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季的那一天突然得知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去世的噩耗的，我于是又想起了他的命运，想起了他独特的个性。时间确定和简化世间万物并使之贫乏。我们这位朋友的名字现在使人联想到“美洲的师长”以及诸如此类的词汇了。我们且来看一看这类词汇的含义吧。
显而易见，师长不是传授孤零零的知识的人，也不是从事训练人们学习知识并加以背诵、记忆的工作的人，倘若如此，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比人更好的师长了。师长是以自身为榜样教导人们待人接物方式的人，是教导人们挺身面对瞬息万变的宇宙而必需的风范的人。授业传道有多种办法。直接借以文字仅为其中之一。谁要是满怀激情遍览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孔子的《论语》，或者载有佛家寓言和格言的经书，谁就会再次大为失望，因为由弟子虔诚地收集的这种或那种讲话晦涩难解，虚无缥缈，似乎与这些讲话的声望不大相称，但它们曾经、并且还在声震空间和时间的谷底（就本人记忆所及，《福音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条规律的唯一例外，但无论歌德还是柯尔律治的谈话录都逃脱不掉这条规律）。我们来查考一下解决这种差异的办法。如今已经僵死在书本里的思想，对于聆听并铭记在心的人来说，曾经是激动人心、生动逼真的。因为在这些思想的背后以及围绕着这些思想周围有着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存在在照拂着他们。他的一个声调、一个表情、一张脸庞，就会给他们一种我们今天已然失去的力量。这里，要记住一个犹太人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事例。那个犹太人不是到梅泽里兹去听经师讲道的，而是去看他怎么系鞋带的。显然，那位大师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日常琐事都是典范。马丁·布贝尔（多亏他，我们才听到了这个奇特的小故事）在谈到师长时说，师长不是阐释律法的人，而是律法本身。关于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像所有名副其实的大师一样，他是曲折行事的。只要他一到场，就立刻显示出与众不同，严于律己。有几个或许可以称为他的“简略的方式”的事例常常浮现在我脑际。有人（也许就是我）冒失地问他是否并不讨厌寓言，他简短地回答说：“我不是体裁的敌人。”有一位诗人，就是莱昂波尔多·马雷查尔，有争议地声称，某一部魏尔兰诗歌的译本比法文原文还要好，因为没有格律，也不押韵。佩德罗只是重复了这条放肆的意见，加了一句他认为已经足够的话：“的确……”不可能用更为礼貌的方式进行修正了。在异国的土地长途跋涉以及流放生活的习惯磨砺了他这种品德。阿方索·雷耶斯曾经提到过他青年时代那种天真无邪、漫不经心、无拘无束的做派。我大约是在一九二五年结识他的；那时候，他的举止就颇为谨慎了。他很少指摘别人，指摘错误的看法。我听到他曾经强调，不必抨击别人的过错，因为他本人就乱了方寸了。他喜欢赞扬。他记忆力极好，简直就是一座精确的文学图书馆。过了几天，我在一本书上发现一张名片，上面凭记忆抄录着很奇怪的由吉尔伯特·默里翻译的欧里庇得斯的一些诗句。可能就是在那时候他说了一些关于翻译的艺术的话。过了几年，我又想起了这件事，还以为那番话是我说的。直到读了默里译的那句诗（和星星一起，来自风编织的玫瑰），我才记起了源出何处以及讲这番话的场合。
佩德罗（他愿意我们这些朋友这么称呼他）的名字也跟美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命运就以某种方式为这种联系做了准备。确实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佩德罗最初为了消解对自己多米尼加故土的思念，把它假设为一个更大的祖国的一个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大陆各共和国向他表露的真诚和秘密的亲善态度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假设。有时候，他曾经想让两个美洲（撒克逊美洲和西班牙语美洲）反对旧大陆；有时候，又想让美洲各共和国和西班牙来反对那个北方共和国。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联合，我也不知道是否有许多阿根廷人或墨西哥人，在某一份声明签署之前，在某一篇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发表之前，也愿意成为美洲人。当然，有两个历史事件大大加强了我们这一种族的和大陆的联合统一的感情。其一，因西班牙战争而激发的情感使所有美洲人参加了这种或那种派别；其次，与地方上的夸夸其谈相反，长期的独裁统治证明，我们的确还远未摆脱美洲共同的痛苦命运。尽管如此，美洲集体或者西班牙语美洲集体的感情仍然是零星分散的。只要有一场列入卢贡内斯和埃雷拉名字，或者卢贡内斯和达里奥名字的谈话，便足以立即分清每位交谈者所强调的国籍。
在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看来，美洲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国家不是别的，就是信仰。无论今朝还是昔日，我们都使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义，或者用这个或那个省份的名义思考；明天我们或许会以美洲，以“人类”的名义思考。佩德罗觉得自己是一个美洲人，甚至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此词的原始和直接含义是斯多葛派界定的，目的是要显示他们是世界的公民，而几个世纪以来，被贬低为旅游者或者国际冒险家的同义词了。在罗马和莫斯科之间作出抉择，在他看来毫无意义。我可以毫不含糊地确认这点。他超越了基督教信仰，同样也超越了教条唯物主义；后者可以定性为一种没有上帝的加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以因果关系代替了宿命。佩德罗经常浏览柏格森和萧伯纳的作品，他们极力宣称，灵魂并非像经院传统中的上帝那样，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人，是各种等级上的所有生灵。
他对别人的敬重不会因偶像崇拜而有所玷污。根据本·琼森的准则，他在崇拜的同时也保持清醒，他很喜爱贡戈拉，他的语句他常常记在脑子里。不过，要是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水准相比拟，佩德罗就会引用雨果的一条意见，雨果强调说，莎士比亚包含了贡戈拉。我记得我曾经听他说过，在雨果作品里许多可笑的东西，在惠特曼的作品里就会令人尊重。他喜爱的英国作家，首先是斯蒂文森和兰姆。十八世纪由艾略特引发的激情以及他对浪漫主义的责难，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商业广告，或者说一种随心所欲的举动。他指出，每一代人，可能有点偶然地，都会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会增添一些名字也会消除一些名字，不会没有什么丑闻或耻辱，但过了一段时间，会悄悄地重新恢复过去的秩序。
我还想回忆一下我跟他的另外一次对话。那是在某一天晚上，在圣菲大街或者科尔多瓦大街的一个街角。我引用了德·昆西的一页书，上面写道：对突然死亡的恐惧，是基督教信念的一种编造或者一种新招，人们害怕人的灵魂不得不负疚重重地突然出现在天庭。佩德罗不慌不忙地朗诵了《道德信札》的三行诗：
没有温馨和谐，你可曾见过哪样东西
十全十美？啊，死神，别作声，快悄悄儿过来！
就依着你，按天箭座常规！
我怀疑，他援引的这一首彻头彻尾异教徒色彩的三行诗，是根据一首拉丁诗翻译或者改编的。后来，我回到家里，才想起来：毫无痛苦地死去是提伊西阿斯的鬼魂答应给予尤利西斯的幸福之一，见《奥德赛》第十一卷。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讲给佩德罗听，他就在没隔几天之后，在一列火车里猝然去世了，仿佛那天晚上有人（另一个人）在听我们聊天似的。
古斯塔夫·斯皮勒曾经写道，七十年生涯留在正常头脑里的回忆，如果有次序地一一进行，大约需要两天或者三天的时间。面对一个朋友的死亡，我保证我是尽心尽力地去回忆他的，但是别人告诉我的事情和故事实在是太少了。我在这篇文章里讲的关于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信息也都已经讲了，因为我所知道的再没有别的了；不过他的形象，虽然不可言传，却将牢牢记在我的心间，将帮助我，敦促我一天好似一天。他的事迹虽然贫乏，但为人却十分引人注目。这也许会确证前面已经说过的关于词汇的第二层含义，关于人一到场立即显示表率作用的话。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评论集》，豪·路·博尔赫斯作序，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拉美丛书》，一九六○年，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
林一安译
原文为英文。
分别指北美洲和南美洲。
指位于拉丁美洲北方的美国。
原文为英文。
此处恐为“二十”之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两条著名大街，彼此平行，均为东西走向。
底比斯的盲人占卜者。
博尔赫斯著有一短篇小说就叫做《另一个人》，里面讲述两个博尔赫斯的对话。
作者“博尔赫斯”的其他小说
《天数》《铁币》《私人藏书：序言集》《阿莱夫（El Aleph）》《杜撰集》《探讨别集》《深沉的玫瑰》《老虎的金黄》《另一个，同一个》《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密谋》《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诗艺》《永恒史》《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沙之书》《地图册》《夜晚的故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