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独一无二而在本世纪又无其衣钵传人的叔本华曾经思考到，历史不是精确的演变，而其所涉及的事件则如同浮云一样偶然——我们可以从中想象出海湾与雄狮等形象。（b有时，我们还可以瞥见一片状似天龙的云彩。/b《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中写到。）詹姆斯·乔伊斯会说：历史是我想要摆脱的梦魇。不过，更多人则觉得或声称：历史或明或暗地内含一幅画面——对此只需稍稍回忆一下突尼斯人伊本·赫勒敦、维科、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就够了。《法昆多》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抉择：文明或野蛮——据判断，这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历史进程。在萨缅托看来，野蛮在当年就是当地部落与高乔人生活的原野，而文明则是城市。高乔人后来为垦殖者与劳工所取代，而野蛮不仅存在于村野，也存在于大城市的市井平民中间；蛊惑人心的政客履行了往昔的地方强权者的职能，尽管后者本身也是蛊惑人心之辈。上述抉择没有改变，而就永恒的角度看，《法昆多》仍然是一部最好的阿根廷的历史书。

大约在一八四五年期间，萨缅托从他的智利放逐之地正面地——也许仅仅是直觉地看清了历史。我们有理由这么推断，那就是他在这个国度巡视了一些地方之后——暂且不说他那股教育家兼军人的勇于冒险的双重精神，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天才的推断力更有所增强。由于他那通宵达旦的工作热情，通过他与菲尼莫尔·库柏、空想主义者沃尔内以及为现代人所遗忘的《女俘》的神交，凭借他那独特的记忆、深厚的爱与正义的仇恨，萨缅托又看到些什么呢？

由于空间常用行程的时间计算，而当年拉着大车行进的军队要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跋涉广袤的沙漠，所以他当年眼中的沙疆比起今天来要更为辽阔。征服只是浅层次的；圣卡洛斯战役可能是一次决战，但是在一八七二年方才展开。确实有一整队一整队的印第安人部落，不顾白人的威胁径直向南方挺进。在被荒弃的草原上，自行繁殖着牛马。而那些甚嚣尘上、布局无序的城市——科尔多瓦位于谷地，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则临近大河，这又与远方的西班牙何其相似。当年如此，至今亦然：单调的西班牙风格的围栏与零乱的中心广场。我们走访过城市南端的旧总督府辖区时，只见一派败落景象。后来又不时地传来一些过时的消息：英国殖民地的起事、法兰西国王在巴黎被处死、拿破仑战争、入侵西班牙等；还有一些几乎是秘密流传的书籍，内含异端邪说——可是竟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清晨结出了果实。人们常常忽视历史性的日子所包含的精神上的意义；我所指的那些书籍，正是当年伟大的马里亚诺·莫雷诺、埃切维里亚、巴雷拉、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以及图库曼大会的代表爱不释手的读物。在荒漠之中，这些孤立的城市，就是当年的文明。

如同美洲其他一些地区——从俄勒冈、得克萨斯到大陆的另一端的一大片原野，活动着一支特殊的游牧骑士族，在这里，在巴西的南方和乌拉圭山区，他们叫高乔人。他们不是什么种族，在他们的血管里并不一定流淌着印第安人的血液。他们的属性是由于共同的命运而不是依据血统而决定的。他们把血缘看得很轻，而且一般都置之于脑后。“高乔”这个词的二十多条词源探索中，据萨缅托考证，与“瓦乔”最为接近。与北美的“牛仔”不同，高乔人并非冒险之徒；也与他们一度为仇的印第安人不同，高乔人一向不爱流动。他们的房屋是土堆泥砌的稳固的茅舍，而不是漂泊不定的帐篷。《马丁·菲耶罗》写道：

令人悲伤的是

丢掉活计

而远走异地他乡。

心灵充满痛楚，

而严峻的生活又把我们

这些草原的居民驱向沙漠。

菲耶罗的长途跋涉，不是冒险者的行程，而是不幸的历程。

高乔文学——好几代城市作家的奇异才情之贡献——似乎夸大了高乔人的重要意义。与社会学的某些怪论相反，我们认为所涉的是一部个人的经历而不是群体的历史。被萨缅托称之为“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游吟诗人”的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曾经礼赞过“拉普拉塔河地区那些高歌猛进与暴君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及其帮凶战斗到底的高乔人”。不过我们还是要问：那些为争取独立而献出生命的古埃梅斯部下的高乔人与法昆多·基罗加统领下亵渎了独立的高乔人，是否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缺乏爱国热情——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奇。当英国入侵者在基尔梅斯附近登陆时，当地的高乔人都好奇地围观这些衣着漂亮、制服闪光、操着陌生语言的高个子男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不是当局人士，他们已逃之夭夭），在利尼埃的领导下，肩负起抵抗英国侵略军的重任。登陆事件早已臭名昭著，胡德桑对此也有过叙述。

萨缅托知道，他的作品的结构中只出现粗俗的无名之辈是不够的，因而捕捉一个鲜明突出的形象，并借以作为野蛮的人格化。他在法昆多的身上找到这个形象，一个忧郁的《圣经》的拜读者，又是曾经高擎过带有头盖骨、胫骨和“宗教或死亡”的标语的黑色海盗旗的旗手。罗萨斯对他来说没有用处。确切地说，他不是什么强权者，也从来没有摆弄过长矛，还公然表示憾其未死。萨缅托确定了悲剧性的结局，而任何人也写不尽基罗加注定的命运：他是在过道里被人用乱枪与乱刀打死的。然而命运对于这个拉里奥哈人还算仁慈，给予他一个令人刻骨铭心之死，而且又有萨缅托为之叙事。

很多人对该书构思时所处的环境感兴趣。大约在三十五年前，阿尔韦托·帕尔科斯对于这种无疑是正当的好奇，颇为嘉许。现录他的一段提纲式的文字如下：

1.抨击罗萨斯与军事独裁制度，并进而反对智利独裁制度的代表人物，遂成为该作品的主题思想。

2.肯定阿根廷流亡人士所进行的事业，或者说为此而借用了“萨缅托”的词义并加以神圣化。

3.向阿根廷人提示了一个用以在斗争中廓清问题与激励斗志的理论，并且献给他们一面战斗的大旗：争取文明反对野蛮的大旗。

4.在文学的鼎盛时期展现了自己杰出的文学才能。

5.预见到不等到暴政制度消灭，社会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并将他的名字列入最早的流亡政治家的人物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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