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我也吓昏了头，”德瑞曼接着说，“我不敢下马，生怕马儿脱缰而去；何况自己也羞于落荒而逃。脑海中顷刻涌现出吸血鬼，还有传说中日落后便倾巢而出的魔鬼们。说真的，我被那东西吓傻了。还记得那时马背上的我像个被抽得团团转的陀螺，一边竭力勒住缰绳，一边掏出手枪。等我再回头一看，那东西已经爬出墓穴，径直冲我跑来。”

“各位，这就是我与这位挚友邂逅的经过。他弯腰抄起一把铲子——肯定是挖墓穴的人忘记带走的——继续向我迎来。我用英语大喊：‘你想干什么？’我吓得迷迷糊糊，其他语种一个词也说不上来。那人停下脚步，稍后，也以英文应答，但带有外国口音。‘救命，’他说，‘救救我，老爷，别害怕。’如此云云，然后把铲子丢到一旁。马儿也平静了许多，但我还惊魂未定。此人个头不高，但非常强壮；他的脸晦暗肿胀，散布着许多斑点，在暮光中呈现出粉红色。霎时大雨倾盆，而他仍站在原地，挥舞双臂。”

“他伫立在雨中，对我大喊大叫。具体内容就不逐一复述了，大意无非是：‘听我说，老爷，那两个可怜虫染上黑死病咽气了，我还活着，’他指了指墓穴，‘我根本没感染，你看，这些会被雨水冲刷掉。这是我自己的血，是我刺破皮肤流出来的血。’他甚至伸出舌头，让雨水冲洗干净，足见舌头上原本一片乌黑是沾染煤灰的缘故。此情此景无不令人倍感疯狂。然后他又声称他不是重刑犯，而是政治犯，刚刚越狱成功。”

德瑞曼前额堆起皱纹，又微笑道：

“‘救他？’我当然要伸出援手了。他的述说吊起了我的胃口。我们商量下一步计划时，他解释了来龙去脉。他们兄弟三人都就读于克劳森堡大学，也都在一场反抗奥地利、寻求特兰西瓦尼亚独立的起义中被捕——类似的运动一八六〇年之前也发生过。他们三人被关进同一间牢房，其中两人丧命于黑死病。幸得同被囚禁的狱医相助，查尔斯伪装出同样的症状而诈死。整个监狱人人自危，谁还顾得上质疑医生的诊断？就连埋葬三兄弟的人将尸体丢进松木棺材、在棺盖上敲钉子的时候都背过脸去，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准备把尸体埋到远离监狱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巴不得将棺盖草草钉完了事。医生便伺机往棺材里塞了一把起钉器，事后查尔斯拿给我看过。他本就身强力壮，只要被活埋后保持镇定，注意避免过早耗尽氧气，便不难用头稍稍顶高棺盖，将起钉器插入空隙，奋力求生。后来这个壮汉果然从松软的泥土中逃出生天。”

“很好，当他得知我也在巴黎上学时，沟通就顺畅多了。他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经过商议，我们都认为他最好逃往法国，在那里制造一个新身份，才不至于启人疑窦。他偷偷存了一点钱，而且在家乡还有个姑娘——”

德瑞曼忽然察觉失言，慌忙闭口。而哈德利只是点点头：

“那姑娘的身份不难猜到，”他说，“暂时不用管‘杜蒙太太’。后来呢？”

“可以托她把钱带来，随他一同奔赴巴黎。遭到追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根本无人追来，他已被官方视作已死之人。纵然如此，查尔斯仍惊魂未定，还来不及剃干净胡子或者换上我的衣服以避人耳目，就仓皇逃离该地。我们一路顺利，毫无阻碍，当年可没有护照这一说；从匈牙利出境途中，他都以我原计划在特拉吉会合的那位英国朋友的身份活动。进入法国境内之后——后来的一切都在你们掌握中了。那么，各位先生！”德瑞曼浑身战栗，莫名其妙地深吸一口气，身子一僵，那空洞冰冷的目光迎向众人，“我的每句话都经得起验证。”

“崩裂的声音是怎么回事？”菲尔博士突然刨根问底。

这一问貌似平常，却也颇出人意料。哈德利不禁扭头望着他，连德瑞曼的目光也循声而来。菲尔博士红润的脸庞茫然扭作一团，连连喘息，用手杖戳着地毯。

“这很重要，”他俨然把壁炉当成假想论敌，“真的非常重要。嗯。是这样的，德瑞曼先生，我只有两个问题。你听见一阵崩裂声——是撬开棺盖的声音，嘿？好的。所以葛里莫葬身的这个墓穴挖得比较浅？”

“对，相当浅，否则他可能永远也没机会爬出来。”

“第二个问题。那所监狱，嗯——那座监狱的管理很严格，还是很松懈？”

德瑞曼一头雾水，但下颌照旧紧绷着。“我不知道，先生。但我知道那座监狱当时正遭到一群官方人士的严厉声讨，他们猛烈抨击监狱当局坐视瘟疫横行，致使在盐矿劳作的囚犯们效率大跌。对了，我还见过公布出来的死亡名单。容我再次请教，让这些陈年丑事重见天日，究竟有何意义？对案情毫无助益。你们也听到了，葛里莫在这件事上完全问心无愧。不过——”

“不错，这就是重点，”菲尔博士低声说，好奇地审视着，“我正想强调这一点。一个人既然问心无愧，又为何要将自己的过去抹得干干净净？”

“——但对厄内丝汀·杜蒙而言可能就有点不光彩了，”德瑞曼抬高了嗓门，有些激动，“难道你们不明白我在暗示什么？葛里莫的女儿怎么办？无端猜测他的一个或两个兄弟尚在人世，就可以肆意践踏别人的前半生？他们都死了，死人是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葛里莫死于他的一个兄弟之手？恕我冒昧，敢问这种谬论究竟从何而来？”

“来自葛里莫本人。”哈德利答道。

一瞬间，兰波以为德瑞曼还没回过神来。随即，他哆嗦着站起身，仿佛无法呼吸，笨手笨脚地解开大衣，摸着喉咙，又坐下了。唯有那玻璃状的眼珠依然如故。

“你是不是在撒谎？”他质问道——一贯的沉稳姿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颤抖、烦躁、透着孩子气的语调，“你为什么要骗我？”

“真相恰恰如此。自己看看！”

哈德利迅速将彼得森医生的字条递给他。德瑞曼起身接过，又缩回原位，摇着头。

“我看不清，长官。我……我……你的意思是，他留了遗言——”

“他说凶手是他的兄弟。”

“还说了什么？”德瑞曼吞吞吐吐。哈德利故意不答，任他自行想象。然后德瑞曼又说：“但是，听我说，这也太异想天开了！难不成你们在暗示那个威胁他的江湖骗子、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家伙，居然是他的亲兄弟？看来我猜对了。可我还是搞不懂。从我获悉他被刺杀那一刻起——”

“刺杀？”

“是的。我刚才说到——”

“他中弹身亡，”哈德利说，“你怎会以为他是被刺杀的？”

德瑞曼双肩一耸，一丝扭曲、讥讽甚至绝望的神情爬上他那满布皱纹的脸。

“看来我这个证人太不称职，各位，”他的声音十分平静，“但我坚持说出这些难以取信于你们的事情，始终还是出于本心。不如直接跳到结论吧。曼根先生说葛里莫遭到袭击，命悬一线，而且凶手把油画割得乱七八糟之后就消失了。所以我以为——”他擦擦鼻翼，“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今晚你是怎么过的？”

“睡觉。我——你们也知道，很疼，就在这儿，眼球后方。晚饭时我疼得受不了，所以没出门（原计划去亚伯特音乐厅听音乐会），吃了一片安眠药就睡下了。很遗憾，我完全不记得从七点半到曼根把我叫醒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哈德利异常冷静地端详着德瑞曼那件敞开的大衣，但他的表情透着一股危险气息，似乎做好了突袭准备。

“明白了。你上床时脱衣服了吗，德瑞曼先生？”

“你说什——脱衣服？没有。只脱了鞋而已。为何有此一问？”

“离开过房间吗？”

“没有。”

“那你大衣上的血迹从何而来？对，就是这里。站起来！别想溜。站在原地。现在请脱掉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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