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斯图尔特·密尔的老读者，我一向同意他的原因多元论；而帕尔科斯的提纲，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言过之处，只是不够全面与深刻。据文集的编者声称，他尊重萨缅托的创作意图，然而谁都清楚，就天才的作品而言——《法昆多》显然是天才之作——意图是次要的问题。典型的范例就是《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原来只想戏仿骑士书籍，但今天我们记取的却是它的辛辣有力的讽刺。当代伟大的承诺文学作家吉卜林，在他的文学生涯终结之际，领悟到一个作家可以虚构神奇的故事，但不必深入对其寓意的理解。他回忆起斯威夫特的一桩趣事：他原想撰写一本声讨人类恶行的文章，结果留下的是一本儿童读物。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论点吧：诗人是圣灵与缪斯的听写记录员。逊了色的现代神话选择了潜意识或下意识。

跟所有的“创世记”作品一样，诗歌的创作带有神秘色彩。把诗歌降低为一系列的智力运转行为，根据爱伦·坡的判断，就不是真正的诗艺，甚至于如同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会使它蒙受偶然性的条件之害。帕尔科斯的第一个论点是“抨击罗萨斯与军事独裁制度，并进而反对智利独裁制度的代表人物”，但是单独这一点不能孕育出斯芬克司式罗萨斯的生动形象（“一半像怯懦的女人，一半像嗜血的老虎”），也不会导致前文中的祈求：“法昆多那可怕的阴影！”

图库曼大会已过去大约三十年之久，而当年的历史还没有提供一个历史博物馆的雏形。显要的人物也都是血肉之躯，而不是大理石或青铜制品或者画像。我们曾经通过一种巧妙的调和论，把他们与其仇敌合为一体。多雷戈的雕像耸立在拉瓦列广场附近；在内省的一个城市我们还看到贝龙·德·阿斯特拉达街与乌尔基萨街的十字路口：如果传说无误，那么这个贝龙是被砍头丧命的。我的父亲（一位自由思想者）当年时常谈起“教义问答”已被课堂里的历史课文所代替。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常用一周年、一个世纪甚至一百五十周年来计算时光的流程，而这个“一百五十周年”原是贺拉斯笔下的幽默之词，意思是“一英尺半长度”，而如今则用以为生日或忌辰作纪念活动。

除了古埃梅斯和布斯托斯将军之外（前者曾英勇地与西班牙军队作战并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而后者由于在阿雷基托村的叛乱而玷污了他的军旅生涯），地方强权者对美洲的独立事业都怀有敌意，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用以统治内地各省的借口。（阿蒂加斯就禁止东岸人加入安第斯联队。）萨缅托基于他在书中所持的论点，把这些东岸人过急地都归为高乔人。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是指使手下人出击打斗的地主。基罗加的父亲还是一名西班牙军官。

萨缅托树立起来的法昆多，是我们的文学上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这一伟大的作品的浪漫主义风格，自然流露地、情不自禁地与惊心动魄的事件与人物浑然一体。至于后来的乌连、卡尔卡诺等人所作的改编或者改写，则趣味索然，如同霍林希德编写的《麦克白》、萨克索·格拉马蒂库斯的《哈姆雷特》一样。

萨缅托的许多不朽的创作形象，都鲜明地留在阿根廷人的记忆里：法昆多、其他同代人物群像、他本人及其母亲的形象等。对他不甚友善的保罗·格鲁萨克称他为“智力战斗中出色的游击骑士”，并赞扬他“对土生白人的愚昧无知所作的马队式的冲击”。

我不敢说《法昆多》是阿根廷的首屈一指的书。绝对的肯定，不会引向信服而是导致争议；我只能说，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奉为书中的范本，那么它堪称是我们的历史而配为佳品。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法昆多》，豪·路·博尔赫斯序并注，文苑出版社，一九七四，布宜诺斯艾利斯

纪棠译

原文为英文。

原文为拉丁文。

volney（1757—1820），法国思想家，曾经提出过世界主义的设想。

阿根廷诗人埃切维里亚所著的高乔史诗。

jacquesdeliniers（1753—1810），法国海军军人，在夺取为英军占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战斗中崭露头角。

其词义是葡萄藤。据《圣经·旧约·列王纪上》中所载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等文字以及西方常用葡萄藤图案作衣锦的习惯来看，似乎带有神秘的和平与吉祥的寓意。

manueldorrego（1787—1828），阿根廷将领，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府总督，后死于拉瓦列发动的兵变。

raphaelholinshed（1529—1580），英国编年史家，所著《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又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莎士比亚多种剧本取材的主要来源。

saxogrammaticus（1150—1220），丹麦编年史家，著有《丹麦人的业绩》。莎剧《哈姆雷特》取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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