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那阵子我每天都在凯茜家过夜，我是说我们三个。虽然案子大概只办了一个月，而且三个人一定有几天是各忙各的，没法凑在一起，但那些共度的夜晚却像洇开的墨水逐渐占满了我对当时的回忆。初秋天气凛冽，捉摸不定，风在屋顶上呼呼作响，雨水从变形的窗框渗进来，顺着玻璃滴下。凯茜会在壁炉生火，我们三个把笔记、报告摊在地上，互相揣摩、推敲案情，然后轮流做饭——凯茜是各式意大利面，我是牛排三明治，萨姆则偏好异想天开的外国料理：馅料丰盛的墨西哥卷和用辣花生酱做的泰国菜之类的。我们会喝餐酒，之后再喝各式各样的威士忌，等三个人都醉醺醺的了，就会把资料推开，踢掉鞋子，放音乐聊天。

我和凯茜都是家里唯一的小孩，所以听萨姆说他小时候的故事都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五男三女，住在戈尔韦一间白色的老旧农舍里。小孩子白天玩牛仔和印第安人追逐游戏，夜里溜出去到闹鬼的磨坊探险。他们的父亲人高马大，沉默寡言，母亲会用木铲子端出热气腾腾的面包，晚饭时会点人头确定没有小孩掉进溪里。凯茜的爸妈在她五岁时就出车祸死了，她是由性情温和的伯伯和婶婶带大的。他们住在威克洛的一间破房子里，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她说她跟图书馆借过很多不适合她看的书，例如《金枝》，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包法利夫人》。她很讨厌《包法利夫人》，但还是看完了。她总是窝在走道窗边的位子上，吃着园子里摘的苹果，一边读书一边听雨水拍打窗玻璃的声音。她说她有一回扭着身子钻进破破烂烂的古董衣橱里，结果找到一个陶瓷托盘、一枚乔治六世时期的硬币和两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士兵写的信。没有人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因为信里有些地方被书信检查员涂黑了。我不大记得十二岁之前的事，十二岁之后的回忆又都是一排排的：宿舍里一排排的灰白条纹床；浴室里一排排飘着漂白水味、回声四起的冷水莲蓬头；教室里一排排的男孩穿着历史久远的制服，低声哼唱着新教关于责任和忠诚的赞美诗。对我和凯茜来说，萨姆的童年简直就像是个童话世界，像用铅笔素描出来的：一群脸颊泛红的孩子，牧羊犬开心地在他们身边蹦蹦跳跳。“来说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凯茜总会舒服地窝在垫子上，将套头毛衣的袖子拉长盖住手掌，捧着温热的威士忌，要萨姆说他的童年往事。

尽管如此，聊天的时候，萨姆通常还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这点让我不免有些得意。我和凯茜花了两年培养相处的习惯和节奏，熟悉彼此的肢体语言和小动作。萨姆能跟我们混在一起，毕竟是我们准许的，所以他演配角似乎理所当然。不过，萨姆对此貌似也不以为意。他会放松地瘫坐在沙发上，微微倾斜酒杯折射炉火的光，在他的套头毛衣上留下琥珀色的光芒，同时面带微笑地看着我和凯茜唇枪舌剑，讨论时间的本质、艾略特和科学对鬼魂的解释。不用说，我们的对话都很孩子气，尤其是我和凯茜常常会把对方搞到乱使性子（“不然你咬我啊，瑞安。”坐在垫子一角的凯茜会眯着眼睛对我说这样的话，于是我就会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朝手腕咬下去，直到她讨饶为止）。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这么做过，我真是爱死这种感觉了，一分一秒都很享受。

当然，我这么说是刻意美化了，这是我的老毛病。各位别被我骗了：那些日子，夜晚或许真的像在篝火前聊天、烤栗子，但白天却充满了挫折、辛苦和紧张。虽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九点到晚五点，但我们通常早晨八点不到就进组了，晚上不到八点几乎不可能离开，而且还会带工作回家，例如比对访谈内容、读笔录或写报告等。我说的三人晚餐通常是九点或十点才开始，谈案子谈到十二点，等我们完全放松下来可以上床睡觉了，差不多夜里两点了。我们跟咖啡因形影不离，很不健康，更常常忘了不累是什么感觉。命案发生后的头一个周五晚上，有个叫科里的新人支援刑警离开前跟大家说：“各位，下周一见。”结果招来一阵讪笑，还有人拍拍他的背，奥凯利更赏了一句不怎么好笑的话给他：“不对，小家伙，明天早上八点见，还有，不准迟到。”

那天（周五）下午，罗莎琳德·德夫林始终没有出现。傍晚五点多，我等得有点不耐烦，又不由得担心她可能会出事，便拨了她的手机号，但没有接通。我对自己说，她应该是跟家人在一起帮忙处理后事，或照顾杰茜卡，不然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垂泪。但我心里头就是不安稳，微小但尖锐，仿佛鞋里跑进小石子。

周日，我们参加了凯蒂的葬礼，我、萨姆和凯茜。很多人说凶手喜欢到被害人的坟前游荡，这其实没什么根据，但我们还是不敢大意。再说奥凯利也命令我们出席，因为他觉得这有助于提升警察的形象。教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当时混凝土建筑还是艺术，纳克拿里也号称是未来之都。教堂很大，很丑，冷冰冰的，很笨拙——半抽象风格的耶稣十字架，回声缓缓爬上倾斜的混凝土天花板，显得有气无力的。我们站在后头，穿着最不显眼的深色衣服，注视着人群陆续走进教堂，有手拿贝雷帽的农夫，有缠头巾的老妇人，还有打扮时髦、故意面露无聊的年轻人。祭坛前是一方小小的白色棺材，滚上金边后非常难看。罗莎琳德在走道上摇摇晃晃，双肩颤抖，玛格丽特和薇拉阿姨一左一右扶着她。乔纳森走在她们的后面，目光茫然地带着杰茜卡走到前排的座位。

教堂里寒风阵阵，烛光闪烁，空气潮湿，弥漫着薰香和花朵凋败后的味道。我有点头重脚轻，因为忘了吃早餐，也因为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感觉似曾相识。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明白是为什么：我十二岁以前都在这里做弥撒，而且很可能坐在其中一排廉价木头长椅上，出席彼得和杰米的追悼会。凯茜掬起双手偷偷呼气，温暖手掌。

神父很年轻，表情庄严，吃力地用他有限的神学辞藻应付这个艰难的大场面。穿着制服的小女孩（是凯蒂学校的同学，我认得其中几张脸）肩并着肩，共用乐谱哼唱着圣歌。圣歌原本是要安慰人的，但她们声音太弱，犹疑不定，有几个还一直唱破音。“不要畏惧，我会时时在你前方。来吧，跟随我……”

西蒙娜·卡梅伦领完圣餐回座时看到了我，便朝我僵硬地点了点头，浅金色的双眼爬满血丝，模样骇人。德夫林一家人鱼贯离席，把纪念物放在棺木上，玛格丽特放了一本书，杰茜卡放了一只小黄猫似的玩具，乔纳森放的是那幅挂在凯蒂床头的铅笔素描。罗莎琳德走在最后，她跪下来在棺木盖上放了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鞋带绑在一起。她轻轻抚摸着鞋子，低头贴着棺木哽咽啜泣，栗色鬈发披散在白棺和金边上。前排传出微弱且非人的号哭声，让人毛骨悚然。

教堂外，天空阴沉沉的，冷风吹得庭院里落叶纷飞。记者都靠在扶手上，闪光灯闪个不停。我们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审视着周遭和眼前的人群，结果不出所料，连半个可疑人物都没看到。“出席的人真多。”萨姆轻声说。他是我们三个里面唯一一个去领了圣餐的。“明天记得找那些记者要照片，看有没有不速之客混在里面。”

“凶手不在这里，”凯茜说着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除非他有必要来。那家伙可能连报纸都不会读，只要有人谈起这件事，他马上就会转移话题。”

这时，罗莎琳德用手帕捂着嘴，缓缓走下台阶。她抬头看见我们三个，立刻甩开别人的搀扶，飞舞着黑色长洋装直直穿过草地而来。“瑞安警探……”她双手抓住我的手，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我受不了了，拜托你一定要抓到杀害我妹妹的凶手。”

“罗莎琳德！”乔纳森不知道在哪里哑着嗓子喊她，但她却连头都没回一下。她的手指很长很软，非常冰冷。“我们会尽力而为，”我说，“你明天方便来找我谈吗？”

“我会想办法。周五很抱歉，但是我实在……”她回头迅速瞄了一眼，“实在走不开。请你一定要抓到他，瑞安警探，求求你……”

我没听清楚，但感觉到了相机的快门声。其中一张照片（罗莎琳德脸庞微扬，满脸哀痛，而我则是嘴巴张开的笨拙表情）出现在隔天小报的头版头条，下面还用一英寸见方的大字写着：“请替我妹妹伸张正义。”奎格利为这件事痛骂了我整整一周。

维斯塔尔行动开始后的前两周，各位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做了，任何事情。我们三个、支援刑警加上当地警员，查访了纳克拿里方圆四英里内的所有人以及所有认识凯蒂的人。住宅区有一名确诊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就连停止服药后的这三年也不例外。我们检查过所有寄送到德夫林家的弥撒卡，也追查了所有为凯蒂的学费捐款的人，甚至派人监视有谁到祭坛前献花致意了。

我们访问过凯蒂的好友克里斯蒂娜·墨菲、伊丽莎白·麦金尼斯和玛丽安娜·凯茜。三个小女孩眼睛都哭红了，神情满是不安，虽然没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但都表现得很勇敢，反倒让我有些担心。现在很多人感叹什么少年老成，我很讨厌这样的说法，别的不提，我祖父母十六岁就开始工作了，那些成年了还在穿舌环、脐环的家伙根本比不上。然而，看到凯蒂的这三个好朋友，我就是觉得难过。我记得自己在她们这个年纪就和动物一样，有种忘忧的本能，但她们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却非常现实。“我们觉得杰茜卡可能有学习障碍，”克里斯蒂娜说，语气像是个三十岁的大人，“但我们不敢问。那个……我是想问，杀死凯蒂的人是恋童癖者吗？”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凯茜直觉上认为这件案子跟性侵犯无关，但我们还是清查了南都柏林所有有性侵害前科的，和许多没有被定罪的嫌疑分子，并且跟在网络上监控、诱捕恋童癖，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警员一起忙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最常找的是一个叫卡尔的警员，他很年轻，身材瘦削，脸色苍白，轮廓鲜明。他跟我们说这份工作他做了八个月了，很想辞职，他说他有两个不到七岁的小孩，他觉得自己看他们的眼光都不对了，他下班之后常常会感到自己很龌龊，睡前都不敢抱孩子跟他们说晚安。

网络（这是凯茜的说法）上充斥着关于凯蒂·德夫林的传闻和挑逗的流言，细节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读了几百页摘录的对话内容，感觉像走进了一个陌生的黑暗世界，但什么都没有发现。有个家伙非常同情杀死凯蒂的凶手，简直同情过了头（“我觉得他一定是太爱她了，可是她什么都不懂，所以他很难过。”），但凯蒂遇害时，他正在网上跟人讨论东亚少女和欧洲少女各有什么优缺点，所以凶手不可能是他。那天晚上，我和凯茜都喝到烂醉。

索菲那一帮人在德夫林家地毯式地搜索了一遍，表面上是搜集纤维毛发以免遗漏，实际上却是寻找血迹和库珀所推断的性侵犯工具，结果毫无所获。我拿到的财务资料显示，德夫林家家境不错（一次家庭旅游，在克里特；四年前办过信贷；另外就是凯蒂的芭蕾舞课学费、罗莎琳德的小提琴和一辆一九九九年的丰田轿车），几乎没有存款，但也没有负债，房贷差不多已经付清，也从没拖欠过电话费。他们家的银行交易没有诈骗记录，也没有给凯蒂投保意外险，什么都没有。

至于专线电话，打来的人数创下新纪录，但绝大部分是完全没用的信息，比例高得让人难以置信：有人打来检举隔壁的怪邻居或不肯参加居民大会的人；有人说他看到可疑分子在附近游荡，但他明明住在距离都柏林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另外就是那些喜欢自称凶手的怪胎，还有长篇大论说这是神在审判堕落社会的人。有个家伙让我和凯茜听他说了一个早上什么是神在惩罚凯蒂，因为她穿着暴露，只穿了紧身舞蹈服就出现在《爱尔兰时报》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不用说，我们对这个家伙当然寄予厚望。他拒绝跟凯茜说话，因为他认为女性不该工作，就算穿牛仔裤也太过暴露。他激动地跟我说，穿着端庄的女性代表就是法蒂玛圣母。可惜他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他周一晚上在贝格大街旁边的迷你红灯区喝得酩酊大醉，对着街头妓女大骂脏话，还抄下嫖客的车牌号码，皮条客把他架走，他又回来继续骂，继续抄，最后被警方带到牢房昏睡到凌晨四点。这家伙显然每隔几周就会故态复萌，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把戏，也都乐于出面做证，还有人讲关于那家伙性怪癖的刺激性言论。

那几周过得很奇怪、很零散，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太多琐事和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又毫无关联，就像在玩某种诡异的拼字游戏，所有字母都散落一地：面孔、话语、客厅、电话，全都揉搅成亮闪闪、模模糊糊的一片。要到很久之后，我用后见之明冷静地回顾过去，所有细节才会自动归位，排列得整整齐齐，透露出我们早该看出来的端倪。

维斯塔尔行动刚开始那阵子其实很难熬。尽管我们都不愿意承认，但命案真的是毫无头绪，所有线索追查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奥凯利不时对我们发表振作士气的演讲，唾沫横飞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搞砸，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柳暗花明。报纸大发正义之声，并且制作模拟照片，让读者知道彼得和杰米长大后（又不幸剪了难看的发型）会是什么模样。当时的我真是精神紧张到了极点。然而，我想我会不知从何说起，其实不是因为当时太难熬，而是因为我直到现在为止都还很怀念那段日子，即使我知道自己不该这样耽于过去。

说到琐事，我们当然立刻调来了凯蒂的病历档案。虽然她和杰茜卡都早产两周，但起码她活得很好，一直到八岁半都很健康，跟其他小孩没什么两样。然而，八岁半之后，毛病突然全都来了：胃痉挛、喷射性呕吐、持续腹泻，有一回一个月跑了三次急诊。一年前，在一次强烈的不适之后，医生给她做了剖腹探查术，这点库珀之前也提到过，也是这次手术让她错过了芭蕾舞学院的入学机会。诊断的结果是“特发性假性肠梗阻，且非典型性，无腹胀症状”。我觉得换句话说，医生根本不知道这孩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会是代理孟乔森综合征吗？”我问道，凯茜将交叉的双臂搭在我的椅背上，上身越过我肩头跟我一起读病历档案。我们三个人在重案室里清出了一个角落，尽可能地远离专线电话，这样只要我和凯茜、萨姆压低音量，起码还可以保有一点隐私。

凯茜耸耸肩，做了个鬼脸说：“有可能，但又有地方不吻合。大部分罹患孟乔森综合征的母亲都有医学相关背景，例如护士助理之类的。”而家庭背景调查资料显示，玛格丽特十五岁就离家到雅各布斯饼干厂工作，直到她结婚为止。“而且你看就诊记录，有半数左右根本不是她带凯蒂去医院的，而是乔纳森、罗莎琳德、薇拉，还有一次是老师……对代理孟乔森综合征的患者来说，重点是医生和护士的关注与同情，有这种病症的母亲不可能让其他人代替她成为医护人员的注意力焦点。”

“所以我们可以排除玛格丽特了？”

凯茜叹了一口气说：“她虽然不符合我们之前做的罪犯侧写，但这并不能保证什么，因为她有可能是例外。真希望我们也能拿到另外两个小孩的病历档案，因为这种母亲通常不会放着其他小孩不管，她们会轮换着来，以免旁人起疑，不然就是从老大开始，等老大年纪大了，会反抗了，就找老二。如果凶手是玛格丽特，那另外两个小孩的病历档案应该也会有问题，比如今年春天凯蒂不再生病，但杰茜卡却不对劲了之类的……我们去问家长，看他们同不同意让我们调阅记录。”

“不行。”我说。我感觉重案室里的支援刑警似乎全都在说话，叽叽喳喳的声音像浓雾般笼罩着我的脑袋，让我无法专心。“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自己也有嫌疑，我希望继续保持下去，起码要到我们发现明确的线索为止。如果我们跟他们要求调阅罗莎琳德和杰茜卡的病历档案，他们绝对会心生警觉。”

“明确的线索。”凯茜说。她低头看着桌上那堆纸：电脑打印出来的新闻头条、潦草的手写文件和脏兮兮的影印资料，全都混在一起，而白板上已经五颜六色地写满了名字和电话号码，中间一堆箭头和问号，还有几个地方被画线强调。

“是的，”我说，“没错。”

德夫林家三个小孩的学习成绩报告单就跟凯蒂的病历档案一样模棱两可，仿佛在嘲弄我们白费功夫。凯蒂很聪明，但表现平平，大部分科目都是b，偶尔爱尔兰语拿c，体育拿a。除了有时上课跟同学说话，没有其他不良行为，也没有重大违规，顶多就是缺课缺得很凶。罗莎琳德比较聪明，但表现也不够稳定，拿了非常多的a，但有几科老是拿c或d，让授课老师沮丧地在评语中说她很不用功，还经常跷课。当然，最厚的还是杰茜卡的资料。她和凯蒂从九岁开始分在同一班，但后来显然是在乔纳森的不断要求下，校方和地区健康委员会对杰茜卡做了一连串测验：她的智商在九十到一百零五之间，没有神经性疾病，具有“自闭症特征的非特定性学习障碍”。资料中是这么说的。

“你觉得呢？”我问凯茜。

“我越看越觉得这家人很诡异。你从上面读下来一定会猜被虐待的是杰茜卡，而不是另外两个小孩。七岁之前还很正常，之后‘砰’的一下学校成绩和社交表现就都突然下滑了。七岁才出现自闭症状也太晚了，但绝对是受虐待的标准反应。罗莎琳德成绩高高低低，有可能只是青少年情绪不稳，但也可能是家里出了状况的关系。唯一看起来还算正常的，呃，起码心理上正常的就只有凯蒂。”

这时，我感觉有个黑影靠了过来，便猛然转身将笔从地上甩了过去。“哇！”萨姆吓了一跳，说，“是我。”

“真是的。”我说，心脏跳得飞快。凯茜抬头看了一眼，面无表情。我把笔捡回来。“我不知道你在那里。你找到什么了吗？”

“德夫林家的电话记录，”萨姆两手各拿了几张纸挥舞着，“拨出和接听各一份。”他把两份记录放在桌上，小心清出一块角落来。他已经用彩笔把清单上的电话号码做好了标号，一条一条画得整整齐齐。

“从三月开始。”

“就这样？全部六个月？”

这是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两份记录真是太薄了，一家五口，三个青春期的女孩，电话应该成天响个不停，随时有人大喊要另一个人挂掉电话才对。我突然想起发现凯蒂尸体的当天，我们在德夫林家经历的水底世界般的寂静，还有在走廊游荡的薇拉阿姨。“对啊，我也发现了，”萨姆说，“说不定他们都用手机。”

“也许。”凯茜说，但语气不是很肯定。我也一样：通常一个家庭断绝对外所有的联系，都是因为家里出了坏事，几乎没有例外。“但是打手机很贵，而且他们家有两部电话，一部在楼下外衣柜旁边，另一部在楼上的走道里，电话线很长，可以把电话拿进任何一个房间，根本不需要靠手机来保持隐私。”

我们已经看过凯蒂的手机通话记录，她的通话额度是每两周十欧元，几乎都用在发短信给同学上。短信很长，有一大堆缩写和神秘代号，但都被我们完整还原了，内容不是作业和同学间的传言，就是关于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的。没有陌生号码，也没有任何可疑迹象。

“你画线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交叉比对了已知的电话号码，将通话记录按家人区分，看来电话用得最凶的是凯蒂，画黄线的都是她的同学。”我翻了翻通话记录。每一页的黄线起码都占一半以上。“蓝线是玛格丽特的姐妹，一个住在基尔肯尼，另外一个是薇拉，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绿线是乔纳森家住阿斯隆的姐姐，他们的母亲定居的疗养院和‘反高速公路’抗争活动成员的电话。画紫线的是罗莎琳德的朋友卡伦·戴利，罗莎琳德离家出走时就是借宿在她那里。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周，卡伦还经常打电话给罗莎琳德，但罗莎琳德都没有回电，于是后来两人就联络得少了。我敢说，一定是卡伦觉得自己被扯进了朋友的家务事而心里不痛快。”

“也许是家里不准她回电话给卡伦。”我说。可能是刚才萨姆的突然出现让我心有余悸，我的心脏还在怦怦狂跳，而且嘴里似乎尝到一丝危险的味道，原始而浓烈。

萨姆点点头说：“乔纳森和玛格丽特可能觉得罗莎琳德是被卡伦带坏的。总之，画线的都是确定了来源或去处的电话，另外就是一家电话公司招揽生意的电话，还有这三个。”他说着摊开来电记录，有三个画了粉红线的条目。“日期、时间和通话长度都跟乔纳森说的一样，都是用公共电话打的。”

“该死。”凯茜说。

“怎么了？”我问。

“都在市中心，第一个在码头，国际金融服务中心附近，第二个在奥康奈尔大街，第三个在两者之间，也在码头附近。”

“换句话说，”我说，“打电话的人不是住宅区里担心房价变动的居民喽。”

“我想应该不是。根据时间判断，那家伙应该是在从酒吧回家的路上打的。纳克拿里镇的人有可能到城里喝酒，但概率不高，起码不会常常去。我会叫支援刑警去查，以防万一，但我想打电话的人应该跟高速公路有利害关系，而不只是私人恩怨。如果要我赌的话，我会押这家伙就住在码头那一带。”

“我敢说凶手就是住宅区里的人。”凯茜说。

萨姆点点头说：“不过，也有可能是那个家伙雇了住宅区里的人下的手，要是我的话就会这么做。”凯茜和我对视了一眼，两人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象起萨姆追捕杀手时的模样。“等我查出是谁拥有那块土地，我会再看看他们是否和纳克拿里镇的人有过联络。”

“土地所有权的事你查得怎么样了？”我问。

“啊，没问题，”萨姆语气轻快，有点模棱两可地回答，“我还在查。”

“等一下，”凯茜突然说，“杰茜卡都打电话给谁了？”

“谁都没有，”萨姆说，“起码我没看到。”接着就把电话记录收拢整齐，带着离开了。

那天是周一，凯蒂遇害已经快满一周了，乔纳森和玛格丽特一整周都没有打电话来问我们调查进度。我这么说其实不是在抱怨，有些被害人家属一天能打四五次，急着想知道新消息。对我们来说，向家属告知案情毫无进展，简直就是酷刑。但德夫林夫妇没打电话则是另一种很怪的反应，而这件案子已经有太多类似的诡异之处了。

周二午饭时间，罗莎琳德总算来了，没有事先打电话，也没有提前约好。贝尔纳黛特用微微不悦的口气对我说，有个年轻的女孩想见我。我知道是她，她这样突然出现，让人感觉她似乎走投无路了，带着某种密谋般的急切。我放下手边的工作，无视凯茜和萨姆疑问的眼神，径自走下楼去。

罗莎琳德在接待室等我，祖母绿披肩紧裹着身躯，她脸朝窗外，神情抑郁且飘忽。她还年轻，不知道自己有多迷人：栗色鬈发轻垂，浑身洋溢着绿意，映衬着阳光下庭院里的石与砖，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如果去掉实用风格的大厅，眼前这幅景象简直跟前拉斐尔派的绘画明信片没什么两样。

“罗莎琳德。”我说。

她从窗边弹了起来，一手捂着胸口。“哦，瑞安警探！你吓到我了……谢谢你来见我。”

“随时，”我说，“我们上楼谈吧。”

“真的吗？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你要是很忙就跟我说，我改天再来。”

“一点也不麻烦。你想喝茶吗？还是咖啡？”

“咖啡好了。我们一定要上楼吗？今天天气这么好，而且我有点幽闭恐惧症，只是我很少跟别人说，不过……我们可以到外面找个地方吗？”

这么做不合规定，但我心想，她不是嫌疑犯，甚至连证人都算不上。“当然，”我说，“等我一下。”说完上楼去拿咖啡。

我忘了问她咖啡要不要加东西，所以只加了一点点牛奶，拿了两包糖塞在口袋里，有备无患。

“咖啡来了，”我走到楼下，对罗莎琳德说，“我们到花园里找个地方坐吧，怎么样？”

她喝了一口咖啡，露出嫌恶的表情，但只有一瞬。“很难喝，我知道。”我说。

“不，不是，咖啡不错，只是……呃，我通常都不加牛奶，不过——”

“哦，”我说，“真抱歉，要我上去再拿一杯吗？”

“哦，不，不用不用！这样就好了，瑞安警探，我是说真的——我其实没那么想喝咖啡，给你喝吧。我不想给你添麻烦，能见你就很好了，你千万不要太费事……”她话说得很快，语调又尖，喋喋不休，手在空中比画着，看着我很久都没眨一下眼睛，仿佛被催眠了似的。她显然非常紧张，但又极力想要掩饰。

“完全没有问题，”我柔声说，“不如这样吧，我们先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我再去帮你拿一杯咖啡，虽然还是很难喝，但起码是纯咖啡，你觉得呢？”罗莎琳德抬头感激地对我笑了笑，这让我吓了一跳，这么一个小小的体贴的举动竟让她感动得快要落泪了。

我们在公园有阳光的地方找了一张长椅，鸟正在围篱旁窸窣啁啾，不时冲出去抢夺被人丢弃的三明治碎屑。我让罗莎琳德坐在那儿，然后回去拿咖啡，但这次我刻意放慢了脚步，让她有时间把心情稳定下来。不过当我走回花园，却见她依然坐在长椅的边缘处，咬着嘴唇，一片一片地摘着雏菊花瓣。

“谢谢。”她接过咖啡，很努力地想对我微笑。我在她身旁坐下。“瑞安警探，你已经……你已经找到杀我妹妹的凶手了吗？”

“还没，”我说，“但现在才刚开始。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尽全力的。”

“我知道你一定会抓到凶手的，瑞安警探，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知道了。我很会从第一印象看人，有时这会让我害怕，因为我常常发现自己看得很准。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她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斥着纯净、毫无瑕疵的信任。我当然很自豪，这不用说，但这么强烈的信任却又让我很不自在。她是那么肯定，那么无助又脆弱。虽然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往那个方向想，但这件案子有可能永远不能被侦破，而我完全了解这对她将会是多么大的打击。

“我那天梦到你了，”罗莎琳德说着，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凯蒂葬礼的第二天晚上。自从她失踪之后，你知道，我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实在——哦，太焦急，太慌了。但是那天见到你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放弃。那天晚上，我梦到你敲我们家的门，跟我说你已经抓到犯人了，就坐在你后面的警车里，你说他再也不会伤人了。”

“罗莎琳德，”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会尽力而为，不会放弃，但你最好有心理准备，案子侦破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她摇摇头。“你一定会抓到他的。”她干脆地说。

我放弃了。“你说有事情想跟我说？”

“对，”她深吸了一口气，“瑞安警探，我妹妹出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睁大眼睛，神情专注，让我一时不清楚该怎么办。如果我跟她说了，她会崩溃、昏倒或尖叫吗？花园里现在到处都是中午出来吃饭聊天的职员。“我想最好还是由你爸妈跟你说。”我说。

“你知道，我已经十八岁了，跟我说话不需要征求家长同意。”

“还是不行。”

罗莎琳德咬着下唇说：“我问过他们。我爸……他们……他们叫我闭嘴。”

我突然莫名激动——愤怒、警戒还是同情，我不知道。“罗莎琳德，”我很温柔地说，“你家里都还好吗？”

她突然抬头，嘴巴微微张开，像个小写的“o”。“我们都很好，”她吞吞吐吐地说，“当然很好。”

“你确定？”

“你真好，”她声音有些颤抖地说，“你对我真好，只是……一切都很好。”

“让我搭档来跟你谈会不会让你感觉更舒服一些？”

“不要，”她断然回答，好像非常不同意似的，“我想找你谈是因为……”她拿着咖啡杯的手在腿上绕着圈。“瑞安警探，我觉得你很关心凯蒂。你的搭档好像不是真的很在意，但你——你不一样。”

“我们两个都很关心啊。”我说。我很想伸手搂住她，安慰她，或是握着她的手之类的，但这方面我实在是不行。

“哦，我知道，我知道，但你搭档……”她对我歉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有点怕她，她很咄咄逼人。”

“你说我的搭档？”我非常吃惊，“马多克斯警探？”凯茜一向跟被害人家属互动良好，这点在我们组里是出了名的。而我只要一遇到家属就会很僵硬，舌头打结，凯茜却好像永远都知道该说什么，还有该怎么说才是最温柔的。有些家属到现在每年都还会寄圣诞卡片给她，卡片里写满悲伤但勇于面对现实的心情，还有感激的话。

罗莎琳德无助地挥动双手说：“哦，瑞安警探，我这么说没有恶意。咄咄逼人其实是好事，对吧？尤其对你们这样的工作来说。再说可能是我自己太敏感了，我只是觉得她对我爸妈的态度——我知道那些问题她非问不可，但是她发问的方式实在太冷酷了……杰茜卡真的被吓到了，而且她还对我微笑，好像……凯蒂的死不是开玩笑，瑞安警探。”

“当然不是。”我一边回答，一边开始在心里回想那天在德夫林家客厅的可怕经历，希望找出凯茜到底做了什么让这小孩这么紧张，但我想到的只有她在沙发上坐下时曾给罗莎琳德一个鼓励的微笑。现在回想起来，她这么做是有一点不妥，但怎么看都不至于引起这么大的反应。惊讶和悲伤常会让人反应过度，想法偏颇，不讲逻辑，但罗莎琳德这么惊慌、紧张，让我更加确信自己的感觉——她家一定有问题。“很抱歉给你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没有，没有，不是你——你非常好，我也知道马多克斯警探并不是故意那么……那么凶的。我是说真的。咄咄逼人的人通常只是想要表现得很坚强，对吧？他们不想表现得很没安全感，很需要别人之类的。他们其实一点也不残酷，私底下。”

“没错，”我说，“应该不是。”我很难想象凯茜是需要别人关爱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从来不认为她很咄咄逼人。我突然有点不安地发现，我完全不知道凯茜在别人的眼中是什么模样，就好像你很难判断自己的姐姐、妹妹到底漂不漂亮。我看她就和我看自己一样，已经没法客观对待了。

“我刚才说的话冒犯到你了吗？”罗莎琳德用手扯着鬈发，神情紧张地抬头看着我说，“看来是。对不起，我很抱歉，我说话老是瞻前不顾后，嘴笨，一开口什么蠢话都说出来了。我一直学不会——”

“不是，”我说，“没关系，我一点都没有被冒犯到。”

“你有，我看得出来。”她说着将绕在肩头的披肩收紧了一些，然后把鬈发从披肩底下翻出来，脸色紧绷，面带退意。

我知道现在是唯一的机会，把握不好就将失去她的信任。“真的，”我说，“我没有被冒犯到，我只是在想你刚才说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她低头玩着披肩一角不敢看我，说：“可是，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吗？”

“马多克斯警探？不是，不是，”我说，“完全不是。”

“但我觉得她那个样子——”她一手捂住嘴巴说，“哎，我又来了。住嘴，罗莎琳德！”

我笑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和她都太认真，太拼了。“好了，”我说，“深呼吸，我们从头来。”

罗莎琳德慢慢放松下来，靠回长椅上。她说：“谢谢你，瑞安警探。不过，求求你……凯蒂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一直在想，你知道……我没法忍受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我能说不吗？）我便把实情跟她说了。她没有昏倒，也没有歇斯底里，就连痛哭失声都没有。她只是静静地听着，褪色牛仔裤般的浅蓝色双眼定定地盯着我的眼睛。我说完了，她手指贴着嘴唇，转头迎向阳光，看着修剪整齐的围篱和手拿塑料盒聊天的职员。我笨拙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披肩是便宜货，摸起来有些扎手，应该是合成纤维，而它传达出的那种孩子气的可怜的勇气触动了我的心。我很想跟她说点什么，说些充满智慧哲理的话，例如很少有死亡能比得上生者那样纯粹的、极度的悲痛之类的话，让她夜里一个人在卧室辗转难眠，忧愁无法排遣时能够有所倚靠，但我就是想不出这样的话来。

“请节哀。”我说。

“所以她没有被强奸？”

她的声音很平，很空洞。“先喝点咖啡吧。”我说，心想热饮或许对平复惊吓有点作用。

“不要，不了……”她忧虑紧张地挥挥手说，“告诉我，她没有被强奸吧？”

“不算是。再说她已经死了，你知道，不会有感觉的。”

“她死前没有很痛苦吧？”

“几乎没有，她差不多一下就被击昏了。”

罗莎琳德突然低头抵着咖啡杯，我看见她的双唇正在颤抖。“我好难过，瑞安警探，我觉得我应该更小心地保护好她才对。”

“你又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是我应该想到的，我应该留在家里而不是去找表妹她们玩，我真是个差劲的姐姐，对吗？”

“凯蒂的死不是你的错，”我极力反驳道，“我觉得你对她来说一定是个很棒的姐姐，她会遇到这样的事，你其实无能为力。”

“可是——”她欲言又止，摇了摇头。

“可是什么？”

“哦……我本应该想到的，就这样。算了。”她说完抬头对我不确定地笑了笑。鬈发遮住了她的脸。“谢谢你告诉我。”

“到我了，”我说，“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她看起来有点紧张，但深呼吸一次之后，还是点了点头。

“你父亲说凯蒂还没对男孩产生兴趣，”我说，“是真的吗？”

罗莎琳德嘴巴张开，又闭上了。“我不知道。”她说，声音非常小。

“罗莎琳德，我知道这不容易，但你妹妹如果有认识的男孩，我们必须知道。”

“凯蒂是我妹妹，瑞安警探，我不想……不想说她什么。”

“我知道，”我柔声说，“但你现在能帮她一个大忙，就是跟我说实话，帮我找到杀害她的凶手。”

最后，她叹了一口气，声音微微颤抖。“没错，”她说，“她有喜欢的男孩子，我不知道是谁，但我听到过她和她朋友互相揶揄——你知道，关于男朋友，还有她们吻了谁……”

一想到十二岁的小孩就会接吻了，我吓了一跳，但我又记起了凯蒂那几个多虑又世故的好友，说不定只是我和彼得、杰米太落伍了。“你确定吗？因为你父亲好像非常有把握。”

“我爸他……”罗莎琳德眉间微微一皱，说，“他太爱凯蒂了，所以凯蒂有时候会占他便宜，不跟他说实话，这让我觉得很难过。”

“好，”我说，“好，我能了解。你没有隐瞒，做得很对。”她微微侧了一下头，像是在点头。“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五月曾经离家出走过，是吗？”

这回她眉头皱得更深了。“我不是离家出走，瑞安警探，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是到朋友家过周末。”

“哪个朋友？”

“卡伦·戴利，不信你去问她，我可以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

“不用了。”我没有把话说完。其实我们已经找卡伦谈过了，一个很害羞的女孩，脸色苍白，感觉完全不像是罗莎琳德会想交朋友的人。她说那个周末罗莎琳德都和她在一起，但我能很敏锐地感知到有谁在说谎，我敢说她一定隐瞒了什么。“你表妹说她还以为你跑去跟男朋友过周末了呢。”

罗莎琳德的嘴抿成一条线，显然很不高兴。她说：“瓦莱丽的思想很龌龊。我知道有很多女孩会那么做，但我跟她们不一样。”

“当然，”我说，“你当然不一样。可你父母不知道你去哪儿吗？”

“对，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跟他们说。”罗莎琳德厉声回答。接着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神色和缓下来。“哦，警探先生，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很想抛开一切，远走高飞？觉得事情已经超过你所能承受的极限？”

“有啊，”我说，“我也有过。所以你那个周末离家出走是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了？我们听说你和你父亲大吵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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