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分析艺术是如此不可捉摸而又显得根底欠深。那一门古人称之为修辞而今人（我相信）称之为文体学的学科，在经过二十个世纪的恣意的试验之后，几乎已不再能审评提交给它的文字了。当然，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困难情况。有些作家——切斯特顿、马拉美、克维多、维吉尔，也并不是无可评议，对于他们的任何一种行文程式与成功之作，也都能作出修辞上的分析——即使是局部的也罢。而另一些作家——乔伊斯、惠特曼、莎士比亚——则属于“耐火区”，他们经受得了任何试验。还有一些作家，尽管更显神秘，却不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的任何一行语句，都不是无懈可击的；任何一个文人都能指出一些缺点，这些评断合乎逻辑，而原作似乎并非如此。此一文字考核工作还会带来始料不及的效应。我们的萨缅托就是属于这一类难以用纯理性加以诠释的作家。当然，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萨缅托的个性独具的艺术的文学性逊于其他作家或者语言不那么纯正；它的含义是，如我在文章开头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文字艺术过于复杂——或者也许过于简单，而难以分析。萨缅托的文学品格，因其实效性而得到确认。好奇的读者可以取他的《外省忆事》或其他任何一本自传体作品中的片段跟卢贡内斯的精心之作中有关与相应的文字作一番比较。逐行地看，卢贡内斯的文字要胜人一筹，但就总体而观，萨缅托的文字则要缱绻动人得多。谁都可以改动他的文字，但谁也达不到他的高度。

《外省忆事》还是一本丰富多彩的书。在大喜悦的“混沌”之中，可以欣赏到许多精品之页，其中有一篇虽不算最为著名但却是最令人难忘的文章，那就是关于堂费尔明·马列亚和店员的记事——由此可以不作任何实质性的补充而衍生出一篇心理小说。此外，也不乏精到的讽刺之笔，如谈到有人把罗萨斯称为沙漠英雄时，便说“那是因为他善于灭绝祖国的人口”（第一百六十九页）。

岁月的流逝也带来书籍的变化。一九四三年末我再次阅读或研究的《外省忆事》，显然已不再是二十年前浏览的那本书了。当年的平淡人世，似乎不可逆转地是要远离任何暴力；里卡多·吉拉尔德斯曾经不胜感慨地缅怀（而且还要史诗式地盛赞）那往日的导牧骑手生活的艰辛；那些想象如何在宏伟而好战的芝加哥城内用机枪扫射烈酒走私犯的文字，又令人拍案称快；我早年就是怀着虚荣的执著与对文学的热忱而关注着这些漫游于堤岸上的刀客的最后印迹。我们觉得那时的世界竟是如此温良，如此“无可弥补”的和平，尽管我们会拿一些骇人听闻的轶事逗乐，还会对“狼的年代与剑的年代”（《埃达·马约尔》，第一章第三十七页）表示惋惜，因为那该是另外几代人快乐的时光。因此，《外省忆事》是一部记录往日无可挽回的从而也是快乐的时光的经典之作，因为谁不再去梦想往昔峥嵘岁月向我们回归，向我们逆转。我记得在这些篇页中或者在《法昆多》类似题材的行文里，总会觉得那些抨击头号地方强权人物阿蒂加斯以及稍后的罗萨斯的文章显得徒劳无益而且过于浅陋。萨缅托所描写的险恶的实际，当时看来还显得远莫能及而又不可思议；而如今却正是当前的现实。（来自欧洲与亚洲的电讯也都证明了我的判断。）唯一的区别就是：野蛮的行为，过去是本能的、非蓄谋的，而如今则是有意识的、实施性的，而且使用比起基罗加骑队的投枪或者暴君政权的刀口破损的尖刀更为强制的手段。

我曾经谈论到残暴。这本书就表明了残暴还不是当时的黑暗时代最大的罪恶。最大的罪恶是愚昧，是有领导的有意张扬的野蛮行为、培养仇恨的教育法、利用非理性的口号（活的和死的）去施行的统治。如同卢贡内斯所说，“这正是不能宽恕罗萨斯之处：把一个一百年来有过我们已看到进步的国家，在二十年间搞得极端贫困”。（《萨缅托史传》，第四章）

《外省忆事》首次出版于智利的圣地亚哥，时间是一八五○年。萨缅托叙述了三十九年以来的往事，他写到了自己的生活，写了对他本人的命运以至国家命运都有过重大影响的一些人的生活，也写了过去不久的教训沉痛的事件。当前事物的形象却往往显得模糊不清——还要在多年之后才能窥出它们的总体轮廓、它们的根本的神秘的统一性。萨缅托拥有历史地审视现实和历史地概括与直观现实的博大精神。当前的传记作品很多，数以千百计的传记体书籍已经压得印刷业疲惫不堪，但是有几本东西能像萨缅托那样反映与描述我们的周围事态的呢？萨缅托是在全美洲命运的前提下观察个人命运的；他一度明确指出：“在我的如此贫困、矛盾而同时又执著于某种难以言状的崇高愿望的生活里，我依稀看到我们这个可怜的南美洲，尽管竭尽全力要冲破铁笼展翅腾飞，却一直挣扎于赤贫之中。”但他的全局的观点，并没有封闭他对个人的视点。我们宿命般地倾向于只在过去的岁月里看到一系列僵硬的雕像。萨缅托令我们发现了不少如今已变成铜像或者大理石雕像的人物：“那一代阿根廷青年，在战争时期以内科切亚、拉瓦列、苏亚雷斯、普林格莱斯等光辉人物为代表的一代青年，他们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追求女性上也不示弱，又绝不是那些在决斗、狂欢与娱乐活动中自甘落后之辈。”富内斯，“当他闻到花香时，就会有赴死的感觉，并将此直率地告诉他的温柔的爱情的对象，而且还把它作为一桩事件那样地期待着”……现在也不难看到内战与由此而产生的暴政（我之所以写“暴政”，是由于我觉得那些政权的代理人物握着的权力并不小于复辟者，前者中间有人最终推翻后者）。对于他的不幸的同代人来说，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比我们现处的一九四三年更易于理解。

萨缅托，作为西班牙多重的仇敌，居然没有因为革命在军事上的胜利而失却冷静；他认为革命尚未成熟，他也看到广袤而人烟稀少的国土还不可能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理念的军队；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西班牙的殖民地有其存在的方式，而且在国王监护的旗帜下加以推行；我们则必须创造各国的君王，他们的长靴上钉有拿撒勒出产的马刺，刚从被驯服的壮马马背上跳下。”这里的示意很清楚。在同一章里他又指出：“罗萨斯是弗朗西亚博士的门人，在残暴上则是阿蒂加斯的学生，而在向外国人学习如何迫害人方面，又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法院的传人了。”

大谬不然的是萨缅托竟被恶谥为“粗野”。另有一些人则因为厌恶“高乔”，就索性把他说成是高乔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不服农村风纪、桀骜不驯与反对文明征服的不屈精神混为一谈。这样的非难显然只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其论据则是由于这个国家尚属草创，而且人们或多或少都施行暴力。格鲁萨克在一次葬礼上的即兴讲话中，竟夸大其词地提到萨缅托“粗鲁”，称之为“智力战争中出色的游击骑士”，说他将成为一股安第斯洪流。（且不说语法修养，格鲁萨克是不及萨缅托的；此外，萨缅托几乎不同于任何其他阿根廷人士，而格鲁萨克则与弗朗西亚博士的门生有诸多纠葛。）可以确定的是，萨缅托在进步思想崇拜中注入一股原始的热情，而罗萨斯（较少的冲动，较少的才气）则故意强调其对于乡俗的亲和力——这一份故作的矫情至今还在迷惑着人们，并把那谜一般的“官僚庄园主”转化为潘乔·拉米雷斯式或者基罗加式的冒险的游击骑手。

还没有一位阿根廷的观察家具有萨缅托那样的洞察力：关于美洲这块土地的征服以及天长地久一片又一片沙漠的覆盖。他明白，革命即便解放了整个大陆，在秘鲁和智利赢得了阿根廷式的胜利，最后还是让国家置于个人野心与历史陈规的力量之手。他意识到，我们的财富不应该只限于印第安人、高乔人以至于西班牙人的文化，而是应该无保留地全面汲取西方的文化。

萨缅托既反对贫穷的过去，又反对血腥的现在，遂成为一个异乎寻常的鼓吹未来的布道者。他跟爱默生一样，认为人的中心问题是命运，而命运的应验则在于不合逻辑之期待。萨缅托曾明确地指出，对于事物企望的实质，对于心想事成的应验，在于信念……在这么一个充斥着外省人、东岸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混杂而又互不相容的世界里，萨缅托是第一个没有地方局限性的阿根廷人。他立志要在贫穷而破碎的土地上缔造自己的祖国。一八六七年，他在致胡安·卡洛斯·戈麦斯的信中写道：“蒙得维的亚是个破落户，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乡村，阿根廷共和国则是一间厅堂。拉普拉塔河联邦是一副坚实的头盔，一条美洲土地内受压抑的种族的战斗的前线，一匹可派大好用场的布料。”（路易斯·梅利安·拉菲努尔《人物小传》，第一卷第二百四十三页）。

谁也不会读此书而不对其已故的杰出作者怀有特殊的感情，一股胜过尊敬与赞赏的特殊的感情：宽厚而充沛的友好之情。b谁接触到此书，就可接触到一个人/b——萨缅托满可以在该书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有人认为这本书的威望与它的大部分的名声都来之于萨缅托本人；但是他们却忘了，对当前的新一代阿根廷人来说，萨缅托本人还是这本书所造就的呢。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外省忆事》，豪·路·博尔赫斯作序并注，埃梅塞出版社，一九四四，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九七四年附记

萨缅托还一再提到过抉择性的思考：文明或野蛮。如果要取代《马丁·菲耶罗》而另立经典，那么我们宁可推出《法昆多》——我们的另一部历史性的佳作。

纪棠译

marianonecochea（1790—1849），阿根廷将领，在查卡布科、马伊普与胡宁等战役中屡立战功。

juanpascualpringles（1795—1831），阿根廷将领。

原文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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