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的墓位于东京的多磨墓地。但祖母的遗骨不在那块墓地底下。
父母是迁居东京之后才过世的，但祖母阿金早在昭和初年便因年迈体衰死于小仓。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我只知道当时她已年过八十，但无法确定究竟是几岁，家里也没有她的牌位。
阿金死时，我父亲峰太郎正穷困，买不起墓地，只好将骨灰坛暂时寄放在附近的寺庙里，一放就放到了现在。
虽不知寺名，但知道就在我家附近，地点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主持葬礼的和尚曾在棺材前挥舞拂尘，所以一定是一座禅宗寺庙。在阴暗的家中，只有那把拂尘的白毛和袈裟的金边部分闪闪发亮。和尚念完经后，起身在棺材前大喝法偈的洪亮嗓音至今犹在耳边。那时我十八九岁。
小仓市原为旧日城堡外围的繁华市区，区内有许多禅宗曹洞派的寺庙。藩主纳骨的菩提寺如此，在鸥外的小说与日记中出现的安国寺亦如此。不过寄放祖母骨灰坛的禅宗寺没那么气派，只是一座阴森冷清的寺。该寺庙位于繁华大马路之外的内巷，有小门和矮墙。位于两条路交会处的角落，唯独庙前总是阴湿肮脏。正对面都是些酒类批发店和杂货店之类的商铺，所在的横巷叫鸟町，一排安静的店面悄然伫立。
小仓的主要干道自古以来就是鱼町，贯穿南北。走到鱼町的南边尽头，就连着旦过市场。沿路几乎都是卖鱼的，只听吆喝声此起彼落，一片喧闹。寺庙所在的路位于鱼町和旦过市场交会的东横巷，那里只有冷清的平民町，和东边的一条染坊町。西边末端直达旦过市场中央。小仓的街道纵横交错如棋盘。我父母就在染坊町的一条分支小巷里经营餐饮店，和寄放骨灰的寺庙只隔了一条马路。
我常经过那座庙。狭窄的庙门老旧破败，顶上堆着摇摇欲坠的烂瓦，还有那肮脏的土墙，墙下散落着行人丢弃的垃圾。夜里这里便成了便溺的最佳地点。庙四周一年到头都是湿漉漉的，主殿的四柱屋顶探出墙头，隐约可见门内种着的苏铁的绿叶。那扇门我一次也没进去过，只是每次经过时会想，啊，祖母的骨灰就放在这里啊。
本来跟庙方说好，只是在墓地盖好前暂时寄放，不过父亲当然无钱打造造价不菲的墓碑，因此就这么放着不管了。会把骨灰坛寄放在寺庙的，多半是穷人。
我家连个可供安放祖母阿金骨灰坛的佛坛都没有，骨灰坛就摆在壁橱角落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上了暗釉的陶器，用一根铁丝从盖子开始交叉捆绑，铁丝已稍微有些生锈。坛子也没装在木盒里，只用白布简单裹着。每次拉开壁橱的纸门都会映入眼帘。父亲起初还为此耿耿于怀，不过习惯了之后，那个骨灰坛看起来就跟其他破铜烂铁没什么两样了。
父亲从小被阿金夫妇收养，不过他并非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才草率处理祖母的骨灰坛。他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无论处于何种困境，都从未消沉烦恼过。他一生赤贫如洗，贫穷却打造出他那种凡事放轻松的乐天性格。他就是这样的闲散人，对骨灰坛不上心也是其中一例。
我初懂人事时父亲的职业是黄包车夫，祖母则自制麻糬摆路边摊贩卖，母亲也在一旁帮忙。后来父亲接连做过炒白米期货、替人讨债、在和服店替人看鞋子的营生，还做过四处赶集的摊商；也在路边卖过麻糬，开过餐饮店，还批发过鱼货，却没有一次成功。但不管怎样，父亲依旧开朗地与人交谈。他自负是个高人一等、有学问的人，并自认为是谈判高手。他的知识都来自于仔细阅读报纸，还有就是年轻时在广岛师从过一位律师，当时硬记下来的法律知识为日后打下了基础。父亲生于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最拿手的是明治末年至大正—昭和初年的政坛话题。不过父亲说的多半是从报章杂志看来的知名政治家的逸闻趣事，这种话题的确会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大表佩服。
碰到对方听得欲罢不能，他当然会继续说下去，但对方通常只是配合他随便附和几句。如果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自然会很快失去兴趣。
你讲那些根本没营养——母亲总是这样指责一个人说得口沫横飞的父亲。在母亲看来，父亲不管逮到谁都要大发一通政治议论，对我们的贫困生活毫无助益。与其讲那种不实用的话，还不如动动脑筋设法多还一毛钱债务。在母亲看来，父亲很没用。
即便是我的记忆所及，父亲也总是受讨债者逼迫。主要是在经营餐饮店时欠下的买酒的货款，再有就是房租一直拖着没缴。后来酒商拒绝再让他赊账，他只好拿现金去买一升装的酒。酒钱虽能勉强应付，但房东催讨房租时却越来越凶，这一点不管搬到哪里都一样。一到冬天，便会不时看到父亲蹲在火盆前，愣愣地陷入沉思，也许是在烦恼明天该怎么办吧。他只有在人前才会变得饶舌，独处的时候那沉默的身影看起来分外悲凉。父亲低头用力握紧深插在灰烬中的铁筷，不知不觉已流下一道长而清澄的鼻水，垂到了炭灰上。
母亲和无论何时都无忧无虑的父亲不同，她事事操心，总是为了还很遥远的事情烦恼。我很少看到母亲开怀展颜的模样，父亲的那种脾气也令她自然养成了忧患意识。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说每次和大姐讲话都在听她发牢骚，因此总是躲得远远的。这么说当然也是在从侧面谴责那个没出息的姐夫。
父亲生得壮硕，体重约七十公斤。如此一个庞然大物整天赋闲在家，看起来更像个大懒汉。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不爱劳作的人。
母亲阿谷生性勤快又好强。她本为广岛县丰田郡的农家女，据说是在广岛市当纺线女工时嫁给了来自岛取县日野郡的父亲。父亲峰太郎，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内情，被从坐拥山林的富裕家庭送去了米子市的松本家。父亲死后，我听那些了解内情的岛取县人说，起先父亲只是被送去寄养，但膝下无子的松本夫妻索性不让他回去了。抚养这个养子的人是松本金，也就是我的祖母。
峰太郎在米子养父母家待到十七八岁时离家出走了。他常聊起年轻时徒步翻越号称“四十弯”的伯耆与美作一带的山顶。那是来自于一别故乡便终生难返的乡愁，孩提时代看惯的风景令他永远怀念。
峰太郎在广岛市和阿谷结为夫妻之后生下几个孩子，但并未正式办理结婚登记。这究竟是出于他的懒散，还是无意与阿谷白头偕老，如今详情不明。阿谷目不识丁，峰太郎常说她是个没知识的女人，说不定是抱着迟早要分手的打算才没去办理登记的。早生的那几个孩子都夭折，在户籍上，我成了“庶子”。
峰太郎和阿谷常常吵架，而阿金总是悄如暗影地待在一旁。
根据我的推测——因为我没有向父母仔细问过那方面的事——峰太郎夫妻靠熟人帮忙从广岛迁居小仓以后，阿金和丈夫兼吉（也就是我的祖父）似乎就离开米子，定居下关的坛浦，在那里开了一间麻糬店。说是坛浦其实比较靠近旧坛浦，离那个因源平大战而闻名的御裳川很近。峰太郎与阿谷想必是从小仓去投靠坛浦的养父母吧。暌违十几年以后，峰太郎才带着老婆和孩子（也就是我）与养父母团圆。
旧坛浦位于下关和昔日曾是小小城下町的长府之间，对于徒步往返三里路的人们来说，正是最佳的歇脚处。紧挨着后方就是关门海峡最狭窄的水道早丙濑户，和对面门司那边的和布刈神社之间相隔着涡流滚滚的海水。由于那里视野良好，坐在门槛上喝茶吃麻糬的人也不少。
不过，单靠买麻糬这点连茶馆都算不上的小生意，自然不可能养活两对夫妻。于是峰太郎在同属贩夫走卒类的黄包车行当起了车夫，那时我大约六七岁，自我略懂人事以后，所知的父亲唯一干过的粗活就是这个。我出生那年，父亲三十六岁。
祖父兼吉很快就死了。在正下方就是早丙濑户的二楼房间里，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两岁的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家里的骚动。
儿子儿媳就算吵架，阿金也从不主动介入。就算峰太郎殴打阿谷，阿谷披头散发地在榻榻米和泥土地板上满地打滚，她也从未试图出面打圆场。她只是端坐着扎起袖子，一边将搓圆的馅料包进麻皮里，一边别开脸，用伯耆腔喃喃说着：“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夫妻俩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
就这样，阿金既不帮儿子说话也不替媳妇撑腰。也许是因为自觉受养子夫妇奉养，认定努力保持中立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每天早上，她总是第一个去佛坛更换鲜花，那里放着她老伴的牌位。点蜡烛、燃线香、合掌膜拜，她忙得无暇放下袖子。虽说她天生勤快，但从未见她休息过一时半刻应是出于对媳妇的顾虑吧。她和峰太郎也难得说句话，就算说了也只会惹来对方的嗤笑。阿金的话题总是跟米子的回忆有关，但似乎总有些夸大其词，峰太郎笑的是这一点。
而我，从来没从祖母阿金口中听过她早年抚养父亲的经历，也没听父亲提过被养父母带大的情景。父亲儿时的回忆，总是与在故乡矢户的河里钓鱼和在古老神社里玩耍之类的有关，从没提过米子。矢户是他生父田中家的所在地，和米子相距将近十里。
就这一点来看，峰太郎虽被松本夫妇收养，似乎还是经常回老家矢户玩。可他不能回到田中家，因为养父母不让他回去，因此米子对峰太郎而言，显然非愉快之地。
阿金额头凸、眼睛小、颧骨高、鼻子大，还有两片特别宽的薄唇。她剃光了眉毛，因此光秃高耸的额头显得更加往外凸。我至今还能记得她的长相，是因为我曾坐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缩在被窝旁，把她死时的相貌画在纸上（会做那种事，乃因数年前小穴隆一曾将芥川龙之介自杀时的相貌画成速写，还刊登在杂志上。当时我嗜读芥川的作品，因此对他的死相深感好奇）。那张画有死亡肖像的红板放在佛坛上供了一阵子，不知何时不见了。纸板旁边应该还记着二月某日的死亡日期，但究竟是昭和哪一年、二月的哪一天？我无论怎么想就是想不起来。总之，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
祖母在世时，我并不觉得跟她有多亲，可是祖母一死，我才明白自己最爱的是她。阮囊羞涩的父亲连祖母的葬礼也草草了事，要将遗骸送至火葬场时，还是从别处借来一辆推车把棺材放上，再盖上祖母一直用到临终的那条棉被，就这么自己拉去了火葬场。我还在车子后面帮忙推，沿路只有母亲的弟弟陪同，附近邻居无人来送葬。也许邻居觉得这葬礼实在太寒酸，基于同情才不忍露面，父亲想必也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吧。母亲站在门口，一脸萧索地久久目送着，仿佛在说：“我跟祖母也认识不少年了呢。”
位于山脚的火葬场相距甚远，走上山路后积雪深及膝下，推车的车轮深陷雪中，推起来更加吃力。车子每次一摇晃，用绳子绑着的棺材也会跟着晃动。
火葬场的人把棺材推入炉灶中，四周塞满松叶，还交给我一根松枝叫我丢进去。这时我终于忍不住呜咽，放声大哭。
阿清（我的名字），我已经死了，我会在天上守住你的，祖母说。守住，就是守护的意思。
从小我没有受过任何人的特别宠爱，也没有人替我加油打气。相反，我总是被冷漠对待，在鄙弃的眼神中默默长大。这种处境至今似乎依然未变。而我之所以没有与社会严重脱节，有时候想想，好像真的是因为祖母在天上守住我。
这阵子我老是惦记父亲寄放在小仓寺庙内、无人闻问的祖母骨灰坛。说来奇妙，起因也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
小仓市东边有座形似蝙蝠展翼、高约六百米的足立山。南侧山脚地处偏僻，只有零星散布的几户农家。绕过山脚再往前走，就是面向足立山背面的一片更加荒凉的土地。我去那里的次数少之又少。
梦中，我正在那条路上走着。绕过山脚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山林之间零星搭盖着五六栋小屋，都是小木屋。有对老夫妇正从其中一栋的窗口现身，看着我这边。哦，死掉的祖母就住在这种地方啊——我在梦中想。祖母身旁那个健壮的老人，长得跟遗照里我的祖父兼吉一样。“祖母，原来你在这种地方啊！”我出声招呼，但他们俩都不吭声。梦中没有鲜艳的色彩，一切都像梅雨季节的天空般阴沉。我打量着四周，暗忖原来死掉的人都居住在这种地方。祖母把手搁在窗边，像是要探出身子般定定地凝视着我这边——就是这样的梦。
不只是因为梦见死人村，我才开始起意把祖母的遗骨从小仓取回，和父母合葬在一起的。我不知道祖父的遗骨埋在哪里，我想，应该在他过世时所在的坛浦附近的某间庙里，但事到如今已无从追索。
寄放祖母骨灰坛的那间庙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不起来。对于寺庙的外观倒是记忆犹新，甚至可以马上凭空画出精准的写生图。
现在的北九州市小仓区就是以前的小仓市，我买了该地的地图。棋盘式的街道依旧，只是新开出更宽敞的干线道路，将各处切割。市区中央有一条紫川，由南至北穿城而过，那条河上也新添了几座桥。以前，我住这里的时候，从北至南只有常盘桥、胜山桥、陆军桥、贵船桥这四座，现已增为七座。那条紫川的西边属于旧城址，原被第十二师团步兵第十四联队占用，现在成为市立公共设施和工厂用地。四座桥在旧藩时代连接了西侧的藩主城区和东侧的民居（也许当时的桥数更少），这片民居成为明治以后的士族区、寺区及商店街。只有领主城堡“小仓藩小笠原家，俸禄十五万石”外围遍布禅宗寺庙，一向宗（真宗派）的寺庙不多。
我试着在地图上寻找旦过桥。从紫川引水的堀川在东南方弯入民居，被称为神岳川，这是外濠的遗迹，旦过桥就是架在那上面的短桥之一。昔日人们利用连接紫川的神岳川，划着小舟进入，在河边的市场卸下鱼货蔬菜。那个市场以旦过为名，从旦过市场笔直往北的干道就是鱼町。那座寺庙就在越过旦过桥之后，穿过鱼町和旦过市场的北角上。那个街角是南北向的鸟町和东西向的平民町交叉的十字路口，棋盘也在这一带终结。
我抱着这样的地形记忆，寻找地图上旦过桥往东的第二个十字路口，察看附近一带。以前的平民町已全面拓宽，安上了“小文字街”这个新路名。地图上的那个街角既没有寺庙记号也没有标出寺名。
说不定相关单位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时把那座庙移到别处去了，暂时寄放在那座庙里的祖母的骨灰坛自然也跟着该庙一起迁移了。
说是暂时寄放，却早已过了数十年，暂时寄放成了永久寄存。那是一座小庙，难保骨灰坛如今是否仍保存在庙里。
地图上标示那附近有两座庙，分别是宝典寺和安全寺。单看寺名无从判断是否就是那座庙。
我吩咐去小仓办事的次子顺便替我查一下那座庙。次子对于骨灰坛的主人来说算是曾孙。根据他回来后的报告，宝典寺和安全寺的僧人对此皆无所悉。不过附近本来还有一座东仙寺，后来毁于火灾，据说现在已和八幡的桂昌院合并，旧八幡市位于小仓西邻。次子的调查到此为止，他对从未见过的曾祖母不太关心。
不过他至少问到了电话号码，于是我从东京打电话到桂昌院。住持接听后，说会帮我查一下信徒的生死簿，让我明天再来问。翌日我再打电话过去，他说记录簿上有很多姓松本的，可是没找到松本金。我把原来存放祖母骨灰的那座寺庙的地点告诉他，但桂昌院住持说，别说寺名了，就连有没有这座庙他都不能确定。
到此我已束手无策，但我灵机一动，决定查阅战前的小仓市地图。正好最近坊间出版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乡土相片集《小仓》（国书刊行会出版）。不过那上面附带的地图过于简略，连街区名称都未标出。我又拜托旧书店，可是对方说手边没有这种旧地图。
于是，我只好打电话到小仓的北九州市立中央图书馆。对方说这种东西应归特别资料室管理，又帮我把电话转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姓今村的人，也就是相片集《小仓》的编辑今村元市先生。今村先生当场替我查阅战前的小仓市地图，然后告诉我，我说的那座庙一定是大满寺。可大满寺这个名称我毫无印象。
我立刻打电话到大满寺，电话是住持接的。我一向他确认以前的地址，听起来年纪不小的住持便回答：“那就是本寺啊。”他说战后政府拓宽道路时把他们赶出原来的地方，现已迁到清水。接着又补充说明他是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继承住持之位。虽然殁年不详，但当时在那个阴暗的家中站于棺前挥动拂尘的，应该就是前任住持。
翌日，我再次打电话到大满寺，大满寺的住持说，昨天又翻过生死簿，的确有松本金女士的名字，殁于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二月八日，享年八十三岁，所以明年正好逝世满五十周年。对了，那天就是二月八日，我想起那张绘有死亡肖像的纸板边写的就是二月八日。终于找到了！正如我所预料的，祖母的骨灰坛早已被寺方处理掉了，现在和其他暂时寄存的遗骨一起埋在寺内的石塔下。
没有骨灰坛，至少要把祖母的牌位带回来，和父母一起合葬在多磨墓地。我说三四天之内会过去一趟，拜托大满寺住持先替我做个新牌位。再看看手边的地图，在清水的确有个大满寺。说到清水，我曾念过当地清水小学的前身——板柜普通小学，所以对我来说那也是个怀念的地名。
十二月四日早上八点，我独自从羽田搭机启程，十点后抵达板付机场。我想在祖母逝世五十周年前夕，到庙里把代替祖母骨灰坛的牌位请回来。此行多少令我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些年来，我一次也没认真兴起过这个念头。
从博多到小仓搭新干线仅需三十分钟。出租车司机说他知道大满寺在哪里。
车子沿着站前道路往南走，不一会儿上了大马路，右转后便笔直朝西走。途中不时出现依稀见过的旧式建筑与街角，但街上的模样已翻天覆地，我连现在走到哪儿了都不清楚。如果车子开慢一点或许可以渐渐想起，但我也急着赶路。年近五十的司机面向前方，主动问我是否初次来小仓，我说很久以前曾经来过，司机一听便说：“小仓的变化很大吧？我是十五年前搬来的，后来新道路一一开辟，高楼大厦也变多了。”我告诉他从庙里出来后，我还想去另外三四个地方转转，请他到时候等我十到十五分钟。我摊开从东京带来的市内地图，上面已用红色记号标明了目的地。
出租车来到清水后便从大马路左转进入狭小坡道，四周都是住宅，尽头则是山壁。我发现这座矮丘是观音山的余脉，有座清水观音堂建在山侧，离板柜小学很近，我当时放学以后经常去那里玩耍。大满寺的标志立于崖下，此时天空阴霾欲雨，但气温适宜。
我登上石阶，眼前是寺庙的后门。本来待在方丈室的住持夫妻一见有客人来访连忙出迎。
我被带往相连的主殿。之前在电话中我只提到我是松本金之孙，不过来到这儿光是这样说可交代不过去。
住持年近七十，弯腰驼背，他拿出刚做好的崭新牌位给我看。黑漆底上，金泥写成的文字熠熠生光。
真室智镜善女俗名松本金逝于昭和六年二月八日八十三岁
生死簿上的法名据说是前任住持取的。我仿佛又看到那个左右挥舞着白色拂尘，大喝法偈的僧人。
住持谈起当年配合道路拓宽，迁移此地后独自建造主殿的辛苦。但他自然不可能知道原住染坊町的我家，所以没提起那方面的事。祖母逝世七周年时，如果父亲找大满寺做法事，自昭和九年接任住持职位的这个和尚或许多少还会有点印象，但父亲连这点都没做到。祖母是在我们搬到中岛路之后去世的，不过父亲委托的似乎还是以前在染坊町认识的禅宗寺庙。
住持把牌位放在高高的佛坛上并开始诵经，右手敲着朱红木鱼，左手击磬。松本金的亲人只有我一个人，上香的也只有我。
之后我取回牌位，郑重地伸手接过。但“真室智镜善女”这行金泥文字，怎么也无法令我联想起祖母那凸额头、大鼻孔、阔嘴的脸孔，也想不起扎起袖子弯着腰，像只无头苍蝇般转来转去的身影。
住持的妻子替我把牌位包起来，可是手边的纸包不住整块牌位，底下还露出一截。但与其用华丽的纸张细心包裹，这种半调子风格似乎更符合祖母的一生。我这才对法号萌生了亲切感。
住持带我参观寺前的合葬塔。三十块古老墓石堆成四层，塔顶上立着一小座观音铜像，塔前洗手盆的石头上刻着“万人讲”的字样，花瓶里插着白色与黄色的雏菊，后方有棵残留少许叶片的柿树，光秃的枝头上乌云聚集。
堆成塔形的墓石上均雕有法号，但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识。住持向我解释说，这些都是从原来的寺址搬过来的，从暂时寄存的骨灰坛里取出遗骨后，就一起埋在这座塔下。用铁丝交叉捆绑的鼠灰色陶罐在寺庙搬迁时遭到破坏，祖母的骨灰和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埋在这座石塔底下。
我隐约还记得祖母骨头的形状。火葬场员工拉开焚化炉的铁制抽屉，用长筷从骨灰中替我们捡选几片白骨。遗骨放在火葬场烧了一晚，隔天早上才去领时骨灰犹有余温。比起之前待在主殿佛坛前，现在在这露天的墓石塔下似乎更能捕捉到祖母的存在，更有真切的感受。仿佛祖母正用手抚着我说：“阿清，大老远跑来，辛苦你了。”又好似听见她正在抱怨“为什么不早点儿来接我呢”。自从祖母失明之后，就习惯用手抚摸我。
“明年就是五十周年忌日了。”住持再次强调。
“以前的寺庙里有几株苏铁吧？”
听我这么一问，住持指着方丈室前方说：“那些就是，我们移植过来了。”
那里有四株苏铁挤成一团，各自向上伸出翠绿的羽状叶片。唯有这低矮的苏铁，将有关那个街角的记忆化为现实。当时苏铁的扇形叶片就是从旧门与濒临瓦解的土墙上探出头来，我随之记起墙边那湿漉漉的地面。
火葬场就在后山上面，住持太太在一旁如此告诉我，并表示她母亲也是在那儿火化的。原来我记错了火葬场的地点，一直以为在足立山山脚，现在拿的地图上那里也标有火葬场的记号。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印象中拉棺材的推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得很辛苦，可是住持太太说当时小仓市就只有这一处火葬场。
被她这么一说，彼时父亲拉车、我在后面推着走的路线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们走在大雪漫天狂舞的河边，那是紫川的土堤；推车过了一座桥，是贵船桥；接着经过一片低矮屋顶连绵的街区，那是木町；偶尔经过一个平交道，是日丰线的铁道。我毕业的学校就在右首边，然后开始爬坡。原来就是这里啊。当时父亲和舅舅沿路只顾着拂去脸上的雪，始终默默无语，他们俩相处得并不好。
我拎着装牌位的包，再次坐上在底下等我的出租车。车子从那里开上通往火葬场的那条路，两侧山壁逼仄而来，出租车一转眼就跑上这条平坦的坡道。
我对坡道的倾斜度仍有记忆，就是这样的上坡，不过当时还是红土路，而且积雪深达二十厘米，车轮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舅舅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推车。祖母阿金八十三岁过世时，我父亲时年五十有八。
火葬场还在原来的位置，我记得后方的山形。但那幢建筑物已改为白色石灰的现代化建筑，名称也变成了“清水斋场”。但在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阴郁的木造房屋、白色的水泥烟囱，还有红砖堆砌的模样。供家属等候的休息室也不是现在这种大楼，而是低矮的平房。冷冰冰的石灰地板上只放了长椅，就像乡下小车站的候车室那般。
父亲、舅舅和我总共去过那里两次。当天送去火化，以及翌日去捡骨。骨灰坛是在火葬场买的。
父亲和我轮流抱着那个骨灰坛走过漫长的雪路，一回到家，等候的母亲就伸手接了过来。“可怜啊，祖母生前也吃了不少苦呢。”母亲说着频频抚摸骨灰坛。这年，母亲五十二岁。
我祖母从未像其他老太太那样，结伴去庙里进香或游山玩水，我也没见过祖母穿着正式和服外出。她没有朋友，身体还能动时总是猫着腰工作。她不识字。
我吩咐出租车司机去往地图上的下一个目的地。从原本名为陆军桥的紫川桥往东南方向的香春口，那条笔直延伸的马路叫做中岛路，想必称呼至今依然没变吧。靠近紫川桥的那条马路南边就是如今称为中岛一丁目的十一番地，南边的大片区域是十条造纸厂。我在地图上十一番地做的记号就是这家造纸厂。
以前我在这儿时，十条造纸叫做王子造纸。工厂把废水排进堀川，经过前面的住吉神社再注入紫川。再看地图，如今顺着昔日堀川的形状辟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
我下了出租车，朝那端远眺。眼前浮现的是终日散发异味、泛着白浊泡沫的堀川。河边几乎没有称得上堤防的地方，通往纸厂的马路和河川平行，比其他地区矮了一截。低地里全是矮小房舍，靠后方的板壁小屋就是我家。
这栋小屋被房东隔成两半，分别租给两户人家，每户人家只有六叠大的和室与木板房间，一打开大门就是两户共用的茅厕。
我们搬到小仓来投靠母亲以前的朋友，那户人受雇于旦过市场内的“龟井汤”这家公用澡堂。丈夫烧柴，妻子坐镇柜台。我们搬过来以后，父亲峰太郎一时找不到工作，遂在兵库屋这家以贩售和服为主的百货行做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年底旺季时替客人看管鞋子。
兵库屋也就是日后的小仓商工会议所，是一栋气势雄伟的五层西式红砖建筑。在一个岁暮寒冬，我偷偷跑去兵库屋，只见我父亲在入口的脱鞋处，穿着染有店名的深蓝色短褂和绑腿工作裤，正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兵库屋的卖场铺着榻榻米，从脱鞋处到卖场一路只见小旗翻飞。
父亲一看到我就说：“你来啦，冷不冷？”无论身处在何种困境，他都不曾露出悲观的表情，开朗地高喊“您好，欢迎光临”迎接盛装华服的女客，辛苦地弯下肥胖的身躯把客人的鞋子用绳子串起；或在客人离去时接过号码牌，在客人面前把鞋子并排摆放好。不可思议的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父亲的这些举动一点也不显悲哀。那和他过去在下关时衣着光鲜亮丽、大摇大摆、昂首阔步的模样相差太大，反而显得新奇。
在兵库屋做过临时工后，峰太郎又去旦过市场的鱼摊批来盐渍鲑鱼与鳟鱼，再去旦过桥往南的天神桥上叫卖。神岳川的河道虽窄，但水面上吹来的河风冷冽，他总是频频用手背抹拭鼻水，像皮条客般眼珠子滴溜乱转，盯着桥上的来往行人。
当时我在附近的天神岛小学就读，放学回家一定会经过这座桥。当着结伴同行的朋友面，父亲衣衫褴褛的模样着实令我羞耻。当我正想悄然走过时，却被父亲叫住，还朝我嚷着：“小子，你现在才放学吗？好好用功！”那年父亲虚岁四十七，唯独体型依然健壮。他滴酒不沾，只爱甜食与香烟，就算手头再怎么拮据也没戒烟。这一点我母亲阿谷亦然，始终烟不离手，总是节省地把烟草粉的碎渣塞进烟管前端。
我努力追忆供造纸厂排放污水的那条堀川，印象中那条有点弯曲的马路应该就在这一带。当时废水的臭味弥漫方圆几米之外，当地人把废水称为“浮渣”，一旦习惯了浮渣的异味，也就不觉得难闻了。每当从外地回到这个弥漫异味的地方，反而还会安心地觉得“啊，我终于回来了”。事实上那股怪味还带点儿苦酸的甜味。
我让出租车等着，自行走进一条窄巷，那一带至今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屋。一绕到窄巷后面，只见房屋后面板壁纷纷剥落，遮盖地面的缘廊木板也掉了，底下的脏东西赤裸裸的，一览无遗。窗户上七横八竖地钉着木片以取代玻璃，铺屋顶的木板也已碎裂，在屋檐上翘起。
这种模样依稀和我们以前住的房子有几分相似。这只是屋子背面，而我们那栋板壁小屋却是正面、背面一个德性。屋内只有一扇钉着木板的小窗，正门如果不敞着，家中就会一片昏暗。祖母就在那里面窸窸窣窣地干活儿。那年祖母阿金大约七十五岁。
父亲放弃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之后，和母亲一起当起赶集的摊商。父亲负责把面糊倒进铜板模型，烤成红豆饼；还准备弹珠汽水、橘子水等清凉饮料；母亲则把烤鱿鱼和水煮蛋等食物连同炭炉、木炭、空纸箱、旧报纸一起堆到台车上。每逢邻村有活动或庙会赶集，他们就出门做生意。如果地点远，就一大清早出门，天黑之后才回来。母亲绑着三角头巾、身穿围裙，趁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凑近枕边，留下一句“你要乖乖和阿婆看家哦”就出门了。
小型庙会或地藏菩萨祭典活动上做不到什么生意。于是，峰太朗开始把目标扩展到高市的大型祭典。所谓的高市，是指杂耍戏曲之类的剧团表演，可以吸引大批人潮。可是这种集市不可能天天都有，而且必须远征外地。今井的祈园远在小仓十里之外的行桥地区，父亲却也拉着借来的两轮车，母亲则推着当作载货台的老旧手推车，照样赶去做生意。
即便跑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有时还是会受天气影响依旧做不成生意。生意好时，即使累了一天，回来时还是精神抖擞；生意不佳时，夫妻俩就精疲力竭地颓然而返。去的地方越远，自然也就回来得越晚。有时候他们深夜才回来，祖母和我都已睡了。不过他们从来不忘带礼物给我，那些礼物都是从高市的露天摊商买来的，有时候是附近糖果店买不到的稀罕货色，所以我总是满怀期待。
当时男孩子们正流行玩模型飞机，把细细的橡皮筋扭紧，缠在木制螺旋桨上，利用橡皮筋松开的弹力就可以让飞机起飞。玩具店里都有卖附上组装图的全套零件，附近小孩成天忙着玩模型飞机。虽然这种飞机玩具的构造极其简单，但价钱还是相当昂贵，我不敢奢望父母买给我，于是模仿组装图画出了自己发明的模型飞机设计图。我成绩单上的劳作（就是现在的美术手工课）分数向来都是乙等，手艺算笨拙，所以我当然知道自己做不出模型飞机，只能画画设计图聊以自娱，幻想那架模型飞机在堀川上空盘旋，像蝙蝠一样自在翱翔的情景。而事实上，每到傍晚，漂着浮渣的河面上的确有数量惊人的蝙蝠化为黑影飞来飞去。
父亲一直冷眼旁观着这样的我，有一天，他突然凑近我说：“给你买个模型飞机好吗？”我虽然点头嗯了一声，心里却不抱希望。而他也终究没有买给我。
隔成两半的小屋，隔壁住的是一对带着两名幼儿的夫妻。妻子患有肺病，长年卧床，丈夫似乎是打零工的，为了照顾病妻常常留在家里。而妻子为了让丈夫安心出门工作，总是勉强起床，并照顾两个孩子。妻子没躺在床上时，就会从那片隔开的薄木板彼端传来脚步声和东西碰撞声。如果丈夫没上工，除了这些声音之外，还会听见两个人低沉的交谈声。
母亲总是同情地说：“家里有个生病的太太和两个小孩，隔壁的松崎先生一定很焦心吧。”然后又看着祖母说，“幸好我们家有阿婆帮忙。”
“我这个包袱，多少还能帮上一点忙吧！”祖母一脸得意地说。
那段日子父亲一心认真工作，所以很少和母亲吵架，算是我家最平静的时候，暂时也听不到祖母喃喃叨念着“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夫妻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
隔壁的丈夫背着憔悴的妻子走到我们家门口前面上公厕。妻子从丈夫背上低头看我，也许是想打个招呼吧，那张苍白的脸挤出一丝微笑。我看着她趴在丈夫背上的背影，只见她小巧浑圆的臀部被丈夫反手托起，雪白的裸足无力地从睡衣衣摆垂下，十三岁的我不禁有种奇妙的脸红心跳感。她在厕所里一咳血，丈夫就会急忙赶来清理，但马桶盖子上还是经常留有血迹。
隔壁常有医生到访，做丈夫的似乎十分相信这位专属医生，说他拍着胸脯保证妻子的病一定能治好。但最终他的妻子还是死了。隔壁一家让我觉得我家比上不足至少比下有余。
松崎先生一搬走，房东紧接着搬了进来。房东是个刚满六十岁的寡妇，有个小学三年级的孙女，祖孙俩相依为命。房东阿婆虽说她儿子去外地打工挣钱了，但从不肯清楚说明地点。父亲猜说没准在坐牢。而且那个孙女好像也是领养的，每天那个孩子一放学，阿婆就迫不及待地差遣她做事。孙女也很懂得阿婆的心理，大约每隔三天就会主动表示：“奶奶，我明天上学不用带便当。”阿婆一听就会连声说着“是吗、是吗”，很高兴能省下一个便当。可是，不时还是会听到她虐待孙女的声音，以及孙女嚷着“奶奶，对不起，对不起”的哭叫声。
一到冬天，冷风就从木板墙的缝隙灌入，粉雪冉冉飘在蒙住脑袋的棉被上。梅雨时节则有数量惊人的蛞蝓从潮湿的土中爬出来，在磨破的榻榻米上纵横交错地留下云母般的光亮痕迹。
我搭上等候的出租车，前往原来的联队旧址。
这次也是根据地图上道路的弯曲度来判断大致方位的，不过到现场一看，附近全是工厂，我什么都认不出来。原来的陆军兵工厂在地图上已经变成营养午餐中心，联队旧址则成为北九州国道工程事务所，练兵场成了建设厅营缮工程事务所，附近还有丸红油谷重工、安川电机制作所、上村纸业、卡车中心、北九州粮食中心、川岸工业、日通公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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