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躲进一个角落，藏在几根石柱之间——那儿刚好是一栋建筑物凸出来伸向马路的部分。这里是唯一能保护我们免受背后攻击的地方。短短几分钟内情形突变。我们本来在摸黑前行，此时立马被一群沙哑着嗓子叫喊的暴徒围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们受到攻击了。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我害怕的就是充当了暴徒的猎物。我很讨厌盲目混乱地去拼斗，仅有疯狂的热情是不够的，通过群殴发泄情绪的感觉，跟挑战单个恶棍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这是个黑暗的世界，我不喜欢黑暗。就算是做个噩梦，我都从未梦见这般情形——狭窄污秽的街道、刺骨冷冽的寒风、晦涩难懂的语言、嘶哑野蛮的咒骂，这一切令我手足无措。
“伙计，这次我们要挨揍了。”我对彼得说，他拿出了司令在拉斯特查克送给他的手枪。这把手枪是我们唯一的武器，那群人看到我们拿出枪，就赶紧往后退了几步。如果他们一起冲上来，这把手枪也保护不了我们。
拉斯塔没出声了。他说完后就回到人群中，不断地有人喊“德国人”和“卡菲尔人”。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才知道，他们追捕我们是因为我们被当成了德国人和间谍。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如果因为我们被当成德国人而杀害，那真是太讽刺了。我曾听说，在东部地区，某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非常容易。因为那里没有八卦的报纸，也没有尽职的警察。我要是能说几句土耳其话就好了。在他们停止喧闹的片刻，我大声喊道，说我们是给土耳其送军火的德国士兵，并准备明天回国。我问他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懂德语；不管怎样，又引起了一阵大吵大闹，叫喊着那个不吉祥的单词khafiyeh。
彼得开枪了，子弹飞过他们的头顶。有个家伙掐着彼得的脖子，他不得不开枪，子弹啪啪啪的落在了墙上。他们好像并不想要我们的命，但这不可能。我们愿意拼个头破血流，也不要那个亡命之徒的假仁假义。
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人压倒了我，几乎把我勒死，我扣动手枪，人群中哇哇尖叫。突然，混战停止了，黑暗中闪着一片光亮。
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艰难的时刻。之前被追捕的几个星期，虽然也很诡异，也不至于这么直面危险。我也曾亲身经历过千钧一发的时刻，就像卢斯战役时，但最后危险还是解除了。那时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现在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凶险，它不是在未来，而是现在，就是这危在旦夕之时。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一串串子弹打在墙上，像鞭炮一样哗啦啦地响。黑夜中根本就看不清别人的脸，有的只是无尽的嘈杂声，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彼得在我身边不停地用荷兰语咒骂着。后来终于有了点光亮，使这场景变得更可怕。
几个野蛮的家伙拿着棍棒，举着火把，冲了过来。闪耀的火光照亮了陡峭的墙壁，投下可怕的影子。一阵风吹来，把火光吹的摇摇晃晃，最后又慢慢变成零星的火花，渐渐消失。
又有人在喊叫，这次不是愤怒，而是恐惧地喊着“chinganeh”。
一开始我看不清刚来的那几个人。天太黑了，他们虽然举着火把，但他们把整只手臂都举了起来，光亮根本就不能照着他们的脸庞。其他人仍不停叫喊时，这几个人也大声吼叫起来，声音极其粗狂刺耳。他们所说的话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那群野蛮家伙。我突然莫名其妙地觉得，我们有救了，这几个人是来帮我们的。
情况缓和许多，危机也逐渐消除。小路上传来拖着腿走路的声音，我第一反应是这几个人可能是土耳其警察。但很快，在一片火光下，我看到领头的那个人后，就不这么想了。他没有拿火把，却持着一根长长的棍子，狠狠抽打那群家伙。他们紧紧地围在一起，想溜也不容易溜掉。
这是我见到的最可怕的场景！那个人身材高大，穿着皮衣，光着双腿，脚上穿着凉鞋，头上戴着红色的帽子，帽檐挡住了眼睛，帽子后面的布搭到肩膀上了。他像一头野兽一样追赶着那群人，不停地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回过神来后，我意识到那群坏蛋都走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那个奇怪的家伙和他的六七名同伴。他们都穿着皮衣，其中几个拿着火把，唯有他一人戴着无边的帽子，看起来是个头儿。其他人没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
他冲我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语。他的目光呆滞，像是抽了大麻一样，双腿不停地抖动。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个骗子，但一点都不滑稽好笑。我被恐怖、阴险、神秘缠绕着，什么都不想做，只想仰天长啸一声。
他一边喊叫，一边用棍子指着通往山坡的路。
“他让我们快走，”彼得说，“谢天谢地，我们赶紧离开这恶魔之地吧。”
我还没完全搞清楚是什么回事，但有一点很明白，这些狂热分子把我们从拉斯塔及其同伙手里解救出来了。
可我却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拿出了一枚金币递给了那个头儿，想表达感激之情，因为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只能用行动表示。
他用棍子敲打下我的手腕，金币掉进了水沟里。他眼里充满怒火，用棍子围着我的脑袋，口里吟诵着什么。他在念咒语——天啦！我也会几句咒语，可一句都没有听懂。接着，他嚎叫一声，命令他的手下一起来对我诅咒。我也毫不退让地回骂了几句该死的话。结果，我像捅了马蜂窝似的激怒了他，他比拉斯塔更不好惹。
我和彼得想都没想，撒腿就跑。我们可不想被这些疯子收拾。在那群疯子的追逐下，我们在陡峭狭窄的小路上狂奔。火把好像都熄灭了，那个地方又是漆黑一片。我们跌跌撞撞在垃圾堆里跑着，沟里的水也不时地溅来。那些坏蛋对我们穷追不舍，好几次我都感觉自己被追上了。担心被逮住了，我们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奔起来。突然，眼前一片光亮，我们走到了那条大街的出口。那些坏蛋也看到了，但他们放慢了脚步。就在看到这片光亮前，我们还停下来四处找出口。刚才跑过的巷子延伸到了港口边。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科内利斯。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多事情，我都喘不过气来。”彼得说着，感觉到他的手臂被擦伤了。
这条宽阔的街道好像可以通到山顶，路灯立在街道两旁，出租马车缓慢前行在路中间，偶尔还能看到一些模样十分现代的店铺。很快，我们找到了库帕索说的那家旅馆。旅馆很大，位于一个门廊都快要倒塌的院子里。冬日的寒风把旅馆的百叶窗吹地哗哗作响，声音着实吓人。如我所料，旅馆里面的人很多，都挤到门口了，大多是德国军官。我好不容易挤进去见到了老板，他是个普通的希腊人，我告诉他说是库帕索先生介绍我们过来的，但他并不领情。如果我不拿出斯图姆给我的证件，他肯定会把我们赶出来。
后来我解释说我们是从德国运送军火过来的，只是想要在这住一晚。我拿出证件给他看，着实吓唬了他一番。果然他开始变得和颜悦色，承诺会尽力帮助我们。
我们努力得来的房间却非常破旧。我和彼得住进了同一个小房间里。屋里除了两张野营床就没别的了，窗户也是破的，冷风飕飕地吹进来。晚餐也寒碜得可怜，就一点蔬菜煮羊肉片，还有硬的跟石头一样的白奶酪。我花了一个金币买了杯威士忌。我关紧百叶窗，烧好房间里的壁炉，喝了点棕榈酒暖暖身。然后爬到床上，倒头就睡，像猪一样睡了十二个小时。从拉斯特查克一路过来，我们都没怎么好好睡上一觉。
早晨醒来，破烂的窗户外正在飘着白雪。我费劲地找到了一个服务员，让他给我们拿杯加糖的土耳其咖啡。我们俩情绪都很低落。“欧洲这个鬼地方真冷，”彼得说，“不值得为之奋战。只有一个地方真正属于白人，那就是南非。”当时我觉得他所言极是。
我坐在床边，估摸着我们的方位。情况并不太乐观。我们在这个嘈杂的地方结了不少仇家。首先是拉斯塔，我侮辱过他，他也不会那么快就善罢甘休的。他带着一群土耳其的乌合之众，势必要抓住我们。还有那个戴着帽子的疯子。那个疯子不喜欢拉斯塔，我猜他和他的同伙可能是反对青年土耳其党的某个派别组织。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们，下次遇到他肯定会有大麻烦。最后一个就是斯图姆和德国政府。他很快就会与拉斯查克当局取得联系。这样从查塔加追捕我们就轻松的多，一旦被抓住，我们就完蛋了。情况如此不利，面对这么多的对手，我们只能自求多福。
很清楚，如果不找个避难所，把这些人甩掉，我们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但是要躲到哪里去呢？我俩都不会讲土耳其语，弄个新身份也不太可能。找朋友帮忙，但是我想不到有谁可以帮我们。只有布伦基伦可以帮我们，但怎么才能联系上他？至于桑迪，还是算了吧。他一心想着自个儿的生意，找他帮忙是不行的。他现在可能在小亚细亚的某个地方，一两个月后才可能来君士坦丁堡，然后会听到有两个可怜的荷兰人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失踪了的消息。
之前我们把碰头的地点定在库帕索的咖啡店里一点都不可靠。如果在那里我俩不被怀疑，我们可以经常悄悄地去库帕索的咖啡屋，直到布伦基伦来把我们接走，这自然是好的。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保密，现在我们正被一群“猎狗”紧紧跟着。库帕索的咖啡屋已经不再安全。如果我们在那里现身，会被拉斯塔抓个正着，或者是被德国军队警察，又或者是被那个戴帽子的疯子抓住。出去见布伦基伦的机会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