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那么庭上宣誓的证言是否能取决于它呢？”

斯托金医生的嘴抿得更紧了。“我的责任是验尸，而不是给被告验血。我认为斯宾塞·休谟医生是众所周知的专家，对于他的看法我信得过。”

“我明白了。所以你并不能给出自己第一手的证据？这都是根据休谟医生的观点，顺带一提，现在休谟医生甚至没有出庭？”

“法官大人，我必须抗议这样的暗示。”沃尔特·斯托姆爵士大喊道。

“亨利爵士，请根据证人的证言发言。”

“请见谅，”抱怨道，“我认为这位证人的看法相当程度上受限于休谟医生的说辞……从你所知道的信息来看，你能发誓说他并没有服药吗？”

“不能，”证人生气地回击，“我不会这么发誓，我只是给出我个人的看法。我发誓我的这个看法是诚实的。”

法官温和平淡的声音打断了证人。“我还是不明白，你是否认为被告服用过药物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目前在讨论的问题。”

“不，法官大人，我并没有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太过了。”

“为什么太过了？”

“法官大人，被告告诉我他服下这种不知名药物的时间大约是在六点一刻。而我在近八点的时候才对他进行检查。如果他真的服药了，药效到这个时候也可能基本消退了。但是，休谟医生在七点之前就对他进行过检查。”

“我们还没听到休谟医生的观点，”兰金法官说，“因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我想了解得清楚一点。如果这个神秘药物的药效可能会消退，那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并没有资格评论这件事？”

“法官大人，我刚才说了，我只是给出自己的观点。”

“很好，请继续，亨利爵士。”

显然相当高兴，开始聊起了其他事情。

“斯托金医生，还有一件也被你称之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我是指箭可能是被射出的想法。我们先来谈谈尸体的位置问题。你是否接受被告的说法，最初，尸体是向左侧卧，面对桌子的侧面？”

医生冷笑着。“我认为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检验被告的说法，而不是接受。”

“也许不是所有的情形都是这样。但是关于当前这一说法，你能勉强赞同吗？”

“或许能吧。”

“在你所知的事实里，有任何与这个说法相矛盾的吗？”

“不，我不能说有。”

“那么为了便于讨论，假设死者站在桌子旁边，也就是说（请看平面图，在那里）正对着房间那头的柜子。假设他正弯腰查看桌子上的什么东西，正当他向前弯下腰的时候，箭从柜子的方向射了过来：那么箭头会如同尸体上呈现的那样射进他的身体？”

“有微乎其微的可能。”

“谢谢，我问完了。”

猛地坐了下去。总检察长的再次询问相当简短。

“如果事情真如我这位博学的朋友暗示的那样，”沃尔特·斯托姆爵士说，“那么是否会存在打斗的痕迹？”

“我想应该不会。”

“你应该也不会发现弄皱的衣领和领带，乱糟糟的外套，有污渍的双手以及右手手掌上的伤口了吧？”

“不会。”

“手掌上的伤口是否有可能因为受害人尝试在空中抓住向他射过来的箭头造成的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很荒谬。”

“你认为是否有可能是凶手拿着一把大十字弓藏在柜子里面？”

“不可能。”

“最后，医生，关于你是否有资格验证嫌犯是否服用药物这个问题，你在位于普雷德大街的圣普雷德医院工作了二十年，对吗？”

“是的。”

之后，医生离开证人席，检方传唤了他们最有利的证人：亨利·欧内斯特·莫特拉姆。

莫特拉姆督察一直坐在律师席上。我好几次注意到他，但始终不知道他的身份。莫特拉姆督察走得很慢，但步伐稳健，无论举止还是言谈都非常谨慎。他相对年轻，不超过四十岁；但是他回答问题时总是很温和，从来不会过快做出回答，想必他有过一些出庭经验。他站得笔直，态度仿佛在说：“我并不喜欢把谁送上绞刑架，但是我们也不想听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杀人就是杀人，我们越快制裁一个凶手，对整个社会就越好。”他长了一张方脸，鼻子较短，长脸、宽下巴，从眼神来看，要么就是相当锐利，要么就是他需要配副眼镜了。他带着整洁的顾家男人以及捍卫社会正义的气场进入法庭。他用洪亮的声音宣誓，那双锐利或者近视的眼睛一直盯着律师。

“我是大都会警局的分局督察。一月四号在接到报案后，我立马前往格罗夫纳大街十二号，于傍晚六点五十五分到达现场。”

“然后发生了什么？”

“我被领到一个称作书房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了被告以及弗莱明先生、管家和警员哈德卡斯特。我询问了后三个人，他们告诉我的情况也和他们今天在此的证词一致。然后我询问被告有没有要说的。他回答：‘如果你把这些残忍的魔头赶出房间，我会尝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让其他人都离开了房间。然后我关上门，坐到被告对面。”

督察引用的疑犯陈述和总检察长在开场陈词时宣读的基本一致。而当莫特拉姆督察用毫无感情的语调重复一遍时，听起来更加枯燥且不可信。当说到威士忌被下药这部分的时候，沃尔特爵士打断了他。

“被告告诉你死者给了他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喝了一半，然后把杯子放在了地上？”

“是的，放在他的椅子旁边。”

“我听说，莫特拉姆督察，你滴酒不沾？”

“是的。”

“那么，”检察长温柔地说，“被告身上是否能闻到威士忌的味道？”

“一点都没有。”

这个问题显得那么直接、那么明显，以至于我认为检方一直故意保留着这个会引爆全场的论点。而这个证言也明显产生了效果，整个陪审团显然都领会了这个非常实际又日常的论点。

“督察，请继续。”

“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对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对我说的内容不可能是真的？’他回答：‘有人要陷害我，督察。我向上帝发誓，我是被陷害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为什么要针对我。’”

“你听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了吗？”

“我想他是指房子里面的其他人。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并不困难，我认为他的状态很友好，甚至有些热情。但是对于这栋房子里的每个人，甚至这个家庭的朋友，只要这些人接近他，他都会表露出强烈的怀疑。然后我对他说：‘如果你知道门是从里面闩上的，窗子也都上了锁，那其他人怎么可能完成你所说的这些事？’”

“对此他是怎么说的？”

证人看上去有些困惑。“他开始谈论一些侦探小说，从外面闩上门或者锁上窗户的方法，比如用线头或者钢丝之类的东西。”

“督察，你也读侦探小说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提到的这些方法吗？”

“嗯，先生，我也知道一两个这样的方法，如果运气极佳的话，它们或许可行。”莫特拉姆督察稍有迟疑，然后又用略带歉意的口吻补充道，“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没有一个方法是可行的。”

在律师的示意下，作为证物的那个笨重的窗户遮板样品再次被拿了出来，这一次连门都一起做了展示——一块结实的橡木板装在一个门框上。

“我听说当天晚上，在雷伊警官的协助下，你把窗户遮板和门都拆了下来，并把它们都带回警局做了实验？”

“确实如此。”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案件中，那些方法都用不上？”

莫特拉姆督察的解释与之前所说的相比，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当这些内容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如同“老贝利”自身一样可靠且坚不可摧。

“在你询问他关于门窗的问题之后，督察，你又做了什么？”

“我问他是否介意被搜身。因为我发现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当时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坐着的，他的外套右侧下方的裤子后袋显得鼓鼓的。”

“他怎么说？”

“他说：‘没必要搜身，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他掀开外套，把手伸进他的裤子后袋，把它拿出来给了我。”

“给了你什么？”

“一把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装满了子弹。”证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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