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的妻子让我不要讲；她说，没有人会相信你，讲出来也只能让你自己难堪。当然，她的意思是，我会让她难堪。“拉尔夫和特露迪呢？”我问她，“他们当时也在，也看到了。”
“特露迪会让他闭嘴的，”露丝说，“而且，说服你哥哥并不困难。”
这话倒是很有道理。拉尔夫当时还是新罕布什尔四十三号学区的主管，而一个小州的教育部门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的最后时段，那段时间通常都是留给飞过凤凰城的不明飞行物和能数到十的山狗的。何况，没有了制造奇迹的人，孤零零一个关于奇迹的故事并没什么吸引人的，而阿雅娜已经不在了。
可如今，我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在飞往科罗拉多照顾我们第一个孙子的路上，她突发心脏病，几乎是立刻就不行了。（这也是航空公司的人说的，但这年头连行李都不敢放心地托付他们，谁知道他们的话有多可信呢。）我哥哥拉尔夫也不在了——他在一次老年高尔夫比赛中中风——特露迪则得了老年痴呆。我的父亲去世多年；要是他还活着，就是个百岁老人了。我是家里唯一还活着且神志清醒的，所以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露丝说得对，这个故事难以让人相信，而且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奇迹总是这样，除非对于那些随处都能碰到奇迹的幸运儿们来说——但它很有趣。而且，它是真实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父亲得的是胰腺癌，已经到了晚期。我认为，通过倾听人们对那种情况的描述，能更好地了解一个人。（你看，我把癌症描述为“那种情况”很可能就能透露我这个叙述者的某些信息，比如我一辈子都在教孩子们英文，而他们碰到的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是粉刺和运动受伤。）
拉尔夫说：“他快要走完他的旅程了。”
我的弟妹特露迪说：“他糟透了”。乍一听，我还以为她说的是“他熟透了。”我知道她说不出那么有诗意的话，但希望自己听到的是对的。
露丝说：“他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是：“愿他得到安息，”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在受罪。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八二年——痛苦仍然是癌症晚期可接受的状态。我还记得十年还是十二年之后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大多数癌症患者安静地死去，只是因为他们太虚弱，叫不出来。那篇文章又让我回想起父亲的病榻，回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冲进厕所，跪在马桶前，满心以为会吐出来。
但我的父亲其实是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才去世的。他当时请了晚年看护，而且并非死于胰腺癌。他是被一块牛排卡住而窒息的。
唐·“医生”·金特里和他的妻子，贝尔纳黛特——我的父母——退休后住在福特城郊区的家里，离匹兹堡不远。母亲去世后，父亲考虑过移居佛罗里达，发现自己财力无法承担后，就安心待在宾夕法尼亚了。确诊患了癌症后，他在医院住了一小段时间。住院期间，他反复向人解释他的外号来自多年的兽医工作，当所有听得进他说话的人都知道了之后，他们便把他送回家等死，他的家人——拉尔夫，特露迪，露丝和我——来到福特城陪他最后一段时间。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卧室。墙上是一幅群童围绕耶稣的画，地板上铺着母亲亲手做的百衲布垫：令人作呕的绿色布块，算不上母亲的得意之作；床边放着吊针架，上面贴着匹兹堡海盗队的贴画。每一天靠近那间屋子，我都越来越害怕，在里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康涅狄格的德比，“医生”老爸坐在门廊的长椅上，一手拿着牛肉罐头，一手拿着香烟，白得耀眼的t恤向上卷了两卷，露出平滑的二头肌和左胳膊肘上方的玫瑰文身。他属于身穿不褪色的深蓝牛仔而不感觉奇怪的一代人——他们把牛仔服称为工作装。他把头梳得像猫王，带着点危险的气质，像是个到岸上喝醉酒闯祸的水手。我还记得德比街头的夏日狂欢，他和妈妈一起伴着艾克·特纳和旋律之王的《火箭88号》跳吉特巴舞。拉尔夫那年十六岁，我想，我十一岁。我们俩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父母，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晚上也会做爱，会赤身相对，眼中只有彼此，把我们抛在脑后。
八十岁时，他衰弱地从医院回家，曾经有些危险的、气派的父亲变成了睡衣里的一副骨架。（他的睡衣上也有海盗队的队徽。）他的双眼隐藏在乱糟糟的眉毛下。尽管开着两台风扇，他还是不停地出汗，潮湿的皮肤上散发出的气味让我想起了一栋废弃房屋里古老的墙纸；他的口腔中散发着消化的味道。
拉尔夫和我远称不上富裕，但我们凑了一点钱，和“医生”老爸的积蓄放在一起，为他请了一位兼职的私人护士和一位每周工作五天的管家。他们很尽责，及时为父亲换洗，保持他的清洁，但我嫂子说父亲“熟透了”——我还是宁肯她说的是这个——的那天，气味战争已经快结束了。干结的粪便已经领先了强生爽身粉好几轮；很快，我想，裁判就要喊停了。“医生”再也无法去厕所——他总是把马桶叫做“罐子”——所以他穿尿不湿和方便裤。尚且清醒的意识让他为此很不好意思。有时，泪水会从他的眼角流下来，曾经对着世界说出“嗨，美人”的喉咙里此时发出不成调的哭声，听上去绝望而滑稽。
疼痛开始蔓延。刚开始是在腰腹部，慢慢向上扩散，他甚至抱怨连眼皮和指尖都疼，止疼药也没用了。护士本可以给他更大剂量的止疼药，但担心会使他送命而不肯那样做。我却想无论如何都要多给他些。如果露丝支持的话，我可能就那么做了，然而我的妻子不是会提供呐喊和支持的人。
“她会知道的，”露丝指的是护士，“到时候你就有麻烦了。”
“他是我爸爸！”
“那也阻止不了她。”露丝就是这样万事只往坏处想的人。她的悲观不是后天养育的结果，而是天生的。“她会报警的。说不定你会进监狱。”
就这样，我没有杀死父亲。没有任何人那样做。我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们给他读书，虽然并不知道他听懂了多少。我们给他换洗，并随时更新墙上的用药表。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定时挪动两个风扇的位置，希望能有些凉风。我们在把草地显像为紫色的小彩电上看海盗队的比赛并告诉他今年海盗队表现不错。我们彼此讨论他越来越瘦削的侧影。我们看着他受苦，等着他死亡。一天，他睡着了，鼾声不断，我从《二十世纪美国最佳诗歌选》中抬起眼来，看到卧室的门口站着一个体格高大健壮的黑人女子和一个戴着深色眼镜的黑人小女孩。
那个女孩——我记忆犹新，就像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我想，她那时大概是七岁，但与同龄人比起来个头要小得多，事实上，就是个小不点。她身穿一条粉红色裙子，露着瘦骨嶙峋的膝盖；同样瘦的一条小腿骨上贴着印有华纳兄弟卡通人物的创可贴，我记得上面有两手各握一支手枪的红胡子山姆大叔。她的深色眼镜看上去就像是跳蚤市场上的搭赠货。对于她的小脸来说，眼镜太大，滑到了鼻尖，露出了厚眼睑、眼神呆滞的一双眼睛，上面蒙着蓝白色的膜。她的头发梳成了一排排小辫子，一只胳膊上挂着破了半边的塑料玩具手袋，脚上是脏兮兮的球鞋。她的皮肤并不是标准的黑色，而是油腻腻的灰黄色。虽然她是自己站着的，看上去却跟我病榻上的父亲一样衰弱。
由于注意力都被小女孩吸引，我记不太清那个女人的模样。她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我也说不清。她留着非洲式的短发，表情平静。除此之外，我就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甚至连她衣服的颜色，是否穿着裙子都想不起来。可能是穿着裙子吧，但也有可能是宽松裤。
“你们是谁？”我问。我的声音听上去很蠢，像是刚打了会儿瞌睡，而不是看了会儿书——尽管这两件事对我来说的确有相似之处。
特露迪从她们背后出现，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她听上去比我清醒得多。在她身后，露丝一惊一乍地叫道：“门肯定是开的，那门从来就插不上。她们肯定就这么走进来了。”
拉尔夫站在特露迪旁边，扭头看了看。“现在是关着的。她们一定是随手把门关好了。”好像她们帮了我们什么忙似的。
“你们不能到这里来，”特露迪对那女人说，“我们很忙，这里还有病人。我们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但你们必须离开。”
“你们不能就这样走到别人家里来。”拉尔夫补充道。他们三个人一起堵在卧房的门口。
露丝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动作可算不上温柔。“离开这里，除非你想让我们报警。你想让我们报警吗？”
女人对他们的威胁不加理会。她把小女孩推上前，对她说：“正前方。四步。有个棍子样的东西，小心别绊倒。让我听到你数步子。”
小女孩开始数：“一……二……三……四。”她轻巧地跨过吊针架的金属脚，都没往下看一眼——显然，她不会透过那副脏兮兮的、过大的眼镜看任何东西，那双像蒙了雾一样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她离我很近，裙子都碰到了我的胳膊。她的身上闻起来有灰尘和汗水，还有——像“医生”老爸一样——疾病的味道。两条小胳膊上都有深色的色块，不是疤痕，而是淤紫。
“阻止她！”哥哥对我喊道，但我没理他。一切发生得很快。小女孩弯下腰，凑近父亲深陷的脸颊，亲了一下。不是轻轻一吻，而是重重一下，发出啵的声音。
她的小塑料包轻轻地碰在了父亲的头上，他睁开了眼睛。之后，特露迪和露丝都说父亲是因为头被包打了才醒的。拉尔夫不确定，我却认为绝对不是。小包碰到爸爸头上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敢说，里面最多有一包克里内克斯纸巾。
“你是谁，孩子？”父亲沙哑而虚弱地问道。
“阿雅娜。”那孩子回答。
“我是道格。”父亲的床榻仿佛黑暗的洞穴，他从中抬起目光，看着小女孩。来到福特城的两周来，我们还没见过他的眼神如此清醒，他已经到了被推着在屋里转一圈也醒不过来的地步了。
特露迪大步冲了过来，推开那女人，又打算推开我，想要抓住这个突然闯到父亲病床前的小女孩。我拽住她的手腕，“等等。”
“你什么意思，等等？她们莫名其妙就闯进来了。”
“我病了，我要走了。”小女孩说。她又亲了亲他，然后往后退去。这一次，她被吊针架的底座绊了一下，差点把架子和她自己都撞倒。特露迪一把抓住架子，我扶住小女孩。她瘦得真的只剩皮包骨了。她的眼镜掉到了我腿上，那双模糊的双眼看了我一会儿。
“你会没事的。”阿雅娜说，一边用她的小手掌碰了碰我的嘴唇。她的手像炉灰一样烫，但我没有躲闪。“你会没事的。”
“阿雅娜，过来，”女人说，“我们该走了。两步。让我听到你数。”
“一……二。”阿雅娜数着。她把眼镜戴上，往鼻子上推了推，我敢说它在那儿也待不长。女人牵过她的手。
“祝你们愉快，”她说，然后看着我，“我对你感到抱歉，”她说，“但这孩子的梦结束了。”
女人握着小女孩的手，穿过起居室，拉尔夫像牧羊犬一样跟在后面，我猜他是怕她们偷东西。露丝和特露迪俯下身去检查道格的情况，他还睁着眼睛。
“那孩子是谁？”他问。
“不知道，爸爸，”特露迪说，“别为那个操心。”
“我想让她回来，”他说，“我还想要个吻。”
露丝扭头看着我，嘴唇抿了进去，这是一个她长年以来不断完善的表情，毫无可爱可言。“她把吊针管拽出来一半……他在流血……你竟然坐在那儿，什么都不管。”
“我会放好的。”我说，听上去不像我自己在说话。仿佛我身体里还有另一个人，而他站在一旁，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阿雅娜滚烫的手掌仿佛还贴在我的唇上。
“算了，用不着劳你大驾！我已经弄好了。”
拉尔夫回来了。“他们走了，”他说，“沿街朝公共汽车站去了。”他转身面向我的妻子，“说真的，露丝，你想让我报警吗？”
“不。否则我们一天都会浪费在填表和回答问题上。”她停了停，“说不定还要出庭作证。”
“为什么作证？”拉尔夫问。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们谁去拿胶布来，好把这根针固定住。我记得在厨房的工作台上。”
“我还想再要一个吻。”父亲说。
“我去。”我回答，但我先去了前门——拉尔夫不仅把门关上了，还上了锁——朝外看去。带绿色塑料顶棚的小车站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但没有人站在站牌或是车棚下，人行道上也是空的。阿雅娜和那个女人——不知道是她妈妈还是照顾她的人——不见了。只剩下小女孩留在我嘴唇上的碰触，仍然是温暖的，但已经开始变凉了。
现在到了奇迹的部分了。我不会省略这部分——既然讲故事，就要好好讲——但也不会大费笔墨。奇迹故事虽然让人高兴，却很少有趣，因为它们都差不多。
我们住在福特城大路上的一家叫拉美达的汽车旅馆，墙壁很薄。拉尔夫开玩笑地叫它辣妹多。“如果你一直这样叫，当心在陌生人面前也脱口而出，”我妻子说，“那样你就会弄个大红脸了。”
由于墙壁很薄，我们听见了隔壁拉尔夫和特露迪在争吵，为的是还能在这里待多久。“他是我的父亲。”拉尔夫说，而特露迪回答：“等账单到期的时候，请对康涅狄格电力照明公司说。或者，病假用完时，请对你的上司这么说。”
那是个炎热的八月的晚上，刚过七点钟。很快，拉尔夫就会离开旅馆到父亲那里去，因为兼职护士八点就会走。电视里在放海盗队的比赛，我开大声音，想盖住隔壁令人沮丧的争吵声。露丝在叠衣服，她警告我，如果下次再买折扣店的廉价内衣，她就跟我离婚，或者抛弃我跟陌生男人私奔。电话铃响了，是科乐护士打来的——有个广告词是“请为科乐护士多喝一点汤”，她便让我们叫她科乐护士。
她没有浪费时间寒暄。“我想你们应该马上过来，”她直截了当地说，“不只是拉尔夫来值夜班，你们都过来。”
“他要走了吗？”我问。露丝放下手上的衣服，走过来，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我们希望他能不再受苦——但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却感觉那么荒谬，难以置信，连伤痛的余地都没有。小时候，他教我玩板球，那时我也就和今天闯入家里的盲人小女孩差不多大。少年时，他逮到我躲在葡萄架下抽烟，告诉我——不是气愤地，而是慈祥地——抽烟是个愚蠢的习惯，如果能不被烟瘾控制，我会过得更好。明天的报纸送到的时候，他就会不在了？太荒谬了。
“我不这样认为，”科乐护士说，“他看上去好些了。”她停了停。“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他是好些了。十五分钟后我们到达时，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大一些的电视上看海盗队的比赛——这台电视也没有高级多少，但起码色彩还算正常。他用吸管喝着蛋白质饮料，脸色有了些血色，脸颊似乎圆润了些，也许是因为刚刚刮过脸的缘故。看来，他已经恢复了元气。当时我是那样想的；随着时间流逝，那种印象越发深刻。我们达成共识的另一件事是——即使是我娶的那位多疑的托马西娜：医生们把他送回家等死后一直像醚般弥漫在屋里的死亡气息消失了。
他依次叫出了我们的名字，告诉我们威利·斯达格尔刚刚为巴克斯队击出一记本垒打。拉尔夫和我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特露迪一下子跌坐在道格旁边的沙发上。露丝跑到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啤酒。露丝喝啤酒，也算是个奇迹了。
“也给我来一杯，小露丝，”父亲说，接着——很可能把我呆板茫然的表情错认为反对，“我感觉好些了，肚子基本上不疼了。”
“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喝啤酒。”科乐护士说。她坐在起居室另一边的椅子上，毫无收拾东西的迹象。通常，下班二十分钟前她就会开始收拾，而且，她那一贯令人讨厌的颐指气使的口气也柔和了许多。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其实也不确定我说的“这”是指什么，因为父亲的好转是全面的。但若真要说我脑子里想的是某个具体的方面，我想，我应该想问的是味道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作者“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说
《守夜》《闪灵》《一个杀手的自白》《亚特兰蒂斯之心》《撒冷镇》《杜马岛》《它》《丽赛的故事》《布莱泽》《重生》《局外人》《尸骨袋》《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