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父亲笑了一下说道：“当然我们无法详细地知道他从哪一个区哪条街几号来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测他是不是本驹站附近的人。”

“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想他不是本驹站附近的人。据我的判断，那两件拿在手上的上衣，很可能是急忙要送到某地给等着要穿这衣服的人。之所以没包装就是为了到那里穿的时候方便，但是把两件上衣放在手臂上，并不是最方便的方法，他其实可以把衣服装在较大的皮箱里，当快到目的地时，一面走一面拉开皮箱拉链，拿出衣服交给对方，这样既不浪费时间，携带起来又方便。”

“您究竟想要说什么？”

“我认为两件上衣原是放在汽车座位上。也就是说那个人是用汽车把上衣带来的，如果是把上衣放在车上，不包装就是很自然的了。”

“当然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他为什么又要去搭地铁呢？”

“一定是汽车不能动了，发生车祸，或是故障……故障的可能性较大，或许要想办法修理，但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开车，去搭乘地铁。福地不是说他的手很脏吗？”

“是的，是的。”

我对父亲的记忆力以及缜密的思考力惊讶极了。

“可是，为什么不搭乘出租车呢？”

“他在要发动车子时浪费了时间，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地铁站附近，坐地铁就比等出租车要快得多了，所以他就拿着上衣去赶地铁。从检票口跑下来，抬头看看钟，松了一口气，脱口就说还赶得上，这样的推测还算合理吧。”

“这一点我倒没想到。这样的话，那天黄昏，本驹站附近应该停放了一辆抛锚的汽车，如果有警察记下车牌号吗，或有人记得，就可以找出那个人了，而福地的不在现场证据也就可以成立了。”

“会那样顺利吗？或许是赃车呢？”

“您是说他也有可能是个罪犯？”

我几乎忘了这一天的奔波疲劳，兴奋得把上身往前倾。

四

“一想到他只拿上衣走的原因，我就直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件。”

父亲又闭上眼睛，脸上满布着皱纹。他在沉思中说道：

“两件上衣没有包装，这一点可以推测衣服是给别人穿而不是自己要穿的。另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把衣服送去，可能是有人发生事故，衣服淋到水或油，或沾了血，但是又有时间限制就不合理了，因为即使是急着要穿，也不需要限定几点几分前送到。”

“会不会是表演用的服装？不是平常的上衣。”

“不错。的确可以考虑这一点，在这附近有电视的摄影棚，或许有一个演员找不到应该带来的戏服，于是制作单位管理戏服的人就得在上戏前把服装送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戏服是属于重要物品，不可能随便就丢进车里或拿在手上送去。如果是临时演出的戏装，那就不必特意送去。根据福地的说辞，好像那是极普通的上衣。”

“这么说，就更没有必要从远处特意送去。”

“此外，有一种情形必须在预定时间内把衣服送到某地的伙伴手里。那就是换掉有明显特征的服装，在犯罪后才能从容逃走。例如，穿着制服可以使被害人相信他的身份，然后进行犯罪。假设凶手是冒充警察、警卫或保镖。”

“是的，那时候需要一件普通的上衣才能方便逃走。”

“尤其是制服，往往只有上衣有特征。丢掉帽子和上衣，换上一件普通上衣就可以达到化装的目的了。这样或许可以解释那个人为何要拿两件上衣匆忙赶时间了。”

“这么一来，凶手有两个人？”

“当然。只是不知道是杀人或是欺诈？或是抢劫……如果是欺诈或抢劫的话，他所得到的东西体积一定不大。”

“为什么呢？”

“如果因汽车故障而改乘地铁的推断是正确的，就应该是这种情形。福地看到他的手是脏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样推断也是正确的。这个人放弃汽车改乘地铁，如果他们得手的东西很大，就不能没有汽车运送，那么只换上衣化装一下是不够的。”

“可汽车故障是无法预知的。”

“不，如果一定要用到汽车，便会事先小心保养好，绝不能让车临时抛锚。”

“若歹徒是两个穿制服的人，而且去抢劫，抢的东西体积又不大，这的确有调查的必要。”

“福地是从靠巢鸭的检票口下来的，还是从靠白山的检票口下来？”

“是……靠巢鸭的检票口。”

“既然那个人是向站台一直走过去，那么如果是板桥方向就是后面的出口，如果是水道桥方向，就是前面的出口接近犯罪的现场。”

“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发生了像爸爸所推测的事件，而在本驹车站附近又有汽车故障，那么就可以证明福地的不在现场是真的了。”

“是不是能证明现在还不确定，可是在理论上讲福地是不可能杀人了。即使是找到那个拿两件上衣的男人，他是不是会承认他说过那样的话呢？更何况他或许根本不记得他见过福地。”

“不管怎么说，如果爸爸的推理是正确的，对福地将会很有利。”

“但是对你们来说就会很头痛了，因为调查工作又回到起点了。”

父亲扭动了一下嘴角，然后像下定决心似的伸手拿支烟放在嘴上。我立刻把打火机送过去。

“我希望能听一听您在这方面的意见，如果能够有更多对福地有利的证据，我也会感觉轻松些。”

“明天还要继续去查访吧？”

“还不知道能问出什么呢。如果是一时冲动而下手杀人，其动机是潜伏在内心的。即使是平常关系密切的邻居太太们，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动机。”

“那是当然，不过那个耙子实在让我想不通。耙子原本放在屋梁上，而那个房间就是行凶现场。”

“是的。”

“房间里不会是铺了地毯，地毯上放着桌子吧？”

“对，那原来是个日式房间。”

“这么说，被害人和凶手原来都是坐在草席上，凶器是水果刀还是菜刀？本来是放在哪里的？”

“凶器原本是放在盘子上用来削苹果的水果刀，那些削好的苹果只有死者吃了一块，凶手好像没有吃。”

“谈话时发生争执，凶手就拿了水果刀，被害人因事出突然，在受伤以后才拿到那个耙子。”

“大概是吧！不过也可能是两人正发生争执时就从房梁上拿下耙子。或者是在她拿着耙子时发生了凶杀案，那也是有可能的。”

“那个耙子坏了吗？”父亲非常急切地问道。

“没有坏。但是竹柄和丑女面具上沾了很多血。”

“要是这样，我还是认为她在受伤后才去拿耙子的。如果她本来就把耙子拿在手中，当然会用它来抵抗对方的凶器，耙子多多少少会碰坏的。”

“也许是的，因为屋梁上也沾了血迹，可能是受伤以后才去拿耙子……但那时虽拿到耙子，受害人已经无力把耙子当做武器来使用了。”

“被刺伤以后，如果想找搏斗的武器，是不是一定得要站起来伸手去拿屋梁上的东西呢？难道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吗？比方说把盘子扔过去？”

“当然，那里还有皮包或花瓶，都可以用来打对方。您究竟在想什么？”

“我在想，死者拿耙子的是另有用意的。”

“什么用意？”

“五郎，被害人是不是想用耙子来暗示凶手的身份？”

“什么？”

“两个人一起谈话，还多叫了一份鳗鱼饭要请对方，不管有没有诚意，至少对方是个无须设防的人，而她竟被一个丝毫不需戒备的人杀了，她一定很生气，死得太冤枉了。”

“那当然！”

“可是她不能呼救，也不能打求救电话，因为凶手就在眼前，说不定凶手还阻止她求救呢。也许是颈部割伤发不出声音，所以拼命抓住耙子，想暗示凶手是谁。”

“可是，耙子上没有写任何字，或是某人的名字……”

“既然没有任何字，会不会是卖耙子的人？或是制造耙子的人？”

“大概不是吧，如果是那样，凶手一定不放心，会设法销毁的。”

“是一起去庙里的人吗？据说她是和四五个邻居太太一块儿去的。”

“那是没有办法暗示是四五个人中的哪一个，我想应该不是一起去庙里的人。凶手虽然没有发觉，但那耙子一定暗示了一个人的名字或特征。”

“一定要凶手没有发觉吗？”

“当然了。死者拿到耙子时，凶手一定还在身边，死者是个块头高大的女人，伸手拿屋梁上的耙子来自卫。死者拿着耙子准备向玄关爬去，但却没有力气了，这时凶手急忙从后门逃走。”父亲对自己所说的话好像很满意，边点头边说道，“所以凶手到现在还没想到尾田登喜子拿耙子是用来暗示他的。”

“可是，被害人究竟暗示的是什么呢？”

我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五

“那不过是支普通的耙子，上面只有一个丑女面具而已。不，等一下。”我咬紧嘴唇继续思考着。

“丑女面具又叫多福，而庙的耙子所代表的意义是要把福耙请进来。会不会福地就是凶手呢？耙子是不是用来暗示福地的福呢？”

“你是不是还想说因为多福面具上沾了血，就像说相声的人一样说是福血嘛！”

“怎么会呢？”

“当然不会。沾在上面的血与暗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照你的说法只暗示一个福字，我想该不会那样含糊笼统的。”

“好像刚才说过那东西叫鬼耙。”

“我没看到那东西，不过从你描述的情形看来，大概是鬼耙吧！”

“这样说来是和鬼有关系。可到目前为止，有关的人中没有人的名字上有鬼字的，也没有人做和鬼有关的生意。”

“我不认为被害人知道这种耙子就叫做鬼耙，我想她的暗示应该和耙子名称没有什么关系。”

“那会是什么情形呢？”

“被害人四十九岁，大正末年出生，是在东京出生的吗？”

“据说是的，好像是在下谷出生的。”

“这么说大概是在战前就和那庙宇有关了，而且关系密切，你想想看，那种人看到耙子会联想到什么？那就是死者所要暗示的。”

“是什么呢？”

“看到耙子，如果是男人，大概会联想到吉原。”

“吉原？到目前为止，被害人的亲友中还没有叫吉原的哪。”

“我是说如果是男人，但是现在死者是女人。”

“那么，女人从那个耙子可以联想到什么呢？”

“不明白。我只知道战后的那个庙。”

“现在也是一样。看到耙子联想到教养穗的发饰，或是那里特有的食物，如芋头或山楂片……”

“芋头就像婴儿的头一样大，蒸熟后就用竹签串起来，山楂片就好像薄薄的一片饼干。在我小时候，您常买回来给我吃，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东西很好吃。”

“有过那样的事吗？不过山楂片是任何地方都有出售的。”

“那么芋头呢？”

“芋头和耙子一样，是那个庙的特产。有人称它是芋头，也有人叫它人头，有好几种称呼。可是在东京并不叫芋头或大头，通常是说唐或头，写的时候就写‘唐之芋’。”

“唐之芋……东野，难道凶手是东野吗？”我忍不住大声地说道。

“我是那样想。”父亲闪闪发亮的眼睛好像很有信心，他点了点头说道，“如果尾田登喜子去拿那支耙子能暗示的就是：东野是凶手。”

“可是，由于尾田登喜子的死，东野也会受到损失呢。”

“一时冲动而起杀机时，往往不会想到利害关系吧。”

“那是当然。”

“尾田登喜子提了一百五十万现款，然后和某人准备一起吃鳗鱼饭。”

“是的。”

“那个打算和她一起吃鳗鱼饭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凶手。东野的家就在现场附近，能够替他的不在现场作证的只有他那身体虚弱的太太。”

“可是他曾在三点四十分时接了一个电话。”

“三点四十分，在时间上足够他杀了人再回到家了，他不是就住在现场附近吗？”

“也许杀了人再跑回家还不到三点四十分呢……”

“东野在逃走时碰巧没有被别人看到，跑回到家又正好有人打电话来，这些大概都是偶然吧！”

“偶然的情况固然是有可能，可是……”

“东野可能是要向被害人借钱，一定是第一次。被害人答应以后就准备了一百五十万元。东野来拿钱时，被害人登喜子就预备请他一起吃鳗鱼饭。到此为止，一切都还很顺利。”

“然后发生什么事呢？”我急忙问道。

父亲耸了耸肩说道：“我怎么知道呢。”

“您可千万不要推理到这里，然后就丢下不管了。”

“我不是丢下不管。福地所说的可能是事实，如果能查到我所推论的那种事件的话，福地就是清白的了。但是别忘了，到此为止都是推理。被害人到死还紧紧抓住耙子，是否为了暗示谁是凶手？这也是推理得来的。一路推理下来的结果，得到了杀尾田登喜子的人可能是东野的结论。到此为止，我对推理出来的情节还满有把握的。”

“我也认为很有道理。”

这时候他却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可是，以后所发生的事就无法推理了。到底什么事情刺激了东野，使得他杀人？除了现场目击者谁也无法知道。既使有目击者，说不定也无法了解其中缘故。可能只有东野自己知道了。不过……如果想象不必负什么责任的话……倒还可以想象一番……”

“您用想象的也可以，如果东野是凶手，他和尾田登喜子是不是有了肉体关系？”

“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三十九岁年轻力壮的男人，太太又体弱多病；而那个女人虽是四十九岁，但‘女人四十一枝花’。登喜子若没有一点桃色新闻，那就是她用某种方法去排解性欲，而对象就非东野莫属了。她的土地让他管理，但大权仍操在自己手中；她的身体也让他做适度的‘管理’，但自己仍紧紧抓着权力。”

“登喜子完全是在利用东野。您的想法是这样吗？”

“嗯。东野可以说是管家兼男妓。可是如果东野心里想不开的话，会很苦闷而且不满。”

“就像沼气一样储存累积，即使能勉强地抑制，一旦因摩擦产生小小火花就会引起爆炸的。”

“也许被害人一句无心之言会成为导火线。”

“这么说来，东野的太太可能知道丈夫杀了登喜子。”

“有八成可能，她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就替丈夫作伪证。东野太太是个体弱多病的女人，打扰这样一个女人也许会令人感到不便，但防线的突破就在她身上了。然后接下来的是钱，是否极需要那笔钱……”

父亲的表情和方才推理夹克、西服、套装时的表情明显不同，他的脸上呈现出极度的忧郁。所以，我决定今天的谈话到此就告一段落。

“我明天会去调查的。”

（张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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