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事情发生在星期三。你知道斯蒂恩诊所女士衣帽间的样子吧？它外面是个大房间，有一个洗脸池、一口放东西的小柜子，还有两间洗手间。那天，诊所比平常晚关门。我想，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早就过了晚上7点。呃，我在洗手间里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进了外面的大房间，玛丽安护士也和她一起进来了。我原来以为她们都要回家，但我发觉博勒姆小姐肯定是想从她的小柜子里拿什么东西。玛丽安护士是跟着她一起进来的，她们之前肯定一起待在行政主管办公室，因为她们显然一直在交谈，而且好像在争论着什么。我无意中听见了。你懂的，我本来可以咳嗽一声或者冲一下马桶，表示我在里面，可是等我想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她们在争什么呢？”她的朋友问道，“钱？”
根据她的经验，这是家庭纠纷最常见的原因。
“呃，听起来好像是。她们说话的声音不大。当然我也没有刻意想去听。我想她们肯定是在谈玛丽安护士的母亲。她是个理学博士，你知道，现在基本上下不了床了。博勒姆小姐说她很难受，但是她已经竭尽全力了。她希望玛丽安护士聪明些，最好理解这个现状，并把她母亲的名字添加到医院床位预约名单上。”
“这非常合理。你总不能一直在家护理这样的病人吧。除非你放弃工作，整天待在家里。”
“我觉得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做不到。反正她又开始争论，而且说她母亲只能在老年病房和许多老年妇女一起度过余生，博勒姆小姐有责任帮助她们，而且这是她母亲希望得到的。接着她又说，如果博勒姆小姐死了，她就会得到一笔钱。如果现在就能得到一些钱，她们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就好多了。”
“博勒姆小姐的反应是什么？”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安布罗斯护士长说，“我已经记不得原话了，大体上的意思是说，玛丽安·博勒姆护士不必指望拿这笔钱，因为她打算改变自己的遗嘱。她说一旦她真的下了决心，就会尽快开诚布公地告诉她的堂妹。她说这笔钱很重要，她一直在祈祷，希望有人能用它去做正确的事。”
夏普小姐哼了一声。她发现，难以置信的是，上帝竟然会建议她不要把钱留给家里人。博勒姆小姐如果不是不成功的请愿者，就是刚愎自用、曲解上帝旨意的人。夏普小姐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同意这样的祈祷。有些事情人们能够靠自己做出决定。但是她发现她的朋友有难处了。
“如果传出来，那就糟糕了，”她承认，“毫无疑问。”
“我觉得我很了解玛丽安护士，夏普。那个孩子连一只蚂蚁都不会去踩。说她会去杀人，简直是无稽之谈。你知道我对年轻护士的总体看法。呃，我明年退休，对于玛丽安护士会接替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意见。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对她是完全信任的。”
“也许吧，但是警方未必会信任她。他们凭什么要相信呢？她也许早就成了他们的第一怀疑对象了。她到过现场，没有不在场证据，她有医学知识，知道脑壳上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凿子应当插进哪里。有人告诉过她，说蒂皮特不会待在诊所。现在又有了这件事!”
“这笔钱看来不是小数目，”安布罗斯护士长倾身向前，并压低了嗓门儿，“我想我听到了博勒姆小姐提到过3万英镑。3万啊，夏普!简直像中了彩票!”
夏普小姐不由得感到一阵兴奋，但只说了一句：如果有了3万英镑，还要继续工作，那就要看看这个人的大脑是不是有问题了。
“你会怎么做，夏普？你觉得我应当说什么吗？”
安布罗斯护士长很有主见，而且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但她意识到自己做不出这样的决定，于是把一半担子给了她的朋友。她俩都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两个朋友很少向对方提要求。夏普小姐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不，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要。她毕竟是你的同事，而且你信任她。你无意中听见她们的谈话，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无意听见而已。这只是你正好在厕所里而引发的巧合。你得尽量把它忘了。不管怎么说，警方会发现博勒姆是如何处理这些钱，是不是已经改过遗嘱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玛丽安护士都会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开庭审理，记住，我只是说‘如果’，呃，你不想卷进不必要的麻烦吧？别忘了伊斯特本案件中的那些护士，她们在牢房里蹲了多久？你不想那样丢人现眼吧。”
安布罗斯护士长心想，自己当然不愿意这样。她心目中的想象太生动了。某某勋爵将提起公诉。那个人有高高的个子和高高的鼻梁，可怕的眼睛瞪着她，两个拇指钩着律师长袍上的两条背带。
“好啦，安布罗斯护士长，也许你会告诉上帝或者陪审团，在无意中听到被告和她的堂姐谈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法庭中阵阵笑声。穿着红色长袍、头戴白色假发的法官从座位上弯下身子：“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笑声，我就让旁听者退出法庭。”
肃静。某某勋爵又开始回到案子上：“呃，安布罗斯护士长……”
不，她肯定不愿意这样抛头露面。
“我想你说得对，夏普，”她说道，“毕竟警司没有特地问我有没有无意中听到她们在争吵。”他当然没有问，而且如果运气好，他永远不会问。
夏普小姐觉得该换个话题了。
“这个问题斯坦纳医生怎么看？”她问道，“你总说他一直在想办法，要给博勒姆调换单位。”
“这也是很奇怪的事!他感到特别烦恼。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了，我们最初发现尸体的时候，他和我们是在一起的。你知道吗？他当时几乎无法自控。他不得不背过脸对着我们，我可以看出他的肩膀在发抖。我想他其实是在哭。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难受。人有时候是不是挺奇怪的，夏普？”
这是表示不满和抗议的痛哭。人有时候真的很怪!你以为你了解他们。你为他们工作，有时候一干就是好几年。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你与家人或好友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你熟悉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他们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像斯坦纳医生，在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尸体旁哭泣。像巴古雷医生，和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的暧昧关系已有多年，一直没人知道，直到有一天博勒姆小姐发现后告诉了他的妻子。像博勒姆小姐，天知道她把什么秘密带进了坟墓。博勒姆小姐，这个愚钝、相貌平平、不引人注目、引人反感的伊妮德·博勒姆，结果却被人用凿子扎进了她的心脏。像工作人员中的某个人，穿得跟平时一样，星期一早晨照常来上班，谈吐和微笑也像平时一样，却是个杀人犯。
“该死的笑面恶棍!”安布罗斯护士长突然冒出一句。她心想，这句话出自一部戏剧。也许是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引语都是从那里来的。这种简短、尖刻的话很适合她此时的心境。
“你现在需要吃点东西，”夏普小姐明确地说，“不要那么油腻，但是要有营养。我们是不是明天晚上再用平底锅做菜，今天就先吃煮鸡蛋吧？”
如内格尔所愿，珍妮小姐在圣詹姆斯公园入口处等他。内格尔穿过购物中心，看见战争纪念馆旁那个垂头丧气、郁郁不乐的瘦小身影，怜香惜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么阴冷的夜晚，站在那里简直是活受罪。可是她一开口，就把他怜悯的冲动驱赶得无影无踪。
“我们真应该在别处见面。当然了，这里对你来说是方便了。你正好顺道回家。”
她有点不高兴，像个被忽视的妻子。
“那就回公寓去，”他轻声细语地逗弄她，“我们可以乘公共汽车。”
“不，不到公寓。今天晚上不去。”
内格尔微笑着走进黑暗，与珍妮小姐一起在树木的阴影中漫步。起先他们还隔着一段距离，她没有立即向他靠过去。他向下瞄了一眼，看见她那平静的脸缓缓抬起，已然全无哭过的痕迹，但显得非常疲劳。
她突然说：“那个警司很帅气，是吧？你认为他会怀疑我们吗？”
这就是了，她想听到安慰的话，像孩子那样需要保护，即使她表面上满不在乎。
他没好气地说：“天哪，他为什么会怀疑我们？她死的时候我在诊所外面。这我知道，你也知道。”
“但是我不在外面。我在诊所里面。”
“没人会一直怀疑你的。医生们都看见了。这些话我们都说过了。如果你保持头脑冷静，听我的话，就不会出问题。这是我希望你做的。”
珍妮小姐像个温顺的孩子那样听内格尔说着，但是他看见她那疲惫而冷漠的脸，觉得自己好像在跟陌生人打交道。他无聊地思考着他们俩能否再度分道扬镳。他突然觉得，其实她并不是受害者。
他们来到湖边后，她收住脚步，凝视着水面。黑暗中传来鸭子压抑的叫声和缓慢的脚步声。内格尔嗅到晚风中海的咸味，不由得一颤。他转身端详着她的脸，见她一脸疲劳，但他在心中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形象：白色护士帽扣在宽宽的前额上，帽子下方有着黄色的头发和深邃的灰色大眼睛。他试探性地想了一个新主意。当然，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不过这样的情形很快就会结束，他可以把珍妮甩掉。再过一个月，他就去巴黎，不过去巴黎也就只需要坐一个小时的飞机，他会经常回来的。甩掉珍妮之后，他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值得尝试。还有比跟有3万英镑的继承人结婚更好的命运吗？
玛丽安护士走进伦敦西北部的雷廷杰大街17号。那是一些狭窄的带平台住房，她所熟悉的底楼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煎炸留下的油脂味、家具的油漆味和刺鼻的尿臊味。那辆双胞胎用的手推车放在门背后，污迹斑斑的垫毯搭在手柄上。烹饪散发出的气味不像平常那么浓烈。今天晚上，她回来得很晚，住在一楼的房客们肯定早就吃完晚饭了。从住房的后面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几乎被电视机发出的声音所淹没。她可以听见国歌声，那是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结束一天的节目。
她慢慢爬上二楼。这里的食品气味淡了许多，被各家各户消毒剂的强烈气味掩盖了。二楼的住户特别喜欢干净，就像地下室住户特别喜欢喝酒一样。楼梯平台的窗台上如往常一样贴着一些条子。今天晚上的条子上写的是：“别把脏奶瓶放在此处，此窗台是私人的。指的就是你。”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但是从那扇褐色油漆门的背后依然传来吸尘器全速运转的呼啸声。
现在快到四楼，也快到她们自己的公寓住房了。她在最后一截楼梯的底端停了停，像个陌生人似的，看了看她为改善居住环境以及在形象方面所做的令人乏味的努力。这里的墙壁都刷了一遍白色乳胶漆。楼梯上铺了条灰色的棉毛地毯。那扇门被漆成鲜亮的橘黄色，上面装了只蛙形黄铜叩门环。墙上精心布置了三张她从贝里克大街市场挑选的印花图画，一张贴得比一张高。一直到今天晚上，她都很喜欢自己动手布置的这种效果。这确实给进门前的这块地方增色不少。有时候这块地方让她觉得，如果邀请诊所的博斯托克太太，甚至安布罗斯护士长到家里来喝咖啡，也无须向她们解释或者表示歉意。可是今天晚上她自由了，无须对贫穷的现状再自欺欺人了。她可以看见这栋公寓住房的本来面目：肮脏、黑暗、空气不流通、气味难闻、令人伤感。今晚，她可以第一次安全地意识到，她讨厌雷廷杰大街17号的每一块砖头。
她轻轻地踩在楼梯上，还不想马上就进去。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思考与筹划。她很清楚推开母亲的房门后会看见什么。那张床是靠窗户放的。在夏季的夜晚，博勒姆太太可以躺在那里，观看城堡那坡面屋顶和扭曲烟囱后面的日落，和远处在晚霞映衬下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角楼的雄姿。今晚窗帘会被拉上。这位地区护士要把母亲安顿上床，把电话和袖珍收音机放在床头柜上，还有一只手摇铃铛也要放在上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请楼下的房客上来帮个忙。她母亲床前的那盏灯将亮着，这样可以在昏暗中留下一片灯光。在房间的另一头有一台电取暖器，只开了一根电热管，在精打细算下为10月的夜晚提供舒适的环境。只要她推开门，就能看见母亲用喜悦和期待的目光看着她，就能听见她与往常一样无比愉快的招呼声，无微不至地问她一些鸡毛蒜皮的当天小事。
“亲爱的，这一天在诊所还好吗？怎么回来这么迟，出什么事了吗？”
这些问题该怎么回答呢？
“没什么大事，妈妈，有人刺穿了伊妮德堂姐的心脏。毕竟我们要发财啦。”
这意味着什么呢？亲爱的上帝，这意味着什么？再不用闻上光漆和尿布的气味；再也不用去巴结三楼那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指望她听见铃声能上来帮忙了；再也不用整天看电表，担心是不是天真的太冷，要再开一根取暖管了；再也不用感谢堂姐一年两次慷慨地开出支票了。曾经，她们得指望12月的支票让她们能过个像样的圣诞节，7月底的那张使她们能支付租汽车和住昂贵旅馆的费用。这下她们付得起钱了，再也不用扳着手指头，查着日历过日子，担心伊妮德今年的支票会不会兑现。再也不用千恩万谢地接过支票，把低垂的眼睛背后的仇恨和不满隐藏起来。她真想把支票撕碎后扔向那张自命不凡、平淡无奇、屈尊俯就的脸。再也不用爬这样的楼梯了，她们可以买一幢她母亲提到过的那种郊区住房。当然，是在比较有钱的人居住的郊区，离伦敦比较近，去诊所上下班比较方便。在真正不需要工作之前，最好不要放弃这份工作。但也不要离得太近，要有一个小花园，甚至要能看到乡村的景色。她们甚至可以买辆小车。她可以去学驾驶。然后，等到她无法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家里的时候，她可以在家陪着她。这就意味着对于未来的忐忑不安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还没有理由去想象她母亲住进慢性病病房，由疲劳不堪的陌生人照看，周围都是无法自理的高龄老人，无助地等待人生旅途走到尽头的场景。金钱可以买到快乐的生活，它不是攸关性命，但却也不是无关紧要。她会添几件衣服。如果她想买一件质量较好的上衣，就再也不必等两年一度的清仓大甩卖了。伊妮德堂姐以前买的那些裙子和套装一点也不漂亮，她只要花一半钱就能穿得好一点，真正穿得有品位一点。在肯辛顿的那座公寓里，肯定有挂满衣服的大衣柜，甚至要雇一个人帮忙拾掇它们。谁会要那些衣服呢？谁会要伊妮德堂姐的东西呢？只要她的钱、她的钱还是她的钱。但假如她已经写信给律师改变了遗嘱……那肯定是不可能的!玛丽安护士抑制住自己的恐惧，迫使自己再度理智地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些念头她曾经想过很多次。假定伊妮德是星期三晚上写的。那好，假定她已经写了，当天晚上寄出信件已经太晚，所以这封信只有今天早上才能收到。大家都知道律师办一件事情要花多长时间。即便伊妮德强调这封信很急，赶上了星期三晚上发走的那拨邮件，新的遗嘱也还没有到签字画押的时候。即便一切准备就绪，即便它已装进结实的办公信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堂姐已经不能再用她那只圆圆的、笔直的、孩子般的、与众不同的手来签字了。伊妮德·博勒姆堂姐永远不会再签字了。
她又一次想到了那笔钱。这次是不属于她的那一份。现在，那点钱很难给她带来幸福。可是，即使他们因为那起谋杀把她抓起来，他们也无法阻止她妈妈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她必须尽快拿到一些钱。大家都知道，一份遗嘱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通过证明。如果她到博勒姆堂姐的律师那里去，解释她们是多么穷困，并询问能做出怎样的安排，这会不会显得非常可疑或者没有良心？去找银行贷款是不是要明智一些？也许律师会请她去一趟的。是啊，他肯定会的。她和她母亲都是堂姐的至亲。遗嘱一经宣读，她马上可以很有策略地提出提前支付的问题。当然，那不是很自然的吗？对于一个即将继承3万英镑的继承者来说，提出预支100英镑的要求并不过分。
突然，她再也忍不住了。长期的紧张瞬间爆发。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爬最后几阶楼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把钥匙插进锁里。她迅速进入公寓房，径直走到她母亲的房间，发出恐惧和悲伤的叫喊声。这是她长大成人之后第一次哭。她扑进母亲怀中，双手搂着她，从那副柔弱颤抖的臂膀上，她感受到舒适和无穷的力量。她像个孩子似的用臂膀摇着母亲。那可敬的声音使她感到安慰。从廉价的晚间内衣上，她闻到了那柔软肌肤的熟悉气息。
“嘘，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嘘。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告诉我，亲爱的。”
玛丽安护士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自从两年前离婚之后，斯坦纳医生就一直住在汉普斯特德孀居的姐姐罗莎家里。他有自己的起居室和厨房，这样的安排可以使罗莎很少和他打照面，从而造成他们的关系还不错的假象。罗莎结交的是一些文化人物。她的房子是一些休演的演员、出过一本诗集的诗人、芭蕾舞界的边缘人物和一些更希望谈论自己写作技巧而不去写作的作家的活动场所。他们在同情、理解的气氛中探讨，而不是去实践什么。斯坦纳医生并不讨厌他们。只要他们的吃喝花的是罗莎的钱就行。他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得到了姐姐的赞许，而且介绍“我弟弟保罗·斯坦纳，著名心理分析医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他的补偿。况且他时而还交一点廉价房租，而且对这种亲缘关系并不在意。除非他是一个银行经理，不然他可租不起这种经济、舒适的房子。
今天晚上，罗莎出门了。斯坦纳医生需要她的陪伴，她却不在家。她太欠考虑，太令人恼火，不过这也是罗莎的特点。那个德国女佣也出门了，她大概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因为星期五不是她的半休日。在他的厨房里放着做好的汤和色拉，可是斯坦纳就连把汤在炉子上热一下似乎也不会。他在诊所里吃的三明治没有味道，让他觉得倒胃口。他觉得自己要摄入蛋白质，最好是热的，而且要做得比较好吃。但他不想一个人吃。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雪利酒，承认自己想找个人聊聊这场谋杀案，随便是谁都行。这种需要简直太迫切了。他想到了巴尔达。
他和巴尔达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只要夫妻双方无视对方的基本需要，还错误地以为相互十分理解，他们的婚姻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斯坦纳医生并没有因为离婚而感到孤独，但他感到了不便与痛苦，而且不断地有莫名的失败感与负疚感。巴尔达表面上获得了自由。他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对她熠熠生辉的形象印象深刻。他们并没有躲着对方，因为见到自己的前夫，见到被抛弃的情人，表现出最为完美的形象和幽默是巴尔达所谓的有教养的行为。斯坦纳医生不喜欢她，也不羡慕她。他喜欢和消息灵通、受过教育、聪明机智、比较严肃的女人在一起。但是他并不希望和这些女人上床。他很了解这种不方便的两分法念头。他和他的心理分析医师用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来讨论其中的原因。遗憾的是，了解是一回事，而改变是另一回事，这一点连他的一些病人都会告诉他。有时候和巴尔达(洗礼名叫米利森特)在一起时，他是真的不想表现出什么不同。
电话铃响了大约一分钟，她才拿起听筒。尽管电话里传来吵闹的音乐声和玻璃酒杯的碰杯声，他还是把博勒姆的事告诉了她。显然，那幢房子里全是人。他甚至怀疑她有没有在听。
“怎么回事啊？”他不耐烦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在聚会？”
“就几个好朋友。等一下，我把录音机音量开小一点。好，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斯坦纳医生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巴尔达的整体反应倒是令他满意。
“被人杀了!不!亲爱的，对你来说太可怕了!博勒姆小姐是不是那个你很讨厌的老古板行政主管，那个在出差费用报销问题上老跟你过不去的人？”
“我并不讨厌她，巴尔达。我还有点尊敬她，她人很正直。当然，她有点强迫症，潜意识中的攻击性连她自己都怕，也许还有些性冷淡……”
“这就是我的意思，亲爱的。我就知道你不能忍受她。保罗，他们不会认为是你干的吧？”
“当然不会。”斯坦纳医生说，但开始后悔自己太冲动，跟她说了实情。
“不过你过去一直在说，真应该有个人把她除掉。”
这场谈话开始走向噩梦。巴尔达的聚会中刺耳的高音与留声机中的连续不断的沉闷低音相互交织，斯坦纳医生太阳穴上的青筋随着背景乐在跳动。他感到自己的头痛快犯了。
“我的意思是应当把她调到另一家诊所，不是用钝器去猛击她的头部。”
这个原本很平常的话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对于暴力事件，她一向很感兴趣。他知道她已经想象到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地的场景了。
“亲爱的，我一定要听完整的情况。干吗不过来谈呢？”
“呃，我也在考虑。”斯坦纳医生说道。接着，他巧妙地说：“有一两个细节我在电话上不好说。不过如果你们真的在聚会，那也不方便。坦率地说吧，巴尔达，我现在还没有参加社交活动的心情。我的头疼又要犯了。这竟是那么骇人。毕竟，发现那具尸体的事跟我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听我说，给我半小时，我来打发这群家伙。”
斯坦纳医生觉得“家伙”这个词像是他们被困住了似的，他也不禁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其实不是的。我们都要去托尼家里去。我不去他们照样能玩。我来催他们走，你过半个小时出发。行不行？”
这当然行了。他放下话筒，觉得自己还有时间洗个澡，换件舒服的衣服。他犹豫着该用哪一条领带。无法解释的是，他的头似乎已经不疼了。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感到一阵害怕。也许巴尔达改变主意，不想把朋友送走，和他单独谈了。毕竟这在他的婚姻中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他很恼火地发现，自己伸出去接电话的手似乎有点抖。不过，打电话的是埃瑟里奇医生，说他明天晚上8点钟要召开诊所医委会紧急会议。斯坦纳医生感到一阵轻松，暂时忘记了博勒姆，也没有傻乎乎地问为什么。
如果拉尔夫和索尼娅·博斯托克也住在克拉普汉姆，他们的公寓就会被称为地下室。然而，那间公寓在汉普斯特德，实际上离斯坦纳医生的住处只有半英里。有块小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指出通向花园公寓的路。为了一个不错的地段，为了看见起居室窗外一片绿色斜坡的草坪，他们每周要支付将近12英镑的房租。他们在草坪上种植了番红花和水仙花。春天到了，这些植物能在几乎没有阳光的地方开花，至少会给人这座公寓还带座花园的印象。然而到了秋天，就没有这么赏心悦目的景观了，斜坡上的潮气会渗透到房间里。这座公寓环境比较嘈杂。隔了两户人家就是一座幼儿园，在一楼还住了一对年轻夫妻。
拉尔夫·博斯托克向他们精心挑选的朋友提供饮料，然后在洗澡时间的一片喧闹声中，提高嗓门说：“对不起，太吵了。恐怕知识分子就喜欢养孩子，唉，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管管这些小崽子。”他说了一些刻薄的话，有些还挺俏皮，可是有点过分了。他的妻子一直怕他对同样的人重复同样的俏皮话。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没有什么比重复说玩笑话更有损他的名誉了。
今天晚上，博斯托克先生外出参加一次政治会议了。她支持他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次重要会议，所以她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介意。她需要时间进行思考。她走进卧室，脱掉外衣，仔细地抖了抖，把它挂进衣橱，然后套上一件咖啡色天鹅绒休闲服。接着，她在梳妆台前坐下，将一条绉丝纱巾缠在额头上，开始卸去脸上的化妆品。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太累了，需要喝一点酒，可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进行这每天晚上的惯例。她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筹划。镜子里那双被乳液包围的灰绿色眼睛平静地看着她。她身体前倾，仔细地看着眼睛下方皮肤的细小皱纹，第一次注意到年龄留下的印记。毕竟她才28岁。现在还没有必要过于担心。但是拉尔夫今年已经30岁了。光阴荏苒，如果他们要成就什么事情，就不能浪费时间。
她在思考对策。这个局面需要仔细把控，不可以犯任何错误。她已经想出一个办法。她抽了内格尔一个耳光，这在当时是难以抑制的，但显然是个错误，可能还是个很大的错误。这种粗鲁的表现会是个隐患。想当行政管理人员的人，即使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特别是想给人一种沉着、有权威、有能力的印象时，是不会去打保安耳光的。他记得萨克森小姐当时脸上的表情。不过，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遗憾的是，斯坦纳医生当时也在场，不过事情发生得非常快，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她也没有把握。珍妮那个孩子倒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她被任命，内格尔自然就必须走人。在这件事上，她也要谨慎。内格尔是个无耻之徒，不过诊所里的员工可能更糟，而医生们都知道。优秀的保安可以让医生很舒心，特别是如果他特别愿意、而且能够完成许多必要的、细小的维修工作的话。如果把内格尔调走后，每次吊窗绳断了或保险丝断了都要等集团工程部派人来修，那她这么做就不得人心了。内格尔是断然不能留的，不过她要先物色一个能替代他的人选，然后再采取行动。
当务之急是要让医生们支持她的任命。她可以肯定埃瑟里奇医生会支持她，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但他不能是唯一支持她的。再过六个月，他就要退休了，他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弱。如果能任命她为代理行政主管，而且一切都很顺利，医管会也许不会太急于进行广告招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等到这起谋杀案结案或者等警方把这起案子挂起来再行决定新行政主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完全要靠她自己了。绝对不能以为新行政主管理所当然会是自己。一家单位如果内部有问题，委员会往往会考虑任命外来人员来管理。对他们来说，任命一个不受先前内部问题干扰的人是比较保险的举措。在这件事情上，管理委员会的集团秘书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自己在上个月向他咨询关于报考医管学院一事的举动是明智的。他喜欢自己的员工提升素质，而且他也是个人，有人向他咨询也会使他感到受宠若惊。但他不是傻瓜。集团秘书没有必要当傻瓜，医管会很可能会发现她是个合适人选，而且他也知道。
她在单人床上躺下，把脚放在枕头上，全身放松，脑子却在想入非非。“我夫人是斯蒂恩诊所新任行政主管。”
这比说“其实我夫人是个秘书。实际上，是斯蒂恩诊所的”要好得多。
在秋季的夜晚，伦敦北部距此不足两英里的一个太平间里，博勒姆小姐的尸体像冷冻在冰箱里的鲱鱼，慢慢地僵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