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版方不知道，我的编辑德布拉·温斯托克不知道，我的经纪人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不知道。弗兰克·阿伦也不知道。只是，有好几次，我很想跟他说。就当我是你老哥，好吗？我这是在帮乔，不是你。那一天他回去前跟我说过这句话。他在缅因州南部的桑福德市开印刷厂，日子多半都很孤独。我从没想过要跟他说这样的事，也从没说出口过——至少不是他心里想的那一种原始的“救命啊！”——但我大概每隔一两个礼拜就会跟他通一次电话。男人间的私房话，各位也知道——怎样啊？还不错，就是冷得发紫。是啊，这里也是。弄得到“熊人”队的票，就到波士顿来玩吧。可能明年，现在忙得紧哪。是啊，我知道你那情况，再见啦，迈克。好，弗兰克，你那小弟弟要顾好。都是男人家的私房话。
我敢说他有一两次问过我是不是在写新书，我想我回答的是——
哎，还用说吗——我撒谎，好吧？但这小谎一遍遍印得如此之深，弄得现在连我自己都会跟自己这么说了。反正他就是会问，我每次都答，对啊，是在写新书，还挺顺的，不赖。其实，我不只一次想跟他说，我现在写不到两段，大脑和身体就开始打结——心跳先是快一倍，之后再快一倍，然后开始气喘如牛、心脏乱跳，眼睛像是要蹦出来挂在脸上，感觉像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困在往下沉的潜水艇里面一样。情况就这样，谢谢关心。只是我从没讲过。我从不跟人求救的；我没办法跟人求救。我想这我先前就说过了。
以我自认不公正的立场来看，凡是功成名就的小说家——就算只是小有成就——真的算是找到了搞创作最好的一条明路。诚然，现在的人买cd比买书多，看电影比看书多，看电视就多更多了；但若论创作力的曲线，却是小说家走的比较长。这可能是因为会读书的人，都比非文学类艺术的迷哥迷姐们要聪明一点吧，记忆力自然也就略长一点。像演《警网双雄》的大卫·索尔，谁知道他现在人在何方？那个罕见的白人饶舌歌手“香草冰淇淋”不也一样？但是一九九四年时，赫尔曼·沃克、詹姆斯·米切纳、诺曼·梅勒等人，却都还在读者的视野中，谈着恐龙时代老掉牙的往事。
阿瑟·黑利那时正在写一本新书（谣传啦，但不管怎样，后来是真有新作问世）。托马斯·哈里森时隔七年才又写下后续的莱克特小说，但其仍成为畅销书。塞林格虽然近四十年无声无息，但在英语文学的课堂上和咖啡屋的非正式文学社团里，依然是热门的话题。读书人的忠诚度，是其他创作类型的艺迷比不上的。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作家就算江郎才尽，还是可以靠着惯性运动过活，凭着封面胪列的旧作发威，就可以把新作硬推上畅销榜单。
至于出版社所要的回报，尤其是小说一出版准卖得出去五十万本精装本加一百万本平装本的作家，也简单得很：一年出一本。这个啊，纽约那边的“买办”都认定是最好的做法。每隔十二个月出一本三百八十页线装或胶装小说，有头，有中，有尾，有金西·米尔霍恩或凯·斯卡尔佩塔这样的角色贯串最好，但没有也无妨。读者喜欢看连续出现的角色，因为那就像回到亲人的怀抱一样。
若是一年出不到一本书，出版社在你身上的投资就不划算了，你的业务经理帮你延期支付信用卡账单的能力也会受限，你的经纪人也可能没办法准时付钱给他的“逊客”了。还不止，时间拖得久，肯定让你折损掉一些书迷。这是没办法的事。只是，你的书若出得太密，也会有读者说：“呸！这家伙我要戒一阵子才行，读起来像鸡肋。”
我跟各位说这些，是要让各位了解：我怎么可能有四年的时间把我的电脑当作世上最贵的拼字板来玩也没人起过疑心。写作障碍？什么写作障碍？谁会得那个臭毛病？谁会朝这方面去想？迈克·努南每年秋天都有一本悬疑小说问世，准得跟钟一样，正好让各位可以在炎夏过后来一场阅读飨宴。哦，还有，别忘了圣诞佳节即将来临，各位的亲朋好友可能也都爱读努南的书，到博得书店就可以用七折买到，很便宜哦！
这秘诀很简单，我也不是美国通俗小说作家里面唯一知道它的人——若传闻说得没错的话，丹妮尔·斯蒂尔（只提一个就好）用这“努南秘方”就有好几十年了。所以各位知道了吧，虽然我从一九八四年的《二就是双》开始就一年出一本书，但这十年里，我有四年是一年写两本，一本交付出版，另一本就找个老鼠洞藏起来。
我不记得我跟乔说过这件事。由于她也从没问过，所以我猜想她应该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备不时之需嘛。但当时我想的不时之需，可跟写作障碍完全无关。那时我写得可带劲着哪！
到了一九九五年二月，在我写砸了至少两个好点子后（我那灵光一闪的“有了！”从没停过，只是，全给我自动跑成乱转的一团混沌），明摆在眼前的事实让我再也没办法否认了：我碰上了凡是作家都怕的事——老年痴呆或严重中风不算。只是，我还有四个硬纸箱里放着稿子，就藏在忠联银行的大保险箱里。四个纸箱上面，写的分别是《承诺》《威胁》《达西》《巅峰》。约莫就在情人节那时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给我，有一点紧张但不严重——一般来说，我会在一月份把最新力作交到他手里，现在已经过了二月中，这下子他们得要赶工才能把该年度的迈克·努南新作适时推出，赶上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购物潮。一切还顺利吧？
我这次终于有了机会可以老实招认：离顺利还差十万八千里！只是，人在公园大道225号的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先生不是你能跟他说这种话的人。他是很好的经纪人，出版界有人爱也有人恨（有些还爱恨交加），但他对晴天霹雳般打下来的坏消息，还有其实很混沌、滑溜的作品生产线一直适应不良。我若老实招来，他准会吓得魂飞魄散，一骨碌跳上到德里的飞机，要来替我进行创作力口对口人工呼吸，不把我从创作失能的恍惚状态拽出来誓不罢休。不行！哈罗德最好给我好好待在那边！乖乖待在他三十八层楼高的办公室里头，好好欣赏他的狗屁东区美景吧。
所以我跟他说，真巧，哈罗德，你挑中了我写完新书的第一天打电话来，真有你的，你看看。我叫联邦快递给你送过去，明天你就收到了。哈罗德郑重跟我表示，这没什么巧不巧的，他对他旗下的作家都有心灵感应，接着恭喜一声，就挂掉电话。两小时后，我收到他送来的一束花——肉麻、圆滑得不得了，和他戴的“吉米好莱坞”式领带有得比。
我先把花放进餐厅，这餐厅在乔死后我就很少去，然后出门到忠联银行。我用我的钥匙，银行经理用他的钥匙，很快就让我捧着《从巅峰直坠而下》到联邦快递去了。我会挑这本才刚写成的书，是因为它正好放在保险箱最靠外面的地方，没别的原因。这本书预定十一月出版，正好赶上圣诞节的大采购。我把书献给过世的爱妻，约翰娜。书在出版后，爬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第十一名。皆大欢喜。连我也欢喜。因为，此后会开始渐入佳境，对不对？从没听过有谁得的是不治的写作障碍，对不对（呃——哈珀·李例外）？我该做的只是放松一下，和歌舞团女郎对大主教说的一样。谢天谢地，我一直是勤奋的松鼠，懂得多藏一些果子。
隔年，我再带着《威胁之举》开车往联邦快递去的时候，依然乐观不减。这本是一九九一年秋天写成的，也是乔很偏爱的几本之一。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带着《达西的求爱者》，冒着雨雪交加的坏天气开车去寄稿子时，乐观已经略有一点消减。只是，每当有人问起我写得怎么样了（“最近在写什么大作吗？”——大部分的人好像觉得这问题不这样子措辞就根本别问），我都回答还好，不错，对啊，写了不少本啦。这几句从我嘴里吐出来跟吃喝拉撒一样自然。
哈罗德读完《达西》后，认为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不仅会上畅销榜，也会登上纯文学的大雅之堂。所以，我趁这机会试探了一下，跟他说我想封笔一年。他一听，马上丢出我最恨的问题：你还好吧？好啊，我跟他说，好得不得了，只是想放松一阵子。
接着就是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招牌的“无声胜有声”，意思是：你这个超级大浑蛋，但是，他又那么喜欢你这个人，所以，只好暂时闭嘴，想一下要怎样用最委婉的说法来跟你说。这是妙招没错，但六年前就已经被我识破了。其实，应该说是被乔识破。“他只是在装好心，”她说，“他这个人其实就像以前‘黑色电影’里的警探，自己闭嘴，就等你先出错，然后，你自己就全部从实招来了。”
而这一次换我闭嘴——不过就是把话筒从右耳换到左耳，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略朝后靠一下罢了。在这同时，我的目光落在我放在电脑上的一张相框里的照片——“莎拉笑”，我们在旧怨湖边的木屋。我像是有不知多久没去那里了，一时间心里着实纳闷怎么会变成这情况。
接着，哈罗德的声音又传到了我耳中——刻意安抚的小心口气，像精神正常的人以为有个疯子一时突发奇想，因此要想办法劝他别做傻事。“这样可能不太好，迈克——在你事业的这个阶段，不太好。”
“这是什么阶段！”我说，“我最风光的时候是在一九九一年，在那之后，我的书的销量既没往上走也没往下掉。我这是在停滞期，哈罗德。”
“对，”他说，“作家一般走到了这种持平的稳定期，销量也只有两条路线可以走——一条是维持，一条是走下坡。”
所以，我算是走下坡了，我想说出来……但我没有。我不想让哈罗德知道我这次的麻烦有多大，或我的处境有多危险；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已经有心悸的症状——对，这可是实事陈述句——我每次打开电脑的文字处理软件，一看到空空的屏幕和一闪一闪的光标，就会心悸。
“哦，”我说，“好，信息收悉。”
“你真的没事？”
“我那本书读起来像有问题吗，哈罗德？”
“啊呀，没有，那个故事棒极了。你最好的一本，我跟你说啊，真是好看，绝对很有他妈的文学价值。索尔·贝娄如果也写浪漫悬疑小说，文笔也大概就是这样。只是……你接下来的一本不会有问题吧？我知道你一直很想乔。唉，我们谁不——”
“没问题，”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接下来又是好长一阵子没声音，我硬憋着不先说话。最后，哈罗德开了口：“格里沙姆可以封笔一年，克兰西可以封笔一年，托马斯·哈里森呢，封笔好一阵子正是他神秘的所在。只是你目前的地位，绝对没有顶尖的那一批人好，迈克。在下面的作家每一个都要和五个人竞争。你也知道他们是谁——唉，他们一年里有三个月都在当你的邻居啊。有人往上走，像帕特里夏·康韦尔的前两本书就在往上爬；有的人则是往下掉；有的人持平，像你。若汤姆·克兰西要封笔五年，之后再让杰克·莱恩重出江湖，绝对还是声势不减，没人会有异议。但若换你封笔五年，可能就根本没办法东山再起了。所以，我建议——”
“有花堪折直须折。”
“你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就互道再见。我坐在书桌前的座椅上朝后再多靠一点——差一点就要朝后翻过去——看着我们在缅因州西部的度假别墅。“莎拉笑”，听起像白发苍苍的“霍尔奥兹”唱的老民歌。说真的，我没乔那么喜欢那地方，但差距也只有一点点。所以，我为什么要躲着不去呢？比尔·迪安会替我们照顾那地方。每年春天都替我们把防风板拿下来，到了秋天再放回去；每年秋天都替我们把水管排干，到了春天再检查看是不是还可以用。他帮我们检查发电机，注意维修的签条是不是到期了；一过阵亡将士纪念日，就去帮我们把浮台拉到我们那一块小海滩外五十码的地方固定好。
一九九六年初夏，比尔帮我们清过烟囱，虽然木屋的壁炉有两年没升过火。我按季付钱给他，那边替人看房子习惯这样收钱。比尔·迪安是世居新英格兰不知多少代的人，只把我给的支票兑现入账，从不过问我为什么再也不到那木屋去。乔死后，我只去过那里两三次，从不过夜。幸好比尔这人不会多问，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甚至不太想得起“莎拉笑”那地方，直到和哈罗德聊过这一次。
想到哈罗德，我把视线从照片移开，回到电话上去。想想看，若我跟他说，是啊，就算我走下坡那又怎样？世界末日吗？拜托，我又没老婆孩子要养——我老婆死在药店的停车场；你若想知道的话（搞不好你还不想知道），我们两个想得要命也等了那么多年的孩子，跟着她一起走了。我这人又不渴望出名——要是只上得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下半截的作家也算有名的话——晚上睡觉也不会做把书卖进读书俱乐部的春秋大梦。所以，干吗呢？我干吗烦这些事？
但这最后一句话，我倒是有答案。因为，跟他讲这样的话，感觉像是弃械投降。已经没了妻子，又没有工作，我就成了废物一个，独居在一栋已经付清钱的大房子里，成天啥也不做，只在午饭时玩一玩报纸上的填字游戏。
于是我硬着头皮继续过我滥竽充数的作家生涯。我把“莎拉笑”丢到脑后（或者说，我脑子里不想去那里的一部分硬把那地方给深埋了起来），在德里又过了一个汗流浃背、凄凄惶惶的夏季。我在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上面装了字谜程序，开始搞我自己的字谜版本。我加入我们那边的“基督教青年会”任临时董事。替沃特维尔的夏季艺术节大赛当评审。替地方的游民收容所拍一系列的公益电视广告；这一处收容所摇摇欲坠，快要倒闭了。甚至还在收容所的理事会打过工（有一次在收容所理事会的公开会议上，一个女人说我是堕落者的益友。我回答她，“谢啦，正中下怀。”引来一阵如雷掌声，可惜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懂那掌声所为何来）。我试过几次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五次过后就放弃了，因为那位咨询师自己的问题似乎比我还严重。我赞助了一个亚洲小女孩，还加入社团玩保龄球。
有时，我还是会写写看，但每次一试，我的身体就会马上锁死。有一次，我想挤出一两句来（管它怎样的句子都好，只要是我大脑刚出炉的新鲜句子就行），却落得捧着字纸篓大吐特吐，吐到整个人像要没命一样……到最后只能从书桌和电脑旁边逃开，四肢着地，拖着身体在厚厚的地毯上爬，等爬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才觉得好过一点。我扭头还看得到电脑屏幕，但就是没办法朝它靠过去。后来我是闭着眼睛摸到电脑前面去关机的。
那年夏末的那一阵子，我想起丹尼森·卡维尔的次数愈来愈多。他就是居中帮我和哈罗德牵线的那位教过我创意写作的老师，给《二即是双》的评语明褒实贬。卡维尔说过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这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兼诗人托马斯·哈代说的。或许哈代的确说过，但我从没找到过出处。《巴氏常见引用语辞典》里面没有，哈代的传记里面也没有——我在出《从巅峰直坠而下》和《威胁之举》的空当，读过哈代的传记。我觉得这可能是卡维尔自己编出来的，伪托在哈代名下，以提高分量。但这一招，老实说我自己也常用，不好意思。
不管怎样，在我的生理出现惊慌反应，大脑冻结成冰，也就是在我和可怕的锁死感觉奋斗的时候，我想起那句话的次数愈来愈多。那句话似乎说中了我心底的绝望，道破了我愈来愈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提笔写作的彷徨（真惨，“带把的安德鲁斯”竟然被写作障碍打败）。而且，那句话也像在跟我说：不管我下怎样的功夫去改善我的状况，就算有效，也属徒劳。
依悲观的老丹尼森·卡维尔的说法，怀抱创作理想的小说家一定要从一开始就看清楚这件事：小说创作的目标，永远非他所能企及；小说创作这件事，纯属徒劳无功。“在大地上真正行走过、投下过身影的人，就算再愚笨不过，”据称哈代说过，“小说里刻画得精彩绝伦的角色一经比对，也不过像是一袋白骨。”这句话我懂。因为，在那一阵无止无休、支离破碎的日子里，我的感觉就像：一袋白骨。
昨晚我又梦回曼德雷。
我从没读过还有哪一本英语小说开场的第一句话，比这一句还要更凄美，更荡气回肠。而一九九七年秋到一九九八年冬这期间，我会不时回想起这句话，不是没有理由。我梦到的当然不是曼德雷，而是“莎拉笑”。乔有时叫那座木屋“迷藏屋”。这样子叫它我觉得还不错，因为那地方深居缅因州西部的树林里，连小镇也不算，不过是一块还没划归行政区的小地方，在缅因州的地图上只标作tr-90。
我做的那一连串梦的最后一场，是噩梦。但直到那一天，那些梦都还有超现实的简洁感。每一次做梦时，我就会醒来想要打开卧室的灯。我首先要确定，现实里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才敢再次入睡。各位也知道风雨将来之前的感觉：万物屏息不动，颜色变得特别鲜明，像发高烧时看东西的感觉一样。我冬天梦到的“莎拉笑”就是这样，而且每一次都留下并非不适的感觉。昨晚我又梦回曼德雷，有时我心里会这样想；有时我会躺在床上，开着灯，听着屋外的风声，眼睛在卧室幽暗的角落里逡巡，心想那吕蓓卡·德温特并不是淹死在海湾，而是淹死在旧怨湖里。她沉入湖里，嘴里不住咕嘟冒泡，身躯逐渐瘫软，怪异的黑色眼眸涨满了水，湖面的潜鸟在日暮的幽光中幽幽长鸣，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有时，我会从床上起来，喝一杯水。有时，我在确定自己的确实所在之后，就关掉灯，翻个身再回去睡。
白天我倒是绝少想起“莎拉笑”。要过相当久的一段时间，我才会想到这还真的要有事情很不对劲，才会让一个人在醒着跟睡着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差别。
而我想，我当时会做那样的梦，跟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一九九七年十月打来的一通电话有关。哈罗德打电话来，明里是要恭喜我《达西的求爱者》即将出版；这本小说不只是好看得要命，还包含了不少发人深省的东西。但我私下猜想，他要讲的至少还有一样别的——哈罗德这个人一向如此——而我猜得没错。他前天和德布拉·温斯托克吃过饭，就是负责我作品的那位编辑。两人谈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出书计划。
“看起来有一点挤，”他说，这“挤”指的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季书单，尤其是“小说类”。“多出来几本意外的产品。迪安·昆兹——”
“我还以为他都在一月出书。”我说。
“是这样没错。但德布拉听说他这一本可能要延迟，他要多加一点东西进去。还有哈罗德·罗宾斯，他的《掠食者》——”
“大事哟。”
“罗宾斯的书迷都还在啊，迈克，都还在。你自己不也说过不止一次，小说家的创作曲线是很长的。”
“嗯哼。”我把话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坐在椅子里面再往后靠一点。这时，我就一眼瞥见了书桌上的“莎拉笑”照片。那一晚，我会再到“莎拉笑”一趟，在梦里去，而且还会待得更久、更靠近一点。讲电话时我自己并不知道。那时我知道的只是：我满心巴望这狗屁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别啰嗦了快讲重点。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耐烦，迈克老弟，”哈罗德说，“我是在你正忙的时候打来的吗？你正在写稿子吗？”
“今天的份才刚写完，”我说，“只是在想午餐。”
“那我速战速决，”他跟我保证，“你就忍着我一点吧，这很重要。明年秋天会多出五个我们想都没想到的作家也要出书：肯·福莱特，据说他那一本会是他继《针眼》后最好的一本……贝尔瓦·普莱恩……约翰·杰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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