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带应该还有旧城留下的石墙，司机听我这么一说，便回答后面还有一些遗迹，然后开着车子绕过去。顿时，熟悉的石墙出现在我面前，原本很长的石墙已被削得只剩短短一截，但的确是我在清水的板柜普通小学念书时每天看到的石墙。从中岛往北过了陆军桥，左侧是兵工厂，右边是前往陆军偕行社的路，前方尽头就是这道石墙。如果在那座兵工厂所处的墙角左转，一直沿蜿蜒的石墙前行，道路会逐渐变成平缓的上坡，通往广阔的练兵场。我和同班同学总是横越练兵场草坪间的红土小路，再走下坡度平缓的漫长坡道，就来到了原町。然后走过细长的街道，再穿越日丰线的无人平交道，即可抵达学校。距离中岛约一里半。
十四联队的正门就在石墙尽头再往前一点。通往练兵场的那条上坡路右边是旧城石墙，门前有一棵高耸的松树，枝繁叶茂、亭亭如伞。父亲就在这棵树下搭起小小的遮阳棚摆路边摊，遮阳棚是用几个面粉袋拆开缝合而成的，上面还印着商标图案和英文字。
他卖的商品包括红豆饼、麻糬、弹珠汽水、水煮蛋、豆皮寿司等，平常就卖给路人，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则卖给来联队会客的人。红豆饼是他笨手笨脚亲手烤的，但麻糬来自陆军桥旁的原田麻糬店，豆皮寿司也是从餐饮店批来的，其实利润很微薄。红豆饼还总是剩下一大堆卖不出去，豆沙馅虽然是母亲做的，不过红豆和砂糖等材料是父亲买来的。
最近出版的那本《小仓》里面，有一张题字为“十四联队下”的旧照片，背景是从陆军桥走过来、绕过兵工厂角落的那个方形练兵场，还清楚地拍到了那棵枝叶参天的松树。略微弯曲的树干，以及伸向道路的枝叶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从身穿白色西服、头戴硬草帽的行人，到在强烈阳光照射下形成的松树黑影，以及横穿马路或爬上石墙的暗影，都可以看出拍摄时间是盛夏时节。我想应该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拍的。
松树前面是平缓的上坡，前方可以看到练兵厂入口成排的法国梧桐，这也是我上下学途中必见的光景。士兵经常在法国梧桐下稍做休息。只可惜没看到松树下有面粉袋做的遮阳棚。不过单单望着这张照片，就仿佛又能看到遮阳棚下的路边摊，以及父亲的身影。
我现在站的地方和拍摄照片时的地点角度相同。当然，松树和法国梧桐早已不见了，通往练兵场的上坡路也变成平坦的柏油路，头顶上还架着高速公路陆桥。取代法国梧桐的是一整片连绵起伏的工厂，不过还是可以证明这里和照片所拍的是同一个地点，因为右侧的旧城墙仍留有排水用的旧土管。照片上也有，从石墙内的兵舍后方伸出两根排水管，装设在石墙上方。单凭这个也可以推测出松树原先就在那一带。
遮阳棚的一端绑在松树干上，父亲正站在手推车搭成的路边摊边，东张西望地仔细打量着过往的行人。红豆饼已经冷掉了，麻糬和豆皮寿司也剩下一大堆。父亲在夏天只穿着一件汗衫，冬天则穿着铺锦的素面筒袖和服。父亲的衣服大多是母亲从旧衣修改成的，像开襟短褂一样短，挺出的大肚子下头绑着腰带，下身是从旧衣店里买来的黑长裤。这副打扮三年不变。
“阿峰也变勤快了呢，阿谷。”祖母再三对母亲这么说。
母亲也开心地回说：“他洗心革面后简直判若两人呢。”
之前，父亲在下关冶游令她伤透了心。来到小仓后，父亲在和服店替客人看管鞋子，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一边趁节假日赶集做生意，一边还在联队门前摆路边摊。对母亲来说，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祖母也不再嘀咕什么家不和怎能万事兴，阿峰阿谷你们别吵了云云。
我拎着的袋子里放着从大满寺请回来的、以短了一截的纸张包裹的“真室友智镜善女”牌位。稍微一动，袋子里就会发出窸窣的声响。我已将这牌位当作沉重的骨灰坛——那个鼠灰色的素烧陶壶，盖子和壶身用铁丝交叉捆着，塞在壁橱里无人闻问的骨灰坛。“阿婆，你看，阿爸就是在那边的松树底下摆摊子呢。”
每当在上学的路上当着朋友面经过父亲的摊子，都令我感到十分痛苦。父亲总会招呼他的独子说：“啊，你去上学啦，休息一下再走吧，要不要喝瓶弹珠汽水？”因此我总是尽量走马路的另一边，并刻意躲在朋友身后。
爱说话的峰太郎一逮到听众就不肯放手，他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是明治、大正时期著名政治家的逸闻，都是他以前从杂志上得来的知识。他会谈得口沫横飞，听的人还年轻，什么都不懂，所以自然很佩服他，这令他大为得意，陶醉在自己的演说中。他也爱看书，就算再怎么穷也一定会订报。
峰太郎仗着年轻时在广岛当过律师的学徒，便经常使用法律用语。他认为那样做对方会把他当成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因此很得意。
“姐夫就是人太好了，空有满腹知识却做什么都不成功，都是因为他做人太好了。他说的那些没有一桩能派上用场，只是个滥好人。”阿谷的弟弟曾背着峰太郎如此对姐姐说。
“就是啊，真是没出息。”阿谷也一边拿起短短的烟管往空罐边上敲，一边苦笑着赞同弟弟的说法。
有一次，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父亲去批发店用现金买做豆沙馅用的砂糖，回来后母亲一秤，发现分量不够。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气呼呼地跑去找批发店理论，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也跟去了。似乎正在吃晚餐的批发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一听到父亲站在门口激烈抗议，遂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反击。
“既然斤两不足，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当场说，东西都拿回去了才来找我抱怨那怎么行！”老板如此驳斥。
父亲也顶回去说：“我是信任你们，连秤也没检查就付了钱拿回去。”
不是我要唱反调，但虽说分量不够，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父亲又是经常光顾的熟客，如果他肯好好讲话，老板说不定早就乖乖补上不足的分量了。可父亲打从一进门就摆出抗议的口吻，而且还动不动就搬出法律名词，也难怪老板会气得跟他针锋相对。最后，父亲变得畏畏缩缩，默默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突然眉开眼笑地说：“您在享用御酒呀？”对方听了一脸莫名其妙，“啊”地反问，因为一时没听懂御酒指的就是酒。到头来，父亲还是投降撤退了。
平时父亲也爱用汉字，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那时的小学会教简单的汉字，加上他出社会后好像也有自学。法律用语和汉字，再加上“政治知识”，就是他用来自我满足的知识分子意识。
父亲去砂糖批发店兴师问罪时，会用那种字眼耀武扬威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住在下关时，他时常因为担任代理债权人，替别人讨回借款而出入法院。因此，他总是穿着整套丝质和服、打扮体面，挺着个肥肚腩，看起来气势汹汹的。他处理的都是拖欠已久的债务，当然得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会那样去砂糖店兴师问罪，就是来自那段经验。然而，正如他没能从砂糖店要回分毫补贴一样，在下关的讨债工作也以失败告终。像父亲这种好好先生不可能胜任这种工作。
我在旦过市场前面下了出租车，神岳川边已经变成路面宽敞的和平路，不过旁边仍留有昔日天神桥濒临倾颓的旧貌。父亲辞去在兵库屋看管鞋子的工作后，曾在这里冒着寒冷河风叫卖盐渍鲑鱼和鳟鱼。不只在桥上叫卖，他也打算在自家贩卖，所以还在门口贴了一张“售鲑”的纸条。父亲写这个“招牌”时，一时想不起鲑字怎么写，当时念小四的我用拼音写出“sake”教他，父亲一看就笑了，说这样写人家会以为是可以喝一杯的“酒”，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就算在和临时工宿舍没两样的破房子门口贴出这种纸条，也不可能有人来买鲑鱼。
从旦过市场中途右转，就来到染坊町一丁目。我朝左方且看且走，找到那间两层楼的酒吧。父亲收掉十四联队下方的路边摊后，就搬来这里开起了餐饮店。
向来没出息的父亲为何能够一步登天，在这种繁华市区一隅开起餐饮店？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透。也许是旦过市场的某个鱼贩出资赞助的吧。起先这家餐饮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楼摆满西式桌椅，二楼有两间和室包厢。生意会那么兴隆，是因为雇了能干的女服务生专门伺候包厢客人。
祖母和我在附近的家具行二楼租了一个房间，邻近有两三户商家都是做豆腐皮的，我那时已经十八岁了。从十六岁起，我就在川北电力小仓分所做工。
祖母阿金和我睡在家具行二楼，但我白天都在外面工作，祖母则去餐饮店打杂。她扎起袖子煮饭、洗碗盘，还要洗衣服。当时祖母的背已经相当驼了，但她毫无怨言，依旧转来转去地忙着。闲下来时还会主动问：“阿谷，要不要剥（削）牛蒡？”削牛蒡也是她的工作之一，削好了用来做简单的下酒菜或豆皮寿司。
睡前，祖母会先去附近澡堂好好泡个澡，回来时总是把手撑在腰后，一边捶打一边嚷着腰痛。那年她已年近八十，泡过澡后脸色就像木头原色一样白皙。她去澡堂时，一定会把装米糠的小布袋放在脸盆里，带去搓洗皮屑，她比我母亲还爱漂亮。
祖母常在睡前聊起故乡米子，在她的描述中，米子简直成了山阴地区的第一名都。有时她还会小声唱起“米子呀米子，何处是米子，狭长如带的城市”，唱到安来歌谣的“奴家生在云州平田”时，还会哼着叩叩锵叩叩锵替自己伴奏。
祖母在米子的生活我完全不知道，她的老伴松本兼吉的来历也一概不详，我没看过任何人从米子那边来拜访她。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可能知道从田中家收养峰太郎的来龙去脉，以及日后对方来要孩子时，他们夫妻坚持不答应的原委了。峰太郎十七八岁就离开养父母，前往广岛。他会聊起当年如何徒步翻越伯耆和美作交界的四十弯山岭，却始终没说离家的原因。
父亲与祖母之间一次也没提过米子。父亲虽然喜欢怀旧讲苦，动不动就爱追忆儿时去亲生父母家游玩的情景，还有他对那块土地的怀念，但对于直到青春期一直所在的米子，以及在那里的人际关系却绝口不提，似乎那里只留下晦暗的记忆。连母亲也没听他提过。
峰太郎在广岛与阿谷成婚，后来前往小仓，之后又搬至下关的坛浦，为了投靠兼吉和阿金这对养父母。至于这对等于是我祖父祖母的夫妻，何以从米子迁居至甚远的坛浦，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如果仔细眺望位于关门海峡的凸出部分，正好在门司那端与和布神社正对面的坛浦，就会发现，紧靠坛浦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块颜色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山崩后重新植了一批树。
山崩前，兼吉与阿金就在坛浦卖麻糬。兼吉在我三岁左右就死了，所以我对这个祖父毫无印象。麻糬是祖母和母亲亲手做的，我隐约还记得麻糬是淡褐色的，用地瓜粉揉成面团再蒸制而成。“看起来不太好看，却相当美味啊”——祖母总是这样向客人推荐。如果看到客人咬了一口便皱起脸，她又会说：“各人口味不同嘛。”那种麻糬我也吃过，就一般的白色麻糬的标准来说味道的确很怪。但我如果对她说：“阿婆，这种黄色麻糬很难吃。”祖母就会很不高兴地说：“那你就不要吃。”
那种地瓜麻糬后来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也许那是一种只有当时的米子才有的特殊食品吧。如果是刚蒸好的，吃的时候还会有一股强烈的泥土味扑鼻而来。
峰太郎在坛浦的黄包车候车站当起了车夫，专门载客人去长府和下关。有一阵子他还在神户待了很久，我记得他曾带过画有布引瀑布图案的土特产给我。那次他也许是为了创立新事业才去外地打工挣钱。他打算如果成功了，就把我们母子接过去，而最后又回到坛浦，可能是因为天生“没出息”吧。
我在新下关车站叫了出租车，抵达旧坛浦时正飘着小雨。下关往长府方向的沿海国道九号线是条四车道的大马路，两侧有火之山和海峡夹道，旧路还没有这条国道的一半宽。
御裳川桥已经变成朱漆栏杆，桥边的小公园在大约七十年以前曾经是沿长府街道一字排开的八间房屋，称旧坛浦东。从这里往西走三十米，道路转了个小弯，就到了西端。旧坛浦就是这么小。小公园斜前方有防止落石的警示牌，那里就是以前把旧坛浦毁于一旦的山崩事发地。
如今，头顶上的关门车道大桥凌空跨越底下的街道，大桥的巨大钢筋支柱竖立在海岸拐弯处，附近的空间全被这种号称桥梁工学的东西占去了，昔日风情早已无影无踪。不过，钻过桥往西走，山坡上有间竖着朱漆鸟居的稻荷神社，海上还有一座小小的灯塔。以这座灯塔为界，两边依旧像以前一样分别通往坛浦町、阿弥陀寺町和下关中心。
当年母亲曾背着我和邻居太太结伴前往赤间宫的先帝祭，以及龟山神社的夏日祭。回程路上只要看到这座灯塔，就连小小年纪的我都会趴在母亲的背上暗想：啊，我们回来了。越往前凑，海水味就越浓，白色的灯塔由栈桥连接，前端有个像小形圆筒似的东西立在海面上。
“阿母（妈妈），那是什么？”我问道。
“不知道，谁晓得那是什么。”母亲只这样回答，表明她也不知道。
现在我当然知道那是用来检验水位的设备，那独特的外形也跟从前一模一样。在那座灯塔旁铺满石子的海滩上，矗立着一块圆锥形的红褐色岩石，我也曾在母亲的背上看见过那块岩石。原本上面还绕着一圈白绳，表示这里是神域。眼前就是门司那头的和布刈岬角，汽船和渔船总是乘着迅猛的海潮越过这个狭窄的海峡，在周防滩和玄界滩之间来往。旧坛浦的海岸都是岩石，一间渔夫的房子都没有。
现在的稻荷神社有双层石墙、四座朱漆鸟居和朱红栏杆，非常富丽堂皇。不过，当时还只是一座位于狭窄石梯顶端的小祠堂，背后是火之山的密林，石梯两侧茂密的草丛逼仄而来，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地方。母亲总是背着我，颤巍巍地踩着陡峭的石阶，上去供奉油豆腐。母亲告诉我，这盘油豆腐今晚就会被稻荷神社的狐狸吃掉。
当时旧坛浦的家家户户还没有电灯，全靠油灯过日子，祖母常常清理油灯的管鞘（玻璃管）。对面的门司街上则闪烁着点点灯光，每当我哭闹不休时，母亲为了哄我，就会带我来街上看夜景。碰上有暴风雨的夜晚，遇难船只上的船员从海上发出的求救声音会随着海风一起传来，失舵的渔船撞上屋后突出的木桩，更是吓得祖母和母亲尖叫连连。
春天，祖母带着五岁的我到前面的山坡采摘山蕗。陡峭的山坡被用作火之山炮台，围起了有刺的铁丝网，钻过去往里走能摘到比较多。
“草丛里有蛇啊。”她殷切地叮咛，“你可别接近蛇啊，会被咬死的。”听得久了，哪怕只是根长绳，我也会深感畏惧。
每逢夏季，父亲都想抱着我下海，但祖母会拦着说“万一淹死了怎么办”。所以，我虽然是在海边长大，却至今仍不会游泳。不管我去哪里玩，祖母都会在一旁监视，生怕邻居小孩欺负我。
火之山的山崩是在半夜突然发生的，泥石流冲破正门的遮雨板，把麻糬店埋在土砾中，并夹带着树枝、泥土和石头直冲进睡在里屋的四人枕边。母亲把我捆在背上，父亲拽着母亲的手，祖母也在后面帮忙推，四人就这么爬到屋顶，在黑暗中仓皇逃生。狭小的屋顶下方就是海洋。这场山崩，据说是道路拓宽工程时用炸药爆破所导致的。
一家人的生活就此改变。
我们搬到了田中町，在重炮兵联队前面卖起麻糬。父亲负责踩脚踏式捣麻糬器，母亲则蹲在石臼旁帮忙，把捣好的整团麻糬移到撒满雪白糯米粉的台子上，祖母正在那里等着。父亲的任务到此结束，母亲还要握着麻糬团的一端，拽成一个个小团子，祖母再把小团子摊平，把搓成小球的豆沙馅包在里面后用手压平。有时父亲也会帮忙，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会换上丝质和服匆匆出门。当时他常去米谷交易所前和朋友炒白米期货。是在炒期货失败后，他才开始替人讨债的。
眼看着峰太郎对家里不闻不问，成天往外跑，阿谷的怨声越来越大。峰太郎一听就火大，索性把刚做好的麻糬聚拢，抱个满怀，统统扔进门口的垃圾桶。碰到这种时候，阿金不是眼睛看着别处，喃喃自语着：“阿峰阿谷你们都别吵了，家不和怎么能万事兴呢？”就是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今天是初一，你们就别吵了”，一边扎起袖子，把换过水的小花拿到佛坛上。
我刚上小学时，祖母总会站在教室走廊上，透过窗户看我上完整堂课。起先其他家长也这样做，可是从头到尾站在窗口凝视着课堂、动也不动的只有祖母一个人。她目不识丁，自然不懂上课的内容，全副心思都放在孙子有没有被欺负上。从四方形窗口探进身子、一直盯着我的祖母，令我感到很丢脸。
之前梦见祖母从“死人村”的小屋窗口探头看我的那一幕，也许就来自于这段小学记忆。
我一边追索小学二年级的模糊记忆，一边寻找眼熟的地形。那里叫做园田町。
我的目标是煤气公司巨大的黑色煤气槽，现在它依旧在那里。从田中町穿过奥小路市场，往南的坡路旁就是那个煤气槽，一看到那个，就知道阿婆住的地方快到了，脚下不禁更有劲。我翻过坡道，再沿着平缓的下坡路走入园田町。这条横町略高的地方有幢石墙屋，祖母就寄住在那户人家帮佣。
那幢小巧整洁的房子里好像只有女主人一个人住，据说她丈夫是什么跑远洋航线的船长，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通往那户人家的短坡至今仍在，模样当然变了，所以我也不太敢肯定。不过，根据我的直觉，应该就是那里。一个拎着购物袋、身穿孕妇装的家庭主妇从我站的地方经过，走上那道坡路后右转，消失了。雨已经停了，天空仍旧一片阴霾。我记忆中的画面也正是这样的角度。
上坡以后，我总是轻敲玄关的格子门。不久扎着袖子的祖母便会走出来，露出凸额宽脸对我说：“哦，你来啦，很辛苦吧，快进来！”然后把我带进后面昏暗的小房间。从田中町到园田町的这段路，以小孩的脚力来说算是相当远。
祖母在那个家片刻不得休息，才刚买回零食塞给我，又立刻被女主人叫去做事。有时，她说要去附近一趟，要我在那里乖乖等着，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她还得打扫洗衣，简直忙得团团转。
我了解祖母的工作，所以并不觉得不公平。我最期待的就是同她一起吃午餐和晚餐。这幢房子的日式廊檐上还镶有玻璃门，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稀奇。
现在回想起来，为了跑来玩耍的孙子，祖母在女主人面前不知有多惶恐。然而，当时对我来说，那个家就好像祖母的另一个家，我甚至还会住上一晚。祖母曾把我带到女主人面前，命我向人家行礼。对方是个身材纤细的太太，祖母诚惶诚恐地缩在一旁，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教我如何打招呼。
父母感情不好时父亲索性不再回家，祖母则跑到别人家当起包吃包住的老女佣，想必也是不想再待在那个犹如地狱的家。祖母和孙子也抱着同样的心情，逃到跑远洋航行的船长家里。
“你阿母最近好吗？”祖母会向我问起母亲的近况。
“她在鱼板店工作。”我说。
祖母沉着脸点点头，却没问起父亲。从祖母最后忍不住叹息时所说的话我才明白个中原因。“你阿爸啊，还跑来这里跟我讨钱花呢。不过，这是秘密，不能跟你阿母说啊。”得知父亲让年迈的养母当女佣，居然还好意思上门讨零用钱，连我也跟着心情黯然。那年父亲四十五岁，祖母已经七十有三。
父亲穷困潦倒，一直寄居在廉价旅馆。有一次，他站在小学后门口，朝刚放学的我招手。我跟着他走了一段，最后被他带到附近一幢门面宽敞的双层建筑的二楼。楼梯很宽敞，二楼也很宽敞。但墙上遍布污渍，也没有纸门。地板上铺着破榻榻米，到处聚集着一堆人，或聊天或睡觉。铺着的报纸上放着炭炉锅子、茶壶之类的东西，四处散放着饭碗和茶杯，墙上挂着无数件和服，以及背上印有商号名称的短褂，墙角堆着一床床棉被。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廉价旅馆。父亲肥胖的身躯占据榻榻米中央，在一张报纸前面盘腿坐着，把路上买来当零食的枣子拿给我吃。既然那时吃得到青皮上带些黑点的枣子，想必应该是初夏。
“你阿母最近好吗？”父亲也这么问我。我说她在鱼板店工作，他就问：“是吗？鱼板店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没什么好吃的，都是把做鱼浆剩下的臭鱼拿来煮，还把大家吃剩的骨头拿来熬汤。”我说。
原本笑眯眯的父亲听到这里果然脸色一暗。“阿爸，你什么时候才要回家？”我问。
“嗯，等再过几天就回去了，你要乖乖的，听阿母的话啊！”父亲如此嘱咐我。
父亲离家后，麻糬店也开不下去了。母亲去附近的鱼板店当临时工，虽然是那里的老板娘见母亲处境可怜，主动叫她去的。但卖麻糬时至少能与邻居平起平坐，一旦成了人家的临时工，撇开老板娘不说，整户人家都几乎把她当成女佣，而我当然就是女佣的拖油瓶、小包袱。鱼板店一家人丁兴旺，有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总是对我报以白眼，连话都不屑对我说。一起坐在餐桌上时，脸颊瘦削的老板总是不悦地望着我，儿子们则翻着白眼瞪我。鱼身上好吃的部分当然是他们吃，母亲和我拿到的总是做鱼浆用的死鱼烂虾。
那家人把红烧鱼的鱼肉吃完后，还要连骨头一起再放进锅里熬汤，节俭得要命，所以母亲和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累赘。
母亲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辞去鱼板店的临时工，在联队前摆摊卖起红豆饼。这是她第一次做红豆饼，不是面糊调得太稀，就是烤不出诱人的金黄色。饼皮总是看起来白白的，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母亲在过去曾光顾过的米店、铁铺、蒟蒻店、甜点屋、杂货店和药店一字排开的路旁摆摊卖起红豆饼，那时真是被逼到了绝路，她索性鼓起勇气，不顾面子了。就在兵营前成排的法国梧桐树下，梳着圆髻、绑着三角头巾的母亲，面对卖不出去的红豆饼，低头叼着烟管，坐在装橘子的纸箱上发愣。法国梧桐的叶子飘落在她的三角头巾上。
不久后，我们就和返家的父亲及祖母一起搬到小仓去了。
祖母阿金晚年的最后一段日子，不是在小仓的染坊町度过的，而是在中岛路。
那里不像之前住在河边，有造纸厂的污水流过，而是从香春口这个地方到陆军桥一带的主要通衢。“咱们在染坊町的餐饮店经营不下去了，只好沦落到这块贫民区。”父亲在那里开过餐饮店，但早已了无踪迹。
那个家的正门对着大马路，背后是凹陷的低地，因此有一间四叠半的房间特别低矮，那里就是祖母阿金起居坐卧之处。
过了八十岁以后，她的身体便不听使唤，连为了讨好母亲自告奋勇地说一句“阿谷，要不要削牛蒡”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在那间低矮的房间里东摸西摸。幸好还有力气自己上厕所，她总是走上四层楼梯，再沿着和室墙边走到尽头，再打开厕所的门。
“阿清啊，给你点零用钱吧。”说着，就塞给我五毛铜板。那不是从钱包拿出来的，她总是从后门走出去，不知去了哪里，回来之后才给我钱。附近不可能有地方借钱，所以她应该是不想让我看见她的钱包。但就连这个举动她也渐渐做不来了。
有一次，祖母开始抱怨视力模糊。“阿谷，帮我叫眼科医生来好吗？”她恳求道。
结果来的不是眼科医生，而是一名内科医生。医生用手电筒检查过她的双眼后，告诉她：“老奶奶，您放心，年纪大了自然会视力模糊。”医生临走时，小声对母亲说：“这是年老体衰，视力逐渐衰弱，所以无药可医。”并且宣告祖母很快就会失明。我想那应该是因为营养失调。
祖母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以后，有一阵子还是自己点眼药。她把药放在怀中，用手摸索着点药，我如果从旁协助，她就会非常开心，再次表示“阿清，我就算死了也会守住（守护）你的”。
母亲看祖母摸索着上厕所，这举动实在太危险，只好带着她去。可母亲还要照顾餐饮店的生意，有客人上门时实在分不开身。这时候，祖母就会窸窸窣窣地边爬边用手摸索着上厕所，她不好意思麻烦母亲。当时，母亲把祖母的白发剪得很短。
父亲依旧经常外出，之前住在染坊町时，当地居民根据警察局的意向组成餐饮业工会，父亲在首次开会时照例搬出那些法律用语对警方百般质问，因此被大家看中，选为工会干部。父亲得意之余，不是去工会开会，就是频频造访工会会长与副会长的家。即便从染坊町沦落到贫民区的中岛路，他依然保有干部身份，因此照样说声工会有事就扬长而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自然无暇照顾失明的养母。
父亲峰太郎更担心的是餐饮店生意不佳，连房租都付不起，酒商那边欠的债也越来越多。当时我在印刷厂当学徒，回家一看，只见父亲坐在火盆前愣愣地沉思。他虽是乐天派，但在债主不顾情面的催讨下终究还是大伤脑筋。他呼地叹出一口气后，就把夹炭的长筷像拐杖一样拄着低头不语，然后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任由鼻水像冰柱般垂到炭灰上。
母亲大约每五天会背着一头短发的祖母去附近澡堂一次。天冷之后给祖母多套了几件衣服，衣摆里露出褪色的破旧日式内衣。
祖母打从死前三天就陷入昏睡状态，不分日夜地鼾声大作。我向印刷厂请了假，母亲也为准备葬礼而暂时歇业。
鼾声停止时，祖母阿金紧闭的双眼滑下一行泪水，那颗停在脸颊中央的泪珠，像玻璃珠般清澈透明。外面的雪仍下个不停。
中岛路也和昔日完全不同了。我猜旧家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一幢三层楼的餐厅。我一迈步，包裹牌位的纸就在袋子里沙沙作响，那声音仿佛就是骨灰坛的重量。
首次刊载于《新潮》·昭和五十五年二月
伯耆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阴道，又称伯州，大约为现在鸟取县的中部和西部。
美作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阳道，又称作州，大约为现在冈山县的东北部。
小穴隆一（koanaryuichi，1894-1966），长野县出生的西洋派画家、随笔家、俳人。
一石为十斗米。
旦过指夕来朝去，引申为禅宗行脚僧的投宿处。
弹珠汽水，又称波子汽水，是在日本极受欢迎的碳酸清凉饮料。取名“弹珠汽水”是因为其特殊的包装，用一颗玻璃珠封口，瓶颈两侧凹进去，要喝时要将弹珠下压，使之掉落在瓶颈处即可饮用。
此处的“里”为日本长度单位，一里约为三千九百二十七点二米。
原意为男女外出游乐，后引申为嫖妓。
日文中，酒和鲑发音同为sake。
位于岛根县东部的港都。
位于神户市六甲山脚的生田川。
稻荷神社供奉的是谷神，民间传说狐狸是谷神的使者，而油豆腐是狐狸最爱吃的东西。
又称蜂斗菜，在日本被广泛种植，可食用，是日式料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一般做炖菜或天妇罗，也可放在寿司或拉面中做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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