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画(二)

记住,真相隐于细节。不管你如何打量这个世界,不管那将赋予身为艺术家的你的作品以何种风格,真相总在细节之中。当然,魔鬼也在那里头——每个人都这么说——但或许真相和魔鬼只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名字。这是可能的,你懂。

再去假想那个小女孩,从马车上摔下来的女孩。砸到石块上的是她的右脑,但忍受创伤痛楚的却是左脑——对冲伤,记得吗?左脑是布罗卡区之所在,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发现它的存在。布罗卡区掌控语言能力。受到重创之后,你失去了你所有的言语,有时是暂时性的,有时则是永久性的。尽管所言和所见紧密联系,但毕竟所言并非所见。

小女孩还看得见。

她看到了五个姐妹。她们的衣裙。看到她们从外面进来时,头发被狂风吹得纠结如乱麻。她看到了她父亲的胡须,如今已夹杂灰髯。她看到了南·梅尔达——不仅是管家,也是这个小女孩所知的、最像母亲的女性。她看到南妮洗衣服时裹在头上的披巾;她看到打在头巾前面的结,就在南·梅尔达高高的褐色前额上;她看到南·梅尔达的银镯子,也看到镯子在窗间泻下的阳光里一闪一闪如星光的反耀。

细节,所有的细节,真相就在细节里。

所见一切会不会叫嚣成言语,哪怕是在被毁的头脑里?受伤的大脑?哦,一定会,一定的。

她想,我的头受伤了。

她想,出了什么事,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所有这些包围自己的明晃晃的视像是什么。

她想,莉比?我的名字是莉比吗?以前我是知道的。以前我知道该怎么说,可现在,我的词句就像水里的游鱼。我想要唇上有胡子的那个男人。

她想,那是我爹地,我想叫出他的名字,可话到嘴边就成了“了!了!”,因为有只鸟飞过我的窗口。我看得见每一根羽毛。我看到它的眼睛很像玻璃。我看到它的一条腿,像折了一样弯起来,那个词是畸、怪。我头疼。

姑娘们进来了。玛丽娅和汉娜进来了。她喜欢双胞胎,但不太喜欢她俩。双胞胎很小,像她。

她想,以前会说话的时候,我叫玛丽娅和汉娜“大刻薄鬼”,并猛然意识到她又知道这一点了。又是一件回到脑袋里的事。又是一个细节的名字。她会再次忘记,但下一次要是记起来了,她就能记得久些。她几乎很肯定。

她想,我想说汉娜的时候,我说“了!了!”。想说玛丽娅的时候,我说“伊!伊!”她们就大笑,刻薄鬼。我哭。我想要我爹地,可不记得怎么说他的名字;那个词又不见了。词语就像鸟,飞啊飞啊飞走了。我的姐姐们都说话。说啊说啊说。我的嗓子很干。我想说,渴,说出来的是“噶!噶!”可她们只是笑,那些刻薄鬼。我缠着绷带,闻着碘酒的味道,出汗出得臭烘烘的,就那么听她们笑。我朝她们死命地叫,大声地叫,然后她们跑开了。南·梅尔达来了,她的头全是红色的,因为她的头发包在披巾里。她戴的圆圈在阳光下闪啊闪啊闪,你会说那种圆圈该叫做手镯。我说“噶!噶!”南·梅尔达听不懂。于是我又说“屁!屁!”南就带我去便壶那儿,其实我不需要尿尿。我坐在便壶上,看到什么指什么。“屁!屁!”爹地进来了,“这儿嚷嚷什么呢?”他的脸上满是白沫沫,除了一条光滑的长方块以外。那是他用刀片把胡子刮掉的地方。他看到我指的是什么了。他明白了。“她怎么渴了呀。”倒满水杯。房间里阳光明媚。灰尘在太阳下飘浮。他的手连同水杯穿过阳光,你会说那就是“美”。我喝光了水,一滴不剩。喝完了我再叫,但得到的东西比水更好。他亲我,亲啊亲啊亲,又抱啊抱啊抱,我想叫他——“爹地!”——可还是没叫出来。我就变着法儿想他的名字,然后想到了约翰,我脑子里想着约翰,“爹地”脱口而出,他又抱了我更多次。

她想,爹地是我到了这边后的第一个词,这一边全是坏事情。

真相就在细节里。

二浓粉屋

1

卡曼的地理疗法见效了,但要说治愈我头部的问题,我觉得佛罗里达那事儿只能算是巧合。我去过那儿,这是真的,但我从没有在那里真的生活过。没有,卡曼的地理疗法有成效是因为杜马岛,以及,浓粉屋。对我来说,那些地方自成一界。

十一月十日,我满怀希望地离开圣保罗,但也不存切实的期待。康复女王卡迪·格林来给我送行。她吻了我的嘴,使劲拥抱我,轻轻念叨着“埃迪啊,祝你的梦想都能成真。”

“谢谢你,卡迪。”其实,在我牢记不忘的梦里,是真人大小的制怒娃娃瑞芭坐在我和帕姆共度多年的家中,在月光下的起居室里。那个梦不必成真。

“你到了迪士尼乐园要记得给我寄照片。我巴不得早点再见到你呢。”

“我会寄的。”说是这么说,可我从头到尾也没去迪士尼乐园。海洋世界,博世公园,代顿赛车场,一概没去过。

飞离圣保罗,坐在利尔55喷气机上(功成名就再退休总算有点优势),窗外是华氏二十四度的北部隆冬,第一场雪花刚刚飞下。等我在萨拉索塔降落时,一下子变成八十五度的艳阳天。虽然只需走过停机坪,我还是得借助红色拐杖才能撑到私人飞机航站楼,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屁股在说:“多谢帮手!”

回顾那个时刻,我顿时百感交集:爱,渴望,恐怖,惊惧,遗憾,还有深层的甜蜜,那只有曾经濒临死亡的人才会懂。我想亚当和夏娃一定深有同感。当他们赤足裸体走向我们如今所处的子弹和炮火齐飞、卫星电视铺天盖地的压抑万分的政治世界时,再回首伊甸园,难道不会如此感慨吗?回首炽剑在握的天使护卫的天国,如今大门已闭合,难道不感叹吗?我相信,他们必会奢望再看一眼那碧草连天的世界,他们已然失去的世界里有甘洌的泉水和慈悲的动物。当然,还有蛇。

2

一连串迷人的岛屿分布在佛罗里达西海岸,美如银色手链。如果你套上七里格之靴,就能从高船岛一步迈上利多岛,从利多岛迈上午休岛,从午休岛迈上凯西岛。下一步就会把你带上杜马岛,长九英里,最宽处不过半英里,位于凯西岛和东彼得岛之间。大部分岛域都无人居住,野生榕树、棕榈和驳骨松毫无章法地繁盛生长,伴着一湾高高低低、沙丘蓬乱的海滩,沿着海岸线蜿蜒延伸。一丛丛齐腰高的海滨燕麦草护卫着沙滩。“海滨草是天然的,”怀尔曼曾经对我说,“但别的那些狗屎玩意儿没水灌溉就没法活。”在杜马岛住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怀尔曼便不再有别的人;只有教父的新娘,和我。

珊迪·史密斯是我在圣保罗的房地产经纪人。我请她帮我找一个清净地儿,但生活设施要尽量齐全。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用了“离群索居”、“偏僻”等词汇,但很有可能。思忖着卡曼的建议,我对珊迪说,我想租上一整年,价钱不是问题,别宰得我血淋淋脱层皮就行。就算我已抑郁至此,还或多或少能说疼痛不止,我还是不情愿让别人占便宜。珊迪把我的要求输入电脑,然后,浓粉屋便冒出来了。真是求到了上签。

但我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事儿能成。因为,即便是我最早画的那些画都似乎……该怎么说呢……别有隐言。

有某种潜台词。

3

我坐着租的车上岛那天(由杰克·坎托里驾驶,这小伙子是珊迪通过萨拉索塔人力资源中心帮我雇到的),对杜马岛的历史一无所知。只知道,从凯西岛去那里可以走一条可开闭的吊桥,位于单独海损赔偿海域内。一过这座桥,我就注意到岛的北角植被呈野生状态,全都长得茂密旺盛,倒还算一片风景(在佛罗里达,风景意味着棕榈和草地几乎从不间断地接受灌溉)。我能看到六七栋房子沿着海岸线零星散布,一路通向南端,最后那栋大屋俨然拥有占地广阔的优雅庄园。

下了吊桥,开上杜马岛还不到一块足球场的长度时,我就看到一栋粉色房屋悬在海湾上。

“就是那栋吗?”我问,心想,老天保佑就是它吧,我就想要这栋。“是吧,嗯?”

“我不知道,弗里曼特先生。”杰克答,“萨拉索塔我熟,可我这是第一次来杜马。从没什么理由到这儿来。”他在信箱前停下车,信箱上用大大的红字标出“13”字样。他瞥一眼搁在我们座位当中的文件夹。“就是这儿,没错。鲑鱼角,十三号。但愿您不是很迷信。”

我摇摇头,仍然盯着房子看。我不担心镜子破裂或黑猫穿过之类的邪门说法,但我非常相信……好吧,可能还算不上一见钟情,瑞德和斯嘉丽,那太浪漫了,但要说第一眼直觉?显然是信的。第一次在四人约会(她是另一个家伙的伴儿)上看到帕姆时就是这感觉。我第一眼看到“浓粉屋”时也是。

这栋屋的地基打在最高潮位线的上面,整个建筑向外突出。车道旁,有一块“不得越此界限”的标牌歪歪斜斜地钉在灰色的老木棍上,但我猜那不是给我看的。“你签好租约,就能有一年的使用权,”珊迪对我说过,“就算房子卖了,屋主也不能赶你走,直到你的租期已满才行。”

杰克慢慢地驶向后门……门脸悬在墨西哥湾上方,只有这么一扇门。“我真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允许有人在这么偏的位置造房子,”他说,“大概在旧时代,人们做事的方式和现在不一样吧。”对他来说,旧时代恐怕是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您的车。但愿车子还好用。”

那辆车停在门廊右侧的方地上,门廊上有裂缝,车子像是半大不小的美国租车行里司空见惯的货色。费佛钮太太撞死甘道夫那天后我就没再开过车,所以几乎看也没看那辆车。我对租下的粉红色庞然大物的兴趣更浓。“难道没有法令规定不能挨着墨西哥湾造房子吗?”

“现在当然有,但这地方初建的时候就没有。站在现实立场说,这和海滩侵蚀有关。我怀疑,这房子初建时还不至于这么外突。”

毫无疑问,他说得对。我自己也能看出来,至少有六英尺长的桩基支撑在带纱门的门廊下,那就是所谓的“佛罗里达屋”。除非这些桩基陷入下面的岩床深达六十英尺,否则这地方最终将会坠入墨西哥湾,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我想着这事时,杰克·坎托里也正在说呢。然后他咧嘴一笑,“不过呢,别担心,我敢肯定你会发现很多预警信号。你会听到它的呻吟。”

“像《厄舍古屋》里那样吗?”我说。

他更乐了,“但也许还能撑个五年吧,否则它早被判处死刑了。”

“别那么肯定。”我说。杰克已把车掉头,开到车道门口,以便搬卸行李。没太多东西,只有三个行李箱、一个衣物袋、装有手提电脑的铁箱子,还有个帆布背包,里面装着些简单的绘画用品——大多是速写本和彩色铅笔。告别上辈子,我得轻装上阵。我猜想,新生活中最需要的莫过于我的支票簿和美国运通卡。

“你这话怎么说?”他问。

“能在这儿造得起房子的人恐怕也能搞定bc检查员。”

“bc?是什么?”

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法回答他。我能看到自己说的内容:白衬衫、打领带的男人,头上戴着黄色塑料安全帽,手里抱着硬夹写字板。我甚至都能看到他们衬衫胸袋里的钢笔,还有附带的防墨漏塑胶套。魔鬼都在细节里,不是吗?但我想不起来bc是什么名词的缩写,尽管那曾时常挂在我嘴边,就像我自己的名字。忽然之间我就暴怒起来。忽然之间,这似乎足以让我把左手握成拳头,侧手挥向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那毫无防备的喉结,仿佛那才是这世界上最理所应当的事情。几乎难以违抗。是因为他的提问才令我放下屠刀。

“弗里曼特先生?”

“稍等。”我说,心里想的是:我办得到。

就在暴躁难耐的思绪里,我突然想起唐·菲尔德,至少有一半我九十年代(好像是吧)建造的房屋都是他检验的。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坐得像颗钉子般笔直,拳头紧握,搁在膝头。我明白了,为什么那孩子的语调有点担忧。我活像突发急性胃炎的病人。或是心脏病要发了。

“抱歉。”我说,“我出过一次车祸,撞坏了脑袋。有时候我的脑筋磕磕绊绊的。”

“别去想那茬儿了。”杰克说,“不是什么大事。”

“bc是建筑物法规检验员的简称。简单说,那些人能判定你的建筑物会不会倒。”

“你是说贿赂吗?”我的年轻新朋友看起来愁眉不展了,“唔,我肯定会有贿赂,尤其是在这儿。金钱万能。”

“你也别太愤世嫉俗了。有时候,那就等于交朋友。你的建筑商、承包人、建筑物法规检验员,甚至还有你那些osha的伙计们……他们经常在同一家酒吧喝几杯,也都上同一所学校。”我大笑起来,“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劳改学校呢。”

杰克则说,“侵蚀加速时,他们宣布凯西岛北头的两栋屋要终止使用。其中有一栋楼还真的掉进海里去了。”

“好吧,正如你所说,我大概会听到这房子呻吟,但眼下看来还算安全。我们把行李搬进去吧。”

我打开车门,下车,伤臀僵直时我又走不稳了。要不是我及时撑住拐杖,准得五体投地趴在浓粉屋的石阶脚下行个见面礼。

“我来搬行李吧。”杰克说,“您最好进去坐一会儿,弗里曼特先生。喝杯冷饮也不会碍事的。您看起来真的很疲乏。”

4

我岂止是疲乏啊,长途旅行把我累坏了。等我把自己安顿在起居室的扶手椅里(如同往常,靠左侧倾斜,把右腿尽量伸直),我愿意对自己说实话: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但不想家,起码眼下还没想。杰克来来回回好几趟,把我的包和袋子放进两间卧室中较大的那间,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较小的那间的书桌上,这期间,我的视线没离开过起居室的西墙,一整排玻璃墙,以及后面的佛罗里达屋,以及再后面的墨西哥湾。在那个炎热的十一月下午,那真像一个浩瀚的蓝色星球,平平地向外延展,即使玻璃滑窗墙还关着,我已能听到那个星球温和、平缓的叹息声。我心想,它没有回忆。这想法有点怪,却也怪得令人乐观。说到回忆——还有愤怒——我依然有问题要解决。

杰克从客房走回来,坐在沙发扶手上——我想,确切地说该是靠在那里,毕竟那是个想离开这里的年轻人。“日用品基本上都齐全了,”他说,“还有速食沙拉、汉堡和一袋真空包装的鸡,即开即食的那种——我们管那个叫太空鸡。但愿你听了别奇怪。”

“挺好的。”

“低脂牛奶——”

“也挺好。”

“——和人造奶油。下次我可以给你带点真正的天然奶油,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想把我仅剩的那条动脉也堵上吗?”

他哈哈大笑,“还有个小食品柜,里面全都是罐头垃……食品。有线电视接好了,电脑网线也好了——我给你装了个无线的,多花了一点钱,但那才叫酷——如果你想要卫星电视,我也可以帮你装。”

我摇摇头。他是个好小伙,但我只想聆听海湾和我轻声蜜语,用一些不需花费一分钟才能想起来的词儿。我也想聆听这栋屋,看它是不是也有话要说。我觉得,它应该有。

“钥匙都在厨房流理台的信封里装着——车钥匙也在——还有一张电话号码单吸在冰箱门上,你大概会用得上。我在萨拉索塔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上学,除了周一,每天都有课,但我一直带着手机,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五点我会过来,除非我们另有安排。这样行吗?”

“好。”我探入口袋,拿出我的零钱夹。“我想给你些额外奖金。你干得很棒。”

他挥挥手,说:“别啦。这活儿很不赖,弗里曼特先生。报酬高,时间少。再拿你的小费我会觉得自个儿是贪得无厌的癞皮狗。”

这话把我逗乐了,便把钱塞回口袋。“那好吧。”

“您大概要睡个午觉吧。”他说着,站起来。

“大概会吧。”别人把我当老爷爷对待,这感觉真古怪,但我想最好还是习惯起来。“凯西岛北头的另一栋房子怎样了?”

“嗯?”

“你说有一栋掉进海里了。那另一栋呢?”

“据我所知,还在那儿呢。不过,要是来一场查理飓风暴雨什么的席卷海角北头,那准保是蚀本买卖:什么都留不住。”他向我走来,伸出手,“不管怎么说吧,弗里曼特先生,欢迎您来佛罗里达。我希望这儿的一切都能热情款待您。”

我和他握手,“谢谢你……”我犹豫了一下,或许他不会注意到这么短暂的停顿,我的愤怒没有跑出来。无论如何,没有对他发火。“谢谢你做的一切。”

“没事儿。”他走出去时给了我一个疑惑的表情,最不易觉察到的那一点点疑虑,那就是说,他注意到了。或许他留神了,对我。我不介意。我到底是一个人了。当他发动汽车往外开时,我听着贝壳和沙砾在车胎下碾压而过,听着引擎声渐渐消失。越来越轻,几乎听不见,完全消失了。现在,只有温和平缓的海湾的叹息声。还有我的心跳,柔和而低沉。没有钟表。没有铃声,大钟小铃都没有,甚至没有滴答滴答。我深深地呼吸,嗅着常年不用、但每周或每两周定期通风的房子里特有的霉味和微微的湿气。我觉得还能闻到海盐和亚热带芳草的气息,但我还没想出它们的名字。

我几乎一直在听海浪的长叹,酷似某种沉睡中的巨大生物在缓缓呼吸,也一直透过竖在海面前的玻璃墙向外望。因为浓粉屋很高,扶手椅又放在起居室的深处,在我的座位上一点儿也看不到沙滩,倒是有可能看到某条巨大的油轮,从委内瑞拉一路油腻腻地往加尔威斯顿而去。一层薄暮悄悄浮上天穹,水面上的粼粼波光便弱了几分。左边,有三棵棕榈树高耸,剪影衬着天空,阔叶轻微摆动,沙沙有声:那是我车祸后最初素描的主题。不太像明尼苏达,亲爱的,汤姆·赖利这样说过。

看着它们,令我又想画了——酷似强烈的饥饿,但又不是在肚腹里发生的,让我心痒痒的。而且,很怪的是,似乎也让残肢痒起来。“现在不行,”我说,“过会儿。我累得不行啦。”

我试了一次,不行,再试一次,这才把自己从扶手椅里撑起来,我很高兴那个小伙子此时已不在这里,看不到我第一次愚笨地跌回椅子,也听不到我恼怒时孩子气的叫嚷(“婊子养的!”)。站起来后,身子又在僵硬的腰胯上摇晃了片刻,为自己累到这等程度而大吃一惊。通常“累得不行了”只是你们的口头语,但那时候可是对我的逼真描绘。

我可不想到这儿的第一天就摔得四仰八叉,所以拖着小步慢慢地走入主卧室。床很大,我别无所愿,只想走过去,坐上去,一屁股把愚蠢的纯装饰用靠枕扫到地板上去,(其中之一貌似绘有两只腾跃而起的可卡犬,以及让人吓一跳的大标语:b狗才是尽心尽力的好人,有可能/b!)然后躺下来,睡上两小时。也许三小时。但我还是先停在床脚的长椅前——仍然是谨慎的慢动作,明白自己累到这个分儿上,腿脚稍有磕绊就会把自己放倒,小伙子把我三个行李箱里的两个都码在这里。我想要的,当然,是下面的箱子。毫不犹豫地把上面那个推下去,我拉开了前袋拉链。

蓝色的玻璃眼珠吐露着永不满足、大惊小怪的神情:哎呀呀,你个恶心的死男人!我一直在这儿呢!毫无生气的橘红色头发从发孔里四散开来。瑞芭,制怒娃娃,一身蓝裙,黑色的玛莉珍妮淑女鞋。

我把她夹在断肢和胸侧之间,躺到了床上。在装饰靠枕里扒拉出足够我躺的空间后(最想把腾跃的可卡犬扔到地板上),我让她也躺在我身边。

“我把他的名字忘了,”我说,“我记得一路上是怎么到这儿的,可是忘记他的名字了。”瑞芭仰面瞪着天花板,吊扇叶片静止着,一动不动。我忘了开风扇。瑞芭不在乎我新认识的兼职伙计叫艾可、麦克或是安迪·万·史莱克。对她来说都一样,她只是一团碎布,塞在一个粉色小身体里,说不定是一些不快乐的童工在柬埔寨或该死的乌拉圭做的。

“怎么了?”我问她。尽管累得不行了,我仍能感觉到老一套惊惶失意表演又各就各位了。令人消沉的愤怒,老样子。害怕这种情绪会陪我到生命的终结。或许,比那更糟!是啊,是有可能!那会把我带回康复中心,那披着鲜艳外套的地狱中心。

瑞芭没有回答,没骨头的小婊子。

“我办得到,”我说,尽管我自己都不信。但我在想:杰瑞。不对。是杰夫。接着又是:你是在想杰瑞·杰夫·沃克吧,浑蛋。是杰森?杰拉尔德?伟大的约沙王?

意识开始涣散。哪怕愤怒和惊慌仍在,却渐渐向睡意屈服。调整频道,定位在海湾柔和起伏的呼吸中。

我办得到,我心想,你得从旁迂回,就像想起bc的意思那样。

我想到小伙子说他们宣布凯西岛北头的两栋屋要终止使用,话里似乎还有别的意思。我的残肢痒死了,疯了的浑蛋断木桩子。假装那是别的宇宙里别人的断臂吧,我还得追查那个名字的蛛丝马迹呢,破线头,断骨头,所有的关联都……

——漂游而去——

要是来一场查理飓风暴雨什么的席卷海角北头——

啊,记起来了!

查理是飓风,飓风来袭时,我瞥了一眼电视里的天气报道,和美国其他地区一样,他们的飓风小子是……

我捡起瑞芭。半梦半醒间,她似乎长了至少二十磅体重。“飓风小子叫吉米·坎托里。我的小帮手叫杰克·坎托里。案子他妈的了结了。”我的手重重落下,再次把她放倒,闭上了眼睛。我大概又听了十秒或十五秒海湾的微息,然后就睡着了。

一直睡到太阳下山。那是我八个月里睡的最沉最香的一觉。

5

在飞机上我只吃了几口零食,可想而知,醒来后我饿得前胸贴后背。平时该做二十五次屈腿松胯动作,可我只做了十二次,匆忙去了趟洗手间,然后就跌跌撞撞地赶去厨房。身子靠着拐杖,但考虑到我这场午觉睡得够久,吃在手里的力比我预想得要轻些。我打算给自己做一个三明治,或是两个。本想找到切片腊肠,但冰箱里只有午餐肉,那也不赖。吃完三明治,我要给伊瑟打电话,报个平安。你还能指望她给每一个尚且关心埃德加·弗里曼特死活的人发个电邮呢。然后我要服下今晚的止痛药,再四处看看我的新居。整个二层楼都等着我去呢。

我的计划没有顾及的变量因素是西面风景的变化。

太阳下山了,但仍有一条明亮的橘色光带浮在海平线上,只在一处因某艘大船的剪影而断了一下。那个剪影活像是一年级学生的画作。缆绳自船首拉到我猜该是无线电塔的高处,绳上的灯光便形成了三角形。灯光照耀之处,夕阳的橘红淡化成麦克斯菲尔德·帕里斯画里的蓝绿色,哪怕我从未亲眼见过他的画作……但我分明体会到一种幻觉记忆,似曾相识,仿佛在我的梦里见过。也许,我们在梦里都会见到这样的蓝天,但即便拥有世间所有的颜色,我们却从来不能在清醒的意志下企图再现那种美。

高高的天空里,在那越来越深邃的黑色中,第一群星星出现了。

我不再感到饿,也不想给伊瑟打电话了。我只想把所见的一切画下来。我知道自己无法捕捉所有美景,但我不在乎——那也是美的一部分。我一丁点儿也不在乎。

我的新雇员(他的名字一下子又成了空白,我就去想天气报道,然后就想到了杰克,案子又他妈的结了)把装绘画用品的帆布背包搁在次卧室了。我带着那只包走到佛罗里达屋,一边笨拙地抱着包,一边还想拄拐杖。一丝俏皮的微风吹动了我的发梢。就在同一时刻、同一个世界里,此处有微风轻扬,圣保罗却是大雪飘飞,我似乎觉得这想法很荒诞——简直是科幻。

我把背包放在又长、又粗糙的木桌上,心想,得去取盏灯来,然后又否决了这主意。我要画,画到看不见、也画不成才作罢,今晚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依然难看又别扭地坐定后,我打开包,取出画本。封面上写着:b手艺人/b。根据我现有的水准,那种封号就像个笑话。我又探到包袋深处,取出了一盒彩色铅笔。

我画得很快,勾勒,上色,几乎看也不看自己正在画什么。从一条武断的地平面上开始着色,从一边到另一边,用我的维纳斯黄色笔狂野随性地连笔涂抹,时不时窜进船身里(我猜想,这会是世间第一艘罹患黄疸症的油轮),我也不去管它。等我把夕阳光带画得差不多深了——现在光线瞬息万变,飞速暗沉下去——我又抓过橘色笔,打上些阴影,再涂深些。紧接着我回到船上,没有多想便在纸上画了一组有棱有角的黑色线条。那就是我所见的。

画完的时候,差不多完全黑了。

左边的三棵棕榈哗啦哗啦响。

墨西哥湾在我身下看不见的地方悠叹——潮汐又回来了,现在听来并不太远,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可还有一堆事情要干似的。

头顶上,现在有成千上万颗明星,就在我举目观望的同时,还有更多的星星冒出来。

一直就在这里,我心想,也忆起梅琳达在广播里听到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曲时常说的:第一声hello,我就是它的了。在我简笔草就的油轮下,我用小字体潦草地写上hello。在我的记忆里(现在我的记忆力好多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一幅画命名。既然名字都取好了,这就是一幅好画,不是吗?尽管损毁随之而来,我依然认为那是绝佳的名字,给一个使出浑身解数只为不再悲哀、只为记住快乐是何感觉的人画的画。

完成了。我把铅笔放下,就在那时,浓粉屋第一次对我说话。它的声音比海湾的呼吸还要温柔,但我一样听得清清楚楚。

我一直在等你,它说。

6

那一年,是我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的一年。有时候,别的声音也会回答我的提问,但那天晚上只有我,我和我自己。

“休斯敦休斯敦,我是弗里曼特,休斯敦收到?”脑袋伸进冰箱。心想:基督老爷啊,要是这只算日常用品,我实在不想知道要是那孩子决定隆重登场会是什么场面——我坐等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没问题啦。

“哈,收到,弗里曼特,我们听到你了。”

“哈,休斯敦,我们有腊肠,腊肠有的是,你听到了吗?”

“收到,弗里曼特,我们听得一清二楚。你那边的美乃滋状况如何?”

我们的美乃滋也有的是。我用白面包做了两个腊肠三明治——我长大的那地儿,大人让孩子们从小就相信美乃滋、腊肠和白面包是上帝的食物——站在流理台边就吃完了。又在食品柜里找到了一堆“桌语派”,苹果味和蓝莓味的都有。我开始琢磨要不要更改我的遗嘱,把杰克·坎托里也列进去。

几乎一路走一路掉渣儿的,我蹭回了起居室,打开所有的灯,看“hello”。画得并不太好,但很有意思。快手涂抹出的晚霞有一种沉郁闷烧如炉火般的感觉,那很令人吃惊。船也不是我看到的那条船,但我的船像幽冥鬼怪,倒也挺有趣。就像稻草人一样粗枝大叶,加上黄色和橘色的交叠,也令它更像幽灵船,仿佛有一道特殊的夕阳穿透了它。

我把这张画贴在了电视机上,挡住b房主温馨提示:请您和宾客不要在屋内抽烟/b的标识。我又多看了片刻,琢磨着得在前景画点什么——一叶扁舟,或许,只是为了增强空间感,让遥远的大船有点透视感——但我不想再画了。况且,加上什么新东西可能会毁掉现有的少少的魅力。于是,我转而去打电话,要是电话不通我就用自己的手机和伊瑟说几句,没想到杰克也把电话连通了。

我想,十有八九是答录机吧——大学女生可忙着呢——可电话铃才响了一下,她就接起来了。“爸爸?”声音吓了我一跳,一开始我都说不出话来,她又问,“爸?”

“是我,”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回电显示是941区号。杜马岛所在区域。我查过了。”

“现代科技啊,我跟不上趟儿啰。孩子,你好吗?”

“好。这问题该问你,你好吗?”

“我挺好的。实际上,比挺好还要好。”

“你雇的那家伙——”

“他都搞定啦。床铺好了,冰箱里满当当的。我到了这儿,一口气睡了五个小时的午觉。”

这时有了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听来却比先前更担心了。“你没有多吃那些止痛药吧,有没有?因为复方羟氢可待因理论上就像特洛伊木马。倒不是我跟你啰唆,我知道你都了解。”

“没有多吃,我严格遵照医嘱,服用应有的剂量。事实上——”我打住了。

“什么,爸爸?什么?”现在,她听来差一点就要抢辆出租车再劫架飞机过来。

“我刚反应过来,五点钟该吃维柯丁……”我看了看表,“而且,八点该吃复方羟氢可待因。我惨了。”

“痛到什么程度?”

“吃几片泰诺就行,不怎么疼。至少到午夜没问题。”

“可能是气候转变的作用,”她说,“还有午觉。”

我不怀疑这两点有抑制疼痛的功效,但我觉得不止是因为这些。或许很疯狂,但我想到,画画也有用。事实上,我基本能确定。

我们聊了一会儿,觉察到她语音中的担忧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快乐。我猜得到,她一直在接受一个事实:父母双亲真的要分道扬镳了,这事儿不是说说而已,睡一觉醒来也不会烟消云散。但她答应帮我给帕姆打电话,还要给梅琳达发电邮,让她们知道我仍好端端地活在世上。

“你那儿没法发电邮吗,爸爸?”

“可以,但今晚你就是我的电邮,小可爱。”

她大笑起来,吸一下鼻子,又接着笑。我想问她是不是哭了,但转而一想,大概还是不问为好。

“伊瑟?你该去忙你的事了,甜心。我洗个澡就去睡了。”

“好的,不过……”停顿,然后一吐为快,“我讨厌想你的时候要一路想到佛罗里达而且你还独自一人!你洗澡时说不定会跌倒!这样做不对!”

“甜心,我很好。真的。那个小伙子——他叫……”飓风,我想,天气报道,“他叫吉米·坎托里。”还不对,进对了教堂坐错了位。“杰克。我是说,杰克。”

“不是一码事,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想让我过去吗?”

“除非你想让你妈把咱俩都剥了皮痛打一顿,”我说,“我只想让你待在现在待的地方tcb,亲爱的。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好吧,但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不许做傻事。”

“不做傻事。命令收到,休斯敦。”

“啊?”

“没事儿。”

“我还是想听你保证,爸爸。”

我仿佛突然看到了十一岁的伊瑟,真是可怕而无比怪诞的一瞬间,我看到伊瑟穿着女童子军制服,用莫妮卡·格尔斯坦惊骇的双眼看着我。还来不及闭上嘴,我就一口气说出来了:“我保证,对天发誓,以妈妈的名字。”

她咯咯笑起来,“从没听你这么说过。”

“关于我,你还有很多事儿不知道呢。我城府深着呢。”

“你说了算,”停顿,然后:“爱你。”

“我也爱你。”

我把电话轻轻放回机座,盯着它看了许久。

7

我没有去洗澡,反而走下沙滩,来到海边。当即发现拐杖在沙地里一无用处,事实上,反而是累赘,但我走到房屋拐角时,发现海水仅在十来步之遥。如果我慢慢走就会没事。海浪温和拍来,迎头浪花只有几英寸高。真是很难想象,这样的海水会掀起惊涛骇浪,乃至颇具破坏力的狂暴飓风。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想到。日后,怀尔曼会告诉我,上帝总会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惩罚我们。

那是他的金玉良言中较有深意的一句。

我掉头回屋,走了几步却停下来。月光不亮,却足以看清一层厚厚的贝壳——漂流的贝壳——就在外突的佛罗里达屋下面。我明白了,涨潮时,我的新居几乎就像一艘船的前甲板。我记起杰克说过,如果墨西哥湾决定吞下这地方,我会先获得很多预警信号,我会听到它呻吟。他可能说对了……但回到工地,当巨大的机械倒车时,我也理应获得足够的预警啊。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倚在外墙的拐杖那儿,然后在厚木地板上走了一小段路,回到门前。我本想淋浴,结果泡了一个澡,按照卡迪·格林教我的鞍马姿小心翼翼地爬进浴缸,再爬出来,在上一辈子里,我俩曾双双穿着浴袍,我拖着一条仿佛没被屠夫斩好的破肉腿。如今,屠场已成过去,我的身体正在奇迹般运作。伤疤会留存一生,但即便疤痕也已渐渐消退。已经消退了。

擦干身体,刷完牙,我拄着拐杖走到主卧室,把大床里里外外拍打了一通,现在,可以抛弃装饰靠枕了。“休斯敦,”我说,“我们有床啦。”

“收到,弗里曼特,”我答,“你就快上床吧。”

当然,干吗不呀?睡了那样一场结实的午觉,我大概再也睡不着了,但躺一会儿也好。虽然历经了下水远征,我的腿依然感觉良好,但后背下方和脖颈各有一处郁结。我躺下来。没戏了,睡着是不可能了,但我还是关掉了台灯,只为了让眼睛休息。我要躺到后背和脖颈都舒服点,然后从箱子底挖出一本平装本小说来读。

就躺一会儿,然后……

我只想到这里,就又沉沉睡去。没有梦。

8

午夜时分,我似乎又恢复了意识,右臂很痒,右手刺痛,不知身在何处,只知在我的下方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磨啊磨啊磨。一开始,我以为是机器,但那声音时高时低、时快时慢,不像是机器发出的。不知怎的,那感觉是活物发出的声音。接着,我想到了牙齿,但没什么东西有如此巨大的牙齿。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没有。

呼吸,我想到了,似乎是,但什么样的动物吸气时会发出如此巨大的碾磨声?还有,痒得快把我逼疯啦,上帝啊,从上臂到肘窝一直在痒。我去抓,伸出左手越过前胸,当然,没有肘窝,没有前臂,我什么也没抓到,只在挠床单。

想到这里,我彻底醒了,一下子坐起来。尽管屋里还很黑,却有充沛的星光从西向玻璃窗照进来,足以让我看到床脚,一只行李箱搁在长椅上。那让我幡然醒悟。我在杜马岛,佛罗里达西海岸——新婚人和将亡人的家。我所在的房子是我已认定的浓粉屋,而那碾磨的声音——

“是贝壳,”我喃喃自语,再次躺倒,“房子下面的贝壳。涨潮了。”

我打一开始就爱听那声音,当我醒来,在深黑夜色里听,当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是谁或哪些肢体还健在时也在听。那是我的。

第一声hello,我就是它的了。

三画作新源泉

1

随后而来的便是一段康复和适应,从前世转换到杜马岛上的生活。卡曼医生兴许会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剧变都在身体深处进行:国内局部战乱,反抗,革命,最后变成大规模屠杀,上一轮统治者的脑袋落入断头台下的篮筐。我肯定大块头早已见识过这类起义的胜利,也看过失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举迈入新生活,你懂的。而那些胜利者也不见得都能发现金灿灿的天堂彼岸。

我的新癖好对这种转换颇有功绩,而且,伊瑟也帮了大忙。我一直为此心存感激。但在她睡觉时去翻她的钱包,我是很羞愧的。我只能说,彼时彼刻,我似乎别无选择。

2

抵达杜马岛的次日清晨,醒来的感觉比车祸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棒——但还没棒到让我不吃清晨份的止痛鸡尾酒。就着橙汁吞下药片后,我走出门去。那是早上七点。若是在圣保罗,冻人的空气足以啃掉我的鼻尖,但在杜马,迎面而来的晨风就像一个吻。

我把拐杖靠在昨晚靠过的墙边,再下行走向温驯的微波水浪。在我的右手边,吊桥和凯西岛完全被我的住屋挡住了,不见一丝踪影。左手边——

海滩似乎会永远如此延伸,在蓝灰色海湾和海滨燕麦草之间隔出一长条炫目的白带。远远的,我能看到一个斑点,也或许是一对儿。不然,这片令人叹为观止、可以直接搬上明信片的海滩就是彻底的渺无人烟了。当我面朝南时,看不到别家房舍靠近海滩,唯有一面屋顶,仿佛将一英亩的橘色瓷砖掩埋在棕榈叶间。那便是我之前就注意到的大庄园。我只需用一只手掌就能把它们遮起来,自觉很像《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鲁滨逊·克鲁索。

我顺着这边走,一来因为我是左撇子,左转已成了我整个生命里最自然的事。二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边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但我没走远,那天还不能进行“漫长的沙滩之旅”,我得确认自己能走回放拐杖的地方,无论如何那都是首要问题。我记得自己掉头往回走时,看到沙滩上自己的足印时大为吃惊。晨光中,每一个左脚印都像盖邮戳般坚定而果断,而大部分右脚印都含糊不清,因为我已习惯拖着那条腿走路,但走着走着,就连右脚印也清晰了。我数着回来的步子,总共是三十八步。那时,我的屁股又火烧火燎地悸动起来,巴不得立刻进屋,从冰箱里抓出一杯酸奶,再看看有线电视能否如杰克·坎托里声称的那样正常播放。

确实能。

3

于是,这就成了我每天早上的惯例:喝橙汁,散步,喝酸奶,看时事新闻。我和罗宾·米德混了个脸熟,每天早上六点到十点她都主播头条新闻。日程很无聊,对吧?但专制统治下的国内劳工的表现也会显得无聊——专制喜欢无聊,独裁者最爱无聊——哪怕无聊的表皮下暗涌着巨变。

伤痕累累的肉体和灵魂不只是像专政的独裁者:它们就是独裁者。没有比痛苦更无情的暴君,没有比混乱更残酷的恶霸。只有当我孤身独处、其余所有声响都飘逝无踪时,我才渐渐领悟到一点:我精神上的损伤并不亚于身躯的残破。我试图扼死二十五年发妻,只因她在我让她离开房间后想擦去我前额的汗珠,这只是最不起眼的一桩事实依据。自车祸发生到分居离异的几个月里,我们没有做过一次爱,连试也没试过,尽管我相信这足以揭示更严重的问题,但这也不是关键所在。甚至连恼人的突发性暴怒也不是问题的核心。

核心在于,某种形式的脱身而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我的妻子好像变成了……别人。我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感觉像是别人,而令人更消沉的是,我并不太在乎。一开始,我试图告诉自己,我成了一个经常想不起名字的人,甚至连关闭裤门的东西也想不起来该怎么说——链子?链条?拉绳?所以,想起妻子和生活本身时会有异感或许是挺自然的。我对自己说,会过去的,可当这个坎儿过不去,而帕姆亲口说她想和我离婚时,紧随暴怒而来的却是如释重负。因为,别人的异感现在可以成立了,至少对她可以了。现在,她真的是别人了。她褪下了弗里曼特制服,退出了弗里曼特团队。

在我到达杜马岛的第一周里,异感允许我更轻松流利地支吾搪塞。汤姆·赖利、卡迪·格林和威廉·博兹曼三世——不朽的博兹曼——都给我发电邮,我都用超短句予以回复(我很好,天气很好,骨头在愈合),几乎和我真正的日常生活没有相关。他们的联络信函先是放慢频率,再渐次终止,我也不觉得有何遗憾。

只有伊瑟似乎一如既往地在我的队伍里。只有伊瑟拒绝换制服。我从没感觉她变成了别人。伊瑟仍然在我的玻璃窗外,总想探进来。如果我没有每天给她发电邮,她就打我的电话。如果我没有每隔三天给她电话,她就给我打。对她,我也没有撒谎说自己要去海湾钓鱼,或去看看湿地风光。对伊瑟,我说的都是实话,而且是听上去不会觉得我是疯子的那部分。

比方说,我把清早的沙滩散步告诉了她,每天都比前几天多走几步,但没提数步子的数字游戏,因为听上去太傻了……或者说强迫症,用这个术语或许才能表达我的意思。

第一天早上,我从浓粉屋走出了三十八步。第二天,我灌下一大杯橙汁后又走上沙滩,向南跋涉。这次走了四十五步,整个康复期里,我很难得不用拐杖而走这么远。我说服自己相信,其实只走了九步。这种脑筋急转弯就基于数字游戏。你走了一步,然后两步,三步,然后四步,再把你脑袋里的里程表扭回零点,如此反复九次。等你把数字叠加再乘以九,就得到了四十五的总数。要是你觉得这纯属莫名其妙的瞎搞,我也不会和你争。

第三天早上,我哄着自己不用拐杖走出浓粉屋十步,实际上走了五十五,或说大约九十码,来回一趟。一星期后,数字上升到了十七……如果你把那些数字累加起来,就会得到一百五十三的总数。我会在单程的尽头回望我的小屋,看起来好远啊,真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也想到不得不徒步走那么远才能回屋,又难免心头发颤。

你办得到,我对自己说,容易得很。不过十七步嘛,没啥大不了。

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但没对伊瑟说过。

每天都多走几步,在身后留下盖戳般的脚印。杰克·坎托里有时带我到贝纳瓦街商厦购物,当圣诞节的装饰出现时,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喜的细节:南行的沙滩足印都很清晰。右脚的跑步鞋底不再含糊,或许回程的最后几步才会被拖得模糊。

锻炼能让人上瘾,风雨无阻。浓粉屋的第二层楼是一整间大屋子。地板上铺着一条玫瑰红色的机织地毯,面朝墨西哥湾的玻璃窗宽阔得惊人。除此之外,别无一物。杰克建议我把需要的家具列成清单,他可以到家具租赁店帮我搬回来,楼下的东西就是在那家店里搞到的……如果我认为楼下的货色还不赖的话。我跟他说,那样办很好,但我不想在二楼摆放什么家具。我喜欢那屋子的空旷。很容易唤起我的想象力。我说,我只要三样东西:普通的靠背椅一把,画架一个,还有一辆赛贝斯克健身自行车。杰克能帮我搞到这些东西吗?他当然能,而且三天之内就置备齐了。从那时起,每当我想画素描、着色,便去二楼,每当天气不适宜外出时,我也会上二楼去做运动。那把靠背椅是我住在浓粉屋时唯一和我休戚相关的家具。

这儿的雨天无论如何也不算多——要不然佛罗里达也不会有“阳光州”的美誉。随着我南行的漫步逐渐拉长阵线,第一天清晨看到的黑色斑点最终扩大成了两个人影——至少,大多数日子里是两个人。其中之一坐在轮椅上,戴着一顶帽子,我认为是顶草帽。另一个便推着轮椅走,然后坐在她身边。他们的身影一般在清晨七点左右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候,推轮椅的人会留下另一位坐在轮椅里,独自走开,回到轮椅边时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朝阳下晶晶闪烁。我猜想是个咖啡壶或早餐托盘,也可能用托盘盛着咖啡器皿。他们很可能就住在有橘色屋瓦的大庄园里,八九不离十。那是我在杜马岛上能见到的最后一栋屋舍,在主路的尽头,再过去,路就会消失在旺盛繁密、几乎覆盖大半个岛屿的野生丛林中。

4

我不能完全适应这里的空旷。“理论上,那里会非常安静,”珊迪·史密斯曾对我讲过,但我的头脑里仍是一幅沙滩正午的臆想美景:躺在毯子上晒太阳的恋人们互相涂抹厚厚的日光浴油,学生仔戴着ipod耳机玩沙滩排球,小孩子穿着松松的游泳服在岸边戏水玩沙,还有水上摩托在离岸四十英尺的海面上嗡嗡嗡地滑来滑去。

杰克安慰我说,这才十二月呢。“佛罗里达的旅游旺季,”他说,“感恩节和圣诞节当中的十一月,这个城市就死气沉沉,活像太平间。没八月份那么糟,但还是闷得要死。另外……”他抬手指了一下。当时我们正站在写有大红色13的信箱旁,我拄着拐杖,杰克一身牛仔毛边短装,印有摇滚乐队名字——“坦帕湾魔鬼鱼”的时髦衬衫,看起来活力四射。“这儿其实算不上是游览胜地。没看到人工训练的海豚吧?你在这儿只能看到七栋房子,数到那边最大的那栋屋为止……然后就只有丛林。顺便插一句,丛林里还有一栋屋,已经倒了,这是我在凯西岛听到的传闻之一。”

“杜马是怎么回事儿,杰克?距离佛罗里达闹市区不过九公里,沙滩这么美,却从没被开发?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一耸肩,“大概是土地产权争议之类的马拉松问题吧,我只能想到这点。需要我帮你去打探一下吗?”

我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你不介意吗?”杰克一脸真诚的好奇,“如此万籁俱寂?因为,老实说吧,这儿的安静会让我有点神经紧张。”

“不,”我说,“一点儿不介意。”这是事实。疗伤就是某种形式的反抗,恰如我以前想过的那样,所有一举成功的起义都始于秘密活动。

“你每天干点什么呢?如果你不介意我问问的话。”

“早上用来锻炼、看书。下午用来睡觉。我还画画。以后,我说不定会试着正经画一些,但眼下还没准备好。”

“要说是业余爱好者,你那些画实在不错呢。”

“谢谢,杰克,过奖了。”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过奖”,还是从他的立场讲了实话。或许无关紧要。当你谈论画作时,总是个人主观印象,不是吗?我只知道自己被一股力推动着。深藏我心的一股力。有时候会令我有点惊慌失措,但绝大多数时候,那让我感觉太他妈的棒了。

我基本上只在楼上作画,我开始用“小粉红”的昵称称呼那间大屋。从那儿只能看到海湾和延伸的海平线。但我有台数码相机,也经常拍点别的景物,打印出来,夹在画架上(杰克会帮我把画架掉转方向,以便下午的强烈日光能照透画纸),然后勾描照片上的影像。那些快照既无韵味,也无拍摄的理由,但当我在电邮中向卡曼汇报时,他回信说,不受干扰的潜意识会自己写诗。

大概是吧,也大概不是。

我画我家的信箱。我画生长在浓粉屋周围的植物,还让杰克给我买来一本书,《佛罗里达海岸常见植物》,以便我画完时能给它们命名。命名似乎很有帮助——不知怎的,感觉会给画增添力量。那时我已经开启第二盒彩色铅笔……第三盒也整装待发呢。这儿有芦荟,盛放黄色小花朵的匙叶草(每一朵里都有微小的深紫色花蕊),叶子长阔如铲的冬青树;我最爱的则是槐米,《佛罗里达海岸常见植物》中也称其为“项链树”,因为树枝上长着豆荚式的小花,恰如一串串小项链。

我也画贝壳。那是当然了。这儿到处是贝壳,仅在我有限的步行范围内就有多到无限的贝壳。杜马岛简直是用贝壳做的,没多久我就捡回来数十枚。

差不多每天日落时,我都会画夕阳。我知道这听来有点老套,没新鲜感,但恰是因为这样我才画。似乎对我而言,如果能冲破藩篱跳出窠臼,哪怕一次,或许就能抵达一个新的层面。于是,我一张接一张地画,虽能堆成一沓却没有两张雷同。我尝试在维纳斯橙色上覆盖维纳斯黄,但效果很不理想。沉郁如炉火的光芒总是画不出来。每张夕阳画都是涂满色彩的垃圾,颜色仿佛兀自呐喊:地平线着火啦!我使足劲要喊给你听呢。毫无疑问,你在每周六的萨拉索塔人行道画展、凡尼斯海滩边随随便便就能找出四十幅比我画得强的。所以我攒了一些夕阳画,但大多数都看不入眼,嫌恶地扔了。

如此一败涂地地画了一夜又一夜,有一天,我再次举目遥望太阳消失时的天穹,只能任凭鬼节的颜色白白铺洒,渐渐消逝,这时我想道:是那艘船,它让我的第一幅画拥有了一丝魔力的闪耀,让夕阳仿佛穿透其间。大概是吧,但现在的海平面上一艘船也没有;那只是一条长长的直线,最深邃的蓝色沉在下面,明亮的橙黄飞扬其上,并退隐成微妙的绿影,我只能用眼去观赏,却无法用笔复制,再用上百支彩色铅笔也无济于事。

约有二三十张快照散乱摊在画架脚下。视线碰巧落在一张微距拍摄的槐米项链上。凝视中,我幻觉中的右臂开始痒。我把黄色铅笔咬在齿间,弯下腰,捡起槐米的相片,仔细探究起来。日光正黯淡下来,但无妨观看——我称为“小粉红”的楼上大房间能留住最长时间的光线,甚至足以欣赏细节:我的数码相机拥有完美的微距功能。

想都没想,我把相片卡在画架边缘,将槐米项链加进夕阳里。画笔飞动,先是素描勾勒——不过是几组弧线条,也就是槐米——接着就上色:棕色覆盖黑色,再添一抹亮黄,最后将花朵的余下部分上完色。我记得自己如何聚精会神,恰如我初入建筑行业面对每幢楼宇(说真的,连每一次投标都是)的建设或停工时那般投入。我也记得画到一半时,又用牙齿钳住铅笔,腾出手去抓挠那条不存在的右臂;我总是忘记自己已经失去那部分肢体了。每当心不在焉地用左手抱着什么东西时,我经常会伸出右臂去开门。截肢后的健忘症,就是这么回事儿。意识遗忘了,但疗伤渐进中,身体却允许截去的肢体继续存在。

关于那天晚上,我的记忆大都是美妙的,能在短暂的三四分钟里体会到真正的灵光一现是至高快乐。房间里黯淡下来,暗影似乎浮在玫瑰色地毯之上,朝着光芒渐褪的矩形落地观景窗漫游而去。最后一抹余晖掠过画架,我却还来不及好好看一眼自己刚收笔的画。我站起身,一瘸一拐地绕过健身自行车,摸到门边的电灯开关,灯光便从头顶洒下来。再走回椅子,把画架转向自己,然后,屏气凝神。

槐米项链仿佛悬在海平面后方,酷似一种庞大得足以吞噬超大油轮的海洋生物的生猛触角。每一朵黄色小花都像异种生物的一只眼。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夕阳似乎因此而还原,回到某种日复一日我都如此的凡俗真相。

那幅画被我放到了一边。接着我走下楼,用微波炉热了一顿“饿汉烤鸡”速食餐,一口气吃了个一干二净。

5

那天夜里,我在夕阳的底边添上一束束毛线稷,亮橙色的光芒照透绿色,令海平面变为燃烧的森林。之后的一夜,我试着添上棕榈树,但效果不佳,那又是一个难逃的窠臼,我简直能看到摇着呼啦圈的女孩、听到尤克里里四弦琴的乐声,显然是落入了俗套。再其后的一夜,我在海平线上画了一只巨大的海螺贝,落日余晖围绕在旁,令那贝壳恍如皇冠。其结果——至少对我而言——几乎是让人难以容忍的毛骨悚然。我总把那幅画面墙而放,心想,等我次日再看它,恐怕就魔力尽失了吧,然而没有。对我,魔法从未消失。

我用数码相机拍了一张画的快照,附在电邮里,并引发了以下的信件往来,我把它们打印出来,收在一个文件夹里:

efree19致kamendoc

12月9日10:14am

卡曼:我跟你说过我又重握画笔了。

这是你的错,所以你起码要看一眼附件里的画,再告诉我你的看法。这是从我的住所看到的风景。

直言无妨,别怕让我难堪。

埃德加

kamendoc致efree19

12月9日12:09pm

埃德加:我认为你好多了。非常显著。

卡曼

又及:实不相瞒,这画惊人的好,像是出自未被发现的达利之手。

显然,你已有所斩获。宝藏有多大?

efree19致kamendoc

12月9日1:13pm

不知道。很大,大概吧。

ef

kamendoc致efree19

12月9日1:22pm

那就挖到底!

卡曼

两天后,杰克过来问我有没有差事要跑,我说我想去书店买一本萨尔曼·达利的画册。

杰克笑了。“我想你说的是萨尔瓦多·达利吧,”他说,“除非你想要的是那个家伙,写了本书就让自己落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撒旦诗篇》。”我立刻接口说道。脑子工作起来真像滑稽的猴子,可不是吗?

即便有巴恩斯图书连锁店打折卡——那是我离婚时留给自己的几百万美元之外的好东西,画册还是贵得很,花了我整整一百一十九美元。等我买完画册回来,电话答录机上的“未接电话留言”显示键闪个不停。是伊瑟,一听那口气就知道是偷偷打来的。

“妈妈要给你电话,”她说,“爸,我把好话都说尽了——把她欠我的都算上,再加上我有生以来最甜的甜言蜜语,差点儿就要去求琳了,所以你要答应,好吗?你要答应,为了我。”

我坐下来,吃了一个桌语派,先前还一心期待,现在却味如嚼蜡,一边随手翻阅那本昂贵的印刷图册,一边在心里说——我百分百肯定这话不是原创——达利,嘿,问您好。那些画不是张张都能触动我。看画的时候,我时常觉得那是个有天赋的机灵鬼,画却比闲来无事的涂鸦好不了多少。不过,有几张让我精神一振,还有一两张则像我笔下那蜃景般的海螺贝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老虎飘浮在斜躺的裸体女人之上。一朵飘浮的玫瑰。还有那幅《天鹅倒影成大象》怪得出奇,我几乎不敢正眼瞧……便翻过几页看别的画。

实际上,我是在等即将成为前妻的妻子给我打电话,等她邀请我回圣保罗和女儿们一起欢度圣诞。最后,电话铃响了,当她说这番邀请不算太明智,违背我的初衷时,我遏制住全力反击、破口大吼我也要违背初衷地接受邀请的冲动,让自己说出口的是我理解。然后是圣诞节怎样?当她说很好的时候,言语中已听不到掩护完毕、亟待出击的那个她。我们的对话本来可能将全家欢度圣诞的计划扼杀于萌芽,但现在态势已转。但回家过节似乎也不是个好主意。

挖到底,卡曼在信里不止说过,还用了粗体字强调。我猜想,要是现在走,恐怕没法把收获挖到底,而是索性夭折。我可以再回杜马岛……但未必能回到最佳状态。散步,画画,彼此滋养。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过程,也不需要知道。

但是伊瑟说了呀:要答应,为了我。她知道我会应允,倒不是因为她是我的最爱(我猜想,琳也知道这一点),而是因为她历来知足常乐,很少要求什么。也因为我听着她的留言时,想起了她和梅琳达来法伦湖畔看我时眼泪汪汪的模样,她哭起来的时候靠在我身上,她问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地步,为什么不能像往昔那样。因为万事万物都无法照旧如常,我想我回答了,也可能是过了好几天……或夹在某份传真件的段落里。伊瑟十九岁,已经过了享有最后一个童年圣诞的年龄,但再过一个全家团聚的圣诞节却永远也不嫌老。而且,那也是为了琳。她的生存技巧要高明一点,但她又飞去法国了,独自在异乡,如今的我也能感同身受。

好吧,那就定了。我会回去,会好好表现,而且必会把瑞芭也收在行李里,以防怒火再次突袭。愤怒减弱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杜马岛除了我自己的间歇性遗忘症和该死的跛足,真的再没什么能激怒我了。我给租机公司打电话,十五年来我一直是他们的忠实用户,定好了一架利尔喷气机,十二月二十四日早上九点整从萨拉索塔直飞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我也给杰克打了电话,他说很乐意载我去海豚航站楼,并在二十八日再去接我回来。可就当我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帕姆来电,通知我圣诞计划全部取消。

6

帕姆的父亲是海军退役军官。他和妻子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移居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滩,住在一个安保严格的封闭小区,那儿还住着一对假模假式的非裔美国夫妇和四对同样假模假式的犹太夫妇。谢绝孩童和素食者。居住者必须投票给共和党人,豢养的小型犬瞪着愚不可及的狗眼,必须戴水晶项圈,宠物昵称必以“妮”或“尼”结尾。塔夫妮就不错,卡希妮就更棒,但瑞菲尼就是彻头彻尾的烂名字。经诊断,帕姆的父亲罹患了直肠癌。我倒一点儿不觉惊讶。把一群浑蛋白种人聚在一处,你准能发现癌症四溢。

这些话我自然没对妻子说,一开始她表现得很坚强,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他开始化疗了,可妈妈说癌细胞可能已经转……扩……哦,该死的到底该怎么说啊,我怎么和你一样了!”依然抽泣着的她好像被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吓坏了,便又谦卑地说,“我很抱歉,埃迪,我真不该那么说,太恶毒了。”

“没关系的,别在意。”我说,“一点都不恶毒。该说是,癌细胞扩散了。”

“是的,谢谢你。不管怎样,他们打算今晚动手术取出最大的肿瘤。”她又开始哭了,“我真不敢相信我父亲会碰到这种事。”

“放松点,”我说,“当今的医疗科技能创造奇迹。我就是最佳范例。”

她不认为我是个奇迹典范,要不就是不想提我的事儿,总之她只是说:“不管怎样,这儿的圣诞计划取消了。”

“那当然。”可真相是什么?我很高兴。太他妈高兴了。

“我明天就飞棕榈滩。伊瑟星期五过来,梅琳达要到二十号。我想……考虑到你和我父亲一直都合不来……”

当岳父大人恶言攻击民主党人时,我俩差点儿大打出手扭作一团,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帕姆说得非常含蓄。我赶紧答话:“你觉得我不想跟你和女儿们一起在棕榈滩过圣诞节吧,你说对了。我会在经济上助你一臂之力,希望你们几个能理解我和那个……”

“我简直不敢相信,都到这时候了,你竟然要把该死的支票簿拽出来!”

愤怒重现,就是那么突如其来。臭烘烘的小盒子里突然蹿出丑怪杰克。我很想说大嘴八婆你干吗不去死。可我没说。部分原因是我不能肯定脱口而出的是大嘴婊婆还是八嘴婊子。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说不利索。

不过,差一点就冲出口了。

“埃迪?”她真是咄咄逼人,只要我稍微配合一下,她就能暴跳如雷正式宣战。

“我没打算拽出支票簿搅和什么事,”我说,小心翼翼地聆听出口的每个字。它们各就各位,完全正确。真让人如释重负。“我只是说,我在你父亲的病榻旁露面不太会有助于他的康复。”顷刻间,愤怒——暴怒——高涨到了让我盲目的地步。我再一次成功地遏止言语冲撞,但此刻的我已大汗淋漓。

“好。我明白了。”她停了停,“埃迪,那你圣诞节打算怎么办?”

画夕阳,我心想,说不定能画对路子呢。

“要是我还是个帅小伙,我相信杰克·坎托里和他家里人会邀请我去吃圣诞大餐。”说得好听,其实我压根儿不相信。“杰克是这儿帮我打杂跑腿的小伙子。”

“你听上去好多了。有劲儿了。你的忘性儿还是那么大吗?”

“不知道,我记不得了。”我说。

“别开玩笑了。”

“笑声才是灵丹妙药。我在《读者文摘》里读到过的。”

“你的胳膊怎样了?还有幻存感吗?”

“没有了。”我撒谎,“基本上已经消停了。”

“好。好极了。”停顿,接着又说,“埃迪?”

“在听呢。”此时,我的掌心里有深红色的半月痕,那是死死握拳的结果。

这次的停顿很长。我小时候,电话线路会有呲啦呲啦的杂音,现在已经听不到了,但我听得到我俩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的轻叹。就像海湾退潮时的声音。随后,她说道:“我很抱歉,事情到了这一步。”

“深有同感。”我说,等她挂了电话,我捡起最大的一枚贝壳,几乎难以自控地想要砸向电视机屏幕。但我没有,而是蹒跚着走过起居室,打开房门,把它扔向荒芜的小路。我不恨帕姆——不是真的恨——但我似乎仍在痛恨什么。或许是上辈子。

或许只是恨我自己。

7

ifsogirl88致efree19

12月23日9:05am

亲爱的爸爸,医生没透露太多,但我对外公的手术不太乐观。当然现在表现坚强的也许只有妈妈,她每天都带着外婆去看外公,使劲地要“积极乐观”,但你知道她的,不是那种相信黑暗中总有一线生机的人。我想过去看你。我查了航班,可以在二十六号飞到萨拉索塔。会在你那里的下午六点十五分到达。我可以待两三天。求你了,同意吧!我还能亲手把礼物给你,不用邮寄了。爱你……

伊瑟

又及:我有特别新闻号外要告诉你。

我有没有三思,或起码考虑一下直觉里的蛛丝马迹?我记不清了。或许都没有去想。或许要紧的只有一点:我想见到她。于是,我几乎立刻回复了她。

efree19致ifsogirl88

12月23日9:17am

伊瑟:来吧!把行程定下来,我会和杰克坎托里去接你,他碰巧就是我的圣诞老爷爷。我希望你会喜欢我的住所,我叫它“浓粉屋”。但有一点:如果你妈妈不知道,或是不同意,你就不能擅自过来。你知道,我们熬过了一段艰辛时光。我只愿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已成过去。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她的回复也是眨眼间就到了。她准是在电脑前等。

ifsogirl88致efree19

12月23日9:23am

已经和妈交代清楚啦,她说可以的。

也想说动琳来着,但她更想在飞回法国前待在这里。这事儿,你别怪她。

伊瑟

又及:太好咯!我兴奋死了呢!:)

别怪她。似乎我的“如果如此女孩”自从会说话起就一直这么说她姐姐。琳不想去烤肉店因为她不喜欢吃热狗……但你别怪她。琳不能穿那种运动鞋因为她班上的同学都不再穿高帮鞋了……所以别怪她啦。琳想要瑞安的爸爸送她们去舞会……但你别怪她。可你知道糟糕在哪里吗?我从来就没怨她。我可以跟琳说,偏爱伊瑟就像左撇子偏爱左手——全都是我无法控制的事,但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哪怕是大实话。或许就因为是实话,才更糟。

8

伊瑟要来杜马岛、来浓粉屋啦!太好了,她兴奋死了,其实我也兴奋死了。杰克帮我找了个粗壮的女士每周两次帮我清扫房舍,她叫胡安妮塔。我吩咐她把客房收拾好,还问她能否在圣诞节过后的那天带点鲜花来。她笑眯眯地提议说,可以带点“奶油蛋糕”。现在,我的大脑已非常擅长在词汇方面作发散性的跳跃联想,听她这么说,我只花了不到五秒就琢磨出来了。于是,我对胡安妮塔说,伊瑟肯定会喜欢圣诞仙人掌的。

圣诞夜里,我发现自己把伊瑟的电邮反复重读。太阳西沉,在海面投下一柱绵长而明晃晃的光芒,但起码还有两小时才会日落,而我坐在佛罗里达屋里。潮位很高。就在我的脚下,深浪里的贝壳洄转摩擦,擦出酷似浅浅呼吸乃至密谈般的嘶嘶声。我用大拇指点着附注里的那句话——我有特别新闻号外要告诉你,而右臂——那条不存在的胳膊,痒起来了。我几乎能明白无误、毫厘不差地指出瘙痒的位置。自肘窝处开始,打着旋儿直痒到手腕外侧。越来越痒,痒到我忍不住想用左手狠狠挠一番了。

我闭起双眼,用右手的大拇指蹭响食指。没有声音,但我可以感觉得到,我打了个响指。又用右臂蹭了蹭体侧,也能感觉得到那种摩擦。尽管右手早已在圣保罗医院的焚化炉里烧光了,我仍把手掌压低,抚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指尖去叩击。没有声音,但感觉却在:指尖皮肤轻触柳条。我敢以上帝的名义对天发誓。

突然之间,我只想画画。

我想要上二楼的大房间,但小粉红此刻显得太远了。我走进起居室,咖啡桌上摆了一摞“手艺人”,我便抓起一本。大部分画具用品都在楼上,但还有几盒彩色铅笔收在起居室书桌的抽屉里,我也过去拿了一盒。

回到佛罗里达屋(我总觉得那儿就是门廊),我坐下来,闭上眼。听着海浪在我身下按部就班,托起贝壳,再将它们摆放成一种新图案,一次又一次,绝无雷同。闭起眼睛时,磋磨声听来就更像密谈:海水在陆地的边缘开合转瞬即逝的唇齿。陆地自身也是转瞬即逝的,如果从地理学的立场放眼四周,你便会相信,杜马不会长存。这些岛屿没一座能长存;到最后,湾流会将它们全部吞没,新的岛屿会在新的位置浮升而起。佛罗里达的真相或许就是这样。陆地很低,而且,是从海里借来的。

啊!但那声响真让人宁静安详啊。催眠一般。

依然闭着眼睛,我去摸索伊瑟的电邮,指尖触了上去。我用的是右手。接着睁开眼睛,用存在的那只手把电邮打印纸撸到一边去,再把素描本放在膝头。翻过封面,把盒里的十二支已削尖的维纳斯牌彩色铅笔全都抖出来,散在我面前的桌上,然后就画起来。我觉得自己是要画伊瑟——毕竟是我日思夜想的人,不是吗?——然后预感一定会搞砸,因为重操画笔后我连个人影都没画过。结果,我画出来的不是伊瑟,但画得却不坏。或许称不上杰作,不是伦勃朗(就连诺曼·洛克威尔也算不上),但确实不赖。

那是个年轻男子,穿着牛仔裤和明尼苏达双胞胎棒球队的t恤。球衣上的号码是48,对我而言,这数字形同虚设;在我过去的那段生活里,我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去看狼人队的比赛,但我从来算不上是铁杆粉丝。我也没有颜色适合的铅笔精准地画出深得几近棕色的金发。他的一只手里夹着一本书。他在微笑。我知道他在笑。他就是伊瑟的特大新闻。那就是海贝在潮涌托浮、潮退落沙时说的话。订婚,订婚。她有了一枚戒指,钻石的,他买戒指的地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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