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彼得所言，德国人极其小心谨慎。我们在鹿特丹码头遇到一个人。我有点担心，我们在里斯本的活动可能已经露馅了，并遭人怀疑。那个矮个子朋友也可能早已给他的同伙发了电报，提醒他们引起注意。但目前还是一切风平浪静。
我和彼得在航行途中作了周密细致的计划。我们只讲荷兰话，继续假扮成马瑞茨将军手下的兵。彼得说，只有这样才能把戏演下去。我敢发誓，到达荷兰之前，先前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模糊，因为我脑海里总是萦绕着危险二字，它使我心志颓废。我忍不住扪心自问，我和一个常见的亡命之徒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商量后，认为最好立刻启程到德国。码头边的线人告诉我们，明天中午有一趟火车，我们决定搭乘它。
在我们启程跨境之前，我再次觉得英雄气短，信心不足。我在车站里看见了一位国王信使，我曾经在法国见过他；还碰到一个战地记者，卢斯战役爆发之前，他在我们的前线阵地来回奔跑，采访报道。我听见一位女士讲英语的声音，混在一堆叽叽喳喳地说荷兰话的人里头，就像一只叫声嘹亮的云雀，夹杂在一群乌鸦中，分外鲜明。车站里还出售不同的英文报纸，版面粗糙。我对这一切感到相当恶心，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回归常人的生活。
随着火车开动，我心中的苦闷烟消云散。天空晴朗有风，火车缓慢地驶过荷兰平坦的草原，我一直思考着彼得的提问。他以前没有到过欧洲，因此对农场抱有美好的期望和遐想。他告诉我说，他估计一摩肯大的草场，可以饲养四只羊。我们交谈甚欢时，火车摇摇晃晃地越过运河大桥，抵达边境车站，进入德国领地。
我原以为在这可以看见巨大的防御工事，如带刺的铁丝网，一条一条的堑壕。然而，在德军这边，我发现只有六七个哨兵在把守，他们穿着能自动变色的服装，我以前在卢斯战场上见过这种制服。一名后备军的小头目，他的衣服纽扣暗黄，像赶牲口一样，将我们轰下了火车。我们被带到一间宽敞而又空荡荡的候车室，那里燃着一个大火炉，接着我们两人同时又被领到里面一间小房内接受搜查。我告诉彼得，这是例行公事。我很高兴我们是一起进来的。看守命令我们脱光衣服。我不得不十分严肃地臭骂了彼得几句，叮嘱他必须保持镇静。检查人员相当文明，但过于严格。他们将我们口袋和包裹里的物件一一作了登记，还一字不落地记下了鹿特丹的线人给我们办的护照上的信息。
我们正在穿衣服时，一名身穿中尉制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突然冲了进来。他大约二十岁，带着一副近视眼镜，看起来稚气未脱的样子。
“勃兰特先生，”他大叫一声。
我点点头。
“你就是勃兰特先生？”他用荷兰语问道。
他向我敬了个礼，说道：“尊敬的先生，我很抱歉。由于司令的汽车行驶缓慢，我来晚了。刚才要是我在这里，这些繁文缛节就不会打搅两位啦！我们接到消息说你们来这儿了，就安排我来负责接待。还有半个小时，你们就可搭乘开往柏林的火车。请赏个脸，一起来喝杯黑啤酒吧。”
中尉的这番恭敬和殷勤，让我们倍感荣耀。我们阔步走出人群，跟着他来到车站附近的饭馆。随即，他打开话匣子，和我用荷兰语聊了起来。彼得似乎忘记了他在当学生时学到的荷兰语，听我们的对话有点困难。因为中尉视力不佳，心脏也有毛病，不适合服现役。在这间空气沉闷的餐馆里，他绝对是性子火爆的人。他告诉我们，德国任何时候都能够吞下法国和俄国，但是她当下的目标是制服所有中东国家，这样她才能完整地将半个世界都收在麾下。
“你们的朋友，英国人，”中尉咧嘴笑着说，“最后也会被拿下。我们要用我们的潜水艇进行封堵，让英国佬饥饿难忍，还有摧毁他们的贸易，让他们瞧瞧我们海军的厉害。过去一年中，英国佬高谈政治，自吹自擂，而我们一直在埋头建造船舰——噢，建造了这么多呀！我的表兄在基尔——”话还没说完，他扭头向后看去。
我们从未听说过他有一个表兄在基尔。这时，一个身材矮小、皮肤发黑的男人走了进来，中尉立马跳起身，向他敬礼，鞋后跟像钳子似的咔嗒一响。
“上尉先生，这两位先生是南非裔荷兰人。”他向矮个子男人介绍。
新来者双眼明亮，充满智慧，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后，开始用塔尔语询问彼得。幸好我们先前精心地编造好了故事，他才找不出任何破绽。上尉名叫佐恩，曾经在德国西南部待过数年，对边境境况了如指掌，我和彼得记起曾经听人说过他的名字。
谢天谢地，我们俩的表演配合得非常默契。彼得将自己的故事编造得无懈可击，尺度把握得很恰当，不时向我询问某个人的名字，或者确认某些细节。佐恩上尉看起来挺满意。
“你们俩正合适，”他说道。“但要记住”——他皱皱眉，“在我们德国，我们无法接受任何人的油腔滑调。只有诚实守信，才会得到奖赏；如果两面三刀，满口胡言，就会像野狗一样惨遭枪杀。据我所知，你们种族中出过很多叛徒。”“我不希冀您奖励我什么，”我有点生气地说道，“我们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德国人的奴隶。任何人以英国为敌，我们就会为他全力以赴，奋战到底。”
“听起来你们很勇敢，”他说道，“但是，你们得先低下自己那颗高傲的头发誓，发誓会遵守纪律。遵守纪律戳到了你们布尔人的痛处，你们会因此而备受煎熬。你们不过是一个破落的小民族。在德国，我们随时随地都讲究纪律，正是这样，我们才能征服整个世界。火车还有三分钟就要开动，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就等着看斯图姆上校会如何管教你们。”
这个家伙是我所遇的德国佬中感觉最棒的一个了。他是白人，先前我可能和他一起共事过。我喜欢他硬朗的下巴，还有那沉稳专注的蓝色眼睛。
去往柏林的旅途在我的记忆中大体上平淡无奇。戴眼镜的中尉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里，车厢上只有我们俩，除了偶尔有一两个休假的士兵光临之外。他们身心疲惫，眼神忧郁。毫无疑问，这些可怜的家伙是从伊瑟河或伊普尔战场那边撤回来的。我倒是很想与他们聊聊，可公开场合，我不会讲德语，偶尔听到的一些对话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关于团队琐事。只有一个家伙说得兴致盎然，意犹未尽地讲道，这是他最后一个悲惨的圣诞节，明年他就会赚够了钱，凯旋而归，回家休假。其余的人同意他所说的，但都半信半疑。
德国的冬季昼短夜长，开往柏林的火车大多时候都在黑暗中前行。透过窗户，我看到沿途的小村庄里灯光闪闪，时而出现一些钢铁厂，锻造车间，也是火焰四射。我们在一个镇上停下来吃了晚饭。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准备西行的新兵。我们没有发现英文报纸上说的食物短缺现象。在饭馆里，我们吃得很舒心满意，饭菜的价格也实惠，一瓶白酒只需三先令。不过，面包的确难吃。要是有一份味香多汁的牛排，加上一些像“萨沃依”餐厅那样的鲜美蔬菜，我就可以不馋面包了。
我有点担心我们熟睡后会泄露身份，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中尉正张大嘴巴，酣睡得像一头猪。火车在黑暗中轰隆隆前行，我一直猛掐自己，提醒自己身处敌方的地盘，要执行一项疯狂的任务。天空开始下雨，火车在雨中穿过一座座城镇，灯光在湿溜溜的街道上闪烁着。随着我们向东行驶，灯光看起来柔和许多。习惯了光线暗淡的伦敦街头之后，我不免觉得惊奇，夜幕降临后的德国车站，闪烁着不计其数的弧形大灯，耀眼夺目；一排排街灯，放眼望去，好似看不到尽头。彼得早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而我直到半夜，仍保持清醒，努力使自己集中精神，不开小差。后来，我也开始打盹，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才醒来。此时，天色已如正午一样明亮，火车到达了繁忙的终点站。这是我曾经历的一场最舒适、最平安的旅行。
中尉伸了伸懒腰，拉扯了一下皱巴巴的制服。没有搬运伙计，我们自己把为数不多的行李放进带顶篷的四轮马车上。护送人员告诉了我们旅馆地址，随即我们的马车轱辘辘地驶入了明亮而又空旷的街道。
“一个非凡的国家，”彼得说道。“诞生伟大的德国人民，真是千真万确呀。”
中尉高兴地点点头。
“我们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他自诩道，“就连他们的敌人也会马上见证。”
我本想舒舒服服地冲个澡，但又觉得这不是什么要事，何况彼得也不是那种爱洗澡的人，于是改变了主意。早餐我们吃得很好，有鸡蛋、咖啡。之后，中尉开始打电话。刚开始，他讲话的语气专横霸道；后来，似乎接通了上级的电话，语气变得毕恭毕敬起来；最后，又像在讨好卖乖。他安排我们下午去拜见某个人，他无法将此人的头衔用荷兰语说出。从中尉说话语气逐渐变得谦诚有礼来看，我断定此人是个大人物。
那天早晨，我和彼得用完卫生间后，中尉带我们出去散步。我们俩打扮得酷似街头奇怪无聊之辈：都穿着事先准备的粗花呢套装，法兰绒灰白色衬衫，戴着欧洲流行的宽边软毡帽；我还穿了一双棕色马丁靴，彼得穿上那款葡萄牙人厌恶的深黄色的靴子后，走起路来就像小脚女人似的步履蹒跚；他脖子上系着一条深红色的普通的绸缎领带。我的胡须相当长了，我把它剪成斯姆滋上将那样的形状。彼得的胡须是塔卡人钟爱的那种蓬松飘逸型，他很少打理。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南非人都以为我们是从草原来的布尔兄弟，其中一个在附近的店铺里置办了这身行头；另一个以恶霸自居，曾经在某个偏僻的村子上学。我们俩身上弥漫着次大陆人的味道，就像报纸上描述的一样，臭气难闻。
雨后天气晴朗，我们在街上溜达了好几个小时。商店里生意兴隆，圣诞礼品琳琅满目，璀璨耀眼。一家百货商场也是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在那儿买了一把折叠刀。街上年轻男子很少，大多数女子身着丧服。穿制服的人随处可见，他们看起来要么是挖战壕的军人，要么是政府职员。我们一眼瞥见了那座低矮的房屋，总参谋部就在里头，我们脱帽以示敬仰。后来我们又凝视了一会玛丽娜姆大楼，我很想知道特尔皮茨元帅的智囊团在那酝酿着什么诡计。
德国的首都给人一种干净而又丑陋、枯燥但却高效的印象。可是，我还发现她令人郁闷——甚至连伦敦都甘拜下风。我不晓得如何贴切地描述她，整体来看的确少了点灵气，俨然一家呆板的大型工厂，而不是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即便你给她装饰了门面，四周种满玫瑰，她也还是座单调乏味的厂房，而不是温馨可人的家园。这个地方让我感到既压抑，又快慰。从某方面说，她让德国人看起来没那么强大。
下午三点钟时，中尉带我们进了背街一间不起眼的白色楼房，楼房门前有哨兵把守。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军官，他让我们在候见室等了五分钟。之后他引我们到了一个大房间，里头地板擦得铮亮，彼得差点一屁股坐下去。房间里燃烧着木块，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坐在桌子旁边，他戴着眼镜，头发从前额一直往后梳，看起来像个时髦的小提琴家。他是这儿的首领，中尉向他敬了礼，并通报了我们的名字，随后就闪身离去。首领面前有两把椅子，他示意我们坐下。
“你们俩是勃兰特先生和皮纳尔先生？”他透过眼镜打量着我们问道。
屋子里另外一个人吸引了我。他背对壁炉站着，两只胳膊肘撑在炉架上。他身材叫人羡慕，站起来足有一米九八高，肩胛壮硕，酷似一头短角牛；身穿制服，纽扣孔里露出黑白丝带交十字勋章；上衣皱巴巴的，短得几乎无法遮住庞大胸腹；手臂长似大猩猩前臂，手掌宽度，交叉着放在肚前。他长着张大脸，笑容慵懒，下巴又宽又凹，在整张脸上显得格外突出。他的前额不饱满，都快贴着那粗短的后脑勺；脖子下部胀鼓，肉都要从衣领里凸出来了。他的头呈梨形，上窄下宽。
他用那双又小又亮的眼睛盯着我，而我也紧盯着他。我猛地意识到了某种东西，那正是我寻找已久的，直到那一刻我都不确定它还存在。这就是滑稽的德国佬，就是我们要真正对付的德国佬。他就像河马一样丑陋讨厌，但给人印象深刻。他那形状怪异的头盖上的每一根鬃毛发都格外惹眼。
坐在桌旁的矮个子首领讲话了，我猜他可能是一名文官，从衣着来看兴许官至副部长。他说着荷兰话，语速缓慢，吐词清晰——刚好适合彼得，他能听懂。头儿面前有一张纸，上面记着问题，他逐一发问。问题并不多，过境时佐恩都问过我们。起初我将编造好的谎话都烂熟于心，因此我应答起来极为流利，未露出丝毫破绽和马脚。
随后站在炉前地毯上的男人插话了，“长官，我来问他们。”他用德语说道，“您对这些外来的家伙过于文绉绉的了。”
他开始讲塔尔语，带着德国西南部人厚重的口音。“你们应该听说过我，”他说道。“我就是击溃赫勒娄人的斯图姆上校。”
彼得竖起耳朵，提起了兴致。“啊，先生，你砍下了巴菲首领的脑袋，还将它丢弃在乡下的泡菜坛中，了不起呢，我看见过！”
高个子男人大笑起来，对他的朋友说道：“您瞧，还有人记得我”，之后又对我们讲道：“所以，我怎样对待敌人，德国也会怎样对待她的敌人。如果你们两个胆敢对我耍半点花招，同样没有好下场。”说完他又开始大笑。
斯图姆说话嚣张霸气，气氛恐怖。彼得只能从眼皮底下怯生生地望着他，就像我以前见他盯着狮子准备下手射击一样。
斯图姆猛地坐到椅子上，胳膊肘撑着桌子，将头尽量往前伸。
“你们刚脱离混乱的局面。如果马瑞茨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要把他捆在马车后面拼命鞭打他。那些蠢货们，自以为有必胜的把握，结果错失良机了。我们本来可以放火烧死英国佬，让他们葬身大海，但是谁料这些笨猪所备的燃料不足，竟使火熄灭了。无论他们怎么煽火，死灰已无法复燃。”
他将一张纸揉成团，轻轻弹向空中，说道：“这就是我对你们那个白痴将军马瑞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