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空旷的地铁月台的边缘，期待着列车的隆隆声，希望那隆隆声能平息时刻伴随他的痛苦。就仿佛脉搏，只有在寂静中才能听到。他换了只手拎包，望进隧道。一个个光点延伸进黑暗，像是通往绝望的向导。

一声咳嗽。他扭头去看左边。一个白胡子拉碴的流浪汉，刚才还不省人事地躺在一滩自己的尿里，这会儿正要坐起来，一双黄眼睛瞪着神父消瘦、哀伤的面容。

神父转开视线。他会上前，他会恳求。能帮一把我这年老的祭童吗，神父？能帮一把吗？沾着呕吐物的手会按上他的肩头，另一只手会在口袋里翻找圣章。比得上一千次告解的恶臭呼吸，夹着酒精、大蒜和陈年大罪同时涌出，透不过气……我透不过气……

神父听见流浪汉起身。

不要过来！

听见脚步声。

啊，上帝啊，发发慈悲！

“嘿，你，神父。”

他身子一颤，垂下肩膀。他无法转身，无法耐住性子，再次在恶臭和空洞的眼神中寻找基督，在脓血与排泄物中寻找基督，寻找不可能存在的基督。他茫然抚摸自己的袖筒，仿佛那里有看不见的黑纱。他隐约想起了另一位基督。

“我是天主教徒，神父！”

响起了列车接近的微弱隆隆声，然后是踉跄走路的声音。他回头去看。流浪汉步履蹒跚，意识模糊。神父一时间也没多想，过去扶住流浪汉，将他拖向靠墙的长凳。

“我是天主教徒，”流浪汉喃喃道，“天主教徒。”

神父帮他坐下；帮他放好手脚；他看见地铁来了，连忙从皮夹里抽出一块钱硬币，放进流浪汉的外衣口袋。转念一想——流浪汉多半会弄丢，便换成钞票，塞进流浪汉被尿打湿了的裤子口袋里，随后拿起包，登上列车，找个角落坐下，假装睡觉。到了终点站，他走上去往福德汉姆大学的漫长道路。那一块钱本来是要叫出租车用的。

来到访客宿舍，他在登记处签下自己的名字。达米安·卡拉斯，他这样写道。然后又仔细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对。他厌倦地想了起来，又添上了“耶稣会”的缩写字母s.j.。他的房间在魏格尔楼，一小时后他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他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一场会议。他是主讲人，提交的论文名为《灵性提升的心理学环节》。工作结束后，他和另外几位精神病学家喝了几杯，吃了些东西。对方付账。他早早离席，因为他要去探望母亲。

他从地铁站步行到曼哈顿东二十一街，走向那幢破败的褐砂石公寓楼。经过引向黑色橡木大门的台阶时，他看了一眼门廊上的孩子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无处可去。他记起了那次最后导致他离开家的羞辱：陪七年级的可爱女孩回家，却遇到自己的母亲在街角满心期待地翻垃圾箱。卡拉斯慢慢爬上台阶，闻到了烹饪的味道。温暖、潮湿、腐烂的甜味。他记起常拜访母亲的乔瑞理夫人，她和十八只猫住在一套狭小的公寓里。他抓住楼梯栏杆，开始上楼，克制住心头忽然滋生的疲惫感，他知道疲惫来自负罪感。他不该丢下她。不该让她独自一人。到了四楼，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插进母亲居住的4c公寓的锁眼。开门就像是在抚摸脆弱的伤口。

母亲的拥抱很热烈。一声惊呼，一个吻。她冲进厨房去煮咖啡，黑咖啡。她两腿粗短，皮肤松弛。他坐在厨房里，听她絮絮叨叨，污秽的墙壁和肮脏的地板，慢慢渗进他的骨头。这公寓简直不是给人住的。她靠社会保障金过活，还有一个兄弟每月接济的几块钱。

她坐在桌边，说说这个夫人，聊聊那个伯伯，说话间还带着移民的口音。他不敢和她对视，她的眼睛如同哀伤的深井，年复一年盯着窗外。

我不该丢下她。

她既不会说也不会写英文，所以他替母亲写了几封信，然后又修理了那台裂壳的塑料收音机的调谐器。那是她的全部世界，新闻、林赛市长。

他去了趟卫生间。瓷砖上铺着泛黄的报纸。浴缸和水槽中都是水锈的痕迹。地上有件年代久远的紧身内衣。神召的诱因。他因为这些躲避进大爱，但现在大爱开始冷却。半夜里，他听见它在心房间呼啸，仿佛一阵迷途的、哀伤的冷风。

差一刻十一点，他亲吻母亲，和母亲告别；他答应一有时间就来探望。

他伴着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