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翻译完的笔记打包好，写了张字条贴在包裹外，方便馨儿明天按上面的地址寄送。我长舒了口气，终于有时间查看信件了。信封上写着“杭州”。杭州？是白理尼神父吗？我用小刀拆开，一下子醒悟过来，是她寄的。

马修德神父台鉴：

寒意渐深，气候转冷，望您保重尊体，勿忘加衣。收到您的回信，令我感动不已。上次冒昧写信，本是我一时冲动。只因您在我下船时突然问我，是否会“落叶归根”，这番话忽然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让我彻夜未眠，乃至于返回杭州后，我依旧念念不忘，最后鼓起勇气给您写了那封信。寄出后我就后悔了，觉得太过唐突，不该打扰您，没想到您真的回信。我对您感念在心。

我上封信本来是自怜自哀之意，未承想您在信里主动提出，愿意在我死后帮我迁葬，此时，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我几十年的痛苦，也终于在此刻释怀。我就像无根的树木，漂泊在外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我难道不怀念父母兄弟、思念故土家园吗？然而您所不知道的是，故乡于我，承载了太多痛苦的回忆，我实在无法面对，以至被迫逃离。甚至偶遇从那边来杭州的旅人，我也总是有意无意避开话题。然而随着我年岁日增，我的思乡之情越发深切，令我不得不联想到，我的生命恐怕已近终末，由此唤醒了我洄游返乡的动物本能。所以我才在几个月前回到荆州，也正是在那时有幸邂逅了您。

我写这封信除了表达谢意，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很想找人倾诉心中的情感，因为在我身边没人能聆听我的心声。我过着独居的生活，没有伴侣，没有子嗣，只有一个老仆人照拂我的起居。他了解我，看着我长大，但囿于智识，无法理解过于复杂的感情。我在杭州本地的朋友，我又羞于对他们启齿，把自己多年隐秘的心事暴露在外。我这才萌生了给您写信的念头。您是来自异国他乡的局外人，是俗世之外的出家人，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三十多年、目睹我们悲欢离合的见证人。我想，如果将来某天您会拾取我的骨殖，为我归葬立碑，那么我也十分希望您能多了解我的生平故事。您也一定能从字里行间体会我的心境。

可真到了临笔之际，我发现要把自己的真情不加掩饰、忠实地默写出来是多么不容易，简直如同审判自己一般。我很快被羞耻感刺激得把笔扔在一边。最后我是这样想通的：我已经年过五旬，极可能时日无多了。我的家族并不长寿，两个哥哥都是三十岁左右暴毙，没有任何疾病的征兆，父母也不到五十岁就病逝。我从前的丈夫，一位医生，推断我们患有某种家族病，可能我是女性的缘故，得以幸免。但我始终觉得我的发病只是延迟了，造物者随时会取走我的生命，所以我非常想赶在死前把这些回忆写下来。至于是否有一天会被外人看到，他们又会作何评论，也许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一切便与我无干了。

回忆过去，我首先想起了父母。可是我已记不清他们的音容笑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果然如我年少时教书先生说的那样，人死后只会被记住二十年。他们跟我一向不很亲密，因为我做男子打扮，被他们视为不男不女的异类。我不想同他们争吵，所以谎称去杭州念女子学堂，实际上游历四方。他们也乐意出钱让我出去，免得我留在老家丢他们的脸。

我之所以女扮男装生活，现在想来，源于我少女时代一次特别的经历。我十三岁时，两个哥哥带我去草市看戏，担心人多手杂我被轻薄，便让我穿着二哥的衣帽伪装成男子。换上这样的打扮行走在街头，我的恐惧不安突然消失了。我感到勇气充盈，一种莫名的力量感支配了我的身心，令我能以异常镇定的心态直视他人。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天我没心思看戏，完全沉溺在这种奇怪的感觉中沾沾自喜。这之后，我又有好几次这么打扮出门上街。起初父母哥哥看着我的扮相哈哈大笑，以为我在异装娱亲，但日积月累，他们终于意识到不对劲，转而变得焦急乃至愤怒。他们用暴力拘禁我，强令我换回女装，但这没能奏效，因为他们没空日日夜夜盯着我。有时父亲和哥哥一整天都在外面玩（这也是我家族衰败的原因），而单凭母亲管不住我。反正到了十七八岁，我已完全易装。但我依然保有女性的一面，不仅没有剃去前额的头发，而且每天都会仔细地施加粉黛。过往岁月中，我也曾对好几位男性有过爱慕之情。

我和父母的关系直到两个哥哥先后去世才有所缓和。我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他们逐渐接受了我的另类，人前人后称呼我“儿子”。两个哥哥的死非常突然：大哥梦中离世，两年后二哥倒在后院，那天上午恰好没人经过，直到下午才被发现，那时人已不在很久了。他们生前都非常健康。两个哥哥一死，我母亲的身体一下子垮了，这恐怕是她后来得肺炎离世的诱因。

我最后的亲人，我的父亲死于一九一一年荆州围城结束，驻防军开城投降后的第三天。我原本身在杭州。武昌的革命爆发半个月，杭州城里的督抚只轻微抵抗，便向革命党投降了。我们这些惶惶不安的旗人总算松了口气。然而这时我突然接到电报，说家中老父病重，盼我速归。于是我顾不得沿途动乱，和仆人周禄从杭州一路赶回。到家我才发现父亲已病得下不了床了，而没过多久，宜昌来的革命党开始攻城。我想赶在围城前带父亲去沙市租界避难，但他决不肯走。大概他已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想死在老屋。我只好留下陪他，一面为他的病发愁，一面担心外面战事迫近。

我还记得那天早上，仆人老周告诉我父亲醒了，刚刚喝了一碗小米粥。我到床前看他。他闭着眼，张着嘴，却不见胸口有任何起伏。一个幻象从我脑中闪过，我的心一下子慌了。

“爹，爹。”我一声声呼唤他。

“别念叨了，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呢。”他睁开眼看着我说。

我们都笑了。他的精神比昨天要好。他让其他人先出去，我单独留下，对我说：

“儿啊，仗马上要打到城里了，你别管我了，出城逃难去吧。”

“您在说什么啊？”我惊讶地望着他。

“什么‘什么’？”他也一脸疑惑看着我。

“您一个月没出门了，忽然说什么‘打仗’‘逃难’做什么啊？”

“我听他们说的。”他指了指门外面，“外头不是在打仗吗？革命党要打进城了。”

“他们跟您说这些干吗，您好好养病，干吗操心这些。”

“早知这样，不该把你叫回来，你在杭州待着多好啊。”

“现在说这话也晚了，我已经回来了，城也早封了不让出去了。”

“我找人跟将军求情，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唉，爹，别折腾了。就这样吧，让他们打去吧。”我说。

父亲半晌无言。我以为他睡着了，忽然发现他的眼角流下两行泪水。我吃了一惊，连忙用手揩掉眼泪。他的皮肤摸起来粗糙得像白桦树的树皮，一瞬间我觉得老成这样的父亲哪怕很快死掉也是合情合理的。

过了一阵子，他交代我说：

“晚上你歇息去吧，不用在我跟前待着。吃啊拉啊，洗身子什么的有他们伺候。反正你帮不上忙，晚上安心睡觉吧。”

我放下信纸，闭上眼，脑中浮现出她忧伤的神情。我应该是在那时动了恻隐之心。我走到门口，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子，像撒了一层细盐。我试着走出去。太滑了。我叫了一声馨儿，没人答应。她在忙什么呢？算了，这么冷的天把她叫过来不好。我只好退回屋内，等她把晚饭端来。我拿起信，继续读下去：

我守在父亲床前，陪他吃过晚饭，之后我出门透口气。家里太过压抑。我在城里闲逛，走到北界门时，正好遇到一队士兵。我和路人避在城门洞外，让他们先行通过。士兵一个个都阴沉着脸。那时的我还不明白，这意味着怎样的征兆。他们经过之后，我们被这股情绪传染了，变得同样沉默。

城里稍微有点钱的都跑到乡下避难去了，到处冷冷清清。过去我和朋友们经常聚会吃饭的园子，汉城那边的珍园，这会儿居然一个客人也没有。我一个人在东院游览假山，俯身倚在石栏边，观看水池里游弋的鲤鱼、落在水池里的竹叶。我忽然闻到一阵玉兰花香，回头望见一个女人朝我走来。我记得那时她穿着青色百褶裙。她发现我正盯着她，于是冲我笑了笑，紧接着她的眉宇间露出惊讶的神色。我知道她疑惑我是男是女，我也早已习惯了他人这样的反应。

我猜到了她的身份，请她陪我说会儿话。她答应了。她叫玉楼，偌大的珍园只有我跟玉楼两个人。四方洁白的墙壁仿佛屏蔽了外面的世界，为我俩保留着世上唯一安静清白的一方天地。我对她说起我的旅行经历，从上海逆流而上一直游历到四川。她问我路上有没有遇到危险。这倒没有，每次出远门我都带两个仆人。她对杭州饶有兴致，说有朝一日想去那儿游玩，我答应到时候一定款待她。

外面有点冷，我和玉楼移步厢房休息。她站在我身后，抚摸我的辫子。我想回头看她，她不让我动。她的指尖轻轻滑过我的耳根，我的下颌，我的下巴，摸索我的嘴唇，我的鼻子，我的眉骨。她摸我的手，说，这也是姑娘的手呀。她好像对我的身体格外好奇，也许她以为我身上某个部位异于常人，所以导致我打扮得像个男人。

她央求我，让她替我重新编个辫子。起初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很快明白了。她解开我的发辫，替我绾了个汉人女子的发髻，之后取来妆盒，为我重新化了妆。她又求我穿上她换洗的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她看到我心口的疤痕，问我是怎么弄的。那是我小时候偷偷摆弄父亲烟枪烫伤的。她说她也有一块，握住我的手让我在她身上摸。我摸到一块凸起的疤痕。

“怎么划伤了啊，这个地方？”我问。

“跌了一跤，撞在什么地方挂了下，不小心弄伤的。真背时，是吧？”

我又轻轻摸了摸那道疤痕，仿佛它还未痊愈。

“撞哪儿了啊，伤得这么厉害？”

“忘了，好几年了吧，不记得了。喝醉了稀里糊涂伤了，稀里糊涂好了。”

我的骨架比她大，衣服穿上身有点紧。她搂着我的脖子端详我女装的样子，接着把我推到镜前，为我插上钗钿。我很多年没穿女装了。我欣赏镜中的自己，对这样的打扮并不排斥。我穿男装时总是显露出阴柔气质，而穿上女装我又看起来有点英气，不论怎么穿着都有点别扭。

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问我：

“跟男人睡过吗，您？”

“睡过。”我回答说。

“一个吗？”

“一个。”

她好像对这一回答非常惊讶。

我和她聊天非常放松，没有顾忌。晚上，我们依然待在珍园。我不想回家，父亲也说了晚上不用我照顾。家里叫人透不过气。半夜，雷声在远处震响。玉楼最先醒来，很快推醒我。我们坐起来，躲在漆黑的帐子后面竖耳倾听。我听出那是炮声。我们披上衣服走到门外，遇见珍园的李老板。他说现在两点钟，恐怕革命党正在攻城，已经派人出去打听了，让我们不要外出，街上危险。我犹豫是否该回家守在父亲身旁。今晚他是否会呼唤我的名字，发现我不在床边，最后伤心难过含泪睡去？我和玉楼依偎在一起，在枪炮声中仰望天幕。被屋檐、墙壁和梁柱围起来的天空中，云层仿佛裂开了，透出圆月的一角，云间的裂隙被银白色的月光照亮，看上去好像一块布满褶皱的幔布飘浮在天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炮声持续了两个小时，后半夜逐渐衰弱，归于宁静。李老板转了一圈回来，说革命党被打退了。我和玉楼这才回屋重新睡下。

我又一次站起身。是我没关好门窗，把寒气放进来了吗？为什么越来越冷了？我四处检查了一遍，发现是煤烧尽了，炉子熄火了。等馨儿送饭来跟她说吧，多带点煤过来。我有点饿了，想起信里写的珍园。两个月前，馨儿的婚礼结束当晚，我们也是去珍园吃的饭。李老板雇了原来满城那边的点心师傅，做的蜜饯和萨其马都非常好吃。我咳嗽了几声。天气一冷吸入寒气我就容易咳嗽。无事可做，我又读起信来：

天亮后，我对玉楼说我要回家一趟，她可以再睡会儿。回到满城，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顺着将军府以东，随处可见倒塌的房屋，无家可归的人们站在废墟上清理砖瓦木头；有的地方刚刚扑灭大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木炭味；还有尸体没来得及清走。也许因为我家在满城西北边，远离各种衙门，没受攻击，那片街区完好无损。到家后，周禄说他们担心了我一晚上，本来想出去找我，后来李老板派人上门报平安。他们转而觉得汉城比满城安全，不如让我继续待在珍园。我探望父亲。他才醒不久，对我说：“我听见声音了，以为在放鞭炮，后半夜困了累了睡着了。”不知是不是夜里没休息好，他的精神大不如昨天，很快又睡了。

家里没出事令我安心不少。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又受不了了，于是找了个借口跑出来，慢慢走回珍园。玉楼已经起床了，正在镜子前盥洗。我向她描述外面的见闻，她听后停下手里的动作。我坐在桌前，一边喝茶一边等她。突然，她恳求我说：

“我想去寺里烧香，超度那些死了的人，您能陪我一起去吗？”

“超度谁？”我十分不解，问道。

“昨晚死掉的人。”她注视着我说。

她的目光坚定。我同意了，只要别让我待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就好。我告诉她：

“可是承天寺那儿现在一团糟，好多受伤的士兵躺在那儿呢。”

“那我们不去承天寺。我平常也不怎么去那里，我都是去铁女寺，那里都是尼姑。”

我们简单收拾下出门了。汉城没受昨晚战事波及，仍是一片宁静祥和的样子。这是个非常暖和的大晴天，适合在户外晒一天太阳。如果不是刻意去想，我一度忘了昨晚战火已经烧到城内了。

下车后，我们走进朱红的墙壁之内，一位戴暖帽的老尼接待了我们。玉楼称她作智庵师父。玉楼领着我在寺里游览。我问她：

“你是怎么会信佛的呢？”

她扑哧一声笑了。

“几年前遭遇了件事，慢慢就信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