纳维亚的命运三少女、罗马神话的命运三女神。是她们，而不是剧的主角，驾驭着剧情的发展。她们问候麦克白时用的称呼，一个是“考多尔爵士”，另一个是看似不着边际的“君主”。这本是两个预言，在第一个迅即成为现实之后，第二个也就变得无法避免了。麦克白在他夫人的催促下，一步步走上了谋杀邓肯之途。他的朋友班柯倒没有太看重这三个女巫，他在解释这三个幽灵幻象时说：“地上有泡沫，正如水中有泡沫。”
莎士比亚与我们天真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懂得艺术总是意味着虚构。他的戏剧同时发生在两个地方，两个时代：在遥远的十一世纪的苏格兰，也在十六世纪初伦敦近郊的舞台上。那三个长着胡子的女巫中有一个就曾提到“猛虎号”的船长。这艘船从叙利亚的阿勒颇港起锚经过漫长的航行抵达英国，其中有的船员还赶上了该剧的首场演出。
英语是日耳曼语族的语言；自十四世纪起，它也可以算是拉丁语族的语言。莎士比亚故意交替运用两者的特色，尽管它们在意思上并不总是相同的。比如这两句：
themultitudinousseasincarnadine，
makingthegreenonered.
前一句用的是铿锵响亮的拉丁语，后一句却是短小质朴的撒克逊语。
莎士比亚似乎已经感觉到，统治欲、控制欲不仅属于男人，也同样属于女人。麦克白就是女巫和王后手中既听话又残忍的一把匕首。施莱格尔是这样理解的，布雷德利却不这样想。
我读过许多关于《麦克白》的文章，也忘了不少。不过，我认为柯尔律治和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一九○四年）的论文，至今仍是无人超越的。布雷德利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孜孜不倦地、生动地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快而不促。他说，他这出戏黑暗占据着统治地位，几乎是漆黑一片：偶然冒出一丝火光的黑暗和老也去不掉的要流血的预感。一切都发生在夜晚，只有国王邓肯既可笑又感人的一场戏是个例外。国王在看到城堡高高的塔楼（他一旦进去将再也出不来的塔楼）时说，凡是燕子喜欢出没的地方，空气就清新美妙。设计要害死国王的麦克白夫人，看到的却是乌鸦，听到的是乌鸦的叫声。风暴伴着罪行，罪行乘着风暴。大地颤抖，邓肯的烈马疯狂地互相吞噬。
人们经历过的往事，往往会被吹得天花乱坠；麦克白却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部剧作是文学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情节最紧张的剧作，它的紧张程度持续不衰。从女巫们讲的哑谜似的话（b美即丑，丑即美/b）开始，这些话像有种魔力似的渗入人们的理智中，直到麦克白被围困并战死为止，整出戏就如某种激情或音乐抓住了我们。不管我们像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那样相信恶魔学也好，还是我们的信仰使我们不相信也罢，也不管我们认为班柯的鬼魂不过是身心受到折磨的凶手谵妄胡说也好，还是认为那就是死者的幽灵也罢，凡是看这出戏的、浏览一下或者想起这个剧本的，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个悲剧，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柯尔律治写道：对诗的崇拜会使人愉快地、自愿地暂时放弃怀疑。《麦克白》就像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图解并证明了这种看法。在这篇序言的前半部我说过，这个戏的故事同时发生在中世纪的苏格兰和已经在跟西班牙争夺海上霸主地位的、战舰与文学齐头并举的英国。事实是莎士比亚梦中的这出悲剧（如今成了我们的梦），它不属于哪个历史时间范畴，换句话说就是：它创造了自己的时间。国王可以谈论他从未听说过的披甲来的犀牛，而不受任何追究。如果说《哈姆雷特》是暴力世界里一个沉思者的悲剧的话，那么《麦克白》可不一样，《麦克白》的喧哗和骚动似乎逃脱了世人的分析。
《麦克白》中，一切都是最基本的，只有语言不是。《麦克白》的语言是巴罗克式的，是极其复杂的。语言奇特是激情使然，这激情不是克维多、马拉美、卢贡内斯，或者比他们名气还要大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那种技巧激情，而是发自内心的激情。主人公使用的双关比喻，一次次地兴奋和绝望，令大作家萧伯纳为《麦克白》做出下面这个著名的定义：《麦克白》是现代文人充当女巫的信徒和杀手的悲剧。
屠夫和他的恶魔般的夫人——王后（我用的是马尔康的说法，这说法反映了他的憎恶，并不反映这两个人物错综复杂的真实情况），对于使他们浑身沾满鲜血的罪行从未后悔过，尽管他们的罪行一直在古怪地纠缠着他们，令他们发疯，使他们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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