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十年，我从没有过“写作障碍”的毛病，约翰娜死后也没有马上出现。其实，这是因为这情况对我太过陌生，所以，在我注意到有事情不太对劲时，病症早就来了不知多久。我想，这是因为我在心里面认定，唯有承蒙《纽约时报书评》惠予讨论、解构、偶尔嗤之以鼻的“文学”作家，才会犯这毛病。
我的写作生涯和我的婚姻生活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我的第一部小说《二就是双》的初稿，是在乔和我正式订婚不久之后完稿的（那天，我忽然拿出一个猫眼石戒指套在她的左手中指上。那是我在戴氏珠宝店花了一百一十块钱买的，在当时算是有一点超过我的经济能力，但约翰娜看起来还是高兴得要命）。而我的最后一部小说《从巅峰直坠而下》，则是在她宣告死亡后一个月完工。这本书写一个疯子杀手专爱找高楼动手杀人，于一九九五年秋天出版。在那之后，我还出了几本小说——听起来有一点矛盾，但我可以解释——只是，我想，在这以后，有好一阵子不会有迈克·努南的小说出现在任何榜单上了。我现在知道“写作障碍”是怎么回事了，好吧？我不想知道也不行。
那一天，我磨磨蹭蹭地把《二就是双》的初稿拿给乔看，她只花了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她窝在她最喜欢的一张椅子上，身上只穿了一条小内裤，再套一件t恤，t恤前胸印了一头缅因州黑熊，一杯又一杯地把冰红茶往肚子里灌。我则是躲到车库（那时我们的经济状况还不稳，所以在班戈和另一对夫妻合租一栋房子……唔，不对，乔那时和我还没正式结婚，只是，据我所知，她也从没把那个猫眼石戒指从她的手指头上拿下来），在里面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走一通，觉得自己好像《纽约客》漫画里的角色——等在产房外的那些怪家伙。我记得我还弄坏了一套三岁小孩也拼得起来的鸟舍组装玩具，差点切掉自己的左手食指。每隔二十分钟，我就回屋里偷瞄一下乔。就算她发现了，当时也没让我看出来。我就把这当作是乐观的征兆好了。
当她从屋里出来时，我正坐在后门的台阶上，抬头看天上的星星，抽烟。她坐到我身边，伸出一只手搭在我的颈背上。
“怎样？”我说。
“很棒啊，”她说，“你现在要不要进屋里来嘿咻一下？”我还没回答，她穿的那条小内裤就掉在我的大腿上，带着轻轻一声尼龙的轻叹。
***
之后，躺在床上吃橘子的时候（这坏毛病后来我改了），我问她：“好得可以出书吗？”
“这个啊，”她说，“出版这迷人的行业，敝人啥也不懂。只是，我从小到大专看好看的书——《好奇猴乔治》是最早的一本，你若想知道——”
“我不想。”
她再朝我靠过来，剥了一瓣橘子送进我嘴里，温热的胸脯抵着我的手臂，好不挑逗。“——而我读这一本时，觉得好看得不得了！所以，照我看啊，你在《德里新闻报》当记者的命绝对过不了菜鸟这一关。我看我是注定要当作家夫人啦。”
她这一番话听得我精神大振——其实，听得我连手臂都起鸡皮疙瘩了。对，出版这迷人的行业她是啥也不懂，但她若有信心，我若有信心……信心真的就是最正确的道路。通过以前教过我创意写作的老师介绍（他也读了我的小说，给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赞美，明褒实贬，我想是他觉得我这小说走商业路线等于离经叛道吧），我有了经纪人，而这位经纪人帮我把《二就是双》卖给了兰登书屋。他们是头一家审阅这部小说的出版社。
乔对我的记者生涯所作的预言也很准。我又花了四个月采访花展、短程加速赛、豆子宴，周薪不过百元上下，才等到兰登书屋的第一张支票——扣掉经纪人的佣金后两万七。所以，我在他们的新闻编辑室还没待到第一次小小的调薪就闪人了。但他们不管怎样还是替我办了一场欢送会。现在我想起来了，地点是在杰克酒吧。他们在后面包厢的桌子上方挂了一条横幅：“祝迈克万事顺利——写作不辍！”后来我们回到家时，约翰娜说，若嫉妒是强酸的话，我应该只剩身上的腰带扣和嘴里的三颗牙了。
后来，上床后，熄了灯——两人吃光最后一瓣橘子，抽完最后一根烟——我说：“该不会有人拿它跟《天使，望故乡》相提并论，对吧？”我指的是我的小说。她很清楚，就像她同样清楚我对创意写作老师对《二就是双》的反应颇感沮丧。
“你别拿怀才不遇那一套屁话来烦我，行不行？”她半坐起来，靠在一只手肘上。“如果真想说，就现在说个痛快，那我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翻‘离婚自己来’的实战手册。”
她这话把我逗乐了，但也有一点受伤。“你也看到了兰登发的第一份新闻稿，”我知道她看过了，“他们只差没说我是‘带把的弗吉尼娅·安德鲁斯’，天哪！”
“哦，”她说，轻轻抓住我讲到的那东西，“你是真的有‘把’嘛。至于他们说你是……迈克，我三年级的时候，那个帕蒂·班宁就说我是‘鼻屎老奸’。你说我是吗？”
“印象决定一切。”
“胡说八道！”她还是握着我的“把”，但现在用力一捏，有一点痛，却又无比畅快。这色迷迷的“裤裆鼠”在那时候可是荤腥不忌，只要量多就好。“快乐决定一切。你写作的时候快乐吗，迈克？”
“快乐。”反正她也只知道在乎这些。
“你写作时会觉得有愧于心吗？”
“我写作的时候，天塌下来也不管，除了这一件。”说完，我一翻身爬到了她身上。
“哎哟！”她的声音好不娇羞，每次都撩拨得我心痒难耐。“有一根‘把’夹在我们中间哦！”
就在我们翻云覆雨的时候，我领悟到一两件事，都是好的：她说她喜欢我写的书，是说真的（唉！光是从她窝在安乐椅上读稿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一绺鬈发垂在眉间，两条光溜溜的腿蜷缩在身子底下）；因此，我对我写的东西没什么好丢脸的……至少在她眼里没什么好丢脸的。还有一样，也是好的：她的印象加上我自己的印象，合起来才是婚姻该有的“双眼并用”，才正是我该在乎的“印象”。
谢天谢地她是毛姆迷。
我就这样当了十年的“带把的安德鲁斯”……该说是十四年吧，若把约翰娜死后的那几年也加进去的话。头五年在兰登书屋，后来我的经纪人从普特南出版社要到了高价，我就跳槽了。
各位一定在很多畅销书榜上看过我的名字……这也多亏各位礼拜天看的报纸登的畅销书排行榜是列到前十五名，而不是前十名。我从来没克兰西、勒德拉姆、格里沙姆的分量，但我还是出了不少精装本（这一点，安德鲁斯就始终没有过，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跟我说——他是我的经纪人——这位夫人最多只是平装本明星），有一本书还蹿到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第五名——那是我写的第二本书《红衫男子》。只是说来讽刺，挡在我前面让我上不去的那几本书，有一本是赛德·波蒙特写的《钢铁机器》。波蒙特家那时候在城堡岩有一栋避暑别墅，就在我们旧怨湖的房子往南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赛德现已过世，自杀死的。我不知道他的死跟写作障碍有没有关系。
我就这样站在百万畅销作家的神奇圈子外围进不去，但我从没放心上。我三十一岁的时候，名下已经有了两栋房子：德里的这一栋漂亮的爱德华式老屋；在缅因州西部另有一栋湖边的木屋，还够大，算是可以住人的民宿。湖边木屋有个名字：“莎拉笑”，当地人这样叫这木屋都有一百年了。别的夫妻在我们那年纪，未经一番奋战还没办法替自己的第一个家争取到贷款，要到了一点还觉得自己命好，我们却已经有了两栋房子，名下还没一丁点债务。我们两个都没病没灾，不闹外遇，“玩乐骨头”也一根没散。没错，我不是托马斯·沃尔夫（我连汤姆·沃尔夫或托拜厄斯·沃尔夫都算不上），但我爱做的事还相当赚钱，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行当，简直像拥有偷窃执照似的。
所以，我有一点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段班小说作家：评论不睬，走的是类型路线（我的类型就是漂亮的年轻女子孤身遇上迷人的陌生男子），但报酬优渥，享有如内华达公娼那一等级的不入流认可。人性比较低下的本能需要找出口宣泄，因此，总有人该做这档子事吧。而我做起这档子事来，还相当带劲儿呢（有时乔当起共犯也很带劲儿，尤其是在书里的情节走到特别麻烦的十字路口时）。就在老布什当上总统的那一阵子前后，会计师跟我们说，我们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我们的钱是还没多到可以（像格里沙姆一样）买喷气式飞机来玩，也买不起美式职业足球队（克兰西），但以缅因州德里镇的标准，享受是够了。我们上床千百回，看电影千百次，读书千百本（乔通常都把她每天读的书摆在她睡的那一边床底下）。不过，我们最大的福气可能还是：我们始终都不知道幸福的时光有多短暂。
我有好几次都觉得打破仪式便是写作障碍的成因。我在白天可以把这想法成迷的胡言乱语给打发掉，但到了晚上，就没那么好打发了。晚上，你的思绪就很讨厌，会像脱缰野马一样到处乱跑。如果你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构想小说的情节，那我敢说，你的缰绳还会更松，野马也更不肯乖乖就缚。不知是萧伯纳还是王尔德说过，作家这一种人就是要脑子有办法胡思乱想才行。
而我这突如其来、意料之外（至少在我的意料之外）的“不语之症”，若有部分成因要归咎于打破仪式，真的会太牵强吗？各位若是在“编故事”的土地上找饭吃，那“真实”和“逼真”二者的分界线会变得比较模糊。所以才会有画家没戴某一款帽子就没办法作画，才会有棒球选手打得顺手的时候绝不肯换袜子。
我的仪式是在写第二本书时出现的，我记得那是唯一让我神经紧张的书——我想是因为我吸收了太多“二年级魔咒”吧：有一本书畅销可能只是一时侥幸。我记得大学上“美国文学”时，有一个讲师说过，现代的美国作家也只有哈珀·李找到过不做蠢事也能避开第二本书忧郁症的办法。
作者“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说
《守夜》《闪灵》《一个杀手的自白》《亚特兰蒂斯之心》《撒冷镇》《杜马岛》《它》《丽赛的故事》《布莱泽》《重生》《局外人》《日落之后》《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