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变得热闹了，骡子、马、牛从城门洞里依次进出。我触碰不到任何东西，只能“站”在一边静观。我没有窥探他人的欲望，我什么欲望也没有。于是我远离人群和市集，走下护城河岸来到水边。我想看看我的脸。当我望向水面时，果然，我看不见。我只能看到一个椭圆的轮廓，就像泛起涟漪微微晃动的水面一样，脸的轮廓也在随风波动，并且这张脸上没有五官。我的脖子、身体、四肢都是这样虚无缥缈近乎透明的样态。这就是我作为幽魂的全貌。

我没有觉得伤心痛苦或别的什么。我只是不解，为什么我没有彻底消失。我在市场中来回观察寻找，没有发现我的同类。至今为止，我没有见过别的幽魂。昨天晚上，我还怀疑是我有什么执念所以阴魂不散，但现在想想，我没有什么执念。国家灭亡、家族血脉断绝都无所谓，父亲也好，妹妹也好，他们死不死、活不活都无所谓。我只想永远安息，像困倦到极点后洗个澡躺在干干净净软乎乎的床上大睡一觉一样。但这一点愿望也无法实现。换个思路想想，也许这一切是对我的惩罚？我犯了罪，但比我恶劣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受罚的单单是我？

我不能保证此刻我的思绪能维持多久。我回头望去，看见耸立在洋楼尖顶的十字架。我知道那是圣母堂，南门外的老圣母堂。我跟随我的步伐走入其中，从不远处看着我。

我站在门口，就像是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正当我环顾四周不知如何开口时，马修德神父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

“您很眼熟呢。”马神父对我说。他的眼睛是漂亮的淡蓝色，闪烁着玻璃的光泽，正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我。他居然记得我，看来我无法遮掩过去了。

“我来过，见过您，和八十四一起的，姓常。”

“哦，是吧，我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您。”他点了点头。我愣了下，他不是认不清中国人的长相吗？

“八十四呢，他还好吗？”我问道。

“他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好吧。”我笑了笑。其实我松了口气。他要是还在，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看到院内种着月季，沿墙根长了一圈。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蹦蹦跳跳来到神父跟前，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她在神父耳边说悄悄话，笑眯眯地捂住缺了牙齿的嘴。马修德坐在凳子上，放她下来，问我：

“您现在在忙什么呢？”

“我现在……在工厂，一个工厂里，之前帮忙成立工厂。”我现编了个谎，还因为紧张口吃了。

“您去干实业去了，怎么样，工厂还好吗？”

“还好吧，帮人做事，他们给钱和地方住。当然我也有别的事求人家帮忙。不久前给了我一百大洋。”

“嗯，那很不错啊！”

“但一百大洋不是我一个人花的，我管着几个，得负责他们的花销，匀到我这儿没多少。”

“那您现在是头头了。”马神父笑着说。

“我不知道算不算头儿，也不想当什么头儿。老实说，我对眼下做的事没什么热情。”

“您不喜欢您的工作吗？”

我摇了摇头：

“不喜欢。一开始他们邀请我，我拒绝了，后来又同意了。”

“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不走呢？您应该做喜欢的工作。”

神父看着我。

“很难解释。那时候走投无路了，他们接纳了我。我有求于他们，也可能那时我的精神处于高压之下，快被压垮了。”

“那您现在后悔了吗？”

“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看来您不是完全自愿的。要是您心情实在不顺的话，不如换个事做。您还可以投奔亲戚朋友。您写信吗？写信问问吧。我经常给沙市的神父写信，也给汉口的主教写信，还有给南方的朋友写信。”

“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您不知道，我先前去了东北，最后受不了，跑回来了，中间很折腾了一番。所以哪怕眼下我不干了，我也不知道该做别的什么。”

“原来是这样……”马神父沉吟了一阵，说，“那您当初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

“为什么……”我想了想。因为我想逃走。我苦笑道：“哈哈，因为那时家里有很多变故，不想再待在这儿了，想去别的地方，正好父亲以前的同僚介绍了份差事，就这么离开了。”

“嗯，听您这么说，我有点担心您。因为按您说的，您离开家乡，受不了，又回来了。可是，要是这里依然不能让您安心的话，您还能去哪里呢？”

“是啊，还能去哪儿呢，到时候再说吧。”我望了一眼天空。

“所以，我有点好奇，当初您为什么要走，又为什么回来——哈哈，不好意思，问得太多了，太冒昧了。不管怎样，这里欢迎您。工厂的事不忙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教会玩。”

我点了点头。我为什么要回来？是为了寻找妹妹，还是受不了同僚下属的排挤？或者惧怕我的丑行事发？又或者只是思念故乡，想着哪怕烂掉也要躺在熟悉的地方烂掉？

我看着我从圣母堂出来，我的神情看起来舒缓了不少。看来八十四逃走了，在我们决定诛杀这家伙之前早就逃出城了。他应该不敢再待在荆州了。我该把这件事告诉凤鸣吗？还是不要吧。要是让这家伙知道我去了圣母堂，去见了一个外人，他估计会焦虑得睡不着吧。这家伙一天到晚绷得紧紧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害怕得不行。上次见他，他支支吾吾的，我问了一遍又一遍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劝你早点走。他说。

走去哪里？我觉得莫名其妙。

去哪里都行，别跟这帮人搅在一起。

先前是你们招募我的，求我留下帮你们，现在你又劝我走了？

是，我错了，我后悔把你牵涉进来，真的，我担心最后害得你把命丢了。

你这么担心为什么自己不走？我反问道。

我会走的，我留在这里纯粹是为了我哥，我劝过他，他已经完全听不进劝了。

傅凤池现在去哪儿了？我问道。

汉口，又去买枪和炸药了，他觉得时机快到了，他快疯了，我劝不了他。凤鸣低下头。

你把大家招进来，你又想逃走，你对得起大家吗？

我对不起你们，我太不负责了，我没法跟他们解释，说了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谁都不听我的。但你不一样，我想劝你，走吧，宗社党这帮人没希望的，别被他们害死了。

我没地方去了。我现在随波逐流，命运把我推到哪里是哪里。

你想走随时都可以走。凤鸣说道。

我知道，我会走的，而且哪怕你哥叫我去杀人我也不会去的，我没那么傻。

不是，你帮他们运货就够危险了，我已经受不了了。

你精神太差了。我说道。

是，我精神很差，我心里话不知道跟谁说。我去运过一次货就吓傻了，我跟额克登还是谁站在城墙底下，看他们从外面吊绳子下来，就这么把炸药一箱子一箱子吊进来，我们就这么在下面接着，我能不害怕吗？你不害怕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的没错。这不对，哪儿哪儿都不对，更可怕的是，我心里十分清楚，身体却没有任何行动，而是在听之任之。

这段时间，我经常到南门外的圣母堂转一转，找马修德神父聊会儿天。反正路不远，步行十分钟就能到。我觉得和马修德说话格外放松，因为他是和我不相干的外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心里话，不需要提防，反而是面对端瑞他们，有些话无法说出口。马神父也非常乐意和我这样的中国人交谈，倾听别人说话时总是非常耐心。有时候聊得忘了时间，到了饭点，他会极力挽留我吃午饭。他领着我来到圣母堂后头的屋子。厅中间摆着木桌，由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足有四米长，是他请木匠定做的，方便所有人都能聚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们吃得非常简单，菜汤、蚕豆还有炒洋薯。我虽然吃不惯但还是陪着神父吃。马神父一边咀嚼食物，一边慢慢挥舞着手里的银叉在空中转了个小圈，说道：

“我的家乡在比利时，很远，您应该不知道。教廷派我来中国接替上一任神父，他去世了。我到的时候，这地方还没完全修好。”

“怎么把教堂建在这里呢？”

“怎么？”

“南门外这块儿，过去在我们眼里都是城里买不起房子的穷人住的，随便找个空地，拿泥巴一围就是一间房，土房子一间挨着一间，慢慢连成一片了。我们都觉得这里太乱不怎么来。”

“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地价便宜，把教堂建在这里。

您最近怎么样？”

“很好，那天正是跟您谈完以后，我忽然受到了启发---只有知道自己为什么回来，才能看清接下来去哪里。”

神父放下叉子，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说：

“我想明白了：我回来是因为我想重新开始。”

我继续说道：

“从我离开家乡算起，我的人生一直在下跌，跌到谷底了。所以我想，回到家乡是不是就能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我明白了，回到出生的地方，重新出生一次。”

“您是说‘重生’吗？”

“对！抱歉，我的中文还不够好。”

“没事，您说得反而更形象，就像婴儿一样，重新出生一次，身上什么都是干干净净的。”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就像拿滚烫的热水冲洗过一样。

吃完饭我在院子里散了会儿步。一个男教民捏着剃头刀为神父理发。金色的头发掉落在地上，被一群小女孩捡在手里把玩。

神父不是每天都在，有时去乡下传教讲经，有时候为人看病。教堂其他人虽然不知道我的名字，但认得我的脸，尤其是李修女，每次都热情招待我，也许马修德特别交代过。我不怎么跟他们交谈，喜欢一个人在教堂院子里待着。我走到教堂后院的最深处，发现一片不大的坟墓。十多座小小的坟丘隆起，上面插着木头钉成的小十字架。无名的小花悄然生长，在灰褐色的土丘边缘点缀上紫色与蓝色。野草则没有那么走运，被人连根拔起，扔在一旁，气息奄奄，等待清理。马修德回来后，我问起这个地方。他告诉我那里埋葬的都是死去的婴儿。我的心里忽然一沉。

“最近怎么样？”神父问我。

“老样子，不过最近我都待在沙市，帮着转运货物，很少在城里。从汉口来的货物，运到沙市，再到城里。”

“那您决定好不干了吗？”

“唉，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不过，我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我打算再干几个月，三个月，最多半年，到时候我拿钱走人，另谋生路。眼下不缺吃的穿的，但为了将来的生活还是缺。我虽然对现在的工作没兴趣，但给的报酬不错，比我原先的那份高多了。为了将来打算，我也得攒钱啊，攒很多钱。”

“请您保重。您在这里还有别的朋友吗，能帮您的？”

我揉了揉眉头，笑了，说道：

“经常见面的有几个，但算不上朋友。有一个不爱说话，老实，没脾气，被我们使唤来使唤去。其他几个很狡猾，他们总混在一起，跟我聊不到一起去。每次我一进屋他们就马上安静下来，连骰子都不摇了。”

“您跟他们闹矛盾了吗？”

“倒也没有，也许他们觉得我不可靠。”

“怎么不可靠，工厂不是靠您才运转起来的吗？”神父把经书夹在腋下，问。

“因为我的立场模棱两可吧，不跟他们完全一条心。他们都知道我有别的打算。唉，这也是我猜的，很难说清。”

“那不怪他们。如果您一边干活一边总想着离开的话，别人是很难信任您的。”

“这算是原因之一吧。另外就是我跟他们出身也不一样，不是一路人。我读过书，他们没有。”

“我看出来了。认识您这么久，我很早就发现您的出身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相信您能走出来。”

“是吧。”我笑了。

“您说话可以听出来的。我这里也有旗人，生活不好，没受过什么教育。您的谈吐跟他们很不一样。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在这里待久了能感觉出来。和您说话很有意思。”

这样的称赞让我心里很高兴。马神父接着说道：

“如果您跟他们关系不好，说不上话，您可以找我说说心里话，什么都可以，我会绝对保密，就跟忏悔一样。平时那些教友找我忏悔，无论他们说了多么严重、可耻的罪行，我们之间的谈话，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我的心跳停顿了一瞬间。我深吸了口气，眼皮一颤一颤的。我很快恢复过来，问他：

“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吗？可是我没入教，不是教民。”

“没关系，如果您担心，我也可以起誓。”

“不不，我相信您。我是想问您，忏悔之后呢？只要忏悔了，罪孽就了结了吗？”

“不是，但只要真心实意悔罪，就有被宽恕的可能。”神父注视着我，“就像您说的——新生。”

神父突然问我：

“您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需要对我忏悔吗？您也可以告诉我，我会替您保密的。”

“马神父，我暂时还不想告诉您，因为我害怕您会厌恶我。哪怕您嘴上不说，看我的眼神变了我也受不了，那样的话我就再也不来了。我还不想让您厌恶我。”

“那就等您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吧，我也许会对您改变看法，但绝不会因此厌恶您。您告诉我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您身边，一字不落地全部听完。”神父微笑着说。

我看着我颓废无力、眼神空洞的样子。我如果在这个时候说了，也许就不会死了。我依然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我看见我最后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

“神父，我想先说点别的，您随便听听吧。不怕您耻笑，第一次见到尸体的时候我哭了，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了，但那次之后就好了，也许是对暴力麻木了，就像得过一次病后就不会再得了。唉，我的性格不像我父亲那样坚强。您就当我在胡说八道吧。”

“这说明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善良，哈哈，也许是软弱。神父，我跟您说过我父亲的事吗？我父亲死了。”

“最近吗？”

“不是，死了有段时间了。我父亲是军官，一年前在这儿战死了。但是，其实他不用死的，我们一家本来可以好好的，我也不用变成现在这样。他真是白死了。我本来在武昌，他在宁夏。我们是送我祖父灵柩才回来的。从四川运回来还没下葬，将军就上门求我父亲复出带兵。我们一身孝还没脱呢。那时要是他没答应，他本来不会死的。”

马修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我们没法知道命运的安排。”

我低下头。每次提到“命”，我就会失去抵抗，像被制服了似的，立刻变得非常沮丧。父亲死了，遗体停在承天寺里，因为战事吃紧，没能及时下葬。当时承天寺的老方丈弘愿法师说他不忍看到父亲自杀后堕入畜生道，甘愿在寺院里提供一方安身之所，以后会日日夜夜为他超度亡魂，直到他的灵魂解脱。于是我暂且打消了葬在祖坟的念头，何况那时又不知我们一家人接下来如何打算，只好等过几年时局安定了再把父亲的棺椁迁回祖坟和母亲合葬。下葬那天下着小雨，湿漉漉的感觉糟糕透了。仪式非常简短。我只想着快点结束，迅速了结，完成任务，然后擦掉裤腿上的泥巴回家休息。就在父亲死后第三天，将军开城投降了。

我看见我跪在墓碑前。墓碑周围一圈的缝隙又生了几株野草，被我一一拔去，我的手抚在冰凉的碑面上。没来这里之前，我还有些期待见到父亲的幽魂，结果再一次证明，这世上的幽魂唯有我一个。所以这里不过是一堆石头，根本不是父亲。父亲已经消失了，哪儿也找不到了。我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对着墓碑说话，就像在表演一样。对着石碑，我连眼泪都挤不出来。

太阳正在落山，我绕着承天寺院落中央两棵高大茂盛的雌雄银杏游荡。仰望树冠，枝叶间大大小小的缝隙被夕阳的光辉填满，整棵树一边闪烁着粼粼金光一边发出轻柔的沙沙声。这会儿已经没有多少游人了。几个穿棕色西服的游客显然来自沙市租界，说着我听不懂的日本话。在正殿前的三脚香炉附近，他身着军服，正同寺里的老和尚交谈。这不是我第一次遇见他，他就是奎善被抓走那天，坐在马上指挥的军官。那次之后，大街上、道署衙门门口，我同他偶遇了许多次，每次他都骑在那匹高头大马上。后来我从端瑞他们那里听说了他的名字，关仲卿，善后局的协理，专门负责对城里的旗人“善后”。每次看见他，我看起来都有些沮丧。我不害怕他，也不仇视他——也许抱有一点敌意，但还远没有到像端瑞他们那样恨到欲杀之而后快的地步。过去我们杀革命党，现在革命党杀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宗社党成功了，我们也会反过来杀他。那么那时我的沮丧从何而来呢？也许是我羡慕他的马，那匹高大神气的骏马。

我观察着他：他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年纪，比我略瘦一些，总是一脸严肃。他结束谈话转到正殿北边，我跟随他，见到他独自一人站在松树底下长叹了声气，之后就像一具被吊起的尸体般立在树影中一动不动。我既好奇又意外———他也有伤心难过的事吗？他的伤心难过同我的比起来孰轻孰重呢？这时，老和尚回来了，他收起那副忧伤的样子。正好三个日本游客踱步到附近，扰乱了原本隐秘幽寂的角落。一个脖子上挂着折叠式相机的日本人比画着，说着简单而蹩脚的词语冲我挥手，邀请我们所有人过来合影。我看上去迟疑了一刹那，也许是觉得如果此时此刻拒绝邀请，那就像真的惧怕他而选择逃走一样。我怀着高傲之心大步走过去，挺胸站在一个留胡子的日本人身旁。我们五个并排站着。清脆的机械按键音响起后，我们的影像应该永久地映在银版上了，也许照片早已在暗房冲洗出来，刊登在异国某份报刊不起眼的中间页上。照相的日本人抬头龇牙笑着冲我们比出大拇指。

另一个会一点中国话的日本人询问他天主教堂怎么走。我旁听他们的谈话，发现他居然用流利的日语同他们交谈起来。他去过日本留学吗？是了，留日的学生里很多革命党，父亲说过。那么他是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一个对待陌生人彬彬有礼的革命党，一个功成事遂的革命党，一个拥有漂亮栗色大马的革命党。没过一会儿，他，关仲卿居然主动问我：

“他们说要去天主教堂玩，我不去，你要去吗？”

“我不去。”我困惑地看着他。

刚开口，我的口音就暴露了我是旗人。他也觉察到这一点，视线转向我。

“你怎么样，日子过得？”他忽然问我。

“还行吧。”我答道。我感到恐慌了吗？

“你平时做什么？”

“给人当佣工，混日子。”我随口扯了个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