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马修德神父吗？”

“嗯！”我骤然清醒了。

眼前的人跟我一样穿着棉布长衫。“他”梳着分头，面容很清秀，很白净。“他”看着我，说：

“我记得您呢。”

“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女人。我重新端详“他”的脸，发现“他”长得也像女人。“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说：

“我是女人。以前住城里，后来搬走了，二十多年没回来了。您还跟以前一样。”

“您多大年纪了？”我惊讶地问她。

“五十多了。”

“那您比我年纪小一点。”我这才发现她脸上其实是有皱纹的，只是用粉遮住了。

“您是旗人吧！”李寿忽然用北京话说，“听您口音是旗人呀！——我俩也是旗人，我俩叫祥顺和永寿。”

“你们不是叫张顺跟李寿吗？”我问道。

“瞎，后面改的呀，自己瞎取的。”张顺坐在船尾，笑着说。

路上她告诉我们，后面她搬到杭州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回来过，一个月前忽然想回家乡看看，已经在这里待半个月了。据我所知，留在城里的旗人没几家了，老的老，死的死。不晓得她还有亲人在城里吗。我没问，怕勾起她的伤心往事。靠岸时，她多给了张顺跟李寿一人一张五元钞票。他们喜出望外，站在船里使劲作揖，请她下次回来务必还坐他们的船。但我隐隐有一种感觉，她不会回来了。我忍不住问她：

“您会‘落叶归根’吗？”

“什么？”她愣住了，望着我。

“像树叶凋落后飘回树根一样。”

她沉默了，之后微笑着反问我：

“您会吗，将来您还回国吗？”

“不会。我已经变成中国人了。”我说。张顺、李寿还有她都笑了。

我去租界的杂货店买蜡烛，那里的蜡烛又好看烧得又久烟又少。老板用油纸帮我封好。我把蜡烛夹在腋下，走到街对面的花店又买了一束白菊花，然后往北走，走到租界外，在一个老婆婆的摊子上买了三个小橘子。买完所有东西，我顺着街道朝东边望去，远远望见屋顶上的十字架。

教堂没人看门，也许吃午饭去了。我趁机溜进去，免得撞见熟人，不然又要跟他们裹半天，裹完又要留我吃饭，吃完饭又要继续裹。我悄悄走到后院，走到墓地，走到墓碑前。墓碑上用中文和洋文写着：

方济亚神父

padrefranciscojavier

1875—1930

我在墓前献上白菊花，然后像中国人一样把三个小橘子在地上依次摆开。我该说什么呢？唉，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需要我说什么，他在天有灵，肯定看得一清二楚———“在天有灵”，哈哈，看来我真的变成中国人啦。我发现墓碑周围生着一朵紫色的小花，犹豫片刻，我跪在地上把花拔走了。他“在天有灵”，一定允许我这么做吧。

出去的时候，我正好撞见高弥格神父。他张口刚想说话，

我赶忙抱着蜡烛跑了，一边跑一边回头叫道：“谢谢款待，有事先走了，下次再见！”他肯定觉得莫名其妙。这样一来我就避免同他裹了。我比不了他那样的年轻人，我这样的老年人思维迟钝话少。

坐上回城的渡船，我又困了，捏着紫色小花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见金色沙丘中的金字塔。真是个怪梦。醒来的时候船正好快到南门了。我一下船，孩子们就从各个角落钻出来跟着我，像护卫一样护送我回圣母堂。我在门前同他们道别：“记得明天来玩！”他们一哄而散。李修女告诉我，饭做好了，大家在等我。我让他们先吃，我还不饿，想去书房再翻译一段。透过书房玻璃窗，我看见馨儿伏在案前，在我的本子上写字。我站在窗外，像猫捉住耗子一样，突然叫了一声：

“哈！”

她被我吓了一跳，发现是我后吐了吐舌头。

“我不是叫你不用帮我翻译嘛，你还要准备明天的婚礼。”我笑着说。

“有什么关系，明天要用的都弄好了。”

“衣服试了吗？鞋子呢？不合身赶快叫裁缝改下——还不操心！再马马虎虎嫁不出去要变成老姑娘了！”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呗。”她抿着嘴偷偷在笑，拿起本子对着窗外的我说，“神父您翻译得怪怪的，还是我来吧。”

我还是把她赶走了。仔细一看，她确实翻译得比我好。

毕竟中文不是我的母语，而且我学杂了，脑子里文言文、官话、本地方言、北京话串在一起了。当初戴迪戈神父教的还是四川那边的官话（但总比去两广福建的费灵德神父他们要好），后面都是我自己学的。我坐下来，把紫色小花放在笔记本旁边，重新戴上眼镜，继续往下翻译：

1901年4月15日

休息了一晚上，一大早徐彼得（我还是更喜欢他的本名“细民”）带我进城跟知府报到。这是我第一次进城。彼得说，这其实是一座“双城”，我们今天去的是西半边的汉城，东半边是满城。我问他有什么区别，他说说话不一样，满城人说北京话，其他还有很多不一样，以后慢慢就晓得了。走到哪里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但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好奇。有人塞给我吃的，有人跟我打招呼，我请彼得帮我翻译，邀请他们到教堂做客。他们很友善。可惜我不会画画，不然可以把我见到的城墙、街道、官员府邸、侍卫画下来，光用语言太难描述了，何况我不擅长修辞学。我见到的知府姓余，见面前我担心他会刁难我，但其实他是个和善的老人，问我路上累不累，吃住是否习惯，老家在哪里。我一一告诉他，但我觉得他不可能晓得比利时在什么地方。我亲眼见到的跟我在罗马听说的完全不一样，那时的担心现在想来纯粹是多虑了。

之后，我跟彼得在圣母堂周围走了一转。这是一片贫民窟。彼得说，买不起城里屋子的穷人大多住这里，其次是北门外。我看出来了。他们的房子都是泥巴跟稻草做的，有的连墙壁也没有，用木头搭了个棚子，直接睡草席上。彼得说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但我不怕，反而更有干劲。这说明有更多灵魂等着我拯救，这些人都将成为我们的教友。

我从彼得那里了解到圣母堂的历史。圣母堂是董神父一手创建的。地方官不同意建在城里，只好选在这个地方。但我相信那时董神父的用意应该跟我一样，故意把教堂建在穷人中间。一年前董神父遇袭身亡，葬在教会公墓。这里已经一年没神父了。下午，彼得召集了所有教友，一共十个，我们一起做礼拜。晚饭都是大家自己带的东西，丢在锅里一起煮。我觉得很好吃。

我问彼得还有什么要当心的。彼得说，城东的旗人，还有哥老会。我比较关心哥老会，前任董神父就是因他们而死的。他说，这帮人很多是农民。我说，那我不怕了，我自己就是农民。晚上我给区教会写信，希望申请一笔钱维修教堂。等忙过这段时间，我去沙市拜访方济亚神父，看看他那边进展怎么样。今天写了好多东西，就写到这里吧。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是我上年纪脑力退化了吗？还是我的法文退步了？我怎么读自己写的东西这么吃力？不过这也难怪，自从我到中国后只有馨儿跟关先生陪我说过法语，而且后面我自己都不说法语了。看来我真的慢慢变成中国人了？算了，还是丢给馨儿去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