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白的表面开始画。不一定非得是纸或油画布，但我感觉以白色为宜。我们称其为“白色”，因为需要那么一个词，其实，它真正的名字是“一无所有”。黑色是指“光明的缺失”，但白色是指“记忆的缺失”，白色是无法记忆的颜色。
我们如何牢记怎样去牢记？这个问题，自从我到了杜马岛后就经常问自己，往往是在黎明前夕，仰头望着无光无明的夜，记起不在身边的友人。黎明前的几小时里，我会思索有关地平线的问题。你必须设定地平线。你必须在白色上有所标注。你大概会说，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一笔了，可任何重塑世界的动作都是英勇之举。我已经信了。
假想，有一个小女孩，比婴孩大不了多少。差不多九十年前，她从马车上坠落，脑袋撞在了石头上，忘记了一切。不仅是她的名字，而是，一切！后来又有一天，她想起了什么，那足以让她拿起铅笔，在白纸上描下犹犹豫豫的第一笔。地平线，没错。同样，也是一条缝隙，让黑色涌入。
继续假想，那只小手抬起铅笔……犹疑……然后落笔于白色。假想那种勇气吧，重构世界的第一次努力便是将其画下。我会永远爱那个小女孩，不管她已让我付出了多少。我必须爱。我没有选择。
画都是有魔力的，你恐怕已经知道了。
一我的上辈子
1
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曾经是建筑承包业界的大人物。那是在明尼苏达州，在我的上辈子里。我是从怀尔曼那儿学到“上辈子”之说的。我很想把怀尔曼的事儿告诉你，但还是让我们先了解明尼苏达州的那部分吧。
要说的是：我的光辉历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国男子汉之路。先进了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等到节节攀升到了头，我就辞职了，开始自己创业。离开那家公司时，老板嘲笑我，说我不出一年就会破产。我猜想，每当有精明强干的年轻员工自立门户时，大多数老板都会这么说。
我呢，万事顺利。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一带繁荣起来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发达了。时局萧条时，我从不逞强，一向谨慎从事。但我确实会在直觉上押宝，大多数时候，直觉都会帮到我。到了五十岁时，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万美元。而且，我俩感情甚笃，多年不渝。我们有两个女儿，等我们的黄金岁月到头时，伊瑟在布朗大学，梅琳达在法国教书，那是她身为外国交换生的一个兼职。出事的时候，我和太太正计划去法国看看她。
我在某处施工现场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简单：敞篷小货车和十二层楼高的起重机亲密接触时，输的永远是小货车，哪怕是会铃声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没辙。我的右侧颅骨仅是开裂之伤。左侧狠狠撞上公羊的车门支柱，导致三处骨折。也可能是五处。我的记忆力比伤后好多了，但相比于受伤之前仍有天壤之别。
医生说，我受到的脑损伤叫做“对冲伤”，通常会比冲击伤带来更深远的伤害。我的肋骨断了，右臀粉碎性骨折，虽说右眼的七成视力保住了（要是天气好，还能看得更清楚），却永远失去了右臂。
我本会送命的，但我活了下来。理论上，对冲伤会引发精神性损伤症状，一开始确实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转时，太太却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们结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我想，那也不要紧，走了就走了吧，了结就了结吧。有时候，完结是好事情。
我所说的精神性损伤是指一开始认不出别人是谁——甚至不认得我太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疼。现在，四年后的我已记不得那种疼痛的实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现在说来好像只需动动口舌。当时的痛可不是口头说说的。当时就像身处地狱，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了地狱。
你先是怕死，然后怕自己死不掉。这是怀尔曼说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处地狱的他很有发言权。
每时每刻，每一处都在疼。脑袋里好像总有钟在敲，敲得我头痛欲裂；全世界最大的钟表行好像开在我的脑壳里，并永远关在漆黑深夜里。由于我的右眼被撞伤了，只能透过一层血膜看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身在阴阳何界。所有东西都没了名字。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帕姆在房间里——我还在病房里——她站在我的床边。我气急败坏，因为她本该站在另一边，另一边有个像板条的东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个朋友来，”我说，“坐在朋友上。”
“埃德加，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朋友啊，就是伙计呗！”我大喊，“把他妈的伙计拿过来，你个臭婊子！”头痛得能直接把我干掉，而她哭了起来。我讨厌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没理由哭，她又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着模糊的血红色看世界。笼子里的猴子不是她。接着，我的火气蹿上来了。“把小伙子拿过来，病倒！”我在乱成一团的脑瓜里找不到椅子，朋友算是最挨近的一个词儿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照顾我的有两个老护士，我称其为“老菜皮一号”和“老菜皮二号”，好像她们都是色情片《苏斯大夫》里的角色。还有个志愿者担当护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但这昵称同样有性联想。至少，我有。等我有点儿力气了，就开始攻击别人。有两次，我企图刺伤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尽管用的只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还是要缝几针。还有好几次，他们必须把我捆牢在床上。
关于我的上辈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昂贵的康复病房里快待足一个月时，有天下午很燥热，昂贵的空调机坏掉了，我被捆在床上，电视里在放肥皂剧，脑袋里有成千上万只午夜大钟在敲，右侧身体疼得火烧火燎，消失不见的右臂痒得很，消失不见的右手手指在抽搐，复方羟氢可待因止痛剂隔一阵子要停用一会儿（我不知道是多久，计算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一个护士从血红视野里浮上来，又一个凑到笼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说：“你想现在见你太太吗？”我答：“除非她带把枪来崩了我。”
你不会相信那种蚀骨的痛会消退，但它真的会。接着，他们把你运送回家，再用肌体复原的那套把戏制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红色开始从我的视野淡化。有个专攻催眠疗法的心理学家向我露了两手，教我如何处置幻觉中的疼痛、痒死人的失去的右臂。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给我带来了瑞芭。当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辈子、走进我现在居住的杜马岛时，我只带了寥寥可数的家当，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医生说：“在制怒心理疗程中，这是不允许的。”其实，我怀疑他在此事上说了谎，只是为了让瑞芭对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诉我，我必须给她一个充满恨意的名字，于是，虽然她长得酷似露西·里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时候只要看到我没把胡萝卜吃光就拧我手指头的瑞芭姑妈。拥有她还不到两天工夫，我就把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个都会让我更愤怒：兰道尔，罗素，鲁道夫，他妈的凤凰河。
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住了。帕姆端着早餐进来时，准是看到了我的表情，因为我听得出她克制的语气，她不想让自己爆发。不过，就算我记不起心理医生给我的红色布片制怒娃娃叫什么名字，我还能记得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使用它。
“帕姆，”我说，“给我五分钟控制情绪。我办得到。”
“你肯定——”
“是，就现在，带着你的肥屁股出去，再往上面扑点粉。我办得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控制情绪，但理论上我就该那么说。我记不起那该死的娃娃叫什么，可“我办得到”这话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在那段生活的尽头，明知办不到，明知自己被毁了，被加倍地毁了，就像倾盆大雨中的倒霉鬼，可我还口口声声不停地说我行、我可以。
“我行的。”我说这话时的表情只有天知道，因为她一声不吭地退出去了，托盘还在她手里，可茶杯像在跳踢踏舞般撞出响动。
等她走了，我把玩偶举到面前，死死看进它愚蠢的蓝眼睛里，与此同时，深深掐进那愚不可及的软绵绵躯体里，大拇指几乎都看不见了。“你叫什么，蝙蝠脸的小婊子？”我冲着它大吼一声。我从没想过，帕姆和日班护士就在厨房里用内部电话收听我的一言一行。跟你这么说吧：就算内部电话不管用，她们隔着门板也照样听得到。那天，我嗓子不错。
我把玩偶前前后后摇个不停。它的脑袋怦然落下，《我爱露西》剧集里经久不衰的发式、也就是人造头发飞起来。大大的蓝色卡通眼珠子好像在说，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活像古老动画片里的贝蒂娃娃，你至今还能时不时在有线电视里看到呢。
“你叫什么，婊子！叫什么啊，贱货！烂布头骚货！你到底叫什么？快说出你的名字！跟我说你叫什么？再不说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割掉你的鼻子，剥掉你的——”
就在那时，混乱如麻的神智交错碰撞，直到现在——四年后，我在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坦马祖卡勒小镇过着埃德加·弗里曼特的第三幕人生戏时——还会时常这么跳接思路。就在那个瞬间，我好像又坐在了货车里，硬夹写字板和放在副驾座脚垫上的铁皮午餐盒相碰，嘎啦嘎啦直响（我怀疑自己是唯一带午饭盒去上班的美国千万富翁，但你说不定能数出一打来），苹果电脑放在我身旁的座位上。收音机里有个女人带着传福音者般的激情尖声高唱，“……红色的！”只有三个字，但足够了。那首歌唱的是，有个可怜的女人发现漂亮的女儿当了妓女。歌名叫《异想天开》，演唱者：瑞芭·麦克英泰尔。
“瑞芭，”喃喃自语的我将玩偶揽在怀里，“你叫瑞芭。瑞芭—瑞芭—瑞芭。我再也不会忘了。”结果还是忘了——隔一星期就忘了——但不再变得如此暴躁。不。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亲爱的爱人，闭起眼睛，在车祸中毁于一旦的小货车也在幻想中重现。我在幻想中看到铁皮午餐盒和写字板上的铁夹子磕磕碰碰，也听到收音机里再次传出那歌声，以同样福音歌般的激情高唱道，“红色的！”
卡曼医生称其为突破性进展。他兴奋极了。我太太看起来就没那么兴奋了，落在我脸颊上的吻仅仅出于义务。两个月后，她就跟我说想离婚。
2
两个月后，要么是疼痛减弱了，要么就是我的心智在处理剧痛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头还会痛，但没那么频繁了，极度的锐痛也少了；天字第一号钟表行的午夜狂响也不会一天到晚震荡在我两耳之间了。五点钟，我渴望吞下维柯丁止痛药；八点轮到复方羟氢可待因。我总是迫不及待需要止痛片——只有吞下那些神药，我才不用撑在亮红色的加拿大产拐杖上，连蹒跚的力气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右臀粉碎的骨头开始愈合了。
每周一三五，素有“康复女王”之称的卡迪·格林会到位于梦多塔高地的弗里曼特豪宅来帮我。疗程开始前，他们允许我多吃一颗维柯丁，可等疗程结束时，我的凄惨喊声还是响彻大屋上下。我们家地下室里的娱乐间已被改装成康复中心，全套设备一应俱全，还包括无障碍热水按摩浴池。经过两个月的折磨，我可以自己下楼去了，利用晚上的时间加倍锻炼腿部，并开始尝试一些腹部康复运动。卡迪说，睡前运动个把小时会催使大脑释放内啡肽，那样我就能睡得好些。
那天晚上，我正忙着睡前运动——埃德加在搜寻狡猾的内啡肽呢，我那结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太太走下楼来，对我说，她想要离婚。
我停下正在做的事儿——仰卧起坐——盯着她看。当时我坐在一块瑜伽垫上。她站在楼梯最低的台阶上，然后，万分慎重地走过地下室。我本可以问她是不是当真，可一排排的日光灯下明亮得很，我没必要再问了。毕竟，随便哪个女人的丈夫大难不死，熬了痛苦的六个月，她都不会拿这事儿开玩笑的。我也可以问问她究竟为什么，但我很清楚答案。我看得到她胳膊上细长的白色刀疤，是我用医院餐盘里的塑料刀划的，但那只是最不起眼的一条理由。我也想起来，就在不久前，我让她把屁股挪出去，再往上面扑点粉。我考虑了一下，是否该请她三思而后行？可怒火又腾然而起。那几个月里，卡曼医生称之为“不合时宜的愤怒”就是我最丑陋不堪的好伙计。不过，哼，当时我的感受根本不像是不合时宜。
衬衫早就脱了。右肩下三英寸半就是我的右臂。我把胳膊扭向她的方位——用仅剩的肌肉所能做出的最大扭动。“瞧这儿，”我说，“送给你的中指。从这儿滚出去，要是你真那么想就快点滚蛋吧，甩手不干的臭八子。”
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可她还试着要笑。那么努力，那么让人毛骨悚然。“婊子，埃德加，”她说，“你该说婊子。”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着，我接着做仰卧起坐。只用一条胳膊做腹肌收缩，简直难于上青天；要使劲拉动身体，却老是向一边歪倒。“我不会离开你，这才是重点。如果是我，我不会离开你。我会在泥巴、鲜血、屎尿和洒得到处都是的啤酒中撑到底。”
“那不一样。”她说，但没想去抹一把眼泪。“那不一样，你明明知道的。如果我大发脾气，我不可能把你一劈为二。”
“我只有一条胳膊，想把你一劈为二也没那么容易。”说着，我加快速度做仰卧起坐。
“你用刀子刺我。”好像那才是重点似的。根本不是，我们俩都知道。
“你说的是一把塑料小餐刀，那时候我差不多精神错乱，而你一直到死都会念叨这句话，就当你的墓志铭吧：‘埃迪用刀子刺我，永别了残酷的世界。’”
“你还想掐死我。”我几乎听不到她这轻声的呢喃。
我停下腰腹动作，张口结舌地瞪着她。脑袋里的钟表行开始运作了，啷当、啷当，敲啊敲。“你说什么？我想掐死你？我从没掐过你。”
“我知道你不会记得的，可你掐过我的脖子。而且，你不是以前的你了。”
“哦，得了吧。把新世纪学说那套狗屎留给……那个家伙……你……”我知道那个词，也看得到那个词代表的男人，可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那个光头浑蛋，你在他办公室里见他。”
“我的心理医生。”她说出来了，显然，这只会让我更加恼怒：她拥有那个词儿，我不，因为她的脑袋没像果冻一样被撞得粉碎。
“你想离婚，你可以离婚。全都甩在身后，一走了之，干吗不呢？走吧，到别的地方当鳄鱼去吧。滚蛋。”
她上了楼梯，头也没回地关了门。等她走远了，我方才反应过来，我想说的其实是“鳄鱼的眼泪”，到别的地方显摆鳄鱼的眼泪吧。
唉，好吧。差一丁点，就能开始折腾了。这是怀尔曼说的。
到最后，滚蛋的人是我。
3
除了帕姆，我的上辈子没有过别的伴侣。埃德加·弗里曼特有四条成功秘诀（欢迎您做笔记）：借款数量决不大于你的智商值的一百倍；决不向初次见面就和你称兄道弟的人借钱；日头在天时决不喝酒；选择的伴侣绝对、绝对不能是她裸身躺在水床上时你却不想去抱一抱的人。
不过，倒是有个会计师我很信得过，也确实是汤姆·赖利帮我搬了家——所谓搬家，不过是从梦多塔高地带出稀稀拉拉几样东西，再搬进在法伦湖的小房子。汤姆——这个在婚姻游戏中两度败北的衰人——一路上尽担心我了。“现在的情况好比是决赛关头，你不能就这么放弃豪宅呀。除非法官判你滚蛋，你再走也不迟。你怎么能在主场获利的决胜局里弃权呢？”
我才不管什么主场优势呢；我只希望他开车时能留神看路。每当迎面而来的车逼近路中线时，我都忍不住缩紧身子。有时候，我好像在负责副驾驶位下的刹车，一惊一乍地绷紧或重踏脚底板。要说让我亲自重握方向盘，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当然啦，上帝就爱玩儿惊喜。那也是怀尔曼说的。
康复女王卡迪·格林只离过一次婚，但她和汤姆的论调完全一样。我记得她穿着紧身衣裤盘腿而坐，抓着我的腿，带着严厉而愤慨的神色说道：“你刚过鬼门关，还丢了条胳膊，可你瞧瞧啊，她想逃得远远的。就因为你神志不清、几乎不记得自个儿是谁的时候用医院里的塑料餐刀划了她一下？打死我也不能理解！难道她不懂吗，意外损伤后的情绪起伏和短期失忆是普遍现象？”
“她懂的是，她怕我。”我说。
“是吗？那好，亲爱的吉米宝宝，好好听妈妈说：找个好律师，让她为如此懦弱无用的表现付出代价。”几根头发从康复中心盖世太保帽下的马尾辫里滑出来，她把头发从前额捋到耳边。“她应该付出代价。好好看我的嘴巴要说什么：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她说我试图掐死她。”
“就算真有这事，被单臂伤员掐住喉咙还真能增加尿裤子的经历吗？打起精神来，埃迪，让她自食其果。我知道自己是护士，不该说这些，但我管不了那么多。她不该落井下石。”
“我觉得，除了掐她脖子、用餐刀划她之外，还有别的事情。”
“什么事？”
“我不记得了。”
“那她怎么说？”
“她没说别的。”但帕姆和我在一起那么多年，即使爱情走到了必须消极接受对方的困境，我认为自己还是很了解她的，也相信还有隐情——是的，还有别的什么事，而那才是她真正避之唯恐不及的。
4
搬到法伦湖后不久，我的两个女孩过来看我——该说是年轻的女士。她们把野餐用的劳什子都带来了。我们坐在直通湖水的栈桥长廊，松木味扑鼻而来。我们放眼湖面，小口小口嚼着三明治。那时候已过了劳动节长假，大多数泛舟玩物都靠边放好，准备来年再用。野餐篮里还有一瓶红酒，但我只喝了一点。酒精在我的止痛药物名单之首，力道最大：一杯啤酒就能把我灌醉。我的女孩们——年轻女士们——把剩下的酒分喝了，结果变得晕晕乎乎。自打我和起重机短兵相接后，梅琳达是第二次从法国回来，她不太高兴，还问我，是不是所有成年人到了五十多岁都要来这么一段让人不开心的插曲，活像在退化，而她自己到老了是不是也会如此？妹妹伊瑟靠着我开始哭，追问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指我和她母亲——不能像以前那样相亲相爱。梅琳达说，现在不是伊瑟展示宝宝专利行为的好时机，后者向她竖了竖中指。我笑了。我忍不住要笑。然后我们仨都笑起来。
梅琳达发脾气，伊瑟哭哭啼啼，都不让人开心，但她们很诚实，对我来说，那就像伊瑟脸颊上的小胎记、梅琳达眉宇间直直的皱眉纹一样是我所熟悉的。现在她的皱眉纹还很淡，随着时间流逝，一定会变成一道深深的沟纹。
梅琳达问我接下去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想终结自己的生命，差得远呢，但我知道假如真有此意，我一定会制造出意外事件的假象。我不会把这两位年轻女士抛下，让她们尚在生命伊始的灿烂年华就背负父亲自杀身亡留下的悔恨。同样，我也不会把负疚的重担压在那个女人的心头，那个曾和我裸身躺在床上笑着、听着音响里放《塑料洋子乐队》、分享同一杯奶昔的女人。
等她们倾诉了心声——用卡曼医生的话来说：完全而彻底地交换彼此感受——留在我回忆中的便是：我们共度一整个愉快下午，翻看老相册，追忆往昔。我想我们又大笑了好几次，但有关那段生命的记忆都不太可信。怀尔曼说，一旦开始回忆，我们都会耍老千。
伊瑟希望我们一起出去下馆子，可梅琳达必须赶在公共图书馆关门前去见朋友，我说我不想一瘸一拐地到别处去；我想读几页约翰·山德福德的新小说，然后就去睡觉。她们和我吻别后——两人和好，又成好友了——便走了。
两分钟后，伊瑟又回来了。“我对琳说我忘了拿钥匙。”她说。
“我估计你没忘。”我说。
“是没忘。爸爸，你有没有伤害过妈妈？我是说，现在？故意的？”
我摇摇头，但这种表态没法让她满意。我能看出来，因为她就那么站在原地，直勾勾看进我眼睛里去。“不，”我说，“从没有过。我曾——”
“你曾经什么，爸？”
“我是说，一开始我是想划伤我自己的胳膊，但突然之间……显然那是个坏主意。我从未故意伤害她。伊瑟，别再提那事儿了。”
“那她为什么还怕你？”
“我想……因为我残疾了。”
她猛地冲进我怀里，力道大得差点儿把我俩都撞倒在沙发上。“哦，爸爸，我真抱歉。这一切实在太可恶了。”
我抚了抚她的秀发，“我知道，但你要记住——也不会更糟糕了。”那不是事实，但只要我够小心，伊瑟永远不会知道这句话只是个善意的谎言。
车道上传来鸣笛一声。
“去吧，”我亲了亲她沾满泪水的脸颊，“你姐姐等急了。”
她抽了抽鼻子，“她又不是第一次着急。你不会过度止痛吧，嗯？”
“不会的。”
“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我，爸爸，我会搭头班飞机赶过来。”
她会的。所以我不会给她打电话。
“说定了。”我在她另一边脸蛋上又亲一下，“把这个吻捎给你姐姐。”
她点点头，出去了。我在沙发里坐下，闭上眼睛。眼睛背后，那些钟一直在敲啊敲啊敲。
5
下一位访客是卡曼，给我瑞芭的心理医生。我没有邀请过他。我已经有了卡迪，专攻康复术的施虐女狂人，感谢老天爷。
卡曼显然只有四十出头，走起路来却像个老人，一坐下来还会气喘吁吁，透过玳瑁架的超大眼镜片端详世界，视线还要刻意越过巨大的肚腩。他的个子非常高，还是个非常黑的黑人，五官体形都大得缺乏真实感。他那双瞪着人的圆圆大大的眼珠子、船头雕像般宏伟突出的大鼻子、图腾画里的厚嘴唇，统统能让人心生崇拜之意。亚历山大·卡曼活像挤在人类仓库里的缩小版的神，也像是五十岁生日前因心脏病或中风而亡的不二人选。
我要给他拿点饮料，他谢绝了，说不会久留，接着把手提箱放在沙发旁，好像反证刚才的话并不作数。他陷进沙发垫的海绵里，好像深及五（越陷越深——我很担心那玩意儿的弹簧断掉），看着我，并开始喘气。
“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我问。
“哦，卡迪跟我说，你打算把自个儿崩了。”他说这话的口气，俨然像在说卡迪跟我说你要开个草坪派对，kk牌甜甜圈无限量供应。“真有其事，还是谣言？”
我欲言又止。以前也有这么一次，在我十岁的时候。我是在奥克莱尔长大的。有次我在药店的螺旋书架上拿了本漫画书，塞在牛仔裤腰里，再放下t恤盖住它。就在我慢吞吞走出门时，一个精明的店员发现我衣服下有拱起，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掀起我的t恤，我非法所得的宝藏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她问我：“书怎么跑这儿来了？”之后整整四十多年，我再没有被简单的提问噎得张口结舌过，直到现在。
最终——显然超出了回答所需要的斟酌时限——我说，“真荒唐，我不知道她打哪儿听来这种说法。”
“不是吗？”
“不是。你真的不想来罐可乐吗？”
“谢了，我不需要。”
我站起来，从厨房冰箱里取出一罐可乐。我把可乐紧紧夹在断肢和胸膛之间——可以办得到，但会有点疼，我不知道你们在电影里会看到什么，但断裂的肋骨要疼上很长一段时间——再用左手扳开盖子。我是个左撇子。怀尔曼会说，悠着点，朋友。
“我倒惊讶你把她的话挺当一回事儿，”我走回客厅，一边说，“卡迪是个体能康复师，可不是精神病医师。”坐下前，我停了一下，“事实上你也不是，就纯学术层面而言。”
卡曼张开一只巨手罩在书桌抽屉大小的耳朵后，“我是不是听到……难听的噪音？我肯定听到了！”
“你在说什么？”
“是某人被触怒后自我防御时的富有魅力的原始喊叫。”他假装嘲讽地眨眨眼，但那张庞大的脸孔让这机灵的表情无计可施；他只能演好滑稽戏。无论如何，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至于卡迪·格林，你说得对，她能知道什么呢？她整天就和截肢患者、四肢瘫痪患者、像你这样的因意外事故而残废的人，还有——同样像你这样的——脑部损伤后的康复病人打交道。卡迪干这行已经十五年了，她有的是机会看一千个残疾人追忆逝去的往昔，哪怕一秒都唤不回来，所以她才很可能辨认出抑郁自杀的前兆。”
我坐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正对着沙发，愠怒地看着他。麻烦来了。人不可貌相啊，卡迪。
他向前欠了欠身……当然，考虑到他的腰身，顶多也就挪几英寸。“你必须等待。”他说。
我目瞪口呆地对着他。
他点点头，“你吃了一惊。是的。但我不是个基督徒，更别提天主教了，在自杀的问题上我的思想很开明。同样，我也信仰责任，我知道你也是，那就让我告诉你：要是你现在杀了自己……甚至自此过后六个月内……你太太和女儿们都会知道的。不管你干得多么干净漂亮，她们一定会知道你是自杀的。”
“我没想……”
他扬了扬手，“还有你的人寿保险公司——赔偿金可是一大笔数字哟，我肯定，他们也会轻而易举知道你是自杀。他们或许找不到证据，但一定会使劲找，不遗余力。从他们那儿会传出各色各样的谣言，最终伤及你的女儿们，不管你以为她们对此事的心理防线有多坚强，都将不堪一击。”
梅琳达很坚强，但伊瑟就不同了。梅琳达发起火来，就会把伊瑟称为“发育受阻的典型案例”，但我不认为是这样。伊瑟只是太温顺了。
“到最后，他们一定能找到证据。”卡曼耸了耸过分宽厚的雄伟双肩，“要付多少遗产税我算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一生积蓄的一大半将被一笔勾销。”
我压根儿没想过钱的事儿。可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队保险公司调查员的身影，他们到处嗅着我的踪迹。突然间，我笑开了。
卡曼把深褐色的大手摊在制门器似的膝头，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看着我，好像在说“蛛丝马迹我都门儿清”。只不过，微笑到了他那张大脸盘上也毫无微笑可言。他让我笑了个够，然后问我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你是说我太富了，所以不该自杀。”我说。
“我是说，埃德加，现在不行，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还要给你个建议，尽管有悖于我的实践经验，但在你这个案例上，我有强烈的直觉——和让我给你玩偶的直觉是同一类的。我建议你试试地理疗法。”
“什么疗法？”
“地理疗法是一种康复模式，戒酒患者在后期经常使用。换个地方生活，他们希望能有个崭新的开始。重新开局。”
仿佛有什么闪现了一下。虽不想称之为希望，但我确实有所触动。
“不太管用，”卡曼继续说，“就像某个无名氏老酒鬼说的至理名言，‘你把浑蛋送上波士顿的飞机，在西雅图下飞机的还是个浑蛋’。酒鬼的祸就是酒鬼的福，可惜大彻大悟者寥寥无几。”
“那我还有什么希望？”我问。
“你的希望在远处。我的建议是，拣个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动身。考虑到你有万贯家产、婚姻告急，其实你很有优势。”
“去多久？”
“起码一年。”他看着我，眼神高深莫测。他的大脸最擅长适宜蚀刻在法老墓穴里的表情，我觉得霍华德·卡特也会考虑使用。“等一年过去，埃德加，要是你想对自己下手，看在上帝——哦，不，看在你女儿们的分儿上——千万要干得漂亮点。”
深深陷下去的他好像已经和沙发合二为一了，现在开始挣扎着把自己拖出来。我上前一步想帮他，他摆摆手谢绝了。好不容易，他总算站直了，比先前更凶猛地喘大气，拾起了他的手提箱。他从六英尺半的高度俯视我，那双醒目的大眼球连同发黄的角膜被眼镜片放得更大了，眼镜度数可真深啊。
“埃德加，有什么事儿能让你开心吗？”
我就字面意思（似乎也是唯一不含潜台词的意思）想了想，说：“我以前会素描。”事实上，还不止素描，但好歹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其后的岁月里，别的事起起落落：婚姻，创业。现在这两样都不在了，或者说，正在消失。
“什么时候？”
作者“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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