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可以，”我说，“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形，我有足够的军火把这里全炸掉。如果你敢上车，我肯定会开枪。如果你叫来一个军团，告诉你，我会把这些军火全部毁掉。我想，他们肯定要为你收尸，你的军团也会从加利波利半岛消失。”
他的确被我斗狠的话吓唬到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小打小闹。他知道我说话的份量，于是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拜拜，先生，”他说，“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却不要。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我真想追上去让他跪在我面前，揍他一顿，再扇他几巴掌。
我们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查塔加，欧特兹上将像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是一名正宗的炮兵官，心里只有枪支弹药。他拿着单据核查货物花了三个小时，我也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他给了我一个收据，我到现在还收着呢。我跟他说了拉斯塔的事情，上将很赞同我的做法，认为我做的对。他并没有像我预料中的那样生气，因为不管怎样他的货物安全到达了。只不过，可怜的土耳其人要为此支付双倍的价钱。
欧特兹上将把我和彼得留下来吃午饭。他非常绅士、有礼貌，而且很喜欢聊战争。我很喜欢听他聊聊战况，因为我可以从中了解德国东部战场的内部消息。但我又不敢在这久留。拉斯特查克的电报可能随时随地发到这来。之后他派车送我们，送到了离市区几公里外的地方。
就这样，一直到1月16日三点零五分，我和彼得终于抵达君士坦丁堡，身上除了一身衣服什么都没有了。
眼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且可以见到期盼已久的老朋友，我开始变得异常兴奋；然而，一进城我就感到很失望。我完全不知道我期待的那番景象是什么——一座仙境般的东方港城：大理石铺满大街小巷，海水湛蓝湛蓝；男人身披白色袈裟，神色庄严；女士蒙着面纱，美丽动人。此外，芬芳的玫瑰、欢快的夜莺，以及管弦乐器奏出的美妙音乐，无不令人神往。我忘了其实所有地方的冬天都是一个样子。当时下着毛毛细雨，刮着东南风，街道上全是泥水。我到的第一个地方，看起来像个昏暗的殖民区——木质房子、铁皮屋顶、漫天的尘土、面黄肌瘦的孩童。我记得还有一个坟地，每个墓碑上都有一顶土耳其军帽。然后，我们来到一条通往大运河的街道上，路面狭窄、凹凸不平。接着我们路过一座清真寺，顶上的塔尖看起来像是工厂的烟囱。又走了一会儿，我们穿过一座桥，给了通行费。如果我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金角湾，我应该好好观赏观赏的。可惜我什么都没看到，只有很多破旧的驳船，还有些非常小的木船，看起来像威尼斯特有的贡多拉船。走过金角湾，就到了一条繁忙的街上，消瘦的马匹拉着摇摇晃晃的出租马车，把泥浆弄的四处飞溅。我注意到，大部分人看起来像穿着老式衣服的伦敦人，只有一位年长者，与我印象中典型的土耳其人相似。除当兵的之外，不管是土耳其小伙子，还是德国小伙子，身体都很健壮。彼得跟在我的身旁，像个忠实的仆人，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很不喜欢这座潮湿肮脏的大都市。
“科内利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来到这个气味难闻的破烂地方，就一直有人跟踪我们。”彼得突然说。
彼得的洞察力一向敏锐。这让我感到害怕，我担心那封电报已经发到查塔加了。但这似乎不可能，如果欧特兹上将真想抓我们，就不会那么费心费力地送我。有可能是拉斯塔的人在跟踪我们。
我问一名士兵到拉斯特查克渡口怎么走，他告诉了我方向，然后一个德国水手又帮我指出了库尔德集市所在位置，就在那条有很多仓库的街道边，每个仓库的窗户都破了。桑迪说过左边是出来的路，那么右边肯定是进去的路。我们从右边进去。这里太脏了，一阵风吹过，把垃圾都吹的满天飞。这里人口密集，每扇门内都有一群人，他们戴着帽子围坐在一起，白色的墙壁上窗户几乎没开着。
这条街道弯弯曲曲，没有尽头。有时候感觉要走到头了，但在对面的砖石建筑屋里又能发现一个出口，是另外一条路的入口，黑漆漆的。在通往宽敞的小巷子的出口处才有丁点亮光。要在这阴暗处找户人家可真不容易。走了将近四百米后，我还担心会不会错过我们约好的见面地点。向碰到的人问路并不明智，他们看起来似乎不懂得文明用语。
最后我们无意中找到了那家摇摇欲坠的咖啡屋，门上方用奇怪的字母刻着库帕索。里面亮着灯，还有两三个男人坐在小木桌旁抽着烟。
我们点了杯又黑又浓的咖啡，有些像糖浆。彼得不爱喝这种咖啡。一个黑人把咖啡给我们端了过来，我用德语告诉他说想见库帕索先生。不过他好像没听到，我又大声说了一次，然后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这个男人有点胖，鼻子长长，有点上了年纪，很像在桑给巴尔海滨看到的希腊商人。我向他点头示意，他狡猾地笑着，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我问他想要拿什么，他用德语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要拿糖浆。
“你就是库帕索先生？”我说，“我想带朋友参观下这个地方，他听说您的花园很有趣。”
“那位先生搞错了，我没有花园。”
“胡说，”我说，“我以前来过这。我记得你这咖啡屋后面有个舞厅，很多个夜晚我在这儿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你把它叫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起来了，叫狂野苏莱曼之屋。”
他摸了摸嘴唇，看起来极为狡猾，说道：“您还记得这些。可这都是战争爆发前的日子了。这咖啡馆已经关门很久了。现在这儿的人太穷，没钱来唱歌跳舞。”
“但我仍想再看一眼，”我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枚英国金币。
他惊奇地看着这枚金币，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弯，说：“你的这位朋友就是上帝，我会满足他的愿望。”他拍了拍手把那个黑人叫了过来。在库帕索的授意下，黑人带着我们走到角落处。
“跟我走，”他说，带着我们穿过一条狭长又恶臭的过道，里面一片漆黑，地上凹凸不平。他打开一扇门，进去后一阵风吹来又把门从后面关上了。
里面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子，一边的墙壁很高，歪歪扭扭地立在那，显然年代久远，裂缝处长满了杂草；破裂的花盆里栽着几株长春花，快要枯萎；角落里的荨麻倒是长得极为茂盛；院子的尽头有一座木质建筑，像个小教堂，被刷成了深红色。教堂的窗户和天窗布满了灰尘，门上系着绳子，在风中摇摆。
“瞧那屋子，”库帕索自豪地说。
“就是这，”我颇有感触地说道，“以前我经常来，库帕索，告诉我，现在你还开门吗？
他把嘴唇凑到我耳边说。
“如果那位先生替我们保密，我就告诉你。这里偶尔会开放，但不经常。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男人们也需要消遣娱乐。有几个德国军官也来这寻找快乐。上周我们还安排了思思小姐的芭蕾舞表演，警方也批准了，但不能经常表演，因为娱乐太不合时宜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明天下午有场舞蹈表演，非常精彩的舞蹈！只有我的几个老顾客知道。你说，谁会来呢？”
他把头压得很低，悄悄地说：“玫瑰联盟的人会来。”
“噢，是嘛？”我故意带着满是崇敬的口气说道，尽管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你那位先生愿意来吗？”
“当然愿意，”我说，“我们俩都会来。我们会很愉快地度过那几个小时。”
“那就明天下午四点。穿过咖啡屋直走，会有人替你们开门。”
“你们刚到这儿吧？那还是听听安吉洛·库帕索的忠告吧，晚上千万不要在外面瞎晃悠。伊斯坦布尔现在不是很安全。”我问他附近有哪些宾馆，他对答如流地说了一堆，我挑了家听起来还不错的宾馆，准备在那住下。这家宾馆不远，离那座山顶右边只有百米左右的距离。
我们离开咖啡屋时就已经天黑了。还没走二十米，彼得就紧紧挨着我走，脑袋摇摇晃晃的像个被捉住的雄鹿。
“有人跟着我们，科内利斯。”他冷静地说道。
继续走了十米后，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儿地方很小，对面有个稍大的清真寺。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一群人正朝我们走来，边走边吱吱喳喳地大声叫骂，这声音好像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