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恍惚有这样的记忆，出事的那天外公没有吃完碗里的午饭，拨到猫食盆里喂猫了，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那晚母亲很早就让我和哥哥去睡觉，半夜里我被各种动静吵醒，好像有人低声急促地说话，还有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我再入睡的时候就睡得很浅，做了断断续续的噩梦。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预感，也许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看见家里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儿园。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等着我，把我带到灶头间，蹲下来搂住我说，外公死了。说着，她就哭了。那是我头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着她不放。等了一会儿，母亲松开我，擦干眼泪，拉着我的手去到外公和姥姥的卧房。厚厚的窗帘紧关着，昏暗的光线里姥姥背靠枕头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岁。母亲说后来姥姥曾经吞别针，企图随外公一道去死，但是被抢救了回来。
外公死后的第二天，母亲送我去幼儿园，教我说，别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们跟往日一样，洗完手、洗完脸，排队等着老师用玻璃试管给我们每人嘴里点一滴鱼肝油，另一位老师给我们每人手上点一滴甘油抹脸。那时候糖是稀有物资，我们每天都等着这个时刻舔鱼肝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着鱼肝油回头说，我爸爸说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义的四个字却嵌到了我的脑子里。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外公，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记忆。一九八一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随身带走了家里仅存的几张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准备四年大学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纸、替换衣服、被单、字典和几本书籍，不知为什么外公的照片也在这箱生活必需品里。一旦有了剩余的钱，我就到一家叫arronbrothers的镜框店，买回几个“买一送一”的镜框，并用很宽的硬纸边衬托着，把那几张又小又黄的照片分别挂在墙上、放在我的书桌和床头柜上。
外公站在一个阳台上，身后有洋楼和花园。他身着浅色西装，梳着中分头，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目光却是十分坚定的。那是他相片里最年轻的一张，也许是在上海医学院期间？
外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背心，打着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头顶上飘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英俊潇洒。那是他出国留学之前，还是他刚刚留学归来？
外公和几个斯文青年，站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身后是一栋矮楼。外公身着西装大衣，戴着皮手套，个子比其他人高很多。这张照片背后写着：
一九四五年于前中央卫生实验院，化学药物系药理室（重庆歌乐山）。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古老的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子。从衣服上看像是一九五〇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到北方讲学，在那里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里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笑着，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一九六〇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为镜框擦灰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看照片里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温和典雅，目光里充满抱负和理想。我总是在心里问自己，是什么让他这样决绝地离开人世？难道没有任何一种依恋能够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岁，据母亲说，他精力充沛，连体重都保持在青年时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发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病之类他全没有。而在那个寒冬腊月的夜晚，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么才能理解他？
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外公死后三十九年，我才第一次跟母亲谈起外公。母亲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市药理学会要共同组编《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上医问她要外公的老照片，可她一张都没有找到，不知是“文革”期间都烧掉了，还是搬家的时候不见了。我说没有全烧掉，剩下的几张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母亲问，你那时怎么会想到带走他的照片？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外公过早终结的人生，是我一直解不开的一个谜吧。那天，母亲跟我说了很多外公的身世，直到天色慢慢暗下来。
外公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一九三七年他以全中国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赴英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sirjohnhenrygaddum教授处学习，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一九三九年他接受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九四〇年外公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当时不少英美实验室邀请他担任要职，但是他看到自己的祖国山河破碎，科学停滞不前，便毅然在一九四一年冒着德、日潜水艇偷袭的危险，乘远洋轮归国，回到上海医学院任教并从事科研。
跟外公结识的人都会提及他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儒雅的言谈和绅士的风范。人们觉得他一定出自名门，从小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才养成了这样高贵的气质。其实，外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的气质和人格来自他一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母亲说，上医图书馆管理员都知道，张昌绍教授是上医教授中看书最多的一位。外公一生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在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文和日文，毕业后自学了德文和法文。一九五〇年代他开始自学俄文，并带领药理系的老师一起翻译了苏联药理学家阿尼契柯夫的《新药药理学》。在“文革”中，他在被强迫体力劳动的间隙仍抓紧时间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他逝世后，母亲在他卧室床头柜内，还发现了一大沓学习意大利文的札记。
对于自己专业范畴的知识，外公更是如饥似渴，在一切条件下坚持学习。他回国时，上海医学院已经搬到重庆歌乐山，那里环境非常艰苦，没有任何国外的医学杂志。外公靠过去在国外的同事寄给他微缩胶卷文献，来了解国际医学动态。
母亲和我谈话的那天下午，她给我看了两封外公写给他在歌乐山时期的助手周廷冲教授的信。写信时，周教授已去牛津大学进修，他们的通信都是用英文写的，周教授为了发表，将其翻译成中文。母亲说，这两封被周教授珍藏了几十年的信将会收入《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从这两封寄往大洋彼岸的信中，我感受到当年外公艰苦工作条件的细节、他的为人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它们成了我十分珍惜的文字。
第一封信
亲爱的周：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书和单印本，它们对我们非常有用。《微生物化学》的新版本读来引人入胜，现在我们愈来愈要具有化学头脑了。我也订购了一台华勃仪做酶的工作使用，我同时对组织培养也感兴趣，希望你尽可能在空闲时掌握这两门技术，另一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时常进行小白鼠和大白鼠肿瘤生长的研究。我希望他仍在药理学实验室，这样你可以从他那里学些技术，方法虽很简单，但很重要。
《热带病学和寄生虫学年报》的专刊对我们特别有用，因为我们正在继续研究抗疟药对鸡疟的疗效。从各方面看百乐君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我应当向英国科学家致敬。
吴珏医生已获教育部关于临床麻醉学的奖学金。他将在这一暑期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去，我本人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出国一次。这个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有张毅、易鸿匹。黄琪章医生和傅丰永先生仍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仍算中央卫生实验室的人。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我盼望你在这个暑假或这个冬天回来，我们将很快招收研究生。吴珏医生即将离开，张毅医生部分时间须花在药厂里，我们实在缺乏师资，你回来不仅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你那里学到不少新知识、新技术。
我们被经济拮据所困扰，因为我们不能强求药厂履行合同，所以得不到资助。最近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它们很多已处于崩溃边缘。为了克服这一危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到外面教点书赚些钱以维持这些微小的实验，今年的前景似乎要好很多，因为美国医学援华会（abmac）已决定资助本校及其他中国一流医学院，为期三年。
过一周左右，朱恒璧博士将到英国，他是应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三个月。请告诉在英国的校友组织一个欢迎他的聚会。另外，我寄给你一份校友月报，请分给在英国的校友，我还希望他们能向学校捐赠一些显微镜以弥补船只事故的损失。除其他医学实验用具外，丧失了七十多个显微镜。
我家已添了第三个女孩，她刚刚三个多月，母女均告平安，每当我回家，这个小家伙要耗去我不少时间，为了她我必须结束此信。在下次信中将告诉你我们常山工作的进展。
请代向burn教授、bulbring小姐、blaschko和dawes博士、ling和long先生问好，同时也谢谢收到的单印本。
致以最好的祝愿
张昌绍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第二封信
亲爱的周：
您好！我们没有从你那里听到消息已有些时候了。一个多月前，我在南京遇到黄翠芬，她告诉我，你希望在暑假加入生物化学实验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如教育部不同意你延长一年，我将设法给你资助，不必担心经济问题以及实验室，我们可以再等待一年。
我相信你一定收到了校友通讯录，希望你分给在英国的校友。从通讯录以及朱恒璧院长那里，你一定知道要募集资金购显微镜以弥补由于船只事故造成的损失，我们希望在国外进修的校友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到现在国内我们已募集了两亿法币。鉴于我们在国外校友的经济情况，我们并不期望能募集到大量外汇，我们希望你捐赠些科学杂志。随信附去一张学校急需的英国杂志的单子，希望尽快与其他校友取得联系，并在你们之间募集一些款项，按单子订购一年的杂志，请尽快让我们知道结果。一份更长些的美国杂志单子已寄往美国。我个人急需下列书籍：《青霉素：它的实际运用》，fleming等著，30先令。《磺胺药物等理论与实践》，j.stewartlawrence著，9先令，lewis&co伦敦出版。《医学年鉴》，1946年版，25先令，johnwright&son出版。请尽快告诉我所有的款项，包括邮资在内，以便我请在美国的朋友偿还给你。
你真诚的张昌绍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母亲记得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每个月一次，外公望穿秋水似的等待那些国外寄来的书籍包裹，有时邮件被战火中断，那个月就白等一场。待终于盼到时，实验室的人员便轮流将胶卷放在显微阅读器下阅读，同时在打字机上将文献打出来。当时外公、姥姥和母亲住在一栋竹片糊泥巴的小房子里，包裹寄到后，一家人就搬到柴灶旁去吃饭，饭桌用来放阅读器和打字机。外公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回家后阅读打字，文献打出来后，马上着手写综述，直到深夜。母亲说，只有在电石烧完的时候，外公才会起一下身，点上蜡烛，在烛光下倒掉变成粉末的电石，换上新的电石继续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外公写出了许多当时国内十分稀缺的医学书籍，并在国外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我发现，虽然我从没见过周廷冲教授，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相片一直挂在我的墙上。以前每次看墙上的照片我都会想，相片里跟外公站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现在我知道，在歌乐山那张相片里，周教授站在外公的左边。
我问母亲，信中提到的船只事故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是日本投降后，上医从重庆搬回上海的船只。母亲说，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下江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他们跑到歌乐山顶的广场狂欢，不停地呼叫“回家啰！”上医的朱恒璧院长携王鹏万医生等，立即飞沪接受日军的投降交权，收回院产，筹备复员。姥姥因担任朱院长的秘书，也首批离开。外公留在歌乐山把实验做完，写完课题论文，然后整理资料仪器，包装搬迁回上海。母亲也跟随外公留了下来。她记得返沪前接连不断发生了几件惨案，有两架重庆飞上海的飞机坠毁了，弄得人心惶惶。接着，上医为了将滞留重庆的物资运回上海，和国立编译馆合包一艘民生公司木驳船，由“怡康”号轮船拖带。木驳船到云阳佛沱子附近时，突然起火燃烧。虽然押运人员获救，但是载运的全部公私财物损失殆尽。这里面包括了外公信里提到的七十余架显微镜、镭锭、x光机、图书、教材文档等，以及两百余件教职员的行李。
说到民生公司，今天很少有人会知道，而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它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河航企业。它的创始人卢作孚在抗日最危急的时刻，指挥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宜昌大撤退”。二十二艘轮船和八百五十多只木船，顶着不间断的轰炸机，闯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将一批又一批工业、教育、军事等人员与设备，夜以继日地转移到了重庆，四个月超出往年一整年的运输量，可谓是航运史上的奇迹。在此期间十六艘轮船被炸毁，一百一十六名员工牺牲了生命。在我的想象中，那场面远比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为英勇和壮观。
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遭受莫须有的罪名，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服安眠药自尽。写到这里，我不禁怀疑自己怎么这么随心所欲地跑题？卢作孚与我的外公有什么关系？细想起来，我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们那样的人所吸引——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而不是那些春风得意、争荣夸耀的“胜利者”。生活中如此，创作中也是如此。我处女作里的男主人翁老金，《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都是这样的人物。
抗战胜利一年后，外公带着母亲搭一架运输机也回到上海，结束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从那以后，外公、姥姥带着他们剩余的两位长辈和两个孩子，在平江路170弄10号安家。后来我的小姨出生在那里，哥哥和我，小姨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那里。
我跟母亲聊到了开晚饭的时候，父亲也坐了下来，跟母亲一起回忆外公自杀那晚和第二天的事。晚上十点钟外公还没有回家，姥姥和父母亲就去上医药理系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找他，他们一间一间地敲门喊叫，但没有听到任何回音，最后不得不回家继续等待。第二天去上班的人发现，外公在自己原来的实验室里，已经奄奄一息，被送去中山医院急诊室抢救。等母亲和姥姥赶到医院，外公已经断气。父亲那时正在华山医院上班，他接到外公一个研究生的电话，得知外公去世的消息，急忙骑脚踏车回家。但骑到了弄堂里，正好迎面看到外公的另一位学生。他拦住父亲低声问，你是不是为你岳父的事回来？他们这时候会判定你是反革命的孝子贤孙、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千万不要着急赶回家，快回去照常上班。父亲想了想，就又掉头离开了。
回到华山医院后，他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等到平时吃午饭的钟点才赶回家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和姥姥晚上去找外公的时候，他还活着，一定隔门听到妻子、女儿、女婿呼喊他的声音，由远至近，又消失在走廊尽头，他竟然没有动摇。
《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出版以后，我陆陆续续阅读了外公的学生、同行和亲人对他的情谊、怀念和敬意，每一篇文章都记载了他的专业成就、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但我最喜欢读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方说，有一年在进修生结业感谢老师的茶话会上，桌上的包糖纸印了多种不同动物的图像，外公便把它们从低级到高级排成系列，好像验证达尔文进化论的姿态。让我惊讶的是，外公这一无意识的小举动，却被他的学生看到并记住了几十年。
另一位学生分享了这样一段生动的记忆，也让我不禁微笑：“一天，师资进修班进行一个很复杂的动物实验，一切都准备妥善，可是记录呼吸的玛利氏气鼓，偏偏纹丝不动，工作无法进行，十几个人，焦急地瞪着气鼓，七嘴八舌分析原因，足足有半小时，找不出症结所在，大家一筹莫展。忽然，张老师从这里经过，大家高兴极了，都请他来找原因。实际上也是想难一难老师，试探他的才华。他冷静沉着，若有所思地端详了一会，性急的李文汉直喊，张先生您说话啊！张老师指着气鼓底下一个调节气量的小螺丝，慢条斯理地问，是不是小螺丝未扭紧？一位高师班学员，迟疑地伸出手，将螺丝拧紧，突然，玛利氏气鼓随波动的呼吸而起伏，将呼吸清晰地记录下来，全场哗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不到，而张老师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充分说明了老师洞察入微，智慧超人，令人不胜钦佩。”
一九八三年姥姥为《自然杂志》写了一篇纪念外公的文章。那时我正在美国打工留学，没有看到，姥姥也从没跟我提起过。直到翻阅外公百年纪念册时我才看到。姥姥在描写她挚爱的文章里，毫无廉价的煽情，只是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他的作风、个性和情趣。
他有一个整洁的习惯，每一本书，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放置的地位，需要使用时总是可以立刻拿到，不用寻找，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恰恰相反，三天两头得寻找什么东西，找不到时心烦生气是常事，他觉得这样的事可笑，却并不批评，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他尊重别人……不喜欢用语言来批评或干扰别人，包括他的家人。
在这间书房里，除了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任何字画摆设，墙上只有世界和本国地图，桌上只有日历、小钟和文具，有时茶几上出现一瓶鲜花，他也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