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没一个是和我在同一块场子里打球的嘛。”我说，但我知道这不是哈罗德要讲的重点。哈罗德要讲的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只有十五个席位。
“那琼·奥埃尔呢？她终于要出她穴居豪放女史诗的下一本了。”
我坐直了身子：“琼·奥埃尔？真的？”
“唔……还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很可能。最后还有这一位，你绝对不能小看，玛丽·希金斯·克拉克也有新书要出。我知道她在哪一块场子里打球，你也知道。”
若是早个六七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气得七窍生烟，觉得自己有不少东西要赶快保住。玛丽·希金斯·克拉克是真的和我在同一块场子里打球，抢的是同一批观众。到目前为止，我们两个排出版时间表，一直会注意刻意错开，免得相撞……这对我的好处绝对比她大，我跟你说。放我们两个单挑的话，准是她给我好看。已死的吉姆·克罗斯就很聪明，知道别去拉超人的披风，别去迎着风吐口水，别去扯独行侠的面罩，别去招惹玛丽·希金斯·克拉克。反正只要是迈克·努南，就千万别干蠢事儿。
“怎么会这样？”我问。
我不觉得那时我反问的口气特别让人感觉大事不妙，但哈罗德回答的口气却很紧张，结结巴巴的，活像给人送噩耗的信差生怕被炒鱿鱼或拉出去砍头。
“我不知道。可能是今年刚好多生了一个点子吧，我猜。这也不是没有的事，我听说过。”
既然我自己就会生“双胞胎”，也就知道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只好问哈罗德他打算怎么办。要他快快放下话筒，好像就这一招最快，最简单。他的回答也没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他和德布拉两人都希望——遑论普特南其他的人——他们在一九九八年夏末的时候，能出版一本我的书，这样就会领先克拉克女士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一两个月。届时，普特南的业务代表就可以在十一月圣诞节前好好再推我这本小说一把。
“他们一贯这么说啊。”我回他一句。我跟大部分的小说家一样，从不相信出版社的承诺（而且，这在已经出头的作家和出不了头的作家没什么两样；可见这想法，以及业界司空见惯的“自由浮动型偏执狂”，不是没有道理）。
“我想这件事你该相信他们，迈克。《达西的求爱者》是你旧合约里的最后一本，别忘了。”哈罗德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很想要和普特南的德布拉·温斯托克、菲莉丝·格兰两人谈判新约。“重要的是，他们对你还是很满意的。如果他们能在感恩节之前，看到印了你大名的新书，我想他们准会更满意。”
“他们要我在十一月就交出下一本书的稿子来？就是下个月？”我尽量装出质疑的口气，我自以为可信的质疑口气，装作我没有一本叫《海伦的承诺》的稿子在我租的保险箱里躺了近十一年。这是我收藏的第一颗果子，在那时候也已经是仅剩的一颗了。
“不用，不用，你在一月十五号交稿就可以了——最晚。”说时尽量要给我宽限的感觉。那时我突然心里纳闷，他和德布拉是在哪里吃的午餐？一定是高档的餐厅，不对的话我把头给你。说不定是“四季”，约翰娜以前老爱叫那地方“弗朗基·瓦利和四季”。“总之，他们不赶工不行，而且是很赶、很赶！但他们愿意赶。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赶。”
“我想可以吧，但他们要花钱，”我说，“跟他们说这跟干洗店当日取件一样。”
“哦哟，他们惨了啊！”哈罗德听起来像是将手枪打到“老实泉”就要喷发，每个人都忙不迭拿他们的傻瓜相机要拍的关键时刻。
“你想多少——”
“我想预付版税往上拉一截可能比较好。”他说，“他们当然会不高兴，还会说他们这样子安排是为了你好，甚至说全是为了你好。但是，从你得加班来讲的话……比如你得开夜车赶工……”
“创作时的心理煎熬……早产的痛苦……”
“对……对……我想往上拉个百分之十应该合理。”他说得头头是道，摆出十足讲公道的架势。我自己呢，则是在心里纳闷会有多少妇女愿意收下二三十万大洋，然后提早一个月引产。有些问题还是搁着不提比较好。
至于在我身上呢，有什么差别？反正那死鬼稿子已经有了，对不对？
“嗯，就看你谈不谈得成了。”我说。
“对，但我想我们这次不要光谈一本书。我想——”
“哈罗德，我现在只想吃午饭。”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有一点紧张，迈克。你那边——”
“一切都好。你只跟他们谈一本书就好，再替我得赶工的事争取一些甜头。就这样好吗？”
“好。”他顿了一下，他有数的最意味深长的一下，才应了一声。“但这应该不会表示你在这之后不想再签三四本书的约吧？别忘了，有花堪折直须折。这才是赢家的座右铭。”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也是赢家的座右铭。”我说。那一晚，我就梦到我回“莎拉笑”去了。
那一晚在梦里——应该说是那年秋冬我做的每一场梦里——我沿着一条小路朝我们的木屋走去。小路有两英里长，蜿蜒穿过树林，两头都接到第68号公路。小路的两头都有路标（“42巷”，各位若想知道的话），万一有火情要报案时可以用得上，但没有正式的路名。乔和我也从没给它取过名字，连自己闹着玩也没有。小路很窄，真要说起来，只是两条车子的辙道，中间隆起的部分长满了猫尾草和毛线稷。车子开上这条小路的时候，听得到野草刮在底盘下的声音，像低低的絮语。
不过，我在梦里不开车。从没开过。我在这些梦里，始终是徒步走路。
树丛密密地贴在小路两侧。愈来愈沉的暮色在头顶上面，像树林撕开的一条细缝。没多久，就看得到初升的星斗若隐若现。太阳早已下山，蟋蟀唧唧低吟，潜鸟在湖面悲鸣。有小动物在林子里活动，窸窣作响——可能是花栗鼠吧，偶尔也有松鼠。
这时我走到了一条泥土路边，这条路从我右手边的山坡那儿伸过来。那是我们的车道，路边竖了一个小小的路标：莎拉笑。我就站在这条泥土路的起点，但没有走上前去。泥土路再往下面去，就是我们的木屋。全是用原木盖成的，扩建了厢房，还有一道小码头从屋子后面伸出去。总共有十四个房间——这么多房间真是要命！这样的木屋看起来应该很丑，很蹩脚，事实上并非如此。“莎拉笑”有一股尊贵孀妇的气派，像高龄的贵夫人虽然髋骨有关节炎，膝盖也不灵光，却依然昂首挺胸朝她的百岁年华坚毅迈进。
木屋中间一带是最老的部分，时间可以上溯到一九〇〇年前后，其他部分则是三十、四十、六十年代分别加盖起来的。以前当过狩猎客栈用，七十年代初期还住了一小群灵魂出壳的嬉皮，但时间不长。这些都是租用的性质。这栋木屋从四十年代末到一九八四年，一直都在欣格曼家的名下，也就是戴伦和玛丽·欣格曼夫妇。一九七一年戴伦死后，房子就属玛丽一人独有。我们买下来后，唯一看得见的添加物，是中间主屋尖顶上的碟形卫星天线。这是约翰娜要的，只是她一直没有机会好好享用。
屋子再过去，是映着落日余光熠熠生辉的湖面。我看见我们的泥土车道上面，盖满了棕色的松针和散落的树枝。车道两旁的灌木四处蔓生，枝丫伸过土路，探向对面，像分隔两地的恋人急着跨过窄窄的险阻奔向对方。若真开了车来，这些枝丫一定刮得车身吱吱乱叫，刺耳得紧。我也看到下面的主屋，一根根原木都长出了青苔。三朵大大的向日葵像探照灯一般，从车道那边小小的门口台阶上面，穿过木板探出头来。这地方给人的感觉，其实不像废弃，而是荒凉。
一阵微风轻拂过来。这时，皮肤上蓦然一股寒意，才让我发觉自己正在流汗。我闻到松树的气味——新鲜里带着一点腥——也闻到湖水幽忽却又冲鼻的气味。旧怨湖是缅因州最干净、最深的几个湖之一。它其实原本还要更大一些，三十年代晚期才变小，玛丽·欣格曼跟我们说过。那是因为西缅因电力公司和拉姆福德的几家木材厂、纸厂合作，争取到了在盖萨河上面建水坝的政府许可证。玛丽还拿出几张漂亮的照片给我们看。照片里，穿白色长裙的仕女和穿马甲背心的男士，坐在独木舟上游湖。她说这些快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拍的，还特别指出照片里的一个年轻女子要我们看。那女子的倩影永远凝固在爵士时代的边缘，手里举着的一根桨还在滴水。“这是我母亲，”玛丽说，“被她拿桨威胁的那个人，就是我父亲。”
潜鸟幽鸣，声音似是无限彷徨。我在愈来愈暗的天际看到了金星。天上星，亮晶晶，许我愿，祝我福……我在这些梦里面，想的全是约翰娜可以重回身边。
许了愿后，我就想朝车道走过去。怎么不可以？那是我的房子，不是吗？我不到我的房子去要到哪里去？天色愈来愈暗，林子里窸窸窣窣、鬼鬼祟祟的声音也好像愈来愈近，愈来愈让人觉得那声音带有目的。所以，我还能去哪儿呢？独自一人到那么黑的地方去很是吓人（若“莎拉笑”不喜欢被人扔下那么久不管呢？若“莎拉笑”在生气呢？），但不去又不行。若没电，我可以点上放在厨房柜子里的几盏风灯。
只是，我走不动。我的腿不听使唤。好像我的身体知道那边的房子里有东西在，但我的大脑不知道。这时，又刮来了一阵微风。寒意带起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使我纳闷怎么会弄得自己满身大汗。刚才跑过吗？若是如此，我要跑去哪里？还是要从哪里跑开？
我的头发也一片汗湿，压在额头沉沉的一团，不太舒服。我抬起手把头发拨开，就看见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伤口，刚划伤不久，划过手背，就在指节下面。在梦里，有时这伤口是在右手，有时会换到左手。这时我就会想，若这是在做梦的话，有这样的细节真好。我没有一次想的不是这一句：若这是在做梦的话，有这样的细节真好。这是绝对的真理。这样的细节是小说家才会想得出来的细节……但在梦里，说不定人人都是小说家。谁知道呢？
现在，“莎拉笑”只剩下面的一团大大的黑影。我知道，现在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到那里去。我这种人的脑子可是训练有素，最会胡思乱想。我绝对想得出来千百万种“妖魔鬼怪”在那屋子里等我，比如坏脾气的浣熊躲在厨房里的角落里啦，几只蝙蝠窝在卧室里啦——一受惊就满室乱飞，绕着我缩成一团的脸吱声尖叫，灰扑扑的翅膀扇打着我的脸颊。连威廉·邓布洛笔下很出名的“宇宙外生物”说不定就有一只正躲在门廊底下，睁着晶亮、化脓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朝屋子走过去。
“唉，总不能待在这里过夜吧。”我说了一声，但两条腿就是不肯动。看来我不想待在这儿过夜也不行，就在我们车道和小路接头的地方；我是不待在这儿过夜不行了，这由不得我。
身后林子里的窸窣声，在我听来已经不像小动物，倒像愈来愈近的脚步声（那些小动物在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已经躲回窝里或挖洞准备过夜的吗？）。我想转过身去看，但我居然连转身也没办法……
……我多半就在这时候醒来。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翻身，证明我的身体又可以听我使唤，确定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有时——其实应该说是通常——我心里响起的常是这一句话：曼德雷，昨晚我又梦回曼德雷。不知怎的，这句话就是会让人毛骨悚然（我想，同样的梦一做再做，知道你的潜意识像中邪似的一直在挖掘某样东西，而且那东西赶都赶不走，没有人不会毛骨悚然的）。但我也不会骗你，我心中其实还有一点挺喜欢梦里那一片夏季无风的静谧，那片静谧把我整个人都包了起来；我还挺喜欢梦醒之后的忧伤和隐然觉得事有蹊跷的感觉。那梦有一种诡异的世外之感，是我在醒来的世界里找不到的，因为，那时从我的想象力中往外走的道路几乎都已全遭阻断。
我记得梦里我真的害怕的时候，就那么一次（这我必须先跟各位说明一下，我自己从来不会把这类的记忆全数当真，因为这么久以来，这些记忆好像根本没存在过）。那是有一晚，我又从梦里醒来，在漆黑的卧室里开口说话，还说得很清楚：“有东西躲在我后面，别让它抓我！有东西躲在林子里，求你别让它抓到我！”我怕的倒不是我说的这些话，而是我说这些话的口气。那声音惊惧至极，根本不像我自己的声音。
一九九七年的圣诞节前两天，我又开车到忠联银行跑了一趟。银行经理照样又陪着我走到被日光灯照得惨白的地下墓穴，去开我的保险箱。我们下楼梯时，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表示，他太太是我的铁杆书迷（这话他起码讲了十几次），我的书她一本也不会错过，还嫌读得不过瘾。而我也总是回答（起码也有十几次），现在轮到他陷入我的魔掌了。他听了照常咯咯笑上几声。那时，我都当我们两个反复排演的这番话是“银行团契”。
昆兰先生把他的钥匙插进锁孔a，转动一下，然后就像老鸨把客人送进私娼寮之后般功成身退。我把我的钥匙插进锁孔b，转动一下，打开了我的保险箱。箱子现在看起来很大，仅剩的一盒稿子躲在一角，看上去几乎有一点畏缩，像是被人遗弃的小狗知道兄弟姐妹都已经被人带走，扔进毒气室去了。盒盖上潦草地写着大大的书名：《承诺》。我差一点想不起来这讨厌的稿子写的是什么故事了。
我把这八十年代留下来的时间旅人抓出来，一把关上保险箱。现在，里面空无一物，仅剩尘埃。把那给我，那一次乔在我梦里怒斥——那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回想起那天的梦——把那给我，那是我的集尘网。
“昆兰先生，我处理好了。”我扬声喊道，声音听在我自己的耳里，有一点哑，有一点颤抖，但昆兰好像什么也没察觉……或者，他只是藏着没显露出来。毕竟，到这金融版的“林茵墓园”来的人，会有情绪起伏的绝不止我一个。
“我真的要开始读你的书了。”他说时不经意地朝我捧在手上的盒子瞥了一眼（我想，那时我应该带公文包去，稿子就可以放进公文包里，但我去过那么多趟，居然从没想到可以带公文包）。“真的，我会把这列为我今年的新年新希望。”
“那好，”我说，“你真的可以读读看，昆兰先生。”
“马克，”他说，“请叫我马克。”这他以前也说过。
我写了两封短笺放在稿子的盒子里，才把盒子交给联邦快递。两封信都是用我的电脑打的。单开“记事本”来用的话，我的身体倒还不会挡我；只有在开word6.0的时候，才会有麻烦。我从没用过“记事本”写过小说，因为我心里知道，一旦开了“记事本”来写小说，搞不好连“记事本”也会跟着没办法用了……在电脑上玩拼词或填字游戏就更别提了。我试过两次用手写来创作，效果不怎么样。所以，这问题不在于我听人说过的“屏幕怯场症”。我自己就是明证。
一封短笺写给哈罗德，另一封给德布拉·温斯托克，两封说的意思都差不多：奉上我写的新书，《海伦的承诺》，希望你们也喜欢。若读起来有一点粗糙，那是因为我要不时加班赶工才有办法这么快就交出来。祝圣诞快乐！光明节快乐！爱尔兰万岁！不给糖就捣蛋！祝你收到干他妈的小马作礼物。
我在人龙里站了近一个小时，跟着迟迟才赶着寄件的人潮慢慢往前磨蹭，人人满眼哀怨（圣诞节是这样一个“没有压力”又“无忧无虑”的节日——我喜欢圣诞节，以这为原因之一）。装着《海伦的承诺》的盒子夹在我的左臂下面，右手捧着尼尔森·德米尔写的《变身学院》。等我终于把我最后一部没出版的小说交到一脸倦容的收件员手中时，已经读了近五十页的《变身学院》。我跟她说“圣诞节快乐”，她耸了一下肩，没吭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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