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无论是七三一部队的要员，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相关成员，对于细菌和毒物都有着丰富过人的知识。他们复员以后前往民间医疗、防疫或药品相关企业上班，可谓顺理成章。现在药品公司的技术部门还有很多这种人呢。
但问题在于，这么优秀的技术人员是不是只被民间制药企业雇用。这当然不可能。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被ghq公共卫生课（phw）偷偷留用了。同时，该部门的最高首长就是前七三一部队的队长石井中将。
战争结束后石井中将抢先一步回国。战败后，曾在新宿区若松町经营旅馆，但在被新闻记者发现后便下落不明。
石井中将率领的七三一部队全被视为战犯，他的部下遭到苏军逮捕送审。审判记录可参考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出版的日文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研发与使用细菌生化武器遭到起诉的相关公审文件》。
不料，回到日本的石井中将不仅没被美军视为战犯问罪，反而得到ghq留用。美国驻留军为何会用他？这是因为石井率领的技术部队和九研部门，在当时的细菌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站在美方的立场，必然很想利用他们的研发技术。
另一方面，任凭苏联方面将梶塚隆二军医中将（终战时一〇〇部队的最高主管）等人视为战犯问罪，也是因为判断他们没有利用价值。当然，这里所谓的价值，是指能在将来的区域战争中派上用场。而ghq内部正在进行秘密研究之事，绝对不能让外人知情，更不能在社会上曝光。
如果帝银案的案犯是受到ghq包庇的生化部门人士，影响将非同小可。并不是为了保护犯人本身，而是美国留用日本前军官做细菌研究一事如果被发现，将会引发轩然大波，被全世界知道了会极为麻烦。因此，警视厅的搜查网一旦明确朝着军方集中，马上就发现事态不妙。被占领军称作mpb的警视厅，搜查技术非常优秀，他们正准确而精妙地朝着军方逐步收网，况且还是如此轰动的大案。日本新闻界固然不用说，外国的记者们也都睁着锐利的鹰眼注意着案情的发展。如果显露出ghq内有生化部门存在的蛛丝马迹，即便能堵住日本新闻人的嘴，也阻止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派员。最好的证据，就是事发以后警视厅连忙让幸存者住进圣母医院，并严禁日本记者面访。然而他们无法阻止外国新闻记者，当时共同通讯社的记者能进入医院访问幸存的帝银行员，抢到一个大独家，就是因为伪装成了外国通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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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泽贞通被押送到东京时，高木检查官和藤田刑事部长还不确定平泽“有罪”。途中押送方法之残酷，还曾引发人权问题的争议。而检调方面，也说希望审理完毕后能立刻放人。但当被告平泽曾涉及日本堂诈骗事件的前科一曝光，社会舆论顿时转为强烈怀疑平泽涉案。警视厅也逐渐倾向平泽就是真凶的论调。对平泽而言，日本堂事件可说决定了他的命运。
可是，如果仔细想想，日本堂事件纯粹只是桩支票诈骗案。诈骗案和虐杀案根本是两码事。然而，一般人却总有一种印象——既然他做过那种坏事，说不定也干得出毒杀的勾当。但诈骗犯绝对不可能杀人，终年与案件为伍的调查员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因为诈骗犯与杀人犯在人格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可惜社会不这么想。从此开始，平泽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巧妙的转变。
此外，帝银案中使用的毒物并非法庭上所说的氰酸钾。高木检察官在审理初期用的也是“氰酸化合物”这个字眼，可是后来不知何时变成了“氰酸钾”。帝银案中用的毒药的确不是单纯的氰酸钾，而是特殊化合物，不管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丙酮氰醇或丁腈，总之，绝对不是单纯的氰酸钾。就其药效发作较慢的特征来看，可见应该是特别研制的化合物。绝不可能像监察方主张的“因为氰酸钾放得太久，所以才会发作较慢”，太荒唐无稽了。
因此，反而可以这么说，如果帝银案中所使用的毒药是单纯的氰酸钾，平泽或许还有可能是犯人。但既然是种特殊化合物，犯人就绝不可能是平泽了。
如果平泽不是犯人，那么真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接下来，我想针对这一点来仔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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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非常丰富。案犯在犯下帝银案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动作冷静地分量药品，精密计算毒杀众人的胆量正如搜查纲要所再三强调的，可以看出其过去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犯人还拿着陆军研究所相关部门使用的“驹込型”滴管，犯案时示范的服药方式也不像是外行人。主动示范服用第一剂，却能让自己不中毒，这样的安排也需要精湛的技术。
案犯每一次都以附近发生痢疾或伤寒必须消毒为由，而实际上，帝银案发生时，附近的相田小太郎家的确疑似发生斑疹伤寒病例。虽然平泽在自白中供称，他是因为路过时看到吉普车才以这个为借口的，可是车子明明停在从马路上看不见的小巷深处。而且那辆吉普车三点之前就开走了（据当时同车的日籍区公所职员说，车子回到区公所时约为三点十五分）。因此，平泽不可能看到吉普车。
搜寻帝银案案犯时，以法定传染病为借口可谓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搜查本部才会说“犯人有机会得知都政府内部卫生单位的情报”。然而，知情者仅限于东京都政府内吗？当时，关于那类传染病，东京都卫生局应该也会向ghq公共卫生部报告。能够掌握疫情的，不只都政府。
犯人在现场提到了帕克中尉（或霍内特、马克中尉）的名字。虽然因听者耳力不同而不能确定到底是谁，但经过调查后发现确有其人。
犯人在现场提到进驻军中尉的名字，包括帕克和柯内特。经过调查，证实确有其人，而且从事的是防疫工作，因此推定犯人应有这方面关系。换言之，当时可能参与了该中尉组织的防疫工作。目前正极力调查中。（摘自“搜查纲要”）
就算运气好，胡乱捏造的姓名凑巧说中了一个，也不可能运气好到能一下子说对两个真实姓名吧。这名犯人，分明很清楚进驻军防疫官的姓名。
综上所述，毒杀者应该是被进驻军留用的细菌研究方面的前任军人或军眷，这么推断不过分吧。还有，犯人犯案时说的英语虽然谈不上流利，但也可作为推断其为官方留用者的证据。当然，换个角度，也可能是犯人为了让大家相信那是进驻军的命令，所以才故意使用英语。但比较起来，还是犯人本身与进驻军有关的推论更为自然。
为了就这一点进行更进一步讨论，我试着将犯人在四家银行现身的日期，以及订制山口二郎名片的日期列表如下。
二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午后三点至四点（安田荏原分行未遂）
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点（订制山口名片）
二三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拿名片）
二三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午后三点至四点（三菱中井分行犯案未遂）
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午后三点至四点（帝银椎名町分行犯案得手）
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午后三点三十分（安田板桥分行兑换支票）
（此处年份均为昭和年）
警视厅的搜查纲要曾指出，搜索犯人的重点不在于“日”，而在于“时”。这里所谓的“时”，指的是特定时间的不在场证明。但是我认为，更应该注意的是星期几。除了与山口名片有关的星期六与星期日，其他犯行全部发生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搜查当局对此的解释是：星期一是新一周营业的第一天，银行事务比较繁忙，犯人认为较易趁乱得手。如果照这个说法，那星期二那次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倒有不同的观点。
是不是可以说，犯人因为工作关系，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下午有空呢？星期六和星期日（订制和领取山口名片的日子），进驻军相关单位本来就不用上班，因此上午就有空。可是平日里就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下午才能自由行动了。当时的进驻军机构中，的确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帝银案罪犯所从事的，说不定就是星期三、四、五都得整天上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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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犯人二十七日（星期二）去安田板桥分行兑换支票为例。照理说，犯人应该会急着赶在支票遭警方止付前兑现，所以上午去银行绝对比下午来的安全。可实际上犯人直到三点半才现身，想必是因为他星期二只有下午才有空吧。也许有人听到我的这种说法，会想说：“既然是这么大一桩案子，犯人一定会请假去兑现。”可如果当天请假，反而更令人生疑。
其次，犯人挑选的地点是处处可见火灾遗迹的偏僻小银行。这种银行的行员总数顶多二十到三十人。换言之，就掌控人员而言，可说恰到好处。再有就是犯人的活动范围，北起板桥，南至品川附近（荏原），这之间还有椎名町和中井。此外，他还曾去银座订制名片。可以说他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东京都南北地区。当然，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所有行动的。但是再考虑到他只有下午才能离开工作单位（而且都是三点以后才抵达现场）自由行动的因素，也可以看出他的行动力极为便利。
尤其是他袭击帝银椎名町分行时，路上还有积雪。
在讨论平泽的不在场证明时，辩方强调五十四岁的平泽不可能穿着长靴在短时间内抵达现场，这一点也可作为佐证。综上，我认为犯人或许利用了吉普车。
虽然这名犯人是经过缜密计算才去银行犯案的，但这样的他，一定还是会担心犯案途中有人从外面闯入。比方说有客户临时有事，在银行打烊以后还从小门跑进来；或是跑外务的行员突然回来。这期间只要有一个人从外面闯入，看到行员们都倒在地上，犯人的计划就毁了。目击者想必会立刻冲出去求救，届时犯人将会进退维谷。对方既然能拟出如此缜密的犯案计划，若说没考虑过这种情况未免太不自然。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早已想好对策，不可能仅凭侥幸犯案。
那能不能这样假设呢？身为进驻军要员的他，驾着吉普车抵达银行附近，把车子停在不显眼的地方后再步行到银行。只要在军服外面罩上一件大衣就不会被认出身份了。而实际上，行员虽然无法准确说出犯人的服装，但都说他穿着大衣。这样一来，如果有人中途进来，他可以立刻冲上吉普车，发动车子快速逃逸。当时，进驻军的吉普车挂着黄色车牌，日本警察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昭和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年初，正是进驻军最有势力的时候。
根据“搜查纲要”所述，当局当时清查过汽车，但最终排除了这个可能，想必是因为他们只清查了日本人的汽车吧。进驻军的吉普车肯定未列入清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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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吉普车，去过帝银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郎家的吉普车，似乎也应该再研究一下。据说是因为相田家疑似出现斑疹伤寒病人，所以都政府的卫生课课员和进驻军军人才搭乘吉普车赶来消毒的，不过伤寒病毒并未传播。撇开辩方律师主张“平泽供称看到吉普车的说法在时间上不合理”这个疑点不论，区区一户普通百姓突发传染病，会让进驻军的军人特地赶来吗？这种小事交给都政府的卫生课处理就行了吧。况且，同车而来的，还是一个名叫亚伦的军曹。
如果是去上野地下道那种游民群居之处喷洒ddt，进行大规模消毒，那还可以理解；如今却只因为一户民宅内出现伤寒病人，进驻军的军曹就专程赶来，这一点似乎值得深究。
此外，犯人提到的帕克和柯内特这两名中尉，就在帝银案的搜查方向指向军方之际，被调回美国了。我在前面也提过，犯人不可能随便掰出这两名中尉的名字。就算犯人和这两名防疫机构的中尉没有直接接触，也必然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清查这两名中尉的人际关系，说不定可以找出真凶。可惜，不知为什么，这两名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突然奉命调回美国，离开了日本。
说到回国，关系到平泽不在场证明的美国军人艾利，也同样被调回了美国。
当时，平泽的二女儿和这个艾利交往甚密，一月二十六日（帝银案发当天），艾利在位于中野的平泽家玩，一直待到傍晚，平泽拎着装有煤球的手提袋返家。如果他能出面作证，就能证明平泽当天不可能在帝银犯案了。
调查艾利的出勤表后发现，他确实在一月二十六日请了公休假。因此，艾利造访平泽家的日期并没有错。可是，连这个艾利，也在平泽遭到逮捕后立刻奉命调回美国了。就此失去了获得艾利证词的机会。
虽然辩方律师提出申请，要求在美国的艾利进行国际公证，但却被法院驳回了这项申请。艾利的归国，与前述帕克、柯内特这两名中尉的调职，令人感到似乎有某种相同的企图。
那么，我想象中的犯人，又隶属于ghq的哪个单位呢？
关于这点，我可以举出三项假说。
一、犯人是现役g3（作战部）辖下的石井秘密集团的正式成员；
二、虽然不能断定毫无关系，但应该不属于上级集团，同时也没有直接参与战后的秘密作业（细菌战术）；
三、犯人曾是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或者第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中坚成员，知道丁腈这种毒物的存在，而且有机会使用。但他虽然知道战后的秘密作业，却没有工作上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的三项假说。
其中最容易理解的，是第三点。我想，在面对警视厅的清查行动时，ghq、g2的cic，以及psd（cie的舆论—社会调查课）对日本当局进行了某种暗示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应该不单是我的妄想。
实际上，警视厅根据最早的搜查纲要，的确针对军方进行过认真的调查，老实说，如果警视厅发挥原有的实力，想必很快就能逼近真凶。可是，抓住真凶，就等于让日方发现目前g3正在进行中的秘密作业，想必美方深切意识到必须转移搜查方针。于是，不难想象，ghq必然大举出动，倾力阻止搜查本部根据搜查纲要进行调查。
当时，从日本北方到南端，乃至日本海沿岸的所有落魄开业医师，只要有行医经历的人，都会受到警察机关的秘密侦查（参见“搜查纲要名册”）。
ghq不希望当局将搜查之手伸向真凶的理由，想必是为了完全隐匿ghq某单位（作战参谋部）的最高机密作战计划之一——cbr计划中的c项（细菌），石井作业。因为如果这项作业的内容在日本警察的调查下曝了光，将会给美方带来极大的困扰。
该计划稍有泄露，便可能立刻由报纸或新闻机构——尤其是驻东京的up（合众社）和ap（美联社）——发电传遍全世界。实际上，当时ghq方面也的确要求日方尽快将帝银事件做个了结。表面上是希望这件前所未闻的惨案尽早解决，其实暗地里，恐怕是希望能在搜查之手伸向军部之前，随便找一个替死鬼吧。
碰巧，就在这时，向来被警视厅主流派漠视的“居木井名片小组”从北海道抓到了平泽贞通。平泽本来就罹患科尔萨科夫氏综合征，精神有点儿错乱，面对检方的侦讯，虽然试图抵抗了三十天，但最后还是在半发狂状态下认了罪。对ghq来说，事态有了最理想的解决方法。
对ghq来说更幸运的是，这个平泽贞通曾有日本堂诈骗案的前科。因此，社会上原本对平泽的同情（甚至曾为他的人权问题引发争论）骤然转为怀疑。在此我还要再说一次，诈骗与杀人的犯罪性质截然不同。有心人士抓住平泽贞通有前科的把柄制造不利状况，导致他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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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初“搜查纲要”揭示的方针才是侦办帝银案的正确方向。案情会在逮捕平泽后急剧转变，可能是因为专案小组遇上“障碍”以后，临时抓平泽当替死鬼。总之，为了解决这起事件，一定要有个“犯人”。我这个推理应该不算荒唐吧。
事件侦办完毕后，出席破案记者会的ghq公众安全课主任、警察行政官h.s.伊顿盛赞搜查本部：“克服了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碍，漂亮地解决了帝银案，这项成功就算放眼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而有关警方给嫌犯戴上手铐押送途中曾让新闻记者与他见面之举，虽有人批评是侵犯人权，但这是因为不知内情才会这么说。”这番话似乎也可以换个角度诠释。
警视厅早就知道，帝银案中使用的毒药，和军方制造的丙酮氰醇极为相似。这一点辩护律师也同样清楚。于是，辩护律师申请让第九技术研究所的前课员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有人说，伴中尉曾经目睹军方在上海使用丙酮氰醇做实验。没想到，这一申请却遭到检方驳回。据说当时检察官当面告诉辩护律师：“如果那样做，会撞上ghq这堵高墙。”
那么，在上海做实验又是怎么回事儿？目前能得到的说法是这样的：
实验对象是中国军俘虏，地点在上海物务机关的一个房间。时间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十月，当时的战局已对日方不利。俘虏三人一组被分别关进密室，周围还有宪兵重重戒备。其中，站着身穿白色手术袍的军医其实是假军医，真实身份是第九技研的所员。
继医官之后，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别派来的宪兵）跟着进来，立刻告诉俘虏：“你们住的收容所现在正有传染病肆虐，我们无法证明你们是不是带菌者。万一发病，对我们日军来说会很困扰，你们生病想必也会很痛苦。所以，今天军医特地带了预防药过来，服用方式由我们指示。第一剂，要照我们示范的方式服用，然后立刻服用第二剂。”说完，军医和卫生兵与俘虏一同服下注入茶杯的药物，接着又服下第二剂。当然，军医和卫生兵使用的杯子，打从一开始就已做了不明显的记号。结果，正如预期中的一样顺利。服下第一剂的俘虏们紧接着又服下第二剂，五六分钟后，俘虏们开始激烈地挣扎，随即四肢抽筋、昏倒在地，又过了两三分钟就断气了。如果是氰酸钾应该会立刻暴毙，可这种毒药经过了五六分钟才开始发作——这样就算通过实验证明了。
研制这种药的目的，是为用于情报员潜入敌阵失误被捕时，可趁敌人大意之际摆平看守，争取宝贵的时间脱身。此外，据说也曾考虑作为败战时自杀之用。因为如果一服药就立刻开始痛苦挣扎，可能会让随后服药的人丧失自杀的勇气，所以才特地研制出这种有五六分钟缓冲时间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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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ghq死也不肯让帝银案搜查本部接触的石井中将手下的那批细菌研究者，究竟在研究什么？
无论是七三一部队，还是一〇〇部队，其技术均已获得日本军部高层的高度肯定。以下事实便可证明这一点。
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想必都知道陆军有所谓的后勤“各部”。这是与负责打仗的兵科相对应的字眼，包括技术、出纳、兽医、卫生，等等。比起兵科，“各部”的最高官阶只到中将为止。尤其就兵科中的职业军人看来，“各部”看起来似乎矮了一截。不仅如此，碰上作战时，参谋拟定的作战命令通常写作“作命x第几号”，x的地方有甲、乙、丙、丁之别，用来表示重要程度。其中甲级是最重要的作战指令。撇开兵科不论，“各部”几乎用不到甲级指令，就算有，也是特例中的特例。
但唯独细菌部队不同。据说他们曾多次接获“作命甲第几号”这种特殊指令。
那么，何种情况下会接到这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甲级指令？
比方说，潜入某城市或山村的细菌部队要员，为了进行实验，会事先在某些人物或地点周围散布传染病菌。当然，这是秘密行动。而且不只限于占领区，也会潜入敌区进行。采用过这种细菌战术的著名战役不胜枚举，例如“热河之战”就被称为“鸦片作战”。
这项工作一完成，军方就会以其他名义对该地区发起攻击。有时是公开军事行动，有时是秘密行动，总之都是会被视为第一级的“甲等指令”。他们的目的是要观察细菌战的效果，为确定能达到何种程度，他们采用了各种方法。有时还会把尸体运出并加以解剖，调查他们散布的细菌或毒物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或者调查成功率。
参与这种作战计划的一般士兵，多半不清楚实际目的。想必直到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人蒙在鼓里，以为只是单纯的作战指令吧。
这似乎与ghq特别礼遇负责安排这种特殊作业的石井军医中将有相通之处。
接着，不妨看看熟知这种细菌战筹划全貌的关东军细菌部队首脑高桥军医中将，在苏联接受审判时的供述摘要吧。
问：关于一〇〇部队的细菌战态势，你曾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上将报告过吗？
答：报告过。
问：向梅津上将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一〇〇部队要基于该项使命继续努力。各种设备及细菌的繁殖状态也很顺利……
问：梅津上将是怎么回答的？
答：他非常满意，要求我们继续努力。
问：一〇〇部队一年可以生产多少细菌？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菌五百公斤、痢疾菌一百公斤。
问：你认为这种产量够吗？
答：不，还不够。
问：一〇〇部队被派往与安省的任务是什么？
答：调查河川、蓄水池、放牧场、家畜数量，以及家畜随季节迁移的情形。
问：这项侦察有何目的？
答：关于这点，梅津上将是这么告诉我的：“和苏联开战后，如果日军退到大兴安岭，这时一〇〇部队就要让北兴安岭省的家畜统统染上传染病，并利用这个方式让敌人感染传染病，进而降低他们的战斗力。”一〇〇部队是为了完成该项指令展开调查的。
问：山田上将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后，你报告过一〇〇中队的业务吗？
答：分三次报告过概要。
问：对于你的报告，山田上将的态度如何？
答：他只是简短地指示“照同一方针继续进行”。所以，我认为山田司令官的方针也和前任梅津司令一样。
问：你知道一〇〇部队做过人体实验吗？
答：听说过。但没听说过霍乱实验。不过，这是我该负的责任。
问：筹备这种细菌战，是以苏联为首要目标吗？
答：没错。
（摘自《日本周报》第四五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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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ghq留用相关人士之后，日本的这种细菌技术研究有了惊人的进步。同时，如今几乎人人确信，朝鲜事变发生时，美方就使用了这种细菌战。
其实美国本土也早就在进行这种细菌战的研究了。这个机关做了什么研究，从一九四六年，马克（后来的美国细菌武器委员会委员长，因研发细菌武器有功，被任命为陆军长官）所做的报告即可看出。
据这份报告所说，细菌武器研究进展迅猛，已移交到美国陆军化学研究所手里，还在马里兰州的费雷迪利克市近郊德特里克营设立了一个别名“特殊计划部”的研究机构。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三千六百人在此工作。此外，美国海军也在加州大学另有一个直属的生化武器研究机构。研究费用总额超过五千万美元。然而，就在朝鲜发生动乱三个月前的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在向总统做年度报告时曾特别提到：“针对许多对人类、家畜及谷物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做了详尽的研究。不过，就国防立场而言，这项研究实在不宜公开。”
此外，一九五〇年的《军事评论》（militaryreview）四月号，也刊载了论述使用生化武器的论文。文中写道“使人体感染的疾病，不仅要难以治疗，此外还必须使其难以判定感染渠道。同时要达到不论何种场所都不可能有医疗免疫的可能。已感染者最好对任何化学治疗都毫无反应”。
还有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卫生研究所的黑斯所长曾公开表示：“早已研发出微生物炮弹和炸弹，并已到达可供使用的阶段。”根据发表记录找到以下记载：
美军曾于一九五〇年采用细菌战，也就是联合国军队从北韩撤退之际。美军在撤退途中经过平壤市，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等地区散布细菌，导致这些地区爆发天花。直到一九五一年四月为止，染病总人数超过三千五百，其中有一成死亡。江原道有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咸镜北道有八百一十七人，黄海道有六百零二人，美军没经过的地区则完全没发生。
此外，据说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〇九一号细菌登陆用小艇抵达韩国东海岸元山港之际，美军曾在艇内对中韩两国人民进行人体实验。美国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四月九日号也曾提及这一点，报导指出：“鼠疫在共军之中蔓延，这种可怕的痢疾甚至可能波及联合国方面。这艘登陆用小艇，载着医学研究设备和实验用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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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银案中用的毒物并非检方说的氰酸钾，极可能是前陆军人士制造的特殊毒物。那是前日军研发的秘密武器，而ghq通过留用九研的相关人士及从七三一部队退伍的官兵，继续秘密研究该项成果——这就是我们最后归纳出的结论。
到了这个地步，帝银案带给我们的，已经不只是对平泽是否为真凶的怀疑了。真正可怕的是，是否存在秘密毒物和细菌，是否有来自日本前军部对美国的技术协助。
单从前述的几种美方出版品中也可窥知朝鲜动乱时曾使用生化武器。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前述的细菌小艇后来曾在巨济岛的俘虏收容所进行实验。关于此事，当时的ap通信曾有报导：“每天有三千人进行实验，最终以北韩人为主的十一万五千多名俘虏中，有一千四百名染上严重的传染病，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也感染了其他疫病。”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抗议声明：“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五日期间，美国有四百四十八架军用飞机侵犯东北地区领空多达六十八次，在抚顺、安东、宽旬、监江等地散布带有细菌的昆虫。其中苍蝇比一般品种的颜色要黑，头部特别小，翅膀更大，刺毛更多；跳蚤也比一般品种的更黑、更长；蜘蛛为茶褐色。已被证实，这些昆虫是特别培养出来的耐寒性极高的毒虫，即使在严冬的山野里也能存活。”
位于北京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编写的《细菌战黑皮书》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朝鲜细菌战的资料。（摘自《细菌战黑皮书》，片山聪史译）
可是，对于这份出版物，美方进行了反击，指控那全是谎言。不过从u2事件也可以看出，美方指控别人说谎究竟是真是假，其实很容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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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这起帝银事件的搜查差点儿暴露出一个国际性大问题。另外，为了严守这个秘密，让一个连“丁腈”的“腈”都不会写的无辜牺牲者被诬陷为犯人，而真凶却得以逃之夭夭，实在令人思之悚然。帝银事件的真凶，也许是为了钱才铤而走险的，不过如果能容我再想象得放肆一点，说不定是一种实验。
想到这起帝银事件中用来当作凶器的不明毒物，就难免会联想到最近安保条约里的“细菌学职务”，不禁让我忐忑不安。
在第三十四届国会参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分科会上，面对岩间正男的质问，政府委员小里玲氏的回答如下：
关于病菌检疫人员——担任此职者，必须针对细菌、立克次氏病原体、病毒及其他细菌的组织与发生形状、组织、生命过程，令人类、动物和鱼类致病的重要性，杀菌、消毒及控制方法，在疾病疗法上的应用，卫生、分解、发酵、对工业过程和土壤生产性的活动与效果等相关研究及调查，乃至其他专业性、科学性的作业进行建议、经营、监督和实施。担任此职务者，须监督和实施以下代表性职务。（下略）
不过，这种官方答辩只是表面上的虚应敷衍，带有伪装与哄骗的成分，实在难以相信“病菌检疫人员”这项职务的真正功能真的如上所言。问题在于，这是美方的要求，因此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只能归结为战略需要。
这起帝银事件带给我们两项重要启示。其一，我们每个人，不管处于何种年代、何种场合，都有可能被诬陷为“犯人”，生活在极度不安中。其二，在新安保条约造成的危机中，这起事件中使用的不明毒物依然阴魂不散。
原题《画家、毒物与硝烟》，首次刊载于《文艺春秋》·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科尔萨科夫氏症候群（korsakoff'ssyndrome），又称健忘综合征，为一种大脑缺乏硫胺（维生素b1）而引起的精神障碍。其疾病由俄国神经学家谢尔盖·科尔萨科夫（sergeikorsakoff）最先发现而命名。科尔萨科夫综合征表现为选择性的认知功能障碍，包括近事遗忘、时间及空间定向障碍。
意为“所有的员工、房间、现金都要消毒”。
战后日本警察分为两种，在中央是国家警察，简称国警；地方的是地方警察，简称地警。皆受国家公安委员会统辖。
指称案犯极有可能是医疗、防疫领域，能经手药品或有研究、实验相关经验，特别是海外归国官兵及军方相关研究者、特务机关成员、宪兵等身份。——作者注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军的u2侦察机在苏俄领空遭到击落。
作者“松本清张”的其他小说
《玫瑰旅游团》《女人阶梯》《错位（交错的场景）》《交错的场景》《砂之器》《歪斜的复印》《脸》《富士山禁恋》《夜的声》《酒吧世界(黑色皮革手册)》《黑血的女人》《空白的忧虑》《证词》《种族同盟》《淡妆的男人》《合作的被告》《大手笔》《波浪上的塔》《强蚁》《眼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