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冷了，馨儿早早把煤炉擦干净，帮我点起来了。外头下起雪子，乒乒乓乓敲击着窗户。我忍不住哼起来：
哦哦，雪花会梦到春天吗……
哦哦，雪花会梦到春天吗……
“您精神不错，还哼起歌来了。”馨儿笑着说，把一件东西搁在我桌上，“喏，您的信。”
但我的思绪仍停留在室外的天气上。近些年冬天越来越冷了吗？还是我身体变弱不抗冻了？每到冬天城里城外都要死一大批人，好多老人、乞丐和流浪儿都熬不过冬。上个星期，我起了个大早，到护城河边散步，遇见屈万的骡车拉了半车尸体从城里出来。他是我街坊，住在教堂边上，是专门运尸的。我看见死者跟丢弃的杂物一样堆叠到一起，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回圣母堂拿了几捆草席给他，请他帮每个人包裹好。他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最后是我自己动手的。
除了每周做礼拜，其他事我都交给馨儿跟她丈夫若瑟（我告诉他可以不用改教名，但他还是坚持改了）。结婚后她丈夫也搬进圣母堂了。我坐在暖炉前，翻阅馨儿翻译好的日记。看到日记里那些熟悉的名字，我想起了许多快乐往事，那些段落总令我忍俊不禁：徐彼得，我到这里一年后他跑到汉口做生意去了，从此音信全无。邢老妈妈，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被我雇来烧火。她本来信菩萨，后面受到我的影响皈依了，但我怀疑她根本没有放弃信菩萨，我也没有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她去世有十多年了。然后是我收养的第一个弃婴，马恩慈，是馨儿的“大姐”，长大后跟一个教友结婚了，现在常住沙市，上次馨儿结婚回来，两个孩子都很大了。
我跳页随意浏览着，不时被这些记录吸引，陷入沉思……
1905年3月2日
今天目睹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位街坊，是个屠夫，常年在南门外摆摊卖肉。今天有六七个旗人过来买猪肉。屠夫帮他们切好一斤，需要支付九十文，但是他们只愿意出七十文。旁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在那帮旗人叉腰咯咯地笑时，屠夫忽然从衣服里脱下一条项链拍在沾血的案板上，指着他们骂道：
“你看看老子是什么，你们算什么□□东西！”
我没法把那些脏话写下来，但我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脏话才令整个场面看起来异常好笑。那些旗人吃了一惊。是的，案板上的项链是木十字架，屠夫是我们的教友。他指着他们鼻子骂，追在他们身后骂，大意是这些旗人都是他和他们母亲繁殖的产物；接着，他把辱骂的对象扩大到所有旗人，认为自己是他们的父亲；最后他巧妙地把买猪肉的钱联系到他跟他们母亲的关系上。那些旗人窘迫极了，竟然没人敢还嘴，结清肉钱后溜走了。他们嚣张跋扈惯了，以前曾聚众围攻县衙，把知县拖到街上群殴。看起来他们害怕教民？但这不是好事。谁也不该怕谁。下次礼拜我要告诫大家隐忍克制，不要挑衅滋事。
我来中国已经四年了，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对我友善是因为我是个外来者。因为我是外来者，我有尖尖的鼻子、蓝色的眼睛、弯曲的头发，所以那些官府的老爷、差役、警察、士绅、商人、其他市民，他们在有意无意讨好我。可是一旦换作他们自己人，他们之间就开始相互欺凌了。这也就是说，事情既不像我来之前听说的那样，也不像我刚来时以为的那样。
1906年12月5日
下午，我一个人到满城游玩，遇见一位大人。他骑着马，身边跟着两名护卫。他居然认识我，主动跟我交谈。我于是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位恒龄。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城里一位很有才干的协领，因为办理学堂、训练警察和新式军队有功，受到嘉奖，大家戏称他是左右都统之外的“第三位都统”。
趁这个机会，我问他怎么看待城里汉民和旗人之间的矛盾。他似乎很犯难。他也认为，现行的制度是难以持续的，事情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地步，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打了个比方，就像病人病得很重，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吃药，但如果吃错了药就会立刻没命。说完这些话，他到将军府了，我们的谈话也随之结束了。
1908年6月25日
去年至今，圣母堂接收了三个女婴，其中一个脑袋天生畸形，当晚就夭折了。
我记得刚来时，一天清晨，我沿护城河散步，遇到河里捞起一个死婴，一群人在围观。尸体已经泡得发胀了，摆在地上。一旁有人拿树枝戳它的肚子，就像戳一条死狗一样。看到这一幕我非常难过，连忙制止他。我告诉大家，如果有不愿养或者养不活的婴儿，可以送到我那里。那之后，陆陆续续有人把婴儿丢在圣母堂门口。
昨天晚上我正要关门，发现门外放着一个包袱。有个女人刚走出几步，回头看见我，愣住了。我打开包袱，是个婴儿，急忙追上去。她没跑远，被我拦住。我问她怎么回事，她不作声，只是哭。她朝我磕头。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放她走了。
现在，这个女婴交给李修女照顾。我忘了在哪里看到一个词———“宁馨儿”，大意是美好的孩子。我于是给这个婴儿取名“馨儿”。
1908年11月20日
今天碰见一位会说法语的绅士。他去日本留过学，法语在那边学的。我邀请他到教堂小坐。不过，更值得记录的是另一件事：我遇见了一个哥老会成员！
这是我到中国后见到的第一个哥老会的人。我一直听说哥老会多么可怕，加上董神父死于他们之手，我对他们又好奇又心存顾虑。但这个人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就是个乐呵呵的乞丐，没什么坏心思。他关心我喉咙不舒服，建议我用枇杷和陈皮泡茶，可以润喉。我感谢他的好意，问他为什么他们哥老会这么恨教会。他说他不恨也不爱，在他看来我只是一个和尚，他为什么要恨一个和尚？这是个出乎意料的比喻，令我不禁反思，我们教会跟佛教、道教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从他嘴里我了解到，原来哥老会内部也有很多派别，就跟基督教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教派里又分路德宗、加尔文宗，等等。
我想收留他过夜，心想也许能感化他加入教会，但他拒绝了。也许跟教会扯上关系会给他带来麻烦。最后那位绅士出面，说愿意帮他找个住处。我喜欢他这种淳朴的善良，希望他从此振作起来，不再做乞丐。
1911年12月2日
我受连将军邀请，进城为恒都统看病。不久前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大腿中了流弹。可是我不是专业医生，只能看一些简单的咳嗽发热病。到了将军府，门外有很多旗人在抗议，我听了一下，大意是指责恒都统无能。见到恒都统，我发现他的伤不重，军医已经包扎好了。我不担心他的肉体，但忧心他的精神。他坐在那里的样子像一头被捕获的野兽。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觉得他们必败无疑了，革命党迟早打进城，结局已经注定了。我想跟他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于是提起他女儿结婚的那天，很热闹的一天，我恰好在人群中围观。我记得他女儿好像嫁给了一个姓季的旗人，那家很有钱，排场弄得很大。说起那一天，他的眼里渐渐有了光。他说：
“我和他父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孩子是个老实孩子，可惜短命死了。”
我说这确实很不幸，但女儿还在，将来还可以再婚。他笑了一声。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笑声的含义，但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明显变好了。
之后将军请我单独谈话。原来，所谓“看病”只是借口。将军问我，万一，他着重强调了一遍，万一，城守不下去了，我可否作为中间人协调谈判。他又叮嘱我这件事不能对外人说，尤其不能让恒都统知道。我同意了，但我说我只是个教士，人微言轻，革命党不一定信任我。将军说这不要紧，到时候还可以叫沙市租界的日本领事一同出面。按理说我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站任何一边，但我还是对将军很失望。我没法苛责他，因为我很快发现他的精神状况比恒龄还糟糕。为了让他冷静下来，我答应他：“明天一早我就去沙市找日本领事，当天回来告诉您结果。您放心，我会保守秘密，我对上帝起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