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没有说过不欢迎别人进入他的书房的一类话，可是家里人都知道他需要独处一室，因而尽少闯进去惊扰他。陪伴他的，往往是一只小猫，小猫不会说话，只会蜷伏在他的膝盖上瞌睡，却是一个好同伴。疲倦的时候，他放下工作，欣赏一下《聊斋》文学的精练，或者契诃夫短篇小说的隽永，作为休息。

如果说我对外公有任何记忆的话，那就是他的书房。我似乎有这样的印象，黄昏时分，外公坐在书桌前，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亮着，我走到他跟前，也许是去叫他吃饭。他转头对我微笑，伸腿让猫离开，再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手把手教我写字。他死后我还看见过那本田字格的练习本，第一行是外公的手迹，“说话要和气”，接着几行是我歪歪斜斜抄写的。

二〇一四年，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叫《客从何处来》的寻根节目，去挖掘外公简历上空缺的四年。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正是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年龄，这四年却是空白的。也许这里隐藏着某种答案，为我解释这位我过早失去的长辈。或者，我们追溯血缘关系，其实也是为了能解开某些自身的谜？

节目组把我带到上海图书馆。图书馆员从资料库里拿出一沓江苏省立第四中学的校刊。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校友会月刊第一版里，记载着学校期终考试的情况，“分数最优秀的给予奖状各一张，张昌绍总平均分数有92分之多，当然为高级部之最优者”。

我的大女儿从小就有超越自己年龄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不管考哪门功课，她永远考第一。我每次跟母亲提起大女儿，母亲总是说，她像你外公。传说里的外公，在任何地方考试都永远考第一。但我有时候会想，也许就只是个传说吧，许多家庭都有这样越传越神的长辈。图书馆里那些近百年前的白纸黑字，却实实在在地为我证实那些传说。

外公只念到小学毕业，就停学去苏州树德医院做了学徒。姥姥在回忆外公的文章里描写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初进医院，只做些清洁扫除工作，包括倒痰盂、洗便盆、洗瓶子等，此外就是零碎跑腿的杂活，后来让他看过门，同时搓棉球、叠纱布，并做些消毒工作。经过门诊跟班见习，帮忙换药以后，也叫他凑数看看门诊，管管病房，最后甚至派他单独出诊。”

外公愈来愈感觉到，跳过中学要想学医相当困难，于是就买了中学课本来自学，麻烦的是师母派给他的杂活太多：一下要他上街去买这买那，一下塞个小孩给他，要他抱小孩，哄小孩。而且师母相当吝啬，晚上规定熄灯的时间。白天，当然抽不出时间来补修中学课程，没办法，只好晚上冒险犯规，到熄灯时间以后，就用棉毯挡住灯光，偷偷地阅读、做习题。看不懂和做不出的习题，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找机会请他叔父教一下。

外公就是这样自学了中学课程后，在一九二六年考取了苏州的江苏医科大学。可是在录取后，校方发现他没有中学文凭，不同意他入校。他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去考太仓中学（苏州省立第四中学）的高中插班生。

图书馆员给我看的第二份校刊，介绍了学校的一场雄辩会。第一个题目是《我们中学校应否注重英文》，结果支持注重英文的正面队得胜。而支持队的首席辩论者，就是高二理系张昌绍。第二个题目是《统一中国用和平欤用武力欤》，结果反面队得胜，首席辩论者也是张昌绍。我很惊讶，印象中含蓄沉默的外公，原来是一位热衷辩论的少年。我可以想象外公具有清晰过人的逻辑性，但很难想象他在台上声情并茂的模样。姥姥、母亲和我的两个姨都说过，外公在生活中是一个寡言的人。他不懂寒暄，也不会闲聊。

姥姥曾经这样描写外公这方面的“缺陷”：“他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英语虽然管用，发音也不高明，妻子好奇地问过他，是否因为你说话时过分节约，影响了语言中枢的发达？他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可能。等了一会，又补充一句，我是用眼睛和耳朵的时候多些。”

然而，“说话时过分节约”的外公，在遇到他认为有价值的主题时，却是雄辩的。难怪所有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回忆到他演讲时的魅力和感染力，连其他教授都会抽空去听。而他在讲台上的生动和优雅也并非天生，一位当年的青年讲师回忆外公给她的教诲：“讲课犹如弹钢琴”，言下之意，这是一门需要花时间练习的艺术。

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的最珍贵的资料，是外公在太仓中学校报上发表的文章。报上醒目的标题《手淫之预防法》和下面的“作者张昌绍”，让我忍俊不禁。但细读文章，不难发现他的思考是极其严肃的：“青年时期，性欲旺盛；偶一不慎，即易犯手淫之恶癖，以致身体衰弱，精神委顿。前程远大，希望无穷之青年，往往因此一变而为伛偻曲背，遇事消极之老人。其影响于社会国家，若何重大也；当兹国难方殷，诸端待举，吾曹任重之青年，即不为己身计，何不为国家计焉……”

现在的人读起来，一定觉得外公那时的说法不科学。但是十八岁的他在思考的是，如何征服和超越自身欲望的捆绑，去追求更值得的目标。

还有一篇《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文章也引起我的注意：“呜呼，今日之社会状况，贫困极矣，民生憔悴，财政困难。固今日若为挽救国家计，舍提倡平民教育，增加平民程度外，殆无他法……”

这些文章让我感动，我想象少年的外公握笔深思的神情，心里涌起一股近似母爱的骄傲。那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中国处在军阀混战、南北对峙的分裂状态，外公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理念。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外公领导的学生会在校报上宣言：“这是何等可耻、可痛、可惨的事，难道我们是袖手旁观的吗？木然无动于衷的吗？”同一期刊还写道：“学生代表张昌绍、吴君健二位赴沪，下午募捐团持捐册及竹筒在城乡各地分头募捐，援助沪案。”十九岁的外公开始呈现出他身上固有的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良知、正义感和理想主义。他已经懂得，个人的生存固然重要，但创造一个值得生存的社会才是更重要的。在我寻找外公足迹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爱国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深思熟虑的、艰难疼痛的炙热之爱。

据母亲说，外公最满意的生活，就是深深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中。从英国留学开始，他就被儿茶酚胺和肾上腺素神经药理所吸引，这是他最渴望研究的领域。但是为了国家的其他科研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这一研究题目。先是战争中需要治疟疾，再是农民需要治疗血吸虫病，接着是研发避孕药。外公总是心甘情愿，并热情地投入到这些工作中，哪怕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所得到的只是一点一滴、极其微小的突破，对他来说也是极大幸福。到了六十年代，国际上肾上腺素神经药理蓬勃发展起来，外公深深感到，中国进军儿茶酚胺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摩拳擦掌，准备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这门科学。

我正写到这里，母亲过去的博士研究生，给我发来一篇“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最佳研究生论文”。虽然外公终究壮志未酬，但是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晚辈们依然在提及外公的科研成果：“……如果仔细思考科学院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最高峰，可能迄今为止，合作的研究仍然还是胰岛素合成……而由个人做实验的研究，可能还是一九六二年邹岗和张昌绍的研究。”邹岗当年是外公的博士研究生。记得在外公去世后，他曾多次来探望过我的姥姥。

我的大女儿听到她的曾外祖父自杀的事，感叹道，原来我有这样糟糕的基因遗传啊。她很小就对血缘感兴趣，鼓动了我们全家去做基因分析。她接着问，那我还有什么特别好的遗传基因吗？比方说一个战场上的英雄？我说，你自杀的曾外祖父就是一名英雄。我再往下说的时候，她渐渐失去了兴趣，我也就知趣地停下了。也许女儿需要经历更多生活考验之后，才会真正懂得她曾外祖父的品格和忠魂——她的血缘传承。到那时我已经不在了，她会在无意中翻看到我写的家史，朦胧中想起我们在一个大雾的下午，坐在厨房的小桌边，聊起过她曾外祖父的故事。

“文革”中有一段时期，我二姨张安华在银川当造反派。在一次偶然机会，接到了一封上医革委会寄给银川市自治区计委系统的一封信。那封信正好是关于她父亲的死，二姨就把它收藏了起来。我直到六年前拍摄《客从何处来》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件事。

银川市自治区计委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负责同志：

关于张安华同志之父张昌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一事，现将我们所知情况简述如下：

张昌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教研组革命群众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贴了大字报。在1966年8月12日，我院进行了一次斗鬼会，张昌绍亦被拉上台，斗后在校内游行，（这次学术权威均被斗）以后就打入劳改队，在1967年12月左右原保守派红卫兵垮台后，交给造反派学生后，不久就解散了劳改队，安排其打扫教研组附近的厕所，一段时间后，厕所亦不打扫了。

于1967年12月20日上午发现张昌绍在本教研组已自杀，后送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当时发现其日记本上在12月20日写有：“……但是也怕个别的野心家，把自己的前途建筑在别人的骸骨上，不实事求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有口难辩，实在受不了。死轻于鸿毛，但是活着也轻于鸿毛，那么宁愿轻于鸿毛地死，不愿轻于鸿毛地生。一年多来，活得不明不白，那么宁愿不明不白地死。”

关于他的问题尚未调查定性，群众意见：他是抗拒运动，畏罪而死。

上海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经办人陈梅珍

1968.3.15

读到那封信的时候，我想起外公去世那天，姥姥坐在床上的样子，突然懂得了她那张无泪的脸；哭泣似乎意味着一个悲剧还有救赎价值，给人宣泄和升华；而外公的自杀，是一个没有任何救赎价值的事，如外公自己清晰知道的那样，它轻于鸿毛。

母亲多次跟我提及外公日记里提到的“个别野心家”，就是当时上医药理教研组里的某个人，还有外公的一个学生。后者曾经追求我母亲未遂，是外公的学生里，唯一背叛了他的人。他们每天轮班关起门来跟外公“谈心”，直到外公死的那天。我可以想象他们日复一日阴暗的对话，像无边的黑暗包围侵蚀着外公，让他感到绝望。那两人都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受益者。外公死后，教研组的那个人把外公的日记没收了，从此石沉大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外公那段时间所受的身心折磨。

在拍摄《客从何处来》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一栋即将被铲平的百年老楼。它一共两层楼，黑瓦灰砖墙，朱红色的木窗框，一条长而窄的阳台，房顶上支出两个那个年代特有的老虎窗，那是外公曾经当学徒的苏州树德医院的旧址。我从一间房间穿到另一间房间，想象小学刚毕业的外公，楼上楼下忙着倒痰盂、扫地、搓棉签、叠纱布。待到夜深人静时，他再回到带老虎窗的阁楼里，悬梁刺股，学习中学课程。从这里开始，他学会了惜时如金，不管在什么情形下从来没有蹉跎岁月。

这样一个人，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死亡。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外公不怕打扫厕所。物质上的剥夺与苦难从未战胜过他，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外公的生命都是充满意义和希望的。他的选择，正是因为他曾经如此忠诚地热爱过——生命、祖国、理想、科学，所以他无法去过行尸走肉的日子。

站在老楼的阳台上，我留意到一辆挖土机就停在不远处。待我们走后，这栋楼将化为灰烬，也许只有我会记得，它曾经崭新地矗立在这里，承载了一个少年无尽的辛劳、激情和梦想。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少年的影子，像一个母亲永别她的孩子，带着不可愈合的伤痛，和不可弥补的失去，耳机里《繁星点点》的歌，恰似我对他迟到的爱和祭奠。

nowiunderstand

whatyoutriedtosaytome

andhowyousufferedforyoursanity

andhowyoutriedtosetthemfree

theywouldnotlisten，theydidnotknowhow

perhapsthey’lllistennow

fortheycouldnotloveyou

butstillyourlovewastrue

andwhennohopewasleftinsight

onthatstarry，starrynight

youtookyourlife，asloversoftendo

buticouldhavetoldyou，vincent

thisworldwasnevermeantforoneasbeautifulas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