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天气严寒，冷风刺骨，我却觉得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我忘却了自己身处险境，也忘却了自己即将开启一段前程不明的远行。我调整好状态，下楼去吃早餐，发现彼得余怒未消，仍在生气。餐厅门口擦肩而过时，他咕哝着说了一句，他对昨晚斯图姆尖酸刻薄的嘴脸和卑劣行径记忆犹新，觉得特别恶心。中尉一直和我们待在一块，我和彼得根本没有私下谈话的机会。彼得爱在床上抽烟，晚上试着出去找几根火柴时，结果发现我们房间的门被锁住了。
负责给我们带路的中尉打了个电话，随即说带我们去看战俘集中营。上午，斯图姆带我们观光，下午他才带我们到了那儿。“你会发现，”他告诉我们，“人类是多么的仁慈。你也会发现一些向我们缴械投降的英国战俘，他们都曾是自己本国的重臣元老，你看后一定很高兴。”
我们乘坐出租车穿过城郊，来到地势平坦的乡间，它如同花园般美丽，又像集市般繁荣；随后，一片树林茂密的低矮山丘慢慢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个小时后，车子驶进一个看起来像教养所或医院的重要地方。我猜它以前是穷人家孩子的收留站。大门口岗哨林立，带钩的同轴铁丝网密布。薄暮时分，我们穿过一扇拱门，它放倒下来像个吊闸。中尉出示了通行许可证，车随后开进一个用砖铺路的院子。我们来到司令办公室，这儿更是戒备森严。
司令不在办公室，他的副手迎接我们。副司令脸色苍白，年纪轻轻就几乎秃顶。他用德语进行了自我介绍，并作了一番优雅的演讲，赞颂德国是多么的仁慈正义和英勇善战等。中尉给我们做翻译，将这些译为荷兰语，便于我们听明白。随后侍者呈上了三明治和啤酒，吃罢，我们一行人组成了一支视察队伍，其中有两名医生，他们戴着眼镜，面相温和，一些监狱看守——他们是遵纪守法的副干事，虽然年迈但体格依旧健壮，甚至有些盛气凌人。兴许就是这股气质和精神浇筑了奥斯曼德国军魂。一般来说，德国人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更别提文官武职了，即便如响当当的皇家卫队和勃兰登堡兵团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国家似乎却能涌现出源源不绝的士官，他们意志坚强，能力超群。
我们参观了洗澡间、放风场、厨房、医院——里面除了一名流感患者外，并无其他患者。条件看起来还不错。我估计，整个地方是供军官们专用的，给美国来访者展示展示罢了。如果听到的他们讲的一半是真实的，那么德国南部和东部肯定还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禁闭室。
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场合。
在我看来，沦落为战俘是人生中最悲哀的事情。看到德国佬横尸遍野时我暗自得意，但看到他们羁押的战俘时，我时常悲痛难耐。此外，我也承认以后再看到这种场景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无论在走廊里碰到谁，我一直都待在暗黑的角落，不与人照面，所幸的是遇见的几个战俘根本就没兴趣搭理我们。他们向年轻的副司令致敬行礼，很少留意到我们。毋庸置疑，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群好奇的德国人，仅仅是来这幸灾乐祸地瞧瞧而已。战俘们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只是眼睛四周稍显浮肿，好似长久缺乏锻炼的人。他们长得偏瘦。用副司令的话来说，这儿的食物是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其中一间房里有人在写信。房子很宽敞，却只配备了一只小小的炉子取暖，窗户紧闭，房内氛围冷清又沉闷。另外一间房里，有人一边在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下面坐着十多个听众，有的穿着普通卡其布面料军衣，还有的穿着破布拼接起来的旧衣服，大多数穿着厚厚的大衣。看到这些俘虏，我禁不住想起往日在一起拼杀敌人的战友。对他们除了抱一线希望祈祷平安之外，我无能为力。
我边不停往前走，边心不在焉地听副司令大声解释和中尉咕咕唧唧翻译。这时，我突然想起这次视察何时将结束。我们经过一间类似于康复疗养的大房子，里面坐着几个病人，想必这是整栋楼最暖和的地方。尽管如此，它还是显得闷浊不堪，令人生厌。六七名战俘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玩游戏。他们眼神黯淡无光，瞧了我们一眼后，又干起自己的事。我估计，由于还处在恢复期，他们遇见外来人员时，可以不必起身敬礼。
我们绕过一张小桌，桌边只有一名战俘在那玩纸牌。这些曾经在战争前线流汗流血的英雄好汉，如今被关押在德国佬的狱牢里度日如年，此情此景真是惨不忍睹，我心中异常伤感。彼得开始对监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副司令走在前面，紧随其后的是中尉和一名医生，之后是两名看守，我和另外一名医生排尾。片刻间，我有点心不在焉，走在了队伍最后面。
这时，玩纸牌的战俘突然间抬起头来，我恰好看到了他的脸。我敢用人头担保，他就是卢斯战役中的多利·里德尔，在我们团里担任机枪队指挥官。我听说德国人在采石场轰炸矿山时将他抓获了。
正当他惊得目瞪口呆，要和我讲话时，我明白自己得机灵应对，以免被我前方一步之遥的医生察觉。
我假装被绊倒，有意将他的纸牌散落在地板上。随后我跪下去捡拾的时候，趁机揪了一下他的膝盖。他低头来帮我捡，我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没错，我是汉内。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声张。我在这儿执行秘密计划。”医生转身查看发生了什么，我马上用荷兰语又说：“老兄，振作点，我们会赢的。”
讲完后，我收拾好纸牌。多利配合得很出色，他像被猴子滑稽的表演逗乐了似的笑了笑。其他人闻声赶来，副司令呆滞的眼睛里露出愤怒的神色，大吼道：“不准和战俘说话！”
我迷惑地看着副司令，直到听了中尉的翻译才明白他的意思。
“那家伙是谁？”多利用英语向医生问。“他搅了我玩牌的兴致，后来又跟我叽叽喳喳地讲高地（德国中部和南部）德语。”
我懂官方英语，多利那样讲话是给我暗示。我假装对他这个讨厌的英国人很生气，故意和那个发着牢骚、豺狗模样的副司令挨在一起走出了房间。之后，我不得不行为收敛了一些。最后我们来到战俘禁闭区，这里关押着那些不受管教，犯规逾矩的战俘。他们看起来意志衰颓，毫无生气，但是我佯装得满心欢喜，还告知中尉说自己很乐意看到这些，他将我的话又翻译给其他人听。我很少见到他这样的卑鄙小人，中尉曾在柏林附近的鲁赫本战俘营当职过。返程时，他和我们谈论了诸多关于战俘和集中营的事情。彼得不止一次被投进监狱，因此对监狱里的人和事饶有兴趣，一直不停地问中尉。中尉讲了一件趣事，他说他们经常让一些假战俘混入其他战俘中作间谍。如果有战俘策划逃跑，卧底间谍就乘机参与其中，并积极怂恿。逃跑计划开始实施后，这些卧底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并得嘉奖祝贺。看来，德国佬禁闭战俘只是找一个欺凌和残害他们的借口罢了。
当天下午，我和彼得被隔离开来。他留下来和中尉一道，而我则背着行李，在一位后备军中士的陪同下前往车站。看样子彼得对这种安排深表不满，而我对此却并不在意。听说斯图姆要和我一同前行时，我顿时精神为之一振。斯图姆再次想见我，想必他一定是觉得我还有点价值；要是他决定起用我，他肯定是想将我纳入了他的游戏中。我喜欢斯图姆，就像狗喜欢蝎子一样。其实，我希望早日融入他的圈子。
我身上佩戴着后备军的标饰，省去了购票的麻烦。我在站台找不到自己的同伴，只好待在那等待。这时一大群人涌来，大多数都是士兵，从我身边摇摇摆摆地走过，挤满了车头前面的几节车厢。一名军官粗声粗气地告诫我站到木制轨道后面的一旁去。我听从其命，这时突然间发现斯图姆正低头直视着我。
“你会讲德语？”他厉声问道。
“就会几句，”我漫不经心地答道。“我去过纳米比亚的温得和克，学了几句德语应付日常所需。我的朋友彼得——也会说几句。”
“那么，”斯图姆说道。“好吧，上车。不是那节！这儿，笨蛋！”
我遵照他的命令上车，车门马上就关上了。斯图姆站在月台的另一端时，我看不清其无耻的轮廓，觉得没有必要提防。我不知道斯图姆是否对我产生了怀疑，但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我既精通荷兰语，又熟悉德语，假如他突然用德语对我发问，就容易泄露自己的底细。这样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
火车朝乡下驶去，窗外结满了霜，一片模糊，我无法看清外面的风景。斯图姆忙着看他的文件，把我撂在一旁。我看到车上一则禁止吸烟的告示，为了佯装不懂德语，我故意拿出了烟斗。斯图姆抬起头察觉后，粗暴地命令我收起来，好像一位讨厌烟味的老妪。
接下来的半小时，没有报纸阅读，也不能抽烟，因此我无聊透顶。走廊上不时有人影穿梭，但是无人想进包间来。毫无疑问，他们看见了这位身穿制服，块头高大的军官，而且知道此刻他想独处。我想着去走廊伸展一下双腿，正要起身时，有人将门向后滑开，刹那间一个高大的身躯挡住了灯光。
此人身穿粗呢大衣，头戴绿色毡帽，向斯图姆敬了个礼。斯图姆抬起头，尽管面带怒色，却还是对我们俩微微地笑了笑。
“打搅一下，先生，”来人说道，“你们这还能多坐一位吗？我车厢里的勇士们抽烟把我熏得受不了，胃隐隐作痛……”
斯图姆站起身，眉头紧锁，满脸怒气，似乎要将这个闯入者扔下火车去。然后他似乎止住了不悦，让自己镇定起来，那人马上友好地咧开嘴笑了。
“哎呀！原来是斯图姆上校啊，”他大声说。（他念“斯图姆”名字时，发音特别像英语单词“胃”的第一个音节。）“上校，再次见到您非常高兴！那晚我很荣幸在使馆结识您，我猜杰勒德大使没有弄清我们的意思。”他说着一屁股跌坐在我对面的角落。
我先前就确定将会在德国与布伦基伦相遇，但未料到这么快。此刻他坐在那儿睁大双眼，一边失神地凝视着我，一边向斯图姆唠叨着那些陈词滥调。斯图姆早已不耐其烦，还是竭力保持自己的仪态。这个时候，我假装郁郁不乐，满脸狐疑地打量这个不速之客。
“希腊萨洛尼卡战势陷入僵局”，布伦基伦先生想以聊天的方式打开话匣，然而斯图姆指向一则告示，上面写着“火车上禁止军官与他人谈论军情。”
“抱歉，”布伦基伦说道，“我看不懂你们那墓碑文式的语句。我想那则告示是针对不速之客的，对我俩来说，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想这位先生也是和您一起的吧？”
我绷着脸坐在那，神色疑惑地盯着布伦基伦。“他是荷兰人，”斯图姆说道：“南非裔荷兰人，他讨厌听人讲英语，所以不高兴。”
“在这点上，我也是这样啊！”布伦基伦诚恳地说道。
“谁说我讲英语？我讲的可是纯正的美语。振作点，伙计。正如我家乡俗话所言，不是任何声音都能唤得住马鹿。我讨厌剧毒的响尾蛇，但我更加讨厌英国佬。斯图姆上校会告诉你的。”
我敢肯定斯图姆会跟我讲。恰在此时，火车开始减速进站，斯图姆起身准备下车。“祝你愉快，布伦基伦先生，”他扭头叫道。“如果你想旅途开心，就不要再跟陌生人讲英语，他们可分不清英式美式呢。”
我紧跟在斯图姆的后面走着，布伦基伦叫住了我。
“朋友，等等，”他大声呼喊，“你的手提包落下了。”他从行李架上把包递给我，并未显露出认识我的丝毫迹象。我最后看了他一眼，他神情沮丧地坐在火车角落，将头埋在胸口，仿佛要睡觉的样子。他是那种精心扮演角色的人。
外面停着一辆小汽车——那种常见的灰色军车——我们开始在颠簸的林间道路上急速前行。斯图姆早已将他的文件装进公文包，一路上只跟我偶尔说一两句话。
“我还没有决定留不留你，勃兰特，”他郑重地说。“你可能是个傻瓜，也可能是个无赖，还可能是个好人。要是个无赖，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毙了你。”
“如果我是个傻瓜呢？”我问道。
“我们会将你扔进伊瑟河或者是德维纳河里喂鱼。你不会死得很难堪。”
“你们不能那么对我，除非我心甘情愿。”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