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八月的大热天,我妻子跟我说要到德里镇的莱德爱药店去补充她鼻窦炎的处方药——我想现在这东西应该已经不需要处方了。那时,我已经写完当天该写的份,便说我去替她买好了。但她说谢了,反正她顺便要到“莱德爱”隔壁的超市去买鱼,可以一兼二顾。她从掌心送我一个飞吻之后,就出门了。之后,我再见到她时,就是在电视荧光屏上了。在我们德里这里,要认尸不必到地下室,穿过墙面贴着绿瓷砖、头上有白色长日光灯管的走廊,不必去看赤裸的尸身由轮床从冰冷的柜子里推出来;只需要走进一间挂着“非请莫入”牌子的房间,看一看电视荧光屏,然后说“是”或“不是”就好了。
“莱德爱”和“惠购”超市离我家都不到一英里,就开在一处小街区的购物中心里面。那里还有一家音像店,一家叫“物尽其用”的二手书店(我的平装版二手书在他们那里卖得很旺),一家“电子小栈”和一家快速冲印店。购物中心在上里丘,威臣路和杰克逊路的十字路口。
她把车停在“百视达”音像店前面,走进“莱德爱”,向乔伊·怀泽尔先生买药。当时他是那里的药剂师,后来调到班戈的“莱德爱”去了。结账时,她挑了一颗老鼠造型的小巧克力糖,里面包了糖稀。我后来发现这颗糖还放在她的钱包里。我撕开包装纸,自己把糖吃掉。那时,我坐在厨房的桌边,她红色手提包内的东西在我面前散了一桌子。吃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像在领圣餐。等我把糖咽下肚,只剩巧克力的滋味还留在舌尖和喉头时,我哭了出来。我坐在那里,身边散了一堆她的面纸、化妆品、钥匙、几条吃剩的赛滋口香糖。我双手盖在脸上,像小孩子一样号啕痛哭。
鼻窦炎的吸入剂还包在“莱德爱”的袋子里。十二块又一角八分。袋子内还有别的东西,价钱是二十二块又五毛五。我看着那件东西好一阵子,却仍旧无法理解。我觉得意外,甚至震惊,但仍然没有想到约翰娜·阿伦·努南可能有我浑然不知的另一面,至少那时没有想到。
乔结账之后,再度走入屋外亮晃晃的毒辣艳阳里,拿掉脸上的普通眼镜,换上有度数的太阳镜。她一踏出药店略朝外突的风檐(我在这里是用了一点想象力。我想,这应该算是踩到小说家的领域了,但不多,几英寸而已,我保证),就听到轮胎咬死在人行道上“吱——”的一声,声音凄厉,像是出了车祸,或者差一点要出车祸。
是真的出了车祸——那种白痴x形路口,大概每个礼拜至少要来上一次。一辆一九八九年的丰田,刚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出来,左转开进杰克逊路。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住在拜瑞特果园的埃丝特·伊斯特林太太。陪着她的朋友是艾琳·迪沃西,也住在拜瑞特果园。艾琳在音像店逛了一阵子,没找到想租的片子。暴力太多了,她说。这两位都是“烟枪寡妇”。
埃丝特几乎不可能没注意到那辆橘色的工程车从山丘上面开下来,尽管她跟警方和报社都否认这一点。事后两个月我跟她谈,她也跟我否认。我觉得,她根本就是忘了看路。我老妈以前就跟我说过(我老妈自己也是“烟枪寡妇”):“老人家最常见的两大毛病啊,关节炎和健忘症。别拿这两大毛病来怪他们出事。”
开工程车的那个人叫威廉·弗雷克,住在“老岬角”。我妻子死的那天,弗雷克先生三十八岁,正打着赤膊开车,急着要冲凉、喝冰镇啤酒——孰先孰后无妨。他和另外三人都已经上工八小时,在机场附近的哈里森大道外沿道路铺柏油。热死人的活儿,热死人的天气!比尔·弗雷克说,对,他是可能开得快了点——在限速三十英里的地方开到了四十。他急着要开车回车库,把车签退缴回,好坐进自己的福特f-150里去,那辆车里就有空调了。还有,那辆工程车的刹车虽然还算好,过得了车检,但远算不上是顶呱呱。弗雷克一看到那辆丰田车从他前面冒出来,就马上踩了刹车(当然也按了喇叭),但为时已晚。他只听见轮胎摩擦的厉声尖叫——有他自己车子的,也有埃丝特的。埃丝特发现有危险时已经晚了。他也看到了埃丝特的脸,就那么一下。
“这其实才是最惨的,”我们坐在他家的门廊喝啤酒时,他跟我说。那时已经是十月天,虽然太阳晒在脸上还是暖洋洋的,但我们两个都已经穿上了毛衣。“你知道坐在工程车的驾驶座上离地有多高吗?”
我点点头。
“嗯,她仰起脸来看我——应该说是‘伸长脖子’来看我——阳光照在她脸上,这就看得很清楚她有多老。我记得那时我想,‘真要命!车停不下来她就要碎得像玻璃碴了!’但一般说起来,老人家反而像是‘老不死’,有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我是说,你看看结果就知道了。两个老太太都没死,但你老婆……”
讲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脸颊刷一下涨得通红,像小男生在校园里被女生抓到石门水库没关。很滑稽,但我若是笑了,准会把他搞糊涂。
“努南先生,很抱歉,我从来就管不住这张嘴。”
“没关系,”我说,“反正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在撒谎,但这样才能回到正题。
“总之,”他说,“就撞了上去。好大一声‘砰——’驾驶座那一边嘎扎、嘎扎凹了下去,玻璃也碎了。我摔在方向盘上面,摔得很重,害得我有一个多礼拜呼吸时胸口都痛。这里一大片淤青。”他在胸口的锁骨下面画了一道弧线,“我的头撞上挡风玻璃,撞得很重,玻璃都裂了,头却只肿了一小块儿……没流血,连头痛都没有。我老婆说我一定长了一颗铁头。我看到那个开丰田的女人,伊斯特林太太撞得飞过前排两张座椅中间的排挡杆。后来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两辆车在路中央歪七扭八地挤成一团。我下车去看她们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我原以为她们两个准死。”
但她们两个都没死,连昏过去都没有。只是,伊斯特林太太断了三根肋骨,骨盆移位;迪沃西太太和撞击点隔了一个座位,有脑震荡,因为她的头撞在她那一边的车窗玻璃上。就这样,“经治疗已经出院”,这类事情《德里新闻报》上都这样子写。
我妻子,已故的约翰娜·阿伦·努南,麻省莫尔登人氏,手提包挂在肩上,一只手拿着她的药袋,从她站的药店外面把这场车祸看得一清二楚。她一定跟比尔·弗雷克一样,以为丰田车里的人不是死亡就是重伤。撞击的巨响空洞而决绝,像保龄球滚过球道,卷过午后酷热的暑气;玻璃碎裂的声音,则像它参差不齐的蕾丝花边。两辆车在杰克逊路的车道中央绞成一团,严重扭曲,脏兮兮的橘色卡车森森然压在淡蓝色的进口车上面,居高临下,像凶巴巴的父母亲在厉声责骂缩成一团的子女。
约翰娜一个箭步,冲过停车场朝街道的中央跑过去。她身旁的其他人也跟她一样。其中一位,吉尔·邓巴利小姐,事发当时正在“电子小栈”看橱窗。她说她觉得自己当时好像曾跑过约翰娜的身边,但不敢确定——不过,至少她可以确定有一个人穿着黄色休闲裤。那时,伊斯特林太太已经在尖叫,说她受伤了,两个人都受伤了,有谁可以帮帮她和她的朋友艾琳。
我妻子在跑过停车场过半,也就是那几台自动报纸贩卖机附近的地方,倒了下来。手提包的带子还搭在她肩膀上面,但药袋从她的手里滑落到地上,鼻窦炎的吸入剂也从药袋中滑出一半。另一个东西还在里面。
没人注意到她倒在报纸贩卖机旁边。所有人都只在关注纠成一团的汽车、尖叫求救的老太太、从工程车破掉的散热器外泄在地上的一摊水和防冻液。(“汽油!”快速冲印店的店员冲着大家喊,希望有人注意到。“汽油!小心爆炸!”)我想那些赶去抢救的人里面,应该有一两个人从她身上跳过去,可能还以为她只是昏倒了吧。气温飙高到华氏九十五度的大热天,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不合理。
约有二十多个购物中心里的人围在车祸现场旁边;另外有近五十个人从斯特劳福德公园跑过来,那里正有一场棒球赛。我想,一般人碰上这种情况会说的话,应该都有人说了,搞不好还同时有好几个人说。人们在四周乱转。有人把手伸进一个歪歪扭扭的洞里,拍拍埃丝特不停发抖的老手;这个洞原本是驾驶座的窗口。乔伊·怀泽尔到的时候,大家马上给他让路。在这样的当口,不管是谁穿着白大褂,都绝对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远处也传来了救护车幽幽的哀鸣,像焚化炉里袅袅上升的青烟。
就在这一团乱里,就在停车场没人注意的地方,躺着我妻子,手提包还挂在肩头(里面有她没吃的巧克力老鼠,连包装纸都还没撕开),白色的药袋掉在她朝外伸的一只手边。直到乔伊·怀泽尔要赶回药店去拿纱布帮艾琳·迪沃西包扎头部时,才瞥见了她。虽然我妻子俯卧在地上,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他是从她的一头红发、白色套衫和黄色休闲裤认出来的。他认得她,是因为不过十五分钟之前,他才刚招呼过她。
“努南太太?”他开口问,原本要替神色茫然但显然伤势不重的艾琳·迪沃西拿纱布的事,这时被丢到了脑后。“努南太太你还好吗?”但他心里清楚(或说是我猜的,我也可能猜错),她不好。
他替我妻子翻身,还必须双手并用,但即使如此,仍然很费力。要跪下,在停车场上又推又抬,头上顶着能烤焦人的大太阳,之后还要赶忙从柏油路面跳起来。我觉得人死了会变得更重;他们的肉身和在我们的心里,都会变得更重。
她脸上有几块红印子。我去认尸的时候,这些红印子通过荧光屏也还看得很清楚。我才问法医助理那些红印子是怎么回事,自己心里马上就有答案了。八月末的时节,滚烫的人行道,基本常识嘛,华生。我妻子是中暑死的。
怀泽尔站起来,看见救护车已经到了,便朝救护车跑过去。他挤过围观的人群,一把抓住正从驾驶座上下来的那个救护员。“那边有一个女人。”怀泽尔指向停车场。
“老兄,我们这里就有两个女人再加一个男人,”救护员说完就想走人,但怀泽尔不依。
“先别管他们,”他说,“他们大致都还可以。那边的女人就不一样了。”
那边的女人死了,我敢说乔伊·怀泽尔心里知道……他知道轻重缓急,这一点要肯定他。他也挺有说服力的,说动了那两个救护员从纠成一团的工程车加丰田那边挪步外移,暂时不管埃丝特·伊斯特林喊痛的惨叫和旁观的“希腊歌咏大队”不满的咕哝。
他们赶到我妻子身边时,一个救护员很快就证实了乔伊·怀泽尔先前估计得没错。“真糟糕,”另一个说,“她怎么会这样?”
“心脏的问题吧,这最有可能。”头一个救护员说,“一时紧张,心脏就跳不动了。”
但问题不在她的心脏。验尸结果发现她的脑部长了一个动脉瘤,可能跟着她有五年的时间了,一直无声无息。可就在她一个箭步跑过停车场朝车祸现场冲过去时,她大脑皮层里那一条脆弱的血管就像轮胎爆胎一样爆裂了,脑子的控制中枢因此淹在一片血水里,进而要了她的命。法医助理跟我说,虽然可能不是立即死亡,但时间应该也很快……她绝对没吃什么苦。就像忽然有一大团黑影当头罩下,人还没摔到人行道上,所有的感觉和意念就已经全部消失了。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努南先生?”法医助理在问我的时候,轻轻推着我转了个方向,不让我再盯着荧光屏上动也不动的脸和紧闭的眼看。“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能答的一定尽力。”
“只有一个。”我说。我跟他说她死前在药店里买了些什么,然后问了我要问的问题。
接下来到举行葬礼的那几天,还有葬礼的过程,在我的记忆里都像做梦一般——我记得最清楚的,只是把乔的巧克力老鼠吃掉,然后痛哭失声……我想,我哭,主要是因为我知道这巧克力的滋味消失得会有多快。她下葬后过了几天,我又痛哭了一场。不过,这我稍后再跟各位详述。
我很高兴乔的家人都来了,尤其是她的大哥,弗兰克。就是靠弗兰克·阿伦——五十岁,两颊红扑扑的,虎背熊腰,一头茂密的黑发——才把事情打理得好好的……事实上,他到最后居然还跟葬仪公司的人“杀价”。
“想不到你还来这一招。”后来我们坐在杰克酒吧的雅座喝啤酒时,我对他说。
“他存心要敲你一笔,迈克,”他说,“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他伸手到后裤袋,摸出一条手帕,不经心地抹了一把脸颊。他的情绪没失控——阿伦家没有一个人失控的,至少在我面前没有——但弗兰克整天都在流泪,看起来像得了严重的结膜炎。
阿伦家总共有六个孩子,乔是最小的一个,也是独生女,从小一直是上面几个哥哥娇宠的宝贝。我觉得若她的死跟我有一点关系的话,她那五个哥哥准会徒手把我碎尸万段。结果,现在反而是他们联合起来,在我身边织了一张保护网。这感觉不错。我想,没有他们,我应该还是熬得过去,但就是不知道会是怎么个熬法了。我才三十六岁,记得吧。有谁会想到自己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就替妻子办葬礼?她还小我两岁呢。在这年纪,死是我们两个脑子里最难找到的字。
“有人从你的车里拿走音响被逮了,他们一定说这是盗窃罪,送他去坐牢。”弗兰克说。阿伦家是麻省人,弗兰克的口音还听得出来有莫尔登的乡音——“被逮”念成“被抬”,“车子”念成“褶子”,“说这是”念成“说彻是”——“但这家伙把三千块的棺木用四千五卖给丧妻的伤心老公,就可以说是生意,还恨不得请他到扶轮社的午餐会演讲。贪得无厌的混账!我就是要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吧?”
“对,是这样。”
“你还好吧,迈克?”
“还好。”
“真的?”
“妈的我怎么知道?”我反问他一句,声音大得惹来附近雅座的几个人转过头看。接着:“她有孩子了。”
他的脸倏地没有一点表情:“啊?”
我拼命压下自己的声音:“她怀孕了。六七个礼拜,从……你知道,从验尸知道的。你知道这件事吗?她跟你提过吗?”
“没有!天啊!没有!”但他脸上有怪怪的表情,好像她是跟他说了些什么事。“我只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她说你的精子数量比较少,可能需要等长一点的时间,但医生觉得你们可能……迟早你们还是可能……”他的声音愈来愈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们看得出来,啊?他们做过检查?”
“他们看得出来。至于检查,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主动做检查还是怎样。我自己问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问?”
“她死前不只买了鼻窦炎的药,也买了那种居家验孕剂。”
“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没看出一点端倪?”
我摇了摇头。
他从桌子另一头伸过手来,捏了一下我的肩膀:“她只是想先确定再跟你说,没别的。你也知道,对不对?”
去补充我的鼻窦炎药,再买鱼,这是她说的。跟平常没两样,不过是一个女子出门去办几件杂事。我们一直都想要有小孩,想了八年,但她那样子跟平常没两样。
“对,”我说,伸手拍一拍弗兰克的手,“对,大块头,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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