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
我想告诉他，以前我做梦都想进艺术学校，甚至在买得起的时候还收了些应时应景的名画册，但终究没说出口。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对艺术世界的贡献无外乎讲电话时的随手涂鸦，至于那些买来的画册，大约十年来一直放在咖啡桌上，以便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呢？”
我想撒谎——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只知埋头工作的苦力——但还是实话实说了。只要时机恰当，独臂男人就应该说实话。这不是怀尔曼说的，是我自创的。“没再画了。”
“再捡起来，”卡曼给了我忠告，“你需要保护。”
“保护。”我呆呆地跟着念，不明就里。
“是的，埃德加。”他似乎有点惊讶，还略有失望，好像我不能理解如此浅显易懂的概念。“抵御长夜。”
6
过了一个多星期，汤姆·赖利又来看我。那时，树叶开始变色了，我记得店员们在沃尔玛超市里挂起了万圣节的促销海报，我在那里买了自大学以来的第一本素描簿……该死的，搞不好高中以后就没买过了。
那次他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有多尴尬，简直是坐立不安。
我问他要不要啤酒，他说好。等我从厨房回来时，他正在看我画的墨水笔画——三棵棕榈树的剪影，宽广的水面，门廊展露一角，引入左侧景深。“不错啊，”他说，“你画的？”
“才不是。是精灵，它们一到晚上就出来，给我补补鞋子，画画应景的画。”
他大笑不止，把画放回桌上，还故意用瑞典口音说，“看起来不太像明尼苏达州哦，亲爱的。”
“我照一本书画的。”我说。精确地说，原图来自房地产经纪人给的宣传单彩图。那是在所谓的“佛罗里达屋”拍的，鲑鱼角，我刚把那地方租下一年。我从没去过佛罗里达，即便有公众假期也没去，但那张图唤起了我心深处的某种萌动，那是车祸后第一次感受到切实的期待，很微渺，但存在。“汤姆，我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是生意方面……”
“实际上，帕姆要我过来和你谈。”他低垂着头，“我不想，但很难拒绝她。你知道，都是老交情了。”
“那是当然。”回首往昔，弗里曼特公司始创时只有三辆小货车、一台履带拖拉机，除此之外只有一堆春秋大梦，而那时汤姆就在了。“那就和我谈吧。我不会咬你的。”
“她已经请了个律师，一往无前地要打这场离婚官司。”
“她要没这么做，反而出乎我意料了。”我说的是事实。我仍然不记得自己曾试图掐死她，但她说起那事时的眼神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事情一定会走到这一步：一旦帕姆下了决心，八头牛都拽不回她。
“她想知道，你是否打算聘布仔。”
一听这话，我忍不住笑了。威廉·博兹曼三世是个衣冠楚楚、打着蝴蝶领结的六十五岁绅士，指甲修得无懈可击，是我们公司雇佣的明尼阿波利斯律师事务所里的领头犬，要是他知道汤姆和我整整二十年背地里喊他“布仔”，搞不好脑血栓都要发作了。
“我还没想到这一层。汤姆，怎么了？她到底想怎样？”
他喝了一半的啤酒空杯放在书架上，挨着我画到一半的傻图。他的脸颊上泛起暗沉的猪肝红。“她说，她希望一切不要弄得太难看。她说：‘我不想发离婚财，也不想争来夺去。我只想让他对我和女孩们公平些，他一直都很讲求公平，你愿意把这话转告他吗？’所以，我就来了。”他耸耸肩。
我起身走到起居室和门廊之间的落地窗前，望着外面的湖。很快，我就可以飞到仅属于我的“佛罗里达屋”，且不管那到底是什么货色，反正能把墨西哥湾一览无遗。我在想，那和我现在望着法伦湖会有什么不同，又能好到哪儿去。我想多少会有些不同，而我会为此整顿，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有所不同，就可以当作重新开局。等我转过身，却发现汤姆·赖利根本没在看我。起初我以为他肚子疼，但很快就发现，他是在强忍着不要哭出来。
“汤姆，怎么了？”我问。
他想说什么，却只能含含糊糊发出嘶哑的哽咽。他清了清嗓子再说，“老板，看到你这样，我真不习惯。只有一条胳膊。我心里很难受。”
毫无美感，毫无预备，却分外甜蜜，就像一颗子弹直中我心。我想，当时我们差一点就抱头痛哭，像奥普拉脱口秀节目里那些过分神经质的家伙。
想到那档节目，让我重新克制住了自己。“我也很难受，”我说，“但我会好起来的，真的。现在，趁你的啤酒还有汽，赶紧喝光。”
他笑起来，把瓶里剩下的谷带啤酒倒进杯子里。
“我要给你一个建议，你回头转告给她。”我说，“如果她喜欢，我们可以敲定所有细节。diy和平谈判，不需要律师。”
“你当真吗，埃迪？”
“是的。你做个综合核算，以便我们有个基础数额可以谈。我们可以把所有财产平分四份。她拿三份——百分之七十五——其中两份是女儿的。剩下的归我。离婚手续嘛……嘿，明尼苏达是个完美无瑕的美好家园，吃过午餐我们就能出去找家大书店，买本《离婚傻瓜指南》。”
他好像很晕，“有这本书吗？”
“我没调查过，但如果没有，我就把你的衬衫嚼烂了吞下去。”
“我以为俗语都说‘吃短裤’。”
“我说的不是吗？”
“无所谓啦，埃迪，你说的办法等于是把家产分光。”
“问我是不是在乎，还是，该说衬衫？我照样关心公司，公司好好的、完整无损，经营管理的人都知道自个儿在干什么。至于家产，我提议自己动手，完成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干吗让律师再分走一杯羹呢。只要我们都讲道理，就等于帮自己省下一大笔钱。”
他的啤酒喝完了，眼神一直没离开我。“有时候我会想，你还是不是以前我那个老板呢？”他说。
“那个人死在他的货车里了。”我说。
7
帕姆接受了。我想，如果我把话挑明的话，她会重新接受我，而不是我提出的离婚条件；当我们共进午餐、商议细节时，那种神情一闪而过，如同阳光偶然穿透云层隙缝。但我什么都没说。佛罗里达已驻扎我心，那是新婚夫妻和半死不活的老人们的避世天堂。我相信在内心深处，就连帕姆也知道这是最好的结局——她很清楚从撞毁的道奇公羊里拖出来的那个人不再是她以前共同生活的人了，就连护住双耳的钢盔安全帽也像宠物食品一样被压得走样。和帕姆、和女儿们、和建筑公司共生的日子已然告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不过，还有两扇门。一扇门上写着“b自杀/b”，正如卡曼医生所言，眼下那是个坏主意。另一扇，便是通往b杜马岛/b。
然而，溜进那扇门之前，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的上辈子，确切地说，发生在莫妮卡·格尔斯坦的杰克罗素梗犬“甘道夫”身上。
8
如果你们认为我这康复场所是一座湖边木屋，四周一片空旷，只有一条孤零零的土路穿过北边树林通往那里，拜托你们三思后再下结论——我们说的是你最熟悉的城郊。我湖畔的居所位于紫苑巷的尽头，这条铺砌路从东霍伊特大道直达湖岸。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就是格尔斯坦家。
十月中旬，我总算听进了卡迪·格林的建议，开始练习步行。日后我会在海岸大道上走，但刚开始时不是，哪怕只是走几步回到家，残损的臀部都会痛得哭爹叫娘（我不止一次眼泪汪汪），但确实走上了正途。有一次短程散步归来时，刚好碰见费佛钮太太撞上莫妮卡的狗。
费佛钮太太开着笑死人的芥末色悍马遇见我时，回家的路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三。一如往常，她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夹着香烟；也一如往常地开得飞快。我几乎没注意到，也显然没看到甘道夫猛然冲上大路，一门心思朝着莫妮卡冲去，她穿着全套女童子军行头正从街对面走来。我的注意力都在伤骨初愈的臀部。同样一如往常的是，所谓的医学奇迹会免费附送千刀万剐般的错觉，在短程散步的冲刺区让我痛不欲生。
然后就听到车胎尖利嘶叫，还有个小女孩的尖叫混入其中：“甘道夫，不要啊！”
刹那间，我无比清晰地看到非现实的一景：差点儿置我于死地的起重机，往昔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种比费佛钮太太的悍马车身更鲜亮的黄色吞没了，也不可理喻地看到黑体字飘浮其上，越胀越大，放大到巨大：b链带/b。
紧接着又传来甘道夫的尖叫，幻象闪回——我猜想，卡曼医生会称之为恢复的记忆——消失了。直到四年前十月的那个下午，我方才知道，狗也会尖叫。
我跌跌撞撞地跑起来，像螃蟹一般横撇着腿，红色拐杖砰砰有声地撞在人行道上。我肯定，若有人旁观，必会觉得我的模样可笑之极，但没人注意到我。莫妮卡·格尔斯坦正跪在路中央，跪在她的狗身旁，它已倒在悍马高大而方正的车头护栏前。森林绿的制服反衬得她苍白的脸面无血色，制服上还斜挂着一条别着奖章和徽章的肩带。肩带的下方已浸在了甘道夫汩汩而出的一摊血里。
费佛钮太太从悍马车高得可笑的驾驶座上半跳半落地下来。艾娃·格尔斯坦从她家的前门奔跑而来，大叫她女儿的名字。格尔斯坦太太宽松的上衣只扣了几个扣子，脚上什么也没穿。
“别碰它，宝贝，别碰它。”费佛钮太太说。香烟依然夹在指间，她紧张万分地吸了一口。
莫妮卡没理她。她抚摩着甘道夫的身体。她一碰，那条狗又嘶叫起来——那真的是尖声嘶叫——莫妮卡用手背抹了抹眼睛。她摇起头来。我不想责怪她。
费佛钮太太伸手想去拉女孩，又改了主意。她退了两步，靠在悍马高耸的车身上，仰头看天。
格尔斯坦太太跪在她女儿的身旁。“甜心，哦，我的小甜心，别这样。”
甘道夫倒在路上，倒在从它体内流出的血泊里，呜呜叫。现在我又能记起起重机发出的声响了。不是正常的哔噗—哔噗的低鸣（倒车警示装置坏了），而是柴油发动机发出的急剧颤抖的轰鸣，还有轮胎吃进土里的声响。
“带她进屋吧，艾娃，”我说，“带她回家去。”
格尔斯坦太太伸出一臂揽住女儿的肩，想催她起身。“来吧，甜心。进屋去。”
“不带甘道夫我就不回去。”莫妮卡十一岁，但很早熟，可就在眨眼间，她好像又退回到三岁了。“没有我的狗狗我就不！”她的勋章肩带，最下面的三英寸现在完全被血浸透了，黏黏地摊在裙子上，一道长长的血痕溅流到她的小腿上。
“莫妮卡，进屋给兽医打电话吧，”我对她说，“就说甘道夫被车撞了，叫他立刻赶来。你去打电话的时候我会陪着甘道夫的。”
莫妮卡看着我，眼里不仅满溢悲伤，也不止是震惊。那双眼很疯狂。我很了解那种眼神。我常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疯狂的眼神。“你保证？对天发誓？以妈妈的名字？”
“我保证，对天发誓，以妈妈的名字。去吧。”
她跟着妈妈走了，一路走一路扭头回望，踏上门阶进门前又丧亲般哭喊起来。为了在甘道夫身边跪坐下来，我必须手扶悍马的挡泥板慢慢往下蹭，老样子，痛苦万分地往左倾斜，尽量不让右臀有任何多余的弯折动作。可依然疼得喊出了声，我心想，要是没人帮一把，我大概再也站不起来了。费佛钮太太是指望不上了，她走到大路左边，两腿僵直叉开，深深弯下腰去，好像要给皇室行礼，然后就吐在了沟渠里。吐的时候，香烟燃到了尽头，还在她手指间夹着。
我转身去看甘道夫。它被撞伤了后腿和臀部。脊骨碎了。鲜血和屎尿从两条断腿间缓缓流泻而出。它抬眼看我，就在那双眼里，我分明见到某种恐怖的希望之光。它的舌头耷拉在嘴外，舔了舔我左手腕的内侧。舌头干得像地毯，而且很冷。甘道夫要死了，但或许还不会马上咽气。莫妮卡很快就会回来的，等她回来，我不想它在她的左手腕上这样舔一下，这样活着。
我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没人能看到我这样做。莫妮卡和她妈妈都在屋子里。费佛钮太太还没转过身来。就算有人走到窗边，透过街边矮树丛（或他们门前的草坪）朝这儿望，视线也会被悍马挡住，根本看不到我坐在狗身旁，右腿别扭地支棱在一侧。我有机会，但时机转瞬即逝，如果我停下来思考自己要干什么，机会就会流失。
于是，我用双臂托住甘道夫的上半身，没有半秒停顿，我仿佛又回到了萨顿大道工地，弗里曼特公司打算在那里建造四十层楼的银行大厦。我又坐在了自己的敞篷小货车里。收音机里的瑞芭·麦克英泰尔在唱《异想天开》。尽管没听到倒退警示音，我却突然意识到起重机的声音太响了，而当我扭头看出右边车窗时，原本该有的世界不见了。那一边的世界被黄色取代了。黑字飘浮半空：b链带/b。字在放大。我打着方向盘，想让公羊左转，车子却停在原地不动，我便知道一切都太迟了。金属挤压的尖利声响起，完全淹没了收音机里的乐声，并将车厢右侧迅速压向左侧，因为起重机已冲入我的车内，窃走了我的空间，货车开始倾斜。我费力摸索驾驶座旁的车门，但情况不妙。我本该一开始就这么做，可眨眼间一切都太晚了。挡风玻璃像冻牛奶般被撞碎，裂成千万碎屑迸射四方，就在那时，我面前的世界消失了。接着，又回复到工地场景，视像仍在扭曲，挡风玻璃还在飞。飞散？简直像中间弯曲的张张纸牌飞射空中，而我双肘撑在车喇叭上，趴下身子，右臂正在完成它最后的使命。我几乎听不到汽车喇叭声，完全被起重机发动机覆盖了。b链带/b仍在逼近，冲撞副驾座的车门，封杀副驾座下的空间，把仪表板震成塑料碎块。仪表板下的储物屉遭遇天蹋地崩，里面的零碎杂物四处飞散。收音机没声儿了，午餐盒咣当当地撞着写字板，只见b链带/b寸寸逼来。b链带/b就在我的上方，我甚至可以伸出舌头去舔，舔那该死的连字符。我开始尖叫，因为重压开始了。先是右臂在挤压我的身体，接着蔓延周身，接着骨裂筋断。鲜血像一桶翻倒的热水烘浸在大腿上，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碎裂。或许是肋骨。听来像是鸡骨头被踩在靴底。
我把甘道夫揽在身前，想着：搬个朋友来，坐在朋友上，坐在该死的伴儿上！你个臭八子！
现在我正坐在朋友上，坐在该死的伴儿上，那感觉如归家般熟稔，但家也不再像家了，因为欧陆一切大自鸣钟在我裂缝丛生的脑壳里轰响，可我记不起来卡曼给我的娃娃叫什么，我能记起的全都是r打头的男孩名：兰道尔，罗素，鲁道夫，他妈的凤凰河。她带着水果和该死的综合奶酪进来时，我对她说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让她给我五分钟就好。我办得到，我对自己说，因为这是卡曼给我的小妙方，唯一的出口，哔噗低鸣的倒车警示音，那是在说，帕姆，小心啊，埃德加要倒车啦。可她没走，而是拿起托盘上的餐巾纸，企图抹掉我额头上的恼怒，我就在这时掐住了她的喉咙，因为在那个瞬间，我认为自己记不起娃娃的名字该归罪于她，每一件事都是她的错，包括b链带/b。我是用好的左手掐的。在那几秒钟里，我想要杀了她，谁知道呢，或许我试着去杀她。现在我都知道了，我宁可牢记地球上所有车祸的细节，也不愿去记她在我钳子般的手下挣扎时的眼神。接着我又想到，那是红色的！便松手放开了她。
我把甘道夫揽在胸前，就像以前我抱着婴儿时的女儿，我想，我办得到。我办得到。这事儿我办得到。我感到甘道夫的血像热水渗进了我的长裤，我想，继续啊，可悲的浑蛋，从道奇里滚出来。
我抱着甘道夫在想，活生生被压得半死该是怎样的感觉？车厢扭曲着吞噬你身边的每一丝空气，将每一丝气息挤出你的身体，鲜血喷鼻而出，意识飘忽时还能听到断裂的声响，那是骨头在你的体内断破分裂：你的肋骨、你的手臂、你的臀骨、你的腿骨、你的面颊骨和那该死的颅骨。
我抱着莫妮卡的狗在想，在那种凄惨的胜利感中想：那是红色的！
那个时刻我陷在被那种红色冲破的黑暗里；然后睁开双眼。我紧抓着甘道夫，用左臂将它摁在胸前，它正举目瞪视我的脸——
不，视线穿透过去。穿透了天空。
“弗里曼特先生？”那是约翰·黑斯汀，住在格尔斯坦家隔壁第二栋房子里的老家伙。英国斜纹软呢帽，毛衣背心，看上去他都准备好去苏格兰荒野里徒步旅行了。只不过，那惊惶的神态是在说，今日大凶，不宜郊游。“埃德加？你可以放手了。那狗已经死了。”
“是的，”我说着，松开紧攥甘道夫的手。“你能帮我站起来吗？”
“我不能肯定我的力气是否够大，”约翰说，“要我出手，倒像会把咱俩都拖倒在地。”
“那就进屋，看看格尔斯坦母女好不好。”我说。
“这是她的狗，”他说，“我刚才还指望……”他摇了摇头。
“是她的。”我说，“我不想她出来看到这一幕。”
“当然，可——”
“我来帮他。”费佛钮太太说道。她看起来好点了，烟头也扔掉了。她托住我的右腋，又迟疑了一下，“这样会弄疼你吗？”
会，但总比让我这样瘫坐在地上强，我这么对她说。约翰走上格尔斯坦家的门前小道时，我一把抓牢悍马的保险杠。两人合力之下，我又站了起来。
“我想你没什么东西能盖住那条狗吧？”
“事实上，还真有条破毯子在后备箱里。”
“好。好极了。”
她往车后头走去——这段路可不短呢，你得考虑悍马车身有多长，然后走回来。“感谢上帝，它死在小姑娘回来之前。”
“是啊。”我说，“感谢上帝。”
9
走回路尽头的我家小屋没多远，但一样得慢慢拖着走。等我到家时，甘道夫的血已经凝在我的衬衣上，连手也疼起来，我得给左手起个绰号了，就叫“拐杖拳”。门柱和纱门间夹了一张卡片。我把它抽出来。微笑的女童子军举手敬礼，下方印着这条消息：
近邻好友前来拜访
带着美味可口的女童子军曲奇饼干！
虽然今日未能有幸见到您，
莫妮卡还将改日再访！
回头见！
莫妮卡把名字的i画成了一张笑脸。我揉起卡片，蹒跚地走向淋浴室的路上，随手扔进了废纸篓。我把衬衫、牛仔裤、血点斑斑的内衣全都扔进了垃圾桶。再也不想看到这些东西。
10
购置两年的凌志车停在车道上，但自车祸那天后，我再也不曾坐在方向盘后面。有个住在附近的学生仔每周三次来帮我跑腿打杂。只要我开口，卡迪·格林也愿意帮我到最近的小超市捎点东西，要不就在折磨人的小课开始前开车带我去巨弹超市（做完康复课程我就累趴下了）。要是你跟我说，那年秋天我还会自己驾车，我准会大笑一通。不是因为身体疼痛，而是一想到开车我就会一身冷汗。
可淋浴后不久，我就在这么干了：欠身坐进驾驶座，插入钥匙，点火，倒出车道时还越过右肩朝后看。平时只服两片复方羟氢可待因，可那天我吞了四片粉红色小药丸，赌一把吧，看看它们能不能让我撑住，把车顺利开到东霍伊特路和东岸大道交叉口的“停车买”小铺，最好别发疯，也别撞死谁。
我没在店里逗留很久。那根本算不上正常意义上的杂货采买，而是冲锋逃命——直奔肉类冰柜，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一长段路，直达“十件以下快速购买通道”，没有优惠券，没有东西需要申报。尽管如此，等回到紫苑巷时，我已全身麻痹。要有个警察拦下，我根本过不了清醒度测试。
没人拦我。我开过了格尔斯坦家，车道上停了四辆车，路边还至少泊了六七辆，每扇窗里都灯火通明。莫妮卡的妈妈拨打了心灵鸡汤紧急热线求助四方，看起来，有不少亲朋好友都快速应答了。他们真棒，对莫妮卡真好。
不到一分钟后，我驶回自家车道。尽管药物作用还在，我的右腿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移动时仍会抽搐，而且，我头痛——只不过是老掉牙的紧张性头痛。我的紧要问题是饥饿，那才是驱使我鲁莽出行的动机。饥饿，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似乎还太温和了。我贪婪地想要狼吞虎咽，冰箱里剩下的肉末番茄烤宽面条无法满足我。冰箱里有肉，但不够。
我拄着拐杖东倒西歪地进了屋，在复方羟氢可待因的药力下眼冒金星。我从炉灶下的抽屉里取出平底锅，搁在灶口上，再把旋钮拧到最高挡，几乎听不到煤气点火时该有的“砰”一声。我忙不迭地撕掉一包绞细牛腰肉的塑料包装纸，再把肉扔进平底锅里，等不及打开炉灶旁的抽屉拿铲子，就直接用手掌把肉捣开、铺平。
回到屋里，甩掉衣服，爬进浴池，我完全可以假装把胃里的搅动误认为是恶心——这挺说得通的。然而，等我把肥皂冲洗干净时，搅动已升级为持续、低沉的隆隆低吼，活像空转的大马力机车。药物起到了一点抑制作用，但现在又恢复了，甚至比先前更糟。我记不得这辈子有过如此饥饿难耐的时候。
我把大得近乎荒诞的肉饼翻个身，试着数到三十。我估摸着，在高温中数到三十至少能和人们说的“煎肉饼”的本意擦个边。要是我能想到打开排气扇，吹散肉香，说不定能坚持住。结果，我连二十都没数到。数到十七时，我抓来纸餐具，将汉堡肉饼翻身入盘，就靠着厨房流理台，将半生的牛肉饼送进了肚里，风卷残云。吃到一半时，我看到血水从红肉间渗流出来，突然想到甘道夫举目望我的情景，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那时鲜血屎尿从它残破的下肢间流出来，后腿的毛皮全都浸透了。我的胃没怎么颤，只是急不可耐地想要更多食物。我很饿。
饿。
11
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在多年来和帕姆同床共枕的卧室里。她在我身边睡着了，所以她听不到有个嘶哑的声音从漆黑大屋下面的什么地方传来：“新婚，将死，新婚，将死。”听来犹似机械装置，但卡在了某处。我摇了摇妻子，可她只是翻了个身。用背对着我。梦最能吐露真相，不是吗？
我爬起来，下楼去，抓着扶栏以弥补右腿使不上的劲儿。抓着那熟悉的光滑扶手时，也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当我走完最后一级阶梯时，我突然反应过来，不管是不是公平，这是个右撇子的世界——吉他都是给右手造的，学校书桌、美国车上的控制盘都是。我和家人住的房子也不例外，扶手也不例外：在右边，因为我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是右撇子，因为有所谓“大多数”的原则，尽管我的建筑公司是根据我的设计建造了这栋房子。
然而，我的手一直紧紧握着扶栏。
当然啦，我心想，因为这是一个梦。就像今天下午那样，你知道的吧？
甘道夫不是梦，我在心里反驳，房子里那个陌生人的声音比先前更近了些，仍在反复地说，“新婚，将死”，一遍又一遍。不管那是谁，这个人肯定在起居室。我不想进去。
不，甘道夫不是梦。我心想。也许，产生这种想法是我幻觉中的右手。是梦杀了它。
狗是自然死亡，对吗？那个声音是想告诉我这一点吗？因为我不认为甘道夫是自然而然死去的。我以为它需要帮助。
我走进昔日的起居室。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在动；我走起来就像你在梦中走，仿佛是世界在绕着你走，潮涌回退，如有某种夸张的视觉特效。就在那儿，坐在帕姆的波士顿老摇椅里的，是制怒娃娃，瑞芭，现在她已长成真人大小。她的双脚穿着玛莉珍妮怀旧淑女鞋，垂在地板上一丁点，前前后后地荡着，往上便是恐怖的粉红色的腿，没有骨头。她用那双空洞的眼睛瞪着我。草莓色的人造卷发前前后后地弹荡跃扬。她的嘴上沾了血，在我的梦里，我知道那不是人类的血或狗的血，而是我根本没熟的牛肉饼里渗出的东西——肉饼吃完后，我把纸盘子上的这东西都舔干净了。
坏青蛙在追我们！瑞芭喊起来，它有尖牙！
12
尖牙！——我挺起身时这个词儿还萦绕在我脑海里，十月的月光凉冰冰地洒在我膝头。我很想大声尖叫，可发出的声音只是一段沉默的喘息。心跳如雷轰。我伸手摸到床头灯，感谢老天爷，还好没把它打翻在地，以前就有过一次，我看到灯座已有一半被推出了台面。收音机闹钟显示，凌晨三时十九分。
我摆腿下地，拿到了电话机。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给我电话，卡曼曾这样说过，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如果卧室电话本里有他的号码，我说不定就真打过去了。可是现实再一次验明真身——这儿是法伦湖小屋，不是梦多塔高地的大屋，楼下也没有嘶哑的话音——急迫的情绪过去了。
坐在波士顿摇椅里的制怒娃娃瑞芭，长到了真人大小。好吧，干吗不可以呢？我确实愤怒了，尽管对费佛钮太太的火气比对甘道夫的更盛几分，但我根本不知道长牙齿的青蛙和波士顿摇椅里的豌豆价钱有什么关系。似乎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莫妮卡的狗。是我杀死了甘道夫，还是它血流而尽、自然而亡？
或许问题是在于，为什么那之后我变得如此饥饿？或许这才是关键。
如此饥饿地想吃肉。
“我双手抱起它。”我喃喃自语。
你的一只手，你是说，因为你现在只有一条胳膊啦。只有左手完好。
可我的记忆却在说：双手抱着它，复数。要引开我的怒气，
（那是b红色/b的）
引向那个夹着烟、打手机的蠢女人，也不知怎么的，该引回我自己，犹如陷入疯癫癫的封闭回环线路……双手抱起它……显然是幻觉，但是的，我的记忆就是那样的。
双手抱着它。
用左肘垫着它的脖子，这样我就能用右手掐死它。
掐死它，把它拖出悲惨境地。
我没穿衬衣睡觉，也就很容易看清自己的断肢。我只能偏转脑袋去看。只能略微摆动一下，不能再动了。我试了好多次，然后仰头看着天花板。心跳慢下来了。
“狗死于撞伤，”我说，“以及惊吓。验尸就能证明。”
只不过，在一个粗心而分神的女人驾驶悍马把狗撞得血肉模糊而死之后，不会有人给这条狗验尸。
我看着天花板，希望此生已经告终。这不快乐的生活却是自信满满地开始的。我觉得那天晚上没法再睡了，但最终还是睡着了。到最后，我们总是因忧虑而殚精竭虑。
那是怀尔曼说的。
作者“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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