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凯茜都没有喝一杯的心情。凯茜打了索菲的手机，跟她说了发卡的事，说自己脑袋就像百科全书，对过去所有的悬案都了如指掌，所以才会注意到发卡。我感觉索菲不是很相信，但也不怎么在乎就是了。之后，凯茜回家给奥凯利写报告，而我则带着旧档案回了家。
我住在芒克斯敦的一栋公寓里，跟一个不知该如何形容的女人合租。她的名字叫希瑟，是个公务员，声音跟小女孩一样，每次讲话都像要哭出来似的。我起先觉得同住这个点子不错，现在只觉得焦虑。我会住到这里，是因为觉得住海边不错，房租也负担得起，而且希瑟很迷人（一米五多点，身材娇小，大大的蓝眼睛，一头秀发披垂到臀部），让我忍不住幻想两人会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意外谱出一段美好的恋曲。我到现在还没搬走，一方面是因为习惯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发现希瑟很神经质之前，我正开始存钱想买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她的公寓——即使我们都明白《当哈利遇到莎莉》的剧情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而且希瑟还调高了我的房租——是我梦想实现之前还能继续住在大都柏林地区的唯一选择。
我打开门，大喊了一声“嘿”后就往房里冲。没想到希瑟快我一步，闪电似的出现在厨房门口，抖着声音说：“嘿，罗布，今天过得好吗？”我有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好几个小时，将桌布角折来折去，一听到我钥匙插进了锁孔，就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全副心神都飘到我身上。
“不错。”我说，身体还维持着朝房间走的姿势，把门锁打开（锁是我搬进来几个月之后装的，跟希瑟推说是为了防止小偷闯进来窃取机密档案）。接着说：“你怎么样？”
“哦，我还好。”希瑟整了整身上的粉红羊毛睡袍，用一种正在受苦受难的语气回答道。这表示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说“那就好”，然后回房间把门关上，但接下来她会赌气好几天，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向我的不体贴表示抗议；或者我可以说“你还好吧”，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就得听她事无巨细地抱怨老板、鼻窦炎和其他大大小小让她备受委屈的事情。
幸好我还有第三条路，算是紧急用的绝招。“你确定？”我说，“我办公室好多人都感冒得很厉害，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感冒了，希望你别被我传染到才好。”
“哦，天哪，”希瑟说，她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大眼睛睁得更大了，“罗布宝贝，我不是故意躲你哦，不要误会，但我想我最好还是离你远一点，你也知道我很容易感冒。”
“我知道。”我安慰道。于是，希瑟又一溜烟回厨房去了，我想她应该是想赶紧在超级均衡的饮食计划里加上喂马分量的维生素c和紫锥菊花茶吧。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把一瓶伏特加和一瓶汤力水放在了书堆后头，以免亲切又殷勤的希瑟有机会跟我“喝酒谈心”。我把旧档案摊开放在桌子上，只是我的房间很不适合让人专心。这栋公寓就跟都柏林其他新房子一样，廉价又小家子气：天花板矮了一英尺，临街太平淡，颜色像泥巴，没创意到丑陋的地步，卧室小得羞死人，好像在笑你没钱就没资格挑剔。开发商觉得隔层是浪费，所以楼上的脚步声和楼下的乐器声全都交织在一起。我没必要知道隔壁那对夫妻做爱有什么癖好，但我就是知道。四年多了，我多少也习惯了，但只要想到房子有多简陋，还是感觉非常不快。
笔录上的字迹已经褪色、污损了，有些地方几乎无法辨读，我还感觉到有土沾在了嘴唇上。当年负责这件案子的两名警探应该都退休了，但我还是记下了他们名字，基尔南和麦凯布，免得我或凯茜之后想找他们谈话时，还得再重翻一次。现在，回头重看这件案子，最惊人的是我们的家长竟然过了那么久之后才开始担心。现在的小孩子只要不接电话，爸妈马上就会打电话报警，失踪人口组接过太多结果只是小孩放学留校或流连网吧的报案电话，都已经接到麻木了。要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尔兰还很淳朴，这似乎说得过去，毕竟我们当时都听说许多崎岖多岩的穷乡僻壤还有工业学校，神职人员们也备受敬重。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夸大不实的传闻，根本就不存在。人就是喜欢觉得自己善良淳朴，而且坚信如此，但其实很可能是故意遗忘，甚至因此招来祸端。彼得的母亲就在森林外围喊了喊我们，接着双手在围裙上一抹，留下我们继续玩耍，回家准备茶点去了。
档案翻到一半，我看到乔纳森·德夫林的名字出现在次要证词的角落。家住纳克拿里路二十七号的帕梅拉·菲茨杰拉德太太手颤抖着用老派的花体字向警方表示，有一群长相凶恶的年轻人经常在森林边缘闲晃，喝酒抽烟，言辞轻佻，有时还会对路过的人大吼大叫并说脏话，因此独自经过很不安全，这群小鬼应该甩他们一巴掌管教管教。不知是基尔南还是麦凯布在旁边写了几个名字：卡塔尔·米尔斯、沙恩·沃特斯、乔纳森·德夫林。
我马上翻档案，看他们三个人有没有被传讯过。门外传来一成不变的规律声响，又是希瑟在执行她的夜间“任务”：专心卸妆，抹水乳保湿，照医师指示刷牙三分钟，最后再轻轻擤不知道几次鼻子。十点五十五分整，她准时敲我房门，用轻悄悄但又确定能让对方听见的娇声对我说：“晚安，罗布。”“晚安。”我高声回答，还不忘咳嗽一下。
他们三人的证词都很短，而且几乎一样，只是旁边有小字注明沙恩“很紧张”和卡塔尔“很不合作”等等。乔纳森则没有得到任何评论。八月十四日下午，他们三人拿到失业救济金，搭巴士到斯蒂洛根看电影，傍晚七点回到纳克拿里（这时候，我和彼得他们已经错过茶点时间了），又去森林附近的空地痛饮到半夜。是的，他们看到搜救人员了，但只是躲在篱笆后面不让人看到。没有，他们没发现什么不寻常的。没有，他们那天没遇到什么人，可以证明他们的去处，但卡塔尔说（应该只是想挖苦警方吧，没想到警方当真了）愿意带两名警探到空地去看发酵苹果汁的空罐，而空罐也确实在他所指称的地方。在斯蒂洛根电影院卖票的年轻人显然嗑了药，完全不记得有没有看见过这三个年轻人，连两名警探搜他的口袋，严词告诫他吸毒的危害时，他还是昏昏沉沉的。
我不认为这三个“年轻人”（我实在很讨厌这个词）是嫌疑犯。（虽然当地警员表示他们不时在大庭广众之下喝得烂醉如泥，沙恩十四岁时偷过店家的东西，被判了六个月的缓刑，但也就这样而已，根本不能算是作奸犯科之辈。）再说，他们干吗要把两个十二岁小孩搞到失踪？他们只是凑巧人在附近，又有点品行不端，基尔南和麦凯布才会讯问他们三个。
那三个飞车族，我们当时都这么叫他们，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谁真的有摩托车。他们很可能只是穿得像飞车族而已：黑色皮衣，拉链开到腰际，边缘缝满金属钉，满脸胡楂，长头发，其中一个还留了不可或缺的朋克头。另外就是高筒马丁靴和写着“重金属”和“炭疽”字样的t恤。我一直以为那是他们的名字，直到后来彼得跟我说那些是重金属乐队的名字。
我想不起那三个人当中哪个是乔纳森，我没法将现在这个眼神忧伤、腰宽肚圆、颓坐在桌前的家伙跟记忆中那三个瘦巴巴、一脸倒霉样、阳光下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三个我已经全都忘了，也不认为过去二十年来，这几个飞车族曾有片刻飘进我的心里。没想到时过境迁，这三个家伙不仅还在，还一声令下就从玩偶匣里蹦了出来，晃呀晃地对我咧着嘴笑，让我想想就讨厌，极其不爽。
三人之中有一个随时戴着墨镜，连下雨天也不例外。那家伙有时会给我们水果味的口香糖，我们会拿，但也会小心保持距离，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他从劳里的店里偷来的。“别靠近他们，”母亲告诫我，“他们跟你讲话也不要回答。”却没跟我说为什么。彼得问“重金属”可不可以借根烟抽，于是他教我们怎么拿烟，看我们被呛得咳嗽就哈哈大笑。我们三个站在太阳下他们抓不到的地方，拉长身子偷看杂志里的内容。杰米说她看到一个没穿衣服的女生。“重金属”和“墨镜老兄”经常点着塑料打火机，比赛谁的手指能在火上放最久。夜里，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就会跑过去闻他们压扁扔在脏草地上的罐子，味道很酸很臭，很大人。
有人在窗外楼下尖叫，我被吵醒了。我勉强直起身子，心脏怦怦地敲打着肋骨。我醒来之前在做梦，感觉很乱很吵，我和凯茜在一间拥挤的酒吧里，有个头戴羊毛格纹贝雷帽的家伙在对她咆哮，但我起先却以为那个声音是她的。我睁开眼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夜色深沉，四周一片静寂。那个人，不知道是年轻女人还是小孩，仍在窗外不停地尖叫。
我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将窗帘掀开一角。我住的地方有四栋一模一样的公寓，中间有一小块草坪，有两张铁制的长条椅，这就是房地产经纪人所谓的“公共游乐区”，尽管始终乏人问津。（一楼那对夫妻曾在傍晚办过几次露天鸡尾酒聚会，结果被人抱怨太吵，管理委员就在门厅贴了一块碍眼的公告。）安全灯的白光照着草坪，反射出很像夜视镜里看到的那种诡异的光芒。草坪空荡荡的，角落斜影幢幢，但是太低了藏不了人。这时，叫声又出现了，声音又尖又近，非常骇人，让我忍不住脊骨发寒。
我等待着，身体因窗户缝隙透进来的冷风而微微打战。过了几分钟，有东西动了，在暗处，比四周的黝黑还黑，接着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出现在草坪上。原来是一只公狐狸，体形很大，因为夏天皮毛稀疏，看上去有点瘦。狐狸神情戒备且谨慎，再次抬头嗥叫，让我有种错觉，仿佛闻到了它身上陌生的充满野性的气味。狐狸从草坪跑到大门边，像猫一样身子一弯就穿过了栅栏的缝隙。我听见它的尖叫声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脑袋昏昏沉沉的，还没完全清醒，刚刚激发的肾上腺素尚未消退，让我有些亢奋。我的嘴巴很难闻，很想吃点冰冰甜甜的东西，便开门走到厨房去拿果汁。希瑟跟我一样，偶尔也会失眠，我发现自己竟然很希望她也醒着，还想找我抱怨，但她门底下是暗的。我倒了一杯她的柳橙汁，在打开的冰箱前站了很久，把杯子贴着太阳穴，身体映着冰箱里闪烁的灯光左右摇晃。
第二天早上，窗外大雨倾盆。我发短信给凯茜，跟她说我会去接她——她那辆高尔夫球车一下雨就会罢工。我开车到她家门口，按了按喇叭，只见她披着卡通帕丁顿熊穿的厚呢子风衣，手拿装了咖啡的保温瓶跑了出来。
“幸好昨天不是这种天气，”她说，“不然就要跟证物说再见了。”
“你看。”我说着把乔纳森·德夫林的资料拿给她。
她在副驾驶位上跷着二郎腿读笔录，不时把保温瓶递给我。“你还记得这几个家伙吗？”读完之后她说。
“印象很模糊，记不清楚了，但住宅区很小，很难不遇到他们。他们是我们那里最接近不良少年的货色了。”
“你那时觉得他们是危险人物吗？”
我边想边开，车在诺森伯兰路上缓缓前行。“那得看你怎么定义危险，”我想了一会儿后说，“我们有点怕他们，但我想是因为他们的那副样子，而不是他们真的对我们做过什么。其实我记得他们对我们还挺好的，我不认为他们会把彼得和杰米弄失踪。”
“那些女孩呢？她们被问过话吗？”
“哪些女孩？”
凯茜翻回菲茨杰拉德太太的笔录。“她说‘言辞轻佻’，我猜绝对是在说女孩。”
凯茜当然说对了。我不大清楚“言辞轻佻”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敢说要是乔纳森和他那两个死党彼此之间讲话是那个样子的话，肯定会被在笔录里大大评论一番。“档案里没有女孩。”我说。
“那你呢？你还记得她们吗？”
我们还在诺森伯兰路上。大雨重重地拍打着车窗，感觉我们好像潜行在水里。都柏林是为行人和马车设计的，不是给汽车走的，这里到处都是狭窄曲折的中世纪小巷，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都是高峰时段，只要天气一转坏，整座城市就会立刻动弹不得。早知道昨天晚上就应该留字条给萨姆。
“应该记得吧。”最后我说。与其说记得，不如说我有一种感觉：粉粉的柠檬糖、酒窝和花香味香水。“重金属”和桑德拉坐在树干上……“其中一个叫桑德拉。”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冒出了这个名字，同时舌根发苦，感觉像恐惧，又像羞耻。
桑德拉：圆脸，面色红润，胖胖的，胸部很大，坐在墙上咯咯地娇笑，直筒窄裙掀到大腿上。我和彼得、杰米都觉得她很优雅成熟，她那时应该有十七八岁吧。她从纸袋里掏出糖果给我们吃。有时除了桑德拉，还会有另一个女孩，很高，牙齿大大的，挂了一堆耳环。好像叫克莱尔？还是西娅拉？桑德拉教杰米对着心形小镜子上睫毛膏，后来杰米一直眨眼，似乎感觉眼皮很重，很不舒服。“你看起来很漂亮。”彼得说，不过杰米后来还是觉得睫毛膏很讨厌，就到河边用t恤的衣角把熊猫眼圈洗掉了。
“绿灯了。”凯茜轻声说。车又前进了几英尺。
我们在报摊停车，凯茜冲进去买了份报纸回来，因为我们想知道这事情闹得有多大。各家报纸的头条都是凯蒂·德夫林，而且全都锁定和高速公路有关，因此标题不外乎是《纳克拿里抗争领袖女儿遇害》之类的，只有大块头的小报女记者拟的标题是《挖宝挖到尸体，少女祭坛殒命》，虽然不算扯谎，但也相去不远。她隐约提到了德鲁伊教，但小心地并未讲明是邪教杀人献祭，显然想观望后续发展。希望奥凯利在记者会上表现得好点。没有人提到彼得和杰米，谢天谢地，但我知道这只是时间问题。
我和凯茜把麦克洛克林案（接下这件案子之前我们在处理的案子：两个天杀的有钱小鬼踹死了另一个有钱小孩，因为他们深夜等出租车的时候被对方插了队）交给奎格利和他的新搭档麦卡恩后，就去找空的重案室，这是警方在处理重大案件时会使用的专案办公室。重案室通常不大，而且有人占用，但我们很容易就要到了一间，因为“小孩优先”。这时，萨姆也进了办公室，他跟我们一样被堵在路上了。他家在韦斯特米思附近，离市区有两三个小时车程，我们这一辈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我和凯茜马上把他抓进来，两人一边布置重案室，一边一派和谐地跟他简单说明案情，连发卡的事也说了，只不过是官方版本。
“哦，天哪，”他听完之后说，“别告诉我是她爸妈干的。”
每位警探都有死穴，就是办不下去的案子，只要遇到，平常再怎么训练有素的超然态度也会变得不堪一击，而且很不可靠。凯茜碰上强奸杀人案就会做噩梦，只是其他同事不知道。我就更没创意了，对儿童谋杀案特别没辙。看来，萨姆最怕遇到家庭血案。这件案子简直是针对我们三个人设计的。
“我们还没摸到头绪。”凯茜嘴里咬着马克笔笔盖说。她在白板上按时间顺序画出凯蒂生前最后一天的行踪，同时说：“等库珀的验尸报告出来之后，事情可能会比较明朗，但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确定。”
“不过，我们本来就不打算叫你去查家长。”我说。我分到的差事是用蓝色胶带将凶案现场照片贴在白板的另一头。“我们想请你追高速公路这条线索，追查打给乔纳森的恐吓电话和基址附近的土地所有权，还有兴建高速公路能让谁获取暴利。”
“是因为我叔叔吗？”萨姆问。他是干警探的，讲话却很直，这让我每次都有点错愕。
凯茜将笔盖一吐，转身对他说：“没错，会有困难吗？”
我和萨姆都知道她话里的意思。爱尔兰的政治圈还跟原始部落一样，裙带关系错综复杂，神秘难解，有时候连局内人都满头雾水。对我们这些外人来说，两大党根本没什么差别，同样沾沾自喜，站在政治光谱的极右端，但许多人还是各拥其党，热情效忠，只因为他们的曾祖父曾在内战期间为某党效命，或因为他们的爸爸和某党候选人有生意往来，夸赞那家伙是个大好人。贪污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让人嫉妒羡慕：被殖民时期打游击式的狡猾还深植在我们的血液里，逃税漏税和暗盘交易被当成反叛精神的表现，跟当年私藏马匹和马铃薯种子不让英国人发现一样勇敢。
至于贪污的首选，就是众人皆知的爱尔兰人的最爱：土地。房地产开发商和政治人物向来都是哥俩好，几乎每笔土地交易都会有牛皮信封、无法解释的规划变更和复杂的海外汇款出现。纳克拿里高速公路开发的过程中要是都没什么亲朋好友或知交故旧插手，那绝对是个奇迹。要是有，雷德蒙·奥尼尔一定会知道，但也一定不会让这些人曝光。
“不会，”萨姆马上回答，语气非常坚定，“没问题。”
我和凯茜此刻应该面带狐疑，不然他不会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笑着说：“拜托，二位，我从小就认识他了。我头一回到都柏林还在他家住了两年呢。他要是干了什么坏勾当，我一定会知道。他那人诚实得很，一定会尽力帮助我们。”
“太棒了，”凯茜转头继续画行踪表，“晚上到我家吃饭，差不多八点吧，我们互相报告进度。”说着她在白板找了一块空白的角落，画了一幅小地图，告诉萨姆该怎么到她家。
等我们把重案室布置妥当，帮手也陆续到了。奥凯利挑了将近四十人，全都是潜力无穷的后起之秀，机警敏捷，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得体，只等着幕布一拉就化身成各个杰出的小分队。他们拉开椅子，拿出笔记本，互相拍背打招呼，说些自己人才懂的老笑话，像第一天上学的小孩一样选好位子坐下。我和萨姆、凯茜面带微笑，跟他们握手致意，感谢他们的加入。我认出了其中的两个：深色皮肤、沉默寡言的那个是斯威尼，梅奥人；再就是吃到没有脖子的科克人，不知道是叫奥康纳、奥戈尔曼还是什么。他在两个不是科克人的长官手下做事，只好故意用他们听不懂的话盛赞爱尔兰式橄榄球。还有很多熟面孔，但握着的手一分开，我就忘记他们的名字了，所有人的脸混在一起，变成了咄咄逼人的一团糨糊。
就要做第一次案情简报了，我一向很喜欢简报开始前的这一刻，总是让我想到舞台开场前那种心无旁骛的嘈杂：乐团调音，舞者在后台做最后的伸展运动，同时竖耳倾听，待一声令下，甩开罩衫和暖腿套，开始爆发、舞动。不过，我从来没接过这么大阵势的案子，所以心里的期待反而让我紧张不安。我觉得重案室好像挤满了人，大伙全都士气高昂、蓄势待发，睁着好奇的大眼注视着我们。我还记得自己当年做支援的时候，非常希望被征调到这种案子来帮忙，也记得自己是怎么看着重案组的警探们的：满脸敬畏，一种“有为者亦若是”的感觉涨满胸膛。然而，眼前这些家伙（他们有不少都比我年长）却让我感觉很不同，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的冷冷审视，而我最讨厌变成众人的焦点。
奥凯利“砰”地关上门，嘈杂声立刻安静下来。“好啦，弟兄们，”他对着寂静无声的房间说，“欢迎加入维斯塔尔行动。有谁知道维斯塔尔是干吗的吗？”
任务名称都是警署高层取的，从简单直接到晦涩难懂的都有，有些甚至莫名其妙。看来，死在祭坛上的小女孩显然激起了某位长官对古文明的想象。“献祭的处女。”我说。
“信徒。”凯茜说。
“去他妈的！”奥凯利说，“他们是‘故意’让大家朝邪教作案的方向想，上头到底都在搞什么啊？”
凯茜详细说明了案情，但略过了一九八四年的那件案子——毕竟两案有关联的概率极低，她自己有空再查就好——接着我们便开始分配任务：到住宅区挨家挨户访谈，成立专线电话并排好班次，找出所有住在纳克拿里附近的性侵害前科犯，跟各港口机场和英国警方联络，看过去几天是否有重大恶性分子入境爱尔兰，查询凯蒂的病历档案和学校成绩，对德夫林全家进行彻底调查，等等。支援刑警立刻敏捷地展开行动，于是我和凯茜、萨姆便放心地离开去找库珀了，看看他会有什么发现。
验尸的时候，警探通常不会在场，但需要一个在凶案现场待过的人出席，以确定法医没有验错尸体（以前就发生过尸体脚趾标签搞混的纰漏，结果法医报告说被害人死于肝癌，警探当场傻眼）。不过，这种事我们通常都推给警员或鉴证人员做，只会在验尸结束后跟库珀一起检视报告和照片。组里的传统是，第一次接凶杀案的人要出席验尸现场，美其名曰让你体会自己的工作有多神圣庄严，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是一种仪式，跟原始部落成年礼一样，会受到众人严格的审视。我就认识一位非常出色的警探，他在组里待了十五年但还是被大家叫“飞毛腿”，只因为他当初看到法医取出被害人的脑组织后，就飞也似的冲出了停尸间。
我自己也经历过“震撼教育”，那次（死者为雏妓，瘦弱的双臂满是针孔和淤青），我眼睛从头到尾都没眨一下，但也完全没兴趣再来一次。后来只有小案子，我才会小小地牺牲奉献一下，参与验尸，只是没想到这少数几次全都是最让人痛苦不安的状况。我想，所有警探都很难摆脱第一次验尸的经历，真的。我们都忘不了法医划开头皮，将死者的脸从头骨上剥下，一张脸皮软软地垂着，有如万圣节面具般毫无生气时，心中的那种震惊与厌恶。
我们到得晚了点，正好遇上库珀用拇指和食指拎着防水的绿色袍子从停尸间走出来。“是警探大爷啊，”他挑了挑眉毛说，“真是稀客。要是早点通知你们要来，我一定会在这里等候各位大驾光临。”
他是在揶揄我们来太晚没看到验尸，虽然老实说现在还不到十一点，但库珀通常六七点就来上班，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才离开，他老是要人记住这一点。他的助理全都恨透了他，但库珀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助理讨厌他，他也讨厌助理。他对事情的好恶全凭无法预测的直觉，却扬扬自得。我们目前知道他讨厌金发女人、矮个子男人、耳环超过两个的人、太常说“你知道”的人，还有一大堆奇奇怪怪，完全不符合上述分类的人。幸好他喜欢我和凯茜，不然一定会当场叫我们回去工作，等他送验尸报告——他的报告全都是手写的，钢笔字写得歪七扭八。我挺想向他学习的，但一直没勇气在组里尝试。我曾经私底下担心过，怕一二十年后，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变得跟他一样了。
“哇哦，”萨姆试探地说，“已经验完啦？”库珀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库珀医生，很抱歉这时候来打扰您，”凯茜说，“奥凯利组长想确定几件事，我们实在没办法摆脱他。”我疲惫地点点头，眼睛盯着天花板。
“哦，是这样。”库珀说。从语气听来，他显然觉得我们有点不识相，竟然在他面前提奥凯利的名字。
“您要是正好有时间，”我说，“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验尸结果？”
“当然没问题。”库珀说完极轻地叹了一口气，很辛苦似的。其实，他就跟所有大师一样，喜欢炫耀自己的成果。他扶着停尸间的门，我感觉味道扑鼻而来，夹杂着死亡、寒气和酒精的独特气味，每次闻到都会让人产生动物本能，不由得有些畏缩。
都柏林的所有尸体都会送到市立停尸间，不过纳克拿里在市区外，通常郊区的尸体都会被送往当地最近的医院，同时进行验尸，但这也要看情况。停尸间没有窗户，很脏，绿色地砖上积了厚厚一层灰，老旧的陶瓷水槽沾满不知道是什么的污渍。房间里只有两张验尸桌，看起来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桌子是亮白色的不锈钢做成的，边缘的沟槽闪闪发光。
凯蒂·德夫林在冷冷的日光灯下裸着身子，躺在桌上显得格外娇小，看起来比前一天更有死亡的样子。我想起以前的一个迷信说法，说灵魂会在尸体附近徘徊几天，非常困惑，不确定自己身在何处。尸体呈灰白色，很像传说中罗斯威尔空军基地发现的外星人，身体左侧有几处青黑色的淤血。库珀的助理已经将头皮缝合回去，真是谢天谢地，他这会儿正在处理胸前的“y”形切口，类似缝帆工用的粗针在她身上留下了草率粗大的缝痕。我突然有种无法言喻的罪恶感：自己来迟了，竟然让她独自承受这最后的羞辱。她还那么小，我们应该在场的，在库珀用戴着手套的无情双手对她又捏又切的同时，应该有人握着她的手。我发现萨姆竟然悄悄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让我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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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