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不好？”我冷冷地说。

“信号他妈的好得很，”她说，“他只是想知道我们几点回去，为什么搞了这么久，但我现在懒得跟他说话。”

平常冷战时我都比凯茜能撑，但这会儿我实在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凯茜也笑了。

“你听好，”她说，“我不是在嫌罗莎琳德什么，我是有点担心。”

“你觉得是性侵犯？”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心里早就有所怀疑，但我很不喜欢这个想法，所以一直装作没这回事。德夫林家有三个女孩，一个太性感，一个瘦得皮包骨，一个莫名其妙经常生病，然后被人杀了。我想到了罗莎琳德低头凑近杰茜卡时的样子，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愤不平。“乔纳森性侵犯她们，凯蒂的做法就是装病，可能是因为羞耻或是想减少被性侵犯的机会。她考进芭蕾舞学院，发现自己必须健康起来，于是决定停止这一切。她可能顶撞过父亲，威胁要说出去，所以就被他杀了。”

“这说得通。”凯茜说，她侧头望着路旁飞逝的树木，把后脑勺对着我，“不过话说回来，母亲也有可能，库珀推断女孩曾经遭人强奸，但如果他的判断是错的，那就变成是代理孟乔森综合征了。玛格丽特似乎很习惯被人欺负，你没发现吗？”

我发现了。悲伤有时就和希腊悲剧里的面具一样有效，能抹去演员的真实身份，有时却能抽丝剥茧，看到一个人的本质。虽然说来有些冷酷，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警探的总会亲自向被害人家属报告不幸而不让警员代劳的原因。不是为了表示关心，而是想看家属当下的反应。这种事情做多了，我们很清楚大概会遇到什么情况。大多数人都是吓得脑袋一片空白，站立不稳，不知所措。悲剧就像完全陌生的世界，看不到任何指示，遇上的人必须强抑心中的苦痛，自己想办法一步一步走出来。然而，玛格丽特却一点吃惊的样子都没有，反倒默默接受，仿佛悲伤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感受。

“所以还是差不多。”我说，“她让女儿装病，其中一个或全部，但凯蒂考进了芭蕾舞学院，于是决定叫停，所以她母亲就杀了她。”

“这也可以解释罗莎琳德为什么穿得像四十岁的老女人一样，”凯茜说，“她想装成大人，逃离母亲的掌控。”

我的手机响了。“哦，他妈的，真要命。”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再次使出信号不好的绝招。之后我一路跟凯茜讨论案情，列出未来的侦查重点。奥凯利最喜欢事情有条理，只要我们事先把重点列好，他说不定就不会追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回电话了。

爱尔兰警署的总部设在都柏林城堡，虽然随处可见英国殖民的遗迹，但对我来说却是警探工作之余最棒的额外享受。城堡里的房间经过精心的翻修，跟一般商业办公室没有两样：夹板隔间，日光灯，万年不换的地毯和颜色非常制式化的墙壁。幸好城堡外部被列为古迹，得以维持原貌，除了精雕细琢的古老红砖和大理石，城垛和角楼也都保存了下来，还常常能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发现风化得面目模糊的圣人雕像。冬天，有雾的夜晚，走在石头小径上时，那感觉就像踏进了狄更斯的小说里，昏黄的灯光泼洒出奇形怪状的暗影，附近的教堂里钟声回荡，跫音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凯茜说她常常觉得自己就是追捕开膛手杰克的艾伯瑞探长。有一年的十二月，在一个月圆如镜的夜晚，她还在大庭院中表演侧手翻，从这一头连续侧翻到另一头。

大楼里漆黑一片，只有奥凯利的办公室还亮着一盏灯。已经七点多了，其他人都回家了，我们蹑手蹑脚溜了进去，凯茜到组里用电脑查马克和德夫林一家的资料，我到地下室找旧案存档。地下室本来是个酒窖，效率惊人的“装潢大队”还没翻修到这里，所以还是石板地、石梁柱和凹进去的矮拱门。虽然地下室装了电灯且擅自下来会违反安全规定，但我还是跟凯茜说好，要找一个晚上拿几根蜡烛来这儿，找找看有没有秘密通道。

写着“杰米/彼得失踪案，33791/84”的箱子还在原地，跟我两年前放的位置一样。我猜一直都没有人动过它。我抽出档案，翻到失踪人口组询问杰米母亲之后写成的寻人启事。谢天谢地，启事还在：金发、浅褐色眼睛、红色t恤、牛仔长裤剪成的短裤、白色运动鞋、红色发卡上有草莓图案。

我把档案藏在外套里，免得遇到奥凯利不好交代。我没有理由不拿走档案，尤其是这件凶案和当年的那件案子关系这么明显。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所以偷偷摸摸地，就像正夹带着违禁品潜逃似的。我回到组里，凯茜正在电脑前，她没有开灯，这样才不会被奥凯利发现。

“马克没问题，”她说，“玛格丽特也是。乔纳森·德夫林有案底，今年二月的事。”

“恋童色情图片？”

“拜托，瑞安，你电视剧看太多了是不是？当然不是，是扰乱治安，他去参加反高速公路抗争，越过了警方的封锁线，被法官判罚一百英镑和二十小时社区服务。后来服务时长加到四十小时，因为乔纳森说他觉得示威就是在做社区服务。”

这么说来，我是在另一个案子里看到过他的名字，因为我之前说过，我几乎不知道有高速公路这回事。不过，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没有用报警处理威胁电话，因为警察怎么看都不像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尤其是高速公路这件事。“档案里提到了发卡。”我说。

“那不错。”凯茜语带犹疑地说。她关掉电脑，转身看着我说：“你觉得高兴吗？”

“我不知道。”我说。这感觉的确不坏，知道自己没有丧失理智，而且这两件案子的关联也不是我幻想出来的。但我还是想知道，自己到底是真的记得，还是以前在档案里看过所以才有印象。我搞不清楚自己希望是前者还是后者，早知道刚才就不要大嘴巴，把这件破事讲出来。

凯茜在等我回答。窗外的光照着她的双眼，让她的眼眸显得又大又深，非常专注。我知道她在等我说“管他什么发卡，我们就当没这回事好了”之类的话。就算是现在，虽然回想没什么用，但我还是常常在心里幻想要是当时讲了那样的话，后果会是怎样。

然而，当时已经很晚了，那一天又拖得太长，我只想赶快回家。再说，被人像小孩一样关心呵护只会让我浑身不自在。感觉上，顺其自然似乎比快刀斩乱麻要轻松得多。“你可以联络索菲，问她血迹鉴定的结果吗？”我问。在幽暗的办公室里，流露出这么一点点脆弱应该无所谓。

“当然，”凯茜说，“不过要等一下，好吗？在奥凯利气炸之前，我们得跟他说一声。你在地下室的时候，他给我发短信了，我根本没想到他居然知道怎么发，你说呢？”

我拨通了奥凯利的分机号，跟他说我们回来了，他说：“你们他妈的总算回来了，去干吗了？上旅馆啊？”他要我们立刻去他办公室。

办公室除了奥凯利之外，就只有一张椅子，那种假皮做的人体工学椅，这表示他不希望你占用他太多空间和时间。我坐了下来，凯茜靠坐在我身后的桌边上，奥凯利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长话短说，”他说，“我八点还有约。”他老婆去年把他甩了，根据小道消息，他之后发展了几段关系，全都一塌糊涂，还包括一次非常失败的相亲，跟他相亲的女人竟然是他担任二把手期间曾三天两头逮捕过的妓女。

“凯蒂·德夫林，十二岁。”我说。

“也就是身份确定了，然后呢？”

“百分之九十九确定，”我说，“尸体清理完毕之后，我们会找家长来认尸，不过凯蒂·德夫林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妹妹，长相跟被害人一模一样。”

“有什么线索或嫌疑犯吗？”他气急败坏地说。他系了一条还不错的领带，准备等下约会用，但他古龙水喷太多了。我闻不出牌子，但感觉很贵。“我明天他妈的有一场记者会，你们最好别跟我说什么都没有。”

“女孩头部受撞击，有窒息迹象，可能遭到强奸。”凯茜说。荧光灯将她的眼睛晕染成了灰色，显得格外年轻，她看上去很疲倦，但说话还是这么镇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不过要等明天早上验尸之后，才能知道确切死因。”

“他妈的要等到明天？”奥凯利气炸了，“叫那个混账库珀优先处理这件事。”

“已经说了，头儿，”凯茜说，“他今天下午必须出庭，他说明天早上已经是最快了。”（库珀和奥凯利形同水火，库珀其实说的是：“请你好好跟奥凯利先生说，全爱尔兰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案子。”）凯茜接着说：“我们目前列出四个侦查方向，然后——”

“很好，不错。”奥凯利说着开始翻箱倒柜，想找根笔记下来。

“首先是被害人家属，”凯茜说，“头儿，您也知道统计数据，大部分儿童谋杀案都是父母所为。”

“而且女孩家有点不对劲，头儿。”这句话得我来说。我们必须事先做暗示，这样之后如果有必要，才有借口调查德夫林家。但如果让凯茜说，奥凯利肯定又会开始长篇大论，拐弯抹角重弹这只是女人的直觉之类的老调。我和凯茜这时候已经很会应付奥凯利了，两人一唱一和就跟流行乐队“海滩男孩”一样天衣无缝。我们很清楚什么时候该互换角色，由谁带头，由谁支援，谁扮白脸，谁扮红脸；为了不显得吊儿郎当，我什么时候应该发挥自己的冷漠疏离来平衡一下凯茜的古灵精怪——只不过偶尔也会弄巧成拙。“我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但那一家人真的不对劲。”

“千万别忽略直觉，”奥凯利说，“这样很危险。”凯茜晃着脚，若无其事地戳了一下我的后背。

“其次，”她说，“我们起码还得试着查一下，看是不是邪教徒干的。”

“拜托，不会吧，马多克斯，现在是什么年代？这个月的《时尚》杂志报道了邪教崇拜吗？”奥凯利对这种事轻蔑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有时觉得很好玩，有时觉得很生气，偶尔也会觉得挺安心的，看我当时的心情而定。但无论如何，起码我们事先就已经猜到他会有什么反应。

“我也觉得根本是胡说八道，头儿，”我说，“可是小女孩死在献祭用的石坛上，已经有记者在问了，所以我们必须设法排除这个可能。”要证明某件事不存在本来就很难，缺乏证据就说它不存在，只会让阴谋论四起，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我们会花几个小时来查证，确定凯蒂的死不符合某个所谓的邪教团体的某个所谓的神秘仪式，例如没有放血、没有献祭装扮或邪教图腾之类的，之后让凑巧完全不信邪魔外道的奥凯利站在电视镜头前，向大众说明一切。

“真是浪费时间，”奥凯利说，“但好吧，去做吧。去找性犯罪组，去找牧师，反正找谁都可以，只要去掉这个麻烦就好。再次呢？”

“再次，”凯茜说，“这可能是单纯的性侵犯，某个恋童癖者干的。他之所以杀死女孩，要么是为了让女孩闭嘴，要么就是他习惯如此。如果案情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就得连带追查一九八四年纳克拿里镇两名儿童失踪的案子，因为年龄相同，地点相同，而且被害人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一滴旧血，化验结果显示跟当年的血迹样本吻合。另外还有一个发卡，也跟当年失踪小女孩的打扮相符，所以不能排除这两件案子有关联。”这段台词绝对只能让凯茜说。我之前说过，我是说谎大王，但是听凯茜扯谎还是让我不由得心脏狂跳，而且老实说，奥凯利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么好骗。

“不会吧，连环性侵犯杀手？隔了二十年？再说，你们是怎么知道发卡这回事的？”

“是您时常训勉我们要重翻悬案，头儿。”凯茜一脸无辜。她说的是真的，奥凯利确实讲过，我猜他不是从研讨会听来的，就是从美剧《csi》（《犯罪现场调查》）中看来的，不过他经常跟我们说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哪有时间听呢？“那家伙很可能出国了，或是蹲在牢里，不然就是压力太大时才会出手——”

“我们谁的压力不大？”奥凯利说，“连环杀手，真是太好了。还有呢？”

“最后一个可能很棘手，头儿，”凯茜说，“乔纳森·德夫林，就是女孩的父亲，他在纳克拿里镇搞了一个反高速公路活动，显然惹毛了一些人。他说过去两个月接到过三个警告他收手，不然就要伤害他家人的匿名电话，所以我们必须查明高速公路通车对谁特别有好处。”

“这就表示还跟他妈的地产开发商和郡议会有关喽，”奥凯利说，“天哪。”

“组长，我们需要帮手，越多越好，”我说道，“还有，我想我们还需要组里多派一个人支援。”

“没错，那有什么问题，就找科斯特洛吧，留个字条给他，他一向进组很早。”

“老实说，头儿，”我回答，“我比较想找奥尼尔。”不是我讨厌科斯特洛，但这件案子我实在不想找他。他那个人，性格抑郁。这件案子已经够让人沮丧了，不需要他来雪上加霜。再者说，他是那种紧咬不放型的警探，肯定会在旧档案里抽丝剥茧，查出“亚当”是谁。

“这么重大的案子，我不可能放给三个菜鸟办。你们两个是运气好，休息时间没跟其他人出去透气，而是上网看色情图片还是干吗呢，才会捞到这个案子。”

“奥尼尔已经不算菜鸟了，头儿，他都进组七年了。”

“这点大伙儿都心知肚明。”奥凯利恶狠狠地说。萨姆二十七岁就进组了，他叔叔雷德蒙·奥尼尔是小有名望的政治人物，当过司法部或环保局之类的副部长。不过萨姆表现得很好，无论是他本性如此还是刻意谨慎，总之他沉着可靠，大家都爱找他支援，这也使得恶毒的言论几近消失。当然，他偶尔还是会被人尖酸地抨击，但通常是无意识的，就像奥凯利这样，而不是真的有敌意。

“所以我们才需要他啊，头儿，”我说，“要是我们到时得碰郡议会，但不想多生事端，就得找跟那个圈子有点关系的人才行。”

奥凯利瞄了一眼时钟，想顺手理理头发，但突然放弃了。再过二十分钟就八点了，凯茜再次交叠双腿，好整以暇地靠坐在桌边。“我觉得这么做可能有好有坏，”她说，“也许我们应该讨论一下……”

“算了，管他呢，你们要找奥尼尔就找吧，”奥凯利愤愤地说，“重点是把案子搞定，还有，别让他惹毛什么人。我每天早上都要看到报告在我桌上。”说完他起身匆匆将文件收成一堆，放我们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心情舒畅，感受到一股甜美的冲击。我想，吸毒者将海洛因打进血管的瞬间，或许就是这种滋味吧。我看到搭档双手一撑轻松地滑离桌边；我看到自己单手熟练利落地将笔记本合上；我看到长官悄悄调整西装外套，检查肩膀有没有头皮屑；我看到灯光过亮的办公室里一沓马克笔标记过的档案夹堆在角落，夜色缓缓攀上窗缘。我看到并再一次发现，一切都无比真实，而这就是我的人生。要是凯蒂没有出事，或许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当她脚趾长满水泡，汗水淋漓，在满是地板蜡味的学院教室里练舞，当清晨的早餐钟声在走廊里回荡，或许她会像我此时此刻一样，爱上这一切的琐碎和辛苦，它们更胜于心中的美好想象，因为唯有这些才能让你感觉踏实、有归属感。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刻，因为（如果你要我坦白说的话）那种经历稀罕极了。我快乐的时候很少察觉到自己是快乐的，通常都是事后回想时才会发现。我的天赋（或者说是致命缺陷）是回顾过去。不少人会埋怨我太追求完美，只要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当线索从混沌中浮现，我就会开始克制内心的欲望。然而，事实没有那么简单，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完美是由无数折腾、恼人的平凡琐事累积而成的。我想你可以说我的毛病不是近视，而是远视：通常要隔着一段距离，要等到事情太晚、太迟了的时候，我才会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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