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红衫男子》写到近结尾时，忽然停笔，没一口气把它写完。那时，德里镇班顿街的那一栋爱德华式老房子还要再两年才会是我们的，但我们已经买下了“莎拉笑”，就是旧怨湖边的那栋木屋（那时木屋的装潢跟后来绝对没得比，乔的工作室也还没盖，不过，还是不错）。所以，当时我们是住在那里的。
我从打字机前（我还在用那台ibm老式打字机）起身，走进厨房。那是九月中的时节，度假的人大部分都已经走了，湖上潜鸟的叫声美得无法言喻。太阳已经下山，湖面变成一汪平静、清凉的火盘。这是我记忆里最鲜明的几段之一，鲜明到我有时还会觉得自己可以一脚走回去，把记忆重新活过一次。届时，有什么事我会有不同的做法呢？我有时还是会想这个问题。
那天傍晚，我已经先把一瓶“泰廷爵”香槟和两个香槟杯冰在冰箱里了。所以，我取出香槟和杯子，放在一个锡托盘上面。这托盘我们一般拿来放水罐，把冰红茶或“果乐”从厨房送到小码头去。我捧着托盘，朝起居室走去。
约翰娜那时正窝在她那张又老又破的安乐椅上读书（那晚她读的不是毛姆，而是威廉·邓布洛，她最喜欢的当代作家之一）。“唔，”她抬起眼来，记下暂停的地方。“香槟！什么大事？”各位也明白，她说得好像什么事也不知道。
“完啦，”我说，“我的书写完了。”
“哦，”她笑了，在我弯下腰把托盘捧到她面前时，拿起一杯香槟，“那就好了嘛，对不对？”
我现在知道这仪式的根本——就是真的有用、有法力的那一部分，像满嘴咕哝、不知所云的咒语里终究有一个字是真有魔法的——就在这句话上面。在这当口，我们大概都会喝一杯香槟，之后，她也大概都会跟着我进书房把另一件事做完，但也不是每次都这样。
有一次，她死前五年吧，她在爱尔兰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旅行。那时我又写完了一本书。那一回，我就自己喝香槟庆祝，自己把最后一句写完（那时我已经改用苹果电脑；这电脑能做的事有千百样，只是敝人我独沽一味），而且睡得相当好呢！不过，我还是打电话到她和她朋友布琳待的小旅馆，跟她说我要完工了，听她说我打电话给她要听的话——那几个字蹿进爱尔兰那边的一条电话线，送到微波发送器，再像祈祷一般上传到太空的某颗卫星，由卫星下传到我的耳朵里：“嗯，那就好了嘛，对不对？”
开始有这习惯，我说过了，是我写第二本书的时候。那一次，我们两个喝完一杯香槟和后来的续杯之后，我就带着她进书房。我那台青绿色的打字机上面还塞着一张纸。湖面传来最后一声潜鸟的长鸣，唤来了夜色。那一声长鸣，我直到现在还觉得像某个生锈的东西在风中缓缓摇曳。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你完工了。”她说。
“是完工了，就剩最后一句，”我说，“这一本书虽然不怎么样，却是要献给你的。所以，最后一句我要你来写。”
她没笑，没反对，也没感动莫名，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看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点一点头；我是说真的。于是她坐进我的椅子。她先前游过泳，头发整个朝后梳，箍在一条白色的塑料发圈里，还是湿的，比平常的红色还要再暗上两分。我轻抚她的头发，摸起来像潮湿的丝绸。
“分段缩行？”她问得很严肃，很像速记学校毕业的女生准备记下大老板的口述。
“不用，”我说，“接着前面就好。”然后，我把我在倒香槟前就已经放在脑子里的那句话讲了出来。“他把链子从她头上套下去，两人一起走下楼梯，朝停车子的地方走去。”
她打完这一句后，看了一下，再抬眼看我，等我说出下一句。“就这样，”我说，“我看你可以把‘完’打上去了。”
乔敲了两下“回车”键，把定位的托架移到中央，在文章的最后面打下“完”这一个字。ibm“信使”（我最喜欢的字体）乖乖踏着舞步，吐出一个个字母。
“他从她头上套下去的链子是什么链子？”她问我。
“你把书读完就知道了。”
她坐在我书桌的椅子上面，我站在她旁边。这时，她要把脸凑近到她想要凑近的地方，位置正好。她一开口，嘴唇就靠上了我最敏感的部位。我们两个之间，就只隔着一件纯棉短裤，仅此而已。
“有的是办法要你告诉我。”她说。“这还用说吗？”我说。
那天写完《从巅峰直坠而下》的时候，我还是试了一下习惯的仪式，却感觉很空洞，只是虚有其名，魔法的质已经不见。这原本就是意料中的事。我这样做，不是因为迷信，而是因为敬和爱。像是纪念，各位也可以这么说吧；要不然，就说这才是我为约翰娜办的真正的告别式，在她入土一个月后，终于办的告别式。
那一天是九月的倒数第三天，天气还是很热——那是我记忆里最热的夏末。在为那本书写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一直是我好想她……却也没因此放慢速度。还不只这样：那时的德里其实相当热，热到我常只穿一条平脚短裤在写作，但我却从没想到过要到我们湖边的木屋去避暑。就好像“莎拉笑”那屋子已经被我从记忆里抹得一干二净。可能是因为我写完《从巅峰直坠而下》的时候，我终于慢慢接受了现实。这一次，她不是到爱尔兰去了。
我湖边木屋的书房很小，但景观不错；德里的书房则是长方形的，四壁都是书，没有窗。那天傍晚，我头上的吊扇——总共有三台——都开着，不停扑打又闷又潮的空气。我身穿短裤、t恤，脚踏塑料夹趾凉鞋，捧着锡制的可乐托盘，上面摆了一瓶香槟和两个冰镇过的玻璃杯，走进了书房。这间像火车车厢似的房间，最里面那边的屋檐很斜，我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得压低身子，免得一头撞上去（过去那些年，我也一直都要耐着性子听乔念叨，说我怎么会挑这房间里最糟的一块地方工作）。苹果电脑的屏幕上闪着我刚才输入的字。
那时，我虽然觉得可能在自讨苦吃，又要再熬一场悼亡的伤痛——搞不好还会是最猛烈的一场——但我还是闷着头，继续下去……只是，我们的情绪每每都有出人意料的演出，对不对？那一晚，我没掉泪，也没哭出声来。我想，这些在我身上都已经耗到油尽灯枯了吧。剩下的，是很深很深、心痛如绞的失落感——她以前最爱窝在里面读书的那张椅子，现在空了；她以前放眼镜但老是太靠桌沿的那张小桌子，现在空了。
我倒了一杯香槟，等泡泡消失，然后举起杯子。“完啦，乔。”我坐在扑扑拍打的吊扇下面，跟她说，“那就好了嘛，对不对？”
没有回应。由后来出的事来看，我想我应该在这里重复一次——没有回应。虽然后来我知道了，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在那个看起来空荡荡的房间里，其实不是孤单一人。
我喝完香槟，把玻璃杯放回可乐托盘，再倒一杯。我拿着那杯酒，走到苹果电脑旁边，坐到原本该由约翰娜坐的地方——要不是那人人爱戴又普爱世人的上帝，如今这还是她的位置。我没掉泪，没哭泣，只是眼睛泛着泪光。屏幕上的字是：
今天不算很糟嘛，她想。她走过草地朝她的车走去，看见挡风玻璃上面夹着一张四四方方的白纸，不禁笑了起来。卡姆·德兰西这家伙就是不死心，也容不得别人拒绝，又邀她参加他礼拜四晚上的品酒会。她拿起那张纸，才要撕掉，却又转念，把纸条塞进她牛仔裤后面的口袋。
“不分段缩行，”我说，“接着前面就好。”然后，我打下我去拿香槟时就已经放在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
世界何其广大，卡姆·德兰西的品酒会未尝不是她开始探索的好开始。
我停下来，看着屏幕上一闪一闪的小光标，泪珠还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还是要再说一次，那时，我并不觉得有冷冷的东西在我的脚踝边盘旋，也不觉得有鬼魅的手指在我的颈背上摩挲。我先敲两下“回车”键，再点了一下“居中”图标，把“完”这个字打在文章最后一行的下面，拿起原该由乔喝的那杯香槟，对着屏幕举杯致意。
“这一杯酒敬你，宝贝儿，”我说，“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我想你想得好苦！”说到这里，我的声音抖了抖，但没呜咽。我把“泰廷爵”喝完，把最后一句存起来，再把稿子全部用软盘存好，另外再做一份备份。在这以后，除了日常的笔记、购物清单和支票以外，我四年中没再写过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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