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长有粉色斑点和粉色头颅的黑亮小甲虫正沿兰德尔整洁的办公桌桌面缓缓爬行。它挥舞着触须，就好像在探测风向，为起飞做准备。小甲虫爬起来摇摇晃晃，如同背了太多包袱的老太太。另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名我不认识的警探，他正对着装有静音话筒的老式电话讲话，声音像在隧道里低语。警探说话的时候半闭着眼睛，将疤痕累累的手放在身前的桌面上，并用食指和无名指关节夹住一根点燃的香烟。
小甲虫一路爬到兰德尔办公桌的尽头，向半空中迈出一步，结果在地板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它的细腿儿在空气中无力地蹬着，之后又装了一会儿死。因为没人搭理，小甲虫又把细腿儿蹬起来。最后，它终于翻过身，慢腾腾而又漫无目的地朝一个角落爬去。
墙上的警察局广播放了一则公告，内容是关于四十四街南面圣佩德罗发生的一起抢劫案。劫匪是名中年男性，身穿灰色套装，头戴灰色呢帽，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正沿四十四街向东逃窜，并钻进一条小巷。“接近嫌犯时注意安全，”广播员说，“此人随身携带一把点三二口径左轮手枪，刚抢劫了南圣佩德罗3966号一家希腊餐厅的业主。”
咔嗒一响后，播音员的声音消失了。没过多久，另一个播音员又念起一份待查案件清单，他的声音缓慢、单调，把所有事情都说了两遍。
这时，门打开了，兰德尔拿着一沓信纸大小的打印件走进屋内。他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房间，在我对面坐下，把几份文件推到我跟前。
“签四份。”他说。
我签了四份。
粉头小甲虫爬到屋子一角之后，又伸出两根触须，探测着适合的起飞点。它看起来有些失望，于是又顺踢脚板向另一个角落爬去。我点起一根烟，这时，那名对着静音话筒讲话的警探突然站起来，离开了办公室。
兰德尔往椅背上一靠，脸上的表情和之前一样，还是那么冷峻、老练，可根据情况需要而随时变得粗暴或友善。
“我要对你讲几件事情，”他说，“免得你胡思乱想，免得你感觉自己运筹帷幄，免得你还要死命抓住这件事不放。”
我等着他开口。
“那个破地方没留下指纹。”他说，“你知道我指的是哪里。收音机是因为插头被拔掉才关上的，但打开收音机的可能就是弗洛里安太太本人。众所周知，酒鬼都喜欢把收音机声音开得老大。假设一个人戴着手套去杀人，想用收音机掩盖枪击声或别的什么动静，那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收音机关上，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另外，那个女人的脖子被拧断了，其实她在脑袋开花之前就已经死了。但问题是，凶手为什么要把她的头打烂？”
“继续说。”
兰德尔皱起了眉头。“他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弗洛里安太太的脖子已经断了，他在生弗洛里安太太的气。”他说，“这只是一些推断。”这时，他露出一个坏笑。
我吹出一口烟，把它从眼前撩开。
“那么，他为什么要生她的气呢？他在弗洛里安因为俄勒冈的银行抢劫案被抓的时候，有一笔赏金被领走了。那个领赏的讼棍已经死了。不过，弗洛里安夫妇可能也从中分到了一笔钱。马罗伊有可能怀疑到了这一点，他可能知道事实就是如此，或者他可能想逼弗洛里安太太吐露实情。”
我点点头，他说得有道理。兰德尔继续说道：
“马罗伊随便掐了一下她的脖子，可指头没打滑。如果我们逮到他的话，也许能够根据指印定他的罪。当然，那也可能什么都证实不了。法医说弗洛里安太太是昨天晚上被杀的，不是深夜，而是人们外出看电影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证明这是马罗伊干的，邻居都没看到他。不过，从作案手法上看，凶手必定是马罗伊无疑。”
“对，”我说，“肯定是马罗伊。也许他并没起杀心，可无奈自己的力气实在太大。”
“那可不算借口。”兰德尔专横地说。
“没错，我只是想说，马罗伊在我看来并不像杀人狂。就算他杀了人，也不可能是因为对杀人上瘾或想谋财害命——而且他不会杀女人。”
“这很重要吗？”他冷冰冰地问。
“也许你懂得多，能判断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不重要。我可不行。”
兰德尔盯着我看了很久，期间广播员又报了一遍发生在南圣佩德罗希腊餐馆的抢劫案公告。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住了，是一个随身携带水枪的14岁墨西哥人。目击证人的说法有时候也靠不住。
兰德尔等到公告播完后继续说道：
“我们今早相处得不错，以后最好也这样。回家睡个觉，好好休息一下。你看起来相当憔悴。至于调查马略特的死，还有寻找驼鹿马罗伊的下落之类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吧。”
“马略特付给我报酬，”我说，“但我把事情办砸了。现在格雷尔太太又雇了我。你想让我怎样，马上退休然后坐吃山空吗？”
兰德尔再次直勾勾地盯着我：“你说的我都懂，我也是人。他们之所以给你这种家伙发执照，为的就是让你们有事可做，而不是让你们把执照挂在办公室墙上显摆。但话说回来，随便来一个脾气不好的代理警监，都能把你们折腾死。”
“不可能，给我撑腰的可是格雷尔一家。”
他想了想。他不愿意承认我说的话哪怕有一半道理，于是就皱起眉头，用指头敲打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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