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玉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姥姥就这样诞生了。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一九〇八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遂改名史伊凡。

她的父亲（我的太公）史蛰夫是清朝大臣史贻直的直系后裔，一代国学泰斗，光绪年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史蛰夫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其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能把《陋室铭》全文刻于方寸石章中。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太公病逝于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图书馆资料室里，看到他生前的学生方伯超写的《史蛰夫先生轶闻》，以表达对先师的怀念。有一段文形容了先生的篆刻“纵横豪迈，遒劲有力，信手雕镌，字字活跃，不啻蛟虬自石中飞舞而出”。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一段非常展现史蛰夫个性的文字：“先师在溧阳任尚志学校校长时，值宜兴县立各校开春季联合运动会，先师亲率全体学生往参观。是日下午四时许，运动节目尚未告毕，而大雨滂沱。其他参观各校已鱼贯自退，独先师植立雨中，精神振奋，全体同学，因此愈觉秩然不紊。俟运动员给奖后，相偕出会场，而旁观者掌声雷动矣。”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性格暴烈，而我姥姥性格也不亚于他，从小叛逆，一九二二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一九二六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回家准备考大学。姥姥在一九二七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哥哥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女人，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先生骂笨。但是其实她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矮好婆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想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长兄或亲眷男孩的衣服？没有人能告诉我。但是我知道，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都受到了极其良好的教育。

一九八六年，姥姥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吴健雄关在“笼子”里》的文章，回忆了她与闺密在学校时的各种调皮捣蛋。她在文中这样形容了母校的样子：

“苏州有一条新桥巷，当年巷里有一所颇具名声的女子师范学校。至今我还记得：大门冷冰冰的大开着。进门，站着四棵寂寞的梧桐树。往里有三间屋：中间是走道；左右各有一间从来没人坐过的会客室。转弯是二门，也开着，不过是黑洞洞的。左手是校长室；右手是男老师宿舍。走完甬道，有亮光了，可是两扇又厚又重的三道门，很像牢门。门右是训育主任办公室，门左是舍监办公室。

“舍监面色苍白，她没来得及结婚，未婚夫已经去世，据说她是捧着写上未婚夫姓名的牌位，完成结婚仪式的。这位太太心地好，一心要把全校学生都教导得像她一样贤淑懂礼。

“第三重门里面，就都是长长的、一排一排的楼房。建筑齐整，花木扶疏。有宽敞的课室、整洁的宿舍、非常开阔的大操场，下雨天另有室内的风雨操场，也就是全校集会时使用的大礼堂。靠里有个舞台，挂上双层幕子，供演出时好开幕闭幕。”

姥姥写了她与吴健雄如何在这座监管严厉的“牢笼”中，跟这位舍监和另一位训育主任斗智斗勇，“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恶作剧。

比方：

“有一个晚上，学校开庆祝会，排练了不少节目。全校师生和校工，都拥到礼堂去看演出了。我和健雄在场外各地走了一遭，一个人都没遇见。显然这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不容轻易放过。我们商量了一下，有了主意。等到演出将近结束的当口，我们找到两条长凳，搬到礼堂外间的门口，先竖起长凳，分放在门的两边，再把细绳绑一头绑上一只凳脚，两头扎好，刚够拦住门的出路。然后跑到门背后，找到礼堂电灯的开关。“咔嗒”一声，全场漆黑。我俩立刻跑到门外去，躲在门外观察。只听得观众乱纷纷地往外挤。最先挤到门口的人，撞断细绳，跌倒在地。后面的人，被地上的人绊翻，一片尖声怪叫，比台上的演出大概真实得多，当然也精彩得多。好几分钟后，才有一位聪明人旋亮电灯，结束了这一出压台戏。

“在精力有余、思想苦闷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隔一阵我俩再演一出戏。奇怪的是从来没有被破案过。舍监太太曾对她一个亲戚悄悄泄露过，学校里有狐鬼作怪。消息传出后，据说外界也纷纷议论二女师狐鬼捣乱的新闻。”

在回忆当年时，姥姥自己也纳闷，这所学校的教育肯定不赖，当年南京中央大学招生百里挑一，她们一个个都录取了。可她怎么会如此讨厌那个“笼子”，如此狠心撒野呢？

也许她只记住了自己的恶作剧，而我却在当年师范女校的校报上，看到了另外一个她。姥姥显然经常发表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群众运动之动机”，是这样开头的：

“群众运动者，人类结合而求达其公共目的之步骤也。欲知其发生之理由，必先研究群众之心理。人类本各殊其心理，但多数人相合，则另成一种心理，既非甲之心理，复非乙之心理，而成一不可思议势力伟大之特殊心理。乃有少数人利用之，而促成绝大之运动，以达其某种目的，此则我国在野官僚、无聊政客之长技，惯施其狡祭手段，他人为之傀儡而茫然不觉，不惜以血肉之躯，冒死奔走，而为他人作嫁，可悯亦可哂也。”

接着姥姥举例辩证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得出来，文章写于某件重大运动失败后。众人激愤的情绪被某种利益团体所煽动和利用，成为徒劳的歇斯底里。她在结尾处总结道：

“欲明一种群众运动之真相与结果，必先究其动机安在。若盲从而附和之，则徒为他人所操纵，自身徒受牺牲，非惟后悔莫及，且更贻笑他人。青年，血气未定者，甚毋感情用事，而为人利用也。书此，自励兼以告人。”

每次文明的倒退，每出人类的悲剧，青少年都被利用首当其冲，成为陪葬。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就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让我惊讶的是，姥姥在少年时代已经拥有了这样严肃、冷静、成熟的独立思考以及表达的能力。

一九三〇年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大姥姥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的房子里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她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从外公和姥姥各自的简历上看，他们相遇之前都在苏州和南京生活和学习过。外公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和《老丐行》；外公在校报上发表《手淫之预防法》的时候，姥姥发表了《理不胜欲，要使二者互保其平衡》。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一九二八年他们又分别赴南京上大学。我想象他们两人多次在街头巷尾互相错过的镜头，就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里面，那一对常常擦肩而过的邻人，被命运像吸铁石那样拉近。影片最后，因为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终于有了相遇的机会。姥姥和外公那几年所有的动荡，似乎也只是上苍为了促成他们终成眷属。

姥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短文，当时姥姥和外公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跟姥姥惯常的风格一样，文章毫无煽情，也没有提及她和外公的私人关系，只是在救护队的人员名单里列上了“张昌绍”，平静地讲述了当时在真如暨南大学夜以继日发生的事情——

……我们女同志宿舍在底楼。窗外堆积着许多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壮士们的遗体。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令人肃然起敬。

救护站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大家睡得很少，白天黑夜拼命地干，平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站里常有记者和慰问团来访，不管我们怎样解释，救护站不缺吃穿，慰问团体还是用大卡车装满面包、蛋糕、饼干、罐装菜肴和棉袄、棉鞋、毛巾等等，把一间大教室堆得满满的……

最使人感动的是伤病员们的表现，他们很坚强，很少听到呻吟声。一些伤势较轻的战士纷纷要求重返前线，甚至那些伤势并不轻的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求回到战场去。有些战士因伤重必须转送后方治疗，但硬是不肯上车，他们觉得留在救护站，离火线近一些，还有机会重返前线，送到后方，就没有打敌人的机会了……

但是不久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地区登陆，威胁十九路军侧翼。十九路军因得不到兵员、武器、粮秣接济，不得不撤离淞沪战场。接到撤退通知，救护站的同志们都发呆了，等收到紧急撤退通知后，大家才行动。军部为救护站留下最后一次列车，我们迅速地背着百多个伤员和代管的武器上车，离开真如，向苏州方向开去。车到昆山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幸好没有重大伤亡，安然到达目的地。

正在热恋中的外公和姥姥是并肩的战友，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悲壮的事件，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当他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紧拥对方失声痛哭；有没有亲吻彼此悲愤的眼泪，抚摸彼此疲劳的身体；有没有以身相许，山盟海誓？我无从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结的婚。

在拍摄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的节目时，我偶然从资料中发现，当年著名文人柳亚子在一九三二年为姥姥作的一首诗。

浪淘沙——文艺茶话会座上赠史伊凡女士

珠玉泻莺喉

钢里含柔

吴娃燕语最风流。

一阕新词低唱罢

怎不娇羞。

京兆画眉俦

是几生修

天教韵事继红楼。

为恐石凉人睡去

芍药轻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