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夜我请了两大家子的人来吃饭，菜谱是烤烟熏里脊肉、烤抱子甘蓝、煎狮子唐辛子、焙枫叶糖浆红薯泥盖碧根果、红酒炖牛腱牛筋。我从上午就开始准备，调制腌肉的汁、烤红薯、剥红薯……我享受一个人在厨房的时间，把思想集中在香料、温度这样单纯的事情上。手机一直低声播放着新闻，其实我也没留神听。也许因为母亲从小培养了我对科学词汇的兴趣，“大气层河流”这几个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天气预报说，这条天上的河，从夏威夷附近的热带太平洋一直流到了加州上空，在海岸山地受迫上升，将在旧金山地区导致大量降雨，持续十天到两周。
果真圣诞节一过，就一连下了几天瓢泼大雨。雨点啪啪敲打着窗户，我裹着毯子在沙发上看《人生切割术》。这部剧以超现实和幽默的手法，把常人所讲的“工作/生活平衡”推到了极致。在一家神秘的巨型公司里，有一层楼的员工，由于不同的个人原因，自愿接受“切割”手术——把他们的意识和记忆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彻底分开。他们的两个自我——办公室里的“innie”和办公室外的“outie”——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不知道彼此在另一个时空都做了什么。
剧的第一个镜头，观众俯视一个身着紧身毛衣、铅笔裙、高跟鞋的红发女人，趴在一张巨大的会议室长桌上。她困惑地醒来，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公司的新员工hellyr.，刚刚被成功地“切割”了。helly从进入这个荒诞的工作场所就开始后悔和反抗，她反复提出辞职，尝试逃跑，甚至在公司电梯里上吊，最后被抢救回来继续工作。好在几位主要人物都非常温暖、有趣、丰富，台词也很聪明和机智，从感官上跟噩梦般的场景形成了反差，不然真的很难一口气看完那么多集。
我很少追剧，但是小女儿文姗说这是她今年看过的最好的剧，她一连看了三遍，我便决定看一看。两个女儿的内心世界对我都是个谜，我希望从她们爱读的书、爱看的剧中去了解她们。文姗的青春期经历了不少曲折，我能想象她非常认同helly的困境，以及她想挣脱束缚的欲望和勇气。同时，隐埋在剧情中更大的主题——例如自我和人性的构成、自由意志、选择的假象等等——也一定在潜意识里困扰着文姗和她的同代人。
看完一季已是深更半夜，我到地下室去拿旅行箱——彼得和我计划去洛杉矶与他的父母、兄妹共度新年。打开灯，我吓了一跳，整个地下室和车库都被水淹了。我赶紧跑上楼去叫醒“彼得”，我说，有急诊，快起来抢救房子。他常在值班的夜里被喊去抢救心肌梗塞的病人，这回是自家房子地下水管梗塞了。彼得睡眼惺忪跟我下楼，一看见车库里的“河流”立刻清醒了。我们同时卷起裤管，我找来一个长柄的簸箕，用它把水铲进塑料桶里，他再把水提到马桶倒掉，这样来回折腾了起码一两百回，也没见什么效果。水继续从车库门下溢进来，越涨越高。我像上了发条一样，叉开弓箭步有韵律地铲着。彼得刮目相看，他开玩笑地说，谁能相信我老婆现在这个样子，你可以种地养活一家人。我说，我骨子里就是个农民。
我想到了很久没联系的闵安琪。几十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她从芝加哥到洛杉矶看我，跟我同住在当时我的男友家。她清晨去机场之前我还在睡，醒来发现她给我留了一封信，写了两张一尺多宽、两尺多长半透明的包礼物纸上。她在信里说，“……他的本性、为人是否善良等等都有待你去观察、发掘，他对你‘农民’的一面是否也喜欢，这很重要，你这个皇后是‘农民’出身，这需要有特殊眼力的人来欣赏。我对以上这些问题一点把握也没有，你一个人闯，我很担心，怕你受欺侮……”年轻时接到的情书，甚至母亲写给我的信，我全没有留下。但这封信几十年来被我搬到东搬到西，一直都在。那时候我们要好，无法想象日后的生活轨迹会离得这么远。我们老了，但我发现那个圣诞节的夜晚一点也没有变，依然亭亭玉立，好像时间是雨衣外滑落下来的水，从未触碰到它。
到早上五六点钟，我的腰肌开始颤抖，手也磨出了泡。我跟彼得说，算了，我们举白旗投降吧。
见到这栋房子之前，我根本没有要搬家的念头。但第一次站在它的面前，我就被触动了。这栋建于一九〇九年的房子有些失修，但是它的几何形线条很特殊，很深的斜角屋檐下，有一个舒适的矮墙拱廊；正中央有一个很宽的阶梯，两侧有相配的大花盆；开放式的房型，四面都是成排的窗户，像一条“光幕”围绕着房子，十分明亮。
后来我知道这栋房是典型的“草原学派（prairieschool）”建筑，它的结构强调水平线条，而不是垂直线条——当时这个年轻的国家，相比大多数古老和高度城市化的欧洲国家，拥有更多开放、未开发的土地。“草原学派”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wright），他提出了“有机建筑”的理念，主要宗旨是结构应该像是从环境自然生长出来的。用赖特的话来说，“草原学派”是看起来好像“嫁给了土地”的建筑物。
这栋房子的建筑师叫查尔斯·惠特西，跟赖特一样，他也是美国“现代主义”建筑鼻祖路易斯·沙利文的徒弟。一九〇六年的大地震与火灾之后，惠特西设计了旧金山的许多重要建筑。我们小区的三十六栋房屋陆续建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一年，惠特西先后设计了七栋。那个时期的旧金山，大多数房屋是欧洲“维多利亚”式和“爱德华”式的。惠特西把发源于美国中部的“草原学派”引进了加州，应该算是这座城市“现代运动”的审美先锋。
彼得对我突如其来的想法感到不解，说我们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我自己也觉得莫名，无法有逻辑地解释这一欲望。我说我爱上了它，他半开玩笑地问，是真爱吗？我说，是的。他说，那就搬。换房子这件跟结婚差不多等级的人生大事，就这样被草率地决定了。
邻居送给我们一本介绍小区历史的书，里面有这栋房子刚刚建成时拍的照片。除了油漆的颜色不同，还有两扇窗口被封住了以外，它几乎跟当年一模一样。帮我装修的人问，要不要拆掉房子里一些没有功用的旧物——比方叫唤用人的电铃，收在墙里的烫衣板，我说全都要留下。现在被水淹了的洗衣房里，原有并排三个巨大的搪瓷洗衣水槽，搪瓷极厚，每只都有好几百斤重。我为了放洗衣机和烘干机，只好拆掉了其中的一只，却也不舍得丢掉，至今还在锅炉房的地上放着。
我们是房子的第三个屋主。第一个主人是银行家、慈善家j.亨利·梅尔（j.henrymeyer），他为建设加州做过很大贡献，斯坦福大学原来的梅尔纪念图书馆（j.henrymeyermemoriallibrary）是以他命名的。这个小区是梅尔与长期合作者antoineborel共同开发的，梅尔邀请惠特西为他和女儿分别在这里设计了两栋“草原学派”的房屋。
第二个屋主几十年来没有好好维修房子，我们搬进来后的第一场大雨客厅就漏水了。两个女儿都不愿意离开她们生长的地方，称这个家为“你的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她们说，你要感受历史，可以去博物馆，或者去参观废墟。
为什么我喜欢的东西都带着岁月的沧桑？
“文革”期间，为了不引起抄家的人的注意，姥姥把两只明代茶几，和一套四只的清朝茶几放在了厨房的阴暗角落里，上面都放满了锅碗瓢盆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久而久之，我们完全忘记了它们不属于厨房，毫无顾忌地在上面放滚烫的锅子，切菜、揉面。姥姥去世后，我把它们带回了美国。本来一直以为这些明清家具来自曾祖父的家里，多年后我才在无意中得知，它们是姥姥当年从逃去台湾的人手里买来的。母亲说，那时候逃跑的人丢盔卸甲，很多名贵的东西都被三钱不值两钱地卖掉。
爷爷去世后，父亲分到两只古董日式围棋桌。我不清楚它们是怎么来到他们家的，也许是日军投降后从撤离的日本人手里买的？小时候每个周日都去那里吃午饭，我从没见过他们下围棋，不知为什么会有两只这么考究的围棋桌。棋桌是由大约一尺半宽、半尺高的整木制成的，一棵树要长多少年才能长到这样粗啊。父亲把一只棋桌垫在高大的立式空调机下面，再把另一只垫在阳台上的花盆下面。对他来说，它们都在家里起到了宝贵的作用。一天，我注意到了阳台上的围棋桌，它经受了多年的日晒雨淋，已经开裂和腐烂。我跟父亲说，你把它送给我吧。父亲说，你有用啊？那你拿去吧。过了几天，我贪婪起来，又问父亲要空调机下面的那只棋桌。他有些为难地说，那空调机怎么办呢？空调很重，这东西垫着最稳。我便请人做了一只坚固的木箱垫在空调下面，把两只围棋桌带回了自己家里。
这些旧物经过自家几代人的浸润，是有情之物，是我跟祖辈之间某种实体的纽带。但我为什么对别人的旧物也那么感兴趣呢？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以一种集体的方法，保存关于我们生活和时代的信息，并将它们传递给未来。从最早的歌曲、陶罐、洞穴壁画，到后来的石雕、卷轴、绘画和书籍，都被放在图书馆、修道院和博物馆里。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在这个四维时空连续体中，我们在任何时刻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只是整体的一丁丁点。也许我们需要用传承来挽回对生命的遗憾，来瞥见未来？
每到一地我都会去那里的废墟——慕田峪的野长城，秘鲁的马丘比丘，墨西哥的玛雅遗址——从断壁残垣里看到人类曾经的辉煌，也看到地球上每一个终将被自然吞噬的文明。
大女儿文婷九岁的时候，我想给她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把她带到了卡碧岛过新年，然后驾车从那不勒斯到庞贝古城。庞贝建于公元前六世纪，在公元七十九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埋没，直到一七四八年才重新发现。我们在古城的石街徘徊了很久，太阳下了山文婷还不想走。她停留在一个玻璃橱柜前，瞪大眼睛研究着里面被岩浆定了格的人体。她从很小就对怪异、神秘的东西着迷，爱听恐怖故事。文婷严肃地站在那里，我问，你在想什么？她转头，然后冲我做起怪脸，笑着模仿起那些扭曲的体形。不知她是否在掩盖某种恐惧？她是否从那些岩石的身躯看到永恒的痛苦和挣扎？
早上七八点，水管工到了，他为房子的整个下水道系统做了“血管造影”（彼得的术语），发现这些一百多年老的瓦管，很多地方被树根入侵，有些地方因地形变化而断裂。听了彼得和我的“房屋保卫战”后，水管工说，你倒到抽水马桶里也是去同一个下水道，又从那里溢出来跟雨水一道流回来。原来我俩折断腰板的劳动，是西西弗斯般的徒劳枉费。
正在焦头烂额，我接到金宇澄从上海发来的微信，问，你接下来写的已经想好了？我跟他一通抱怨后，他跟以往一样耐心地帮助我梳理思路，他说，也许能成为一种隐喻，积压到一定的程度完全断裂阻塞。接着我们聊了一通地下水管，他说，在上海这种管道都喜欢用水泥，相对结实许多，还有好多人用pvc的。我说，很长的管道，在加州一般换铸铁的。他说，我自己在黎里镇修建老宅也遇到下水道的麻烦，上个月，他们把一棵柿子树种在了一堆管道上。我说，他们告诉我铸铁的管道刀枪不入，可以用一百年。他说，想到可以管用“某某年”，蛮虚无的……
这一年多来，老金总是这样，或闲聊式地，或直截了当地，在每月的这个时候来“催稿”，我竟然被他“逼”出了二十万多字，这是开始时万万没想到的。
朋友送《繁花》给我的时候说，这本书“瞎嗲”——上海话特棒的意思——是多年来她看过的最嗲的书。我读了第一页就舍不得断断续续地读了，所以带着它到处飞了一年多，想等到有整块的时间再打开。在那期间，我也常在kindle上看书——飞机上，化妆间或者临睡前，但是《繁花》几次三番被我从箱子里拿出来，像个护身符那样放在各种陌生的咖啡桌上，离开时又装回箱子里——直到二〇一四年伊斯兰的新年。
当时我在马来西亚拍《马可波罗》，那几天摄制组放假，演职人员纷纷成群结队去附近的岛屿游玩。我留在酒店房间，边吃早餐边读《繁花》，忘记了时间，闻雨声抬眼已是傍晚。那里几乎每天这个钟点都下一场雨，一切被笼罩在暧昧的光线里，水纹在玻璃窗上扭动，外面鸡蛋花落了一地，白花黄蕊，粉花白蕊。我全身心柔软起来，恍惚看见四十多年前的自己——那个叫“妹妹”的少女，在蒸汽腾腾的小灶间里，从邻居小伙子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嘴唇红肿、眼神迷离，汗湿了的头发贴在滚烫的脸上。小伙子的嘴再凑过去时，她突然推开身后的门，逃回楼上家里。还要过好多年她才会知道，小灶间里发生的事叫作吻，是人间最美妙的一个动词。妹妹发育得早，弄堂里几个流里流气的大男孩，见她走过时总会交头接耳，然后起哄大笑。最坏的两个还给她起了“大台面”的外号，那是上海话骂人大屁股的意思。
读完《繁花》，我给金宇澄写了一封信。
……书中的每句话都那么独特、讲究、幽默和感性，每个场景都那么可口、可触、可嗅、可闻声。阅读时，我脑海浮现出各种dejavu——头脑的错乱——把书中发生的事与自己的记忆混淆为一体，这样的似曾相识一定是上海人基因里的原始蓝图吧。
这本书层层叠叠那么丰富，足够拍十部电影，微至小品，鸿到史诗。提到史诗，没有人会联想到弄堂里的老虎窗、二楼里的爷叔、华亭路摆摊位的小琴……然而我觉得《繁花》不折不扣是一部现代史诗，充满了悲剧英雄和喜剧情形。哈哈镜里的悲剧。
阿宝在肉欲泛滥、物欲失禁的年代不婚，几乎是一种精神廉洁、一种忠贞的行为，然而男人决定不要婚姻、不要传宗接代也是对人类的杜绝和对信念的否认。四位男主角经历了各种女人，最终都单身一个人过，貌似无奈，却是选择。日常生活变得有那么一点畸形。抑或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假象？正如叔本华所说：mancandowhathewill，buthecannotwillwhathewills.人可以做他所意愿的事，却无法选择意愿本身？
虽然我能看到、听到和触摸到书中的景象，但是还没有深思熟虑，没有具体的电影构思——它将在改编的过程中滋长出自己的生命。我会强调上海的生活状态和语态，会把焦点集中在阿宝、沪生、小毛和陶陶的关系和命运上，他们的女人时实时虚，周围多变的人群更是虚多实少。除了儿童年代，从少年到壮年都由同一个演员演（参考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中的化妆和电脑合成视觉效果）。
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想法是：《繁花》是一部歌舞片。布景是现实的，充满年代生活质感的，但色彩和光线的感觉是超现实的、风格化的、自由的。比方说，五十年代也许是黑白的、六十年代是革命海报式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kodakchrome（柯达克罗姆彩色胶卷）感觉的等等。我能看到灰蓝色的电车里、马路上、弄堂里大妹妹和兰兰像两只花蝴蝶，似乎有追光跟着，青春也和蝴蝶的生命一样瞬间即逝。电影里一支歌舞可以穿越不同的时代，交代不同的背景故事和人物关系。影片可以包括有时代和阶层代表性的典型音乐、歌曲和舞蹈，以及今天电影叙事人编写的歌舞，副歌可以重复上海方言。我现在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并不成熟，但这个想法令我兴奋。
自从参加了一次电视台的舞蹈比赛节目，我一直在想拍一部歌舞片。就像你画的插图那样，把小毛家的那栋楼从上到下一刀切开来，直接就是舞台布景，楼上一路唱到楼下，楼下一路跳到楼上。我现在给你写信，眼前就出现了顶楼小毛家大妹妹、兰兰、银凤偷听沪剧《碧落黄泉》，汗湿的衣服透露出肌肤……小毛和银凤下楼去，银凤在屋里洗浴让小毛拿肥皂，二楼爷叔在门洞里偷看……还有一楼理发店里诱人的八卦……
当时我知道《繁花》的版权已经卖给了王家卫导演，但是我侥幸地想，万一他不想拍了呢？我先跟作者挂个号。旧金山的一位作家朋友帮我找到了金宇澄的邮箱，但信发过去后犹如石沉大海。后来我才知道老金已经换了邮箱，我写的信在网络空间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待了很久才转到他那里。
二〇一五年底，我们终于约好在贵都酒店喝茶，我每天陪父母去那里的游泳池游泳。那天我游完泳在咖啡厅等他，过一会儿他到了，坐下后没多久就掏出一包香烟，环顾了一下四周，问，你抽烟？我说不抽。他问，你怎么知道我抽烟？心还蛮细的。说着，他低头点烟，我这才发现原来我选的角落是吸烟区，只好顺势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笑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想吸烟的时候总是会起身避开我。
有一天，金宇澄发给我几张照片，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我端详那些拱形的门洞和窗框，拱形的隔墙顶，拱形的壁炉……回信说，我家老房子不是这个样子的。老金接着发来了弄堂的地图和地址：平江路170弄10号，那的确是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很小的时候——也许是怕我走丢——母亲就教会我背诵“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
英语中有个意大利外来词pentimento，意思是画布表层油彩底下艺术家的初衷，例如头或手起初在一个不同的位置，或者裸体原本是穿着衣服的。祖屋的pentimento像幽灵般浮现出来：高高的屋顶，笔直的画镜线，宽大的钢框窗，对开的玻璃门通向阳台……我在那里的三十余年，见证了它经受的种种，但所有的毁坏都掩盖不住它从容结实的骨架。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二姨曾跟我解释过，那是一种日式的洋房，一切都是简洁挺拔的直线和直角。装修的人显然不懂得，也不尊重房子的建筑理念，使它丢失了原有的品格和气节。就像人丢失了人格。
我跟金宇澄说，变成这个样子，难看死了。他觉得我有偏见，说，你又没看见过，我觉得这个样子非常舒适。
我给他看家里四代人在那里的老照片，说，我怎么可能没有偏见。他说，噢，真的认不出了，原来外交大楼是平顶的，原来弄堂当中的公房是一大片草坪啊。
我跟他讲了一些少儿时代在那栋房子、那条弄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回，有点像《美国往事》的感觉，你可以把它们拍成一个电影。
不久后，老金读到一篇我写的悼念贝托鲁奇的博文，发信跟我说，写得很好，建议你写书。我回，我不行的。他说，我这个三十年的老编辑来把关。你先闭上眼睛，想到过去什么画面、场景、对话、细节，立刻记下来，这样半年就形成提纲，然后你就不可阻挡了。
记忆像冬眠后的动物开始蠢蠢欲动，可是我找出各种借口迟迟不动笔，好像永远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我跟老金说，我颈椎不好，做不了写作这行。他回，那你先躺在沙发上录音。我说，我只会有感而发地写几篇短文，不会写长的。他回，你可以的，像蚕宝宝吐丝，慢慢地编织。我说，我得先把《道德经》读了。他回，千万不要读。
时不时地，我会接到老金发过来的文章，记得有史铁生、彭小莲、陈凯歌、贾樟柯写的往事回忆。他说，人家好写，你也好写。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些书籍，比方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齐邦媛的《巨流河》、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英格玛·伯格曼的《魔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