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们离开时他就好些了，”特露迪说，“我只是不敢相信。”
“布尔什维克。”露丝说，她能允许自己说的骂人话最多也就如此了。
特露迪没理她。“是那个小女孩。”她说。
“布尔什维克！”露丝又冒了一句。
“什么小女孩？”父亲问道。现在一局结束，电视上出现了一个秃头、大牙、眼神疯狂的男人向我们叫喊着朱克斯店里的地毯便宜得等于白送，而且，上帝啊，预约订购不需要任何费用。我们还没来得及对露丝的感叹语做出反应，道格就已经开口向科乐护士请求喝半杯啤酒了，结果被她拒绝了。但科乐护士在那栋小房子里的权威差不多终结了，接下来的四年里——在一块嚼了一半的肉永远堵住他的喉咙之前——我的父亲喝了数百上千杯啤酒。我希望他尽情享受了每一杯。毕竟，啤酒本身也是个奇迹。
就是那天晚上，躺在“辣妹多”旅馆硬邦邦的床上听空调轰隆轰隆响的时候，露丝让我不要把盲人女孩的事情告诉别人。她一直没有叫她阿雅娜，而是称她为“有魔力的黑孩子”，那副难听的嘲讽口气十分不像她。
“还有，”她说，“这种状况不会持久的。有时，一个灯泡坏掉之前还会变亮一会儿。我相信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
或许吧，但发生在医生·金特里身上的奇迹却是持久的。周末之前，他已经能在我或拉尔夫的搀扶下在后院里走走了。那之后，我们就都各自回家了。到家的第一晚，我接到了科乐护士的电话。
“我们不会回去的，不管他病成什么样子，”露丝近乎歇斯底里地说，“告诉她。”
但科乐护士只是想说，她碰巧看见道格从福特城的兽医诊所出来，他是去和年轻的医师讨论马匹的蹒跚症的。她说，他拿着拐杖，但没有拄。科乐护士还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他这个岁数”的人气色这么好的，“我还是不敢相信”是她的原话。一个月后，他已经能走过整个街区了（不用拐杖）。那个冬天，他每天都去当地的健身房游泳。他看上去像个六十五岁的人，每个人都这样说。
我跟父亲的主治医师们讨论了他的康复，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父亲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中世纪欧洲村庄里流行的所谓奇迹剧。我告诉自己，把老爸的名字改一下——或许就称呼他为g.先生就行——说不定能写篇有趣的文章投给某家杂志。也许可以，但我从未真的动手写。
是斯坦·斯洛恩，道格的家庭医生首先举起了红旗。是他把道格送到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因此他可以责怪那里的肿瘤专家雷迪夫医生和扎马科夫斯基医生误诊。而他们把误诊的责任推到了影像科，雷迪夫说影像科的主任无能得连胰腺和肝脏都分不清。他要求我不要转述他的话，但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猜那个限制已经失效了。
扎马科夫斯基医生则将之解释为简单的器官畸形。“我一直不敢苟同最初的诊断。”他向我透露。我和雷迪夫通的电话，和扎马科夫斯基是面谈。他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下面是件红t恤，隐约透出t恤上印着我宁愿去打高尔夫。“我一直认为是vhl综合征。”
“那种病不是致命的吗？”我问。
扎马科夫斯基神秘地一笑，这是医生们为毫无头绪的水管工、家庭主妇和英语老师特别保留的笑容。然后他说，他约了人，已经迟到了。
去找影像科的负责人时，他两手一摊。“我们只负责拍片，不负责解读，”他说，“再过十年，我们的仪器设备将会使这样的误读成为不可能。而现在，为什么不放掉其他想法，庆祝你老爸还活着呢？”
我尽力照办了。在被我理所当然称之为研究的短暂调查中，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奇迹的医学定义就是误诊。
一九八三年我比较清闲。我和一家学术出版社签了合同，写一本名叫《授人以渔：创造性写作的教学法》的书，但是，和我那篇关于奇迹剧的文章一样，那本书也没有真正落笔。七月，露丝和我原本打算去野营，我的小便却突然变成粉红色了。那之后开始了疼痛，先是在左边臀部的深处，紧接着蔓延到腰腹，痛感也更强。后来，我就开始尿血了——我想，那应该是出现首次症状四天后，而当我还在玩全球流行的游戏“自动消失”时，疼痛已经从严重变成了酷刑。
“肯定不是癌症。”露丝说，而从她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她认为是。她的眼神更让人警觉。她绝对到死也不会承认——她以自己的现实主义为傲——但我知道，那时她一定觉得癌症离开父亲逃到我身上了。
的确不是癌症。是肾结石。对于我这种情况，奇迹就叫做体外震波碎石术——和利尿剂一起——粉碎了那些小石头。我告诉医生，这辈子从来没那么疼过。
“我想你今后也不会这么疼了，即使得了冠心病，”他说，“女性患者把结石的疼痛和分娩相比，还是难产。”
术后，我仍然疼得不轻，但等医生复查的时候，已经能够看杂志了，我把这视为巨大的进步。这时，有人坐到我旁边，说：“来吧，到时间了。”
我抬起头。不是来到父亲病房的那个女人，而是一个身穿棕色西装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平常。然而，我知道他为什么来，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我还确定，如果我不跟他走，那么全世界的碎石术都帮不了我了。
我们出去了。接待台前没有人，所以我也就不用跟人家解释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反正我也不知道该编个什么理由。说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听上去又荒谬又不可信。
穿西装的男人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从他一头精干的短发来看，或许是前海军陆战队员也说不定。他不说话。我们绕过我的主治医生所在的医疗中心，然后朝康复病院方向走去。由于肚子还有点疼，我一直略微弯着腰。
我们走上人行道，又钻进一条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画着迪士尼的壁画，头顶的扬声器里在唱《小世界》这首歌。前海军陆战队员头颅高昂、步履轻快，好像他本来就属于这里。可我与这里格格不入，而且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从来没觉得离家和能够理解的生活这么远过。就算此刻变成一只孩子们收到的“祝你康复”的气球飘到天花板上，我也不会吃惊的。
在中心护士站，前海军陆战队员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让我停下，直到那里的两个护士——一男一女——又忙开了。然后，我们从护士站前过去，走进另一个大厅，里面有一个坐轮椅的光头小女孩，她渴望地看着我们，伸出一只手。
“不。”前海军陆战队员带着我继续往前走。拔脚之前，我又看了看那双明亮的、濒死的眼睛。
他把我带到了一间病房，里面有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积木，他的病床上罩了一顶透明的帐篷。男孩好奇地看着我们，他看上去比坐轮椅的女孩健康得多——起码满头的红色卷发还在——但是，他的皮肤是铅灰色的。在前海军陆战队员把我推上去，自己跨立站在一边后，我才看清面前的男孩其实病得非常重。尽管帐篷上写着无菌环境，我也没有理会，拉开拉链后，我看出，这个孩子剩下的时间恐怕是按天数而不是星期计算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与此同时，我闻到了与父亲病榻前类似的味道。这里的气味虽然轻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孩子毫无保留地向我展开双臂，我在他的嘴角亲了一下，他立刻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吻，足以显示长时间以来，没有人这样接近过他，至少除了给他带来疼痛的接触之外。
没有人走进来问我们在做什么，也没有人威胁要报警，就像露丝那天在父亲房里那样。我又拉上帐篷。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看坐在透明帐篷里、手拿一块积木的小男孩。他扔下积木，向我挥挥手——孩子的挥手方式，手指两次打开又并拢。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挥挥手。他看上去已经好些了。
路过护士站时，前海军陆战队员又拽了我一下，但这次，我们没逃过男护士的眼睛，他脸上挂着不满的微笑，我们学校英语组的主任把这种微笑修炼成为了一种艺术。男护士问我们在做什么。
“对不起，我们走错楼层了。”前海军陆战队员说。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医院外的台阶上，他说：“你可以自己找到回去的路，是不是？”
“当然，”我说，“不过我必须跟我的医生另约时间。”
“是，恐怕是这样。”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会的。”他说完就朝停车场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
他第二次来是一九八七年，露丝去市场了，我一边在花园修剪草坪，一边祈祷脑袋一跳一跳的难受不是偏头痛的开始，虽然心里其实也明白肯定事与愿违。自从上次康复病院的小男孩事件后，我就常犯偏头痛。但深夜里，我用湿布蒙住眼睛，辗转不成眠的时候，我想的不是他，而是最初的那个小女孩。
那次，我们去见圣裘德医院的一个女人。亲吻她时，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左胸上。那是她仅剩的一个乳房，医生们已经割掉了另一个。
“我爱你，先生。”她哭着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前海军陆战队员站在门口，双腿分开，手放在背后，跨立姿势站立。
再次见到他是多年之后：一九九七年的十二月中旬，那是最后一次。那时，我的问题是关节炎，现在仍然是。他头上竖起的短发大多数都变成了灰色，嘴角的皱纹深得像口技演员手中拿的玩偶。他带我去了城北的i-95号公路的出口，那里刚刚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小货车与一辆福特撞在了一起。福特被撞得一塌糊涂，医护人员已经把司机——一个中年男人——捆在了担架上。警察正在向惊魂未定但并没有怎么受伤的货车司机问话。
医护人员砰的一声把救护车的门关上，这时前海军陆战队员说：“现在，伙计，动起来吧！”
于是我动起衰老的屁股来到救护车的后面。海军陆战队员挤到前面指着一个地方叫起来：“哟！哟！这儿怎么有一条腕带？”
医护人员们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个，还有一名刚才向货车司机问话的警察，走过去看他指的东西。我趁机打开救护车后门，钻到受伤司机面前。同时我紧握住口袋中的怀表，那是父亲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的，我一直戴着它。精致的金质表链的一端别在我的腰带上，但没有时间磨蹭了，我一把把表扯了下来。
担架上那人阴郁地盯着我，折断的颈椎骨像蒙着皮肤的门把手一样从颈部隆起来。“我的脚趾头动不了了。”他说。
我吻了他的嘴角（我猜那应该是我的专属部位），这时一名医护人员发现了我，把我拉了出来。“你这家伙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指着担架旁边的怀表说：“表落在草丛里，我想那是他的。”等福特司机发现那表不是他的、表盖里铭刻的首字母对他也没有任何意义时，他早不知身在何处了。“你找到他的腕带了？”
医护人员看上去很恼火。“那不过是个金属片，”他说，“离开这里。”然后，还算大度的，他说：“谢谢你，没有自己留着那块表。”我真想留着那块表啊，但是……唉，时机所迫，手头只有那样东西。“你手背沾上血了。”在开车回去的路上，前海军陆战队员对我说。我们坐在他那辆雪佛兰轿车里，后排座位上放着一条狗绳，一枚圣克里斯托弗勋章用银链子挂在车子的后视镜上。“回去好好洗一洗。”
我说我会的。
“你不会再见到我了。”他说。
我想起那个黑人妇女对阿雅娜说过的话。这些年我从没有想起过那句话。“我的梦结束了？”我问。
他看起来有点困惑，耸了耸肩。“你的工作结束了，”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梦的事情。”
在他最后一次把我送下车、从此在我生活里消失之前，我又问了他三个问题。我没想着他会回答，但他确实回答了。
“那些我吻过的人——他们还会再去吻其他人吗？吻他们，让疾病消失？”
“某些会，”他说，“就是这么运转的。其他人不行，”他耸耸肩，“或者说不会。”他又耸耸肩，“反正一个意思。”
“你知道一个叫阿雅娜的小女孩吗？尽管我想她现在应该是个大姑娘了。”
“她死了。”
我的心一沉，但并不太严重。我想我早已经知道结果。我又想起了坐在轮椅里的那个小女孩。
“她吻了我的爸爸，”我说，“她只是碰了碰我。为什么是我？”
“因为就是你，”他说，然后拐进我回家的路口，“我们到了。”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看起来是个善意的想法，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来过圣诞节吧，”我说，“一起吃圣诞晚餐。很丰盛的。我会告诉露丝你是我新墨西哥州的表亲。”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她有关前海军陆战队员的事情。我明白我父亲的事情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事实上，太多了。
前海军陆战队员笑了。应该不是唯一一次我看到过他的笑，但却是唯一一次我记得的。“我想我会失约的，兄弟。但我还是谢谢你。我不过圣诞。我是个无神论者。”
故事就是这样的，我想——除了吻过特露迪之外。我告诉过你她糊涂了，记得吗？早老性痴呆症。拉尔夫的投资很成功，留给她丰厚的财产；在她不再适合待在家里的时候，孩子们将她送到一个不错的地方。露丝和我一直一起去看望她，直到露丝在进丹佛国际机场的通道里突发心脏病去世。不久以后，我开始自己去看特露迪，因为我孤独、悲伤，想和往日岁月还有一点联系。但看到特露迪现在的样子——只知道呆呆地盯着窗外而非看着我，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清亮的唾液从口角垂下来——只能让我更难受。就像你回到故乡去看从中长大的老屋子，却发现只剩一片荒地。
离开前，我吻了吻她的嘴角，但当然了，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制造奇迹的人，也就不再有奇迹，而属于我的奇迹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然而，深夜我仍旧无法入睡。那时，我就会下楼来，看任何想看的电影，甚至无码的色情片。要知道，我有卫星锅，还有个叫做环球电影的频道。如果我愿意订职棒大联盟套餐的话，连海盗队也能看得到。可我如今收入有限，尽管近日无忧，也不敢随意开销。海盗队的赛况可以在网上关注。那些电影本身就是奇迹了，我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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