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得到她的同意后，请佐野他们再次重现当晚的情形，同时从她房间的窗户俯视现场。结果证实了搜查本部的推测，b小姐是弄错了状况。
但是她一口咬定有个男子逃离现场。她说那人从西栋的大门跑出来，奔向西侧的小区入口栅栏。
当天晚上，西栋管理员佐野是曾跑向小区西侧的入口栅栏，查看救护车是否到了。同一时间，中栋的管理员岛崎也跑向东侧入口的栅栏查看。
可是，b小姐记忆中的“逃跑男子”，好像不是佐野。她说：“我仔细想了想，记起那人逃走时，其他人好像都集中在西栋下面。”
那么，b小姐看到的是谁？可能性最高的是西栋电梯内摄像头拍到的可疑中年男子石田直澄。如果是他，跑向离他最近的西侧出口，并无不合理之处。
b小姐证词中的疑问暂时解决了。但当二〇二五号三个人的身份调查又回归白纸状态时，她再度引出问题。“我再仔细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形，觉得好像还看到了另一个人逃走。”b小姐通知警方后，警方再度找她问话。“我看到一个人影跑向西侧入口，看起来像是女的，身体向前屈，似乎抱着什么东西。”
她说看到那个人影时救护车已抵达东侧入口，警笛声听得很清楚。
“我本来觉得那个人影没什么问题，那可能是听到骚动去看热闹的人。可是他们重现那晚的场景后，我仔细回忆，觉得那个女人的影子很奇怪……”
如果b小姐说的这个女性人影是实际存在的人，那么命案当晚，可能还有一个人继石田直澄之后离开现场。这里就让人想起了葛西美枝子当晚经过二〇二五号门前，看见半开的门内“好像有人走过”的证词。
“我确实看到房间里面有人影闪过，也感受到了有人在里面的气息。可是警方没有仔细追究，好像不想理会，所以我也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虽然我心里一直无法释怀。”
事实上，搜查本部并未忽视葛西美枝子的目击证词。命案发生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西栋所有电梯内摄像头拍摄到的影像中，除了石田直澄，还有一个不是西栋住户的人。但是警方没有对外透露这个信息，当然也没有告知葛西美枝子。
关于石田直澄，除了负伤逃走的影像外，他坐电梯上二十楼的影像也已确认。根据影像和记录，石田直澄乘电梯上了二十楼，三十八分钟后又乘同一部电梯下楼。在此期间，电梯摄像头拍到的其他人，包括葛西美枝子共有三人，都是西栋住户，另外两人只是下楼去停车场旁边的垃圾场倒垃圾。
但是石田直澄乘电梯上二十楼大约十五分钟后，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也从一楼乘电梯上了二十楼。她明显是从外面来的，摄像头拍到的影像里可以清楚看见她手上的雨伞和湿漉漉的外套肩膀部分。
可是摄像头并没有拍到这个抱着婴儿的女人下楼的情形。她是一直留在二十楼的某个房间里，还是走楼梯下来了？
搜查本部放大了这个年轻女人的照片，询问二十楼的住户。大家一致说她不是这一层的住户，命案发生以前也没见过她出入该楼层，当天晚上也没有住户有带着婴儿的年轻女人造访。
带着婴儿的年轻女人不会只为好奇心或一时兴起而在暴风雨的夜晚来访西栋，二十楼的其他住户对她又没有印象，那么她来拜访二〇二五号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她是命案的关系人吗？她离开时没有留下影像，反而启人疑窦。这个离开二〇二五号时比石田直澄还要冷静的女人，是否想到了电梯内有摄像头，才避开电梯而走楼梯的？
照此情况，可以推测出两种模式。
1.石田直澄到二〇二五号。
2.年轻女人到二〇二五号。
3.年轻女人走楼梯下楼（逃逸）。
4.石田乘电梯逃逸。之前不久，“砂川毅”坠楼身亡。
1石田直澄到二〇二五号。
2年轻女人到二〇二五号。
3石田负伤乘电梯逃逸。
4年轻女人紧跟在石田之后，走楼梯离去（逃逸）。那么，是她离开二〇二五号在前，还是“砂川毅”从阳台摔落在前？这是个非常微妙的时间问题。
假设b小姐目击的女性人影就是这个身份不明的年轻女人，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二种模式。抱着婴儿的女人比石田晚来，也比石田晚走，因为葛西美枝子上到二十楼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前，石田已乘电梯下楼。
这么一来，“砂川毅”的坠楼和这个年轻女人之间的联系突然变成问题了。b小姐看到的女性人影“身体向前屈、好像抱着东西”，这也和抱着婴儿的姿势符合。
不过，这时媒体的目光只集中在石田直澄一个人身上。想想他和二〇二五号的关系，这也是合理的现象，他是有值得怀疑的背景因素。而且，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和遇害者有什么关系，实在很难想象，就像她非要在那样的暴风雨午夜来拜访西栋某个住户的理由一样难以想象。
搜查本部内部对是否要公开这个女人的存在意见分歧，因为她是命案关系人的可能性相当大。最后，认为应更详细调查石田周边情况、确认这个女人是否与石田有关，最重要的是先找到石田直澄的慎重论派占了上风。他们在心理上大概受这个女人怀中婴儿的影响很大。表面上，命案的重要关系人只有石田一个，而葛西美枝子对自己的证词不被理会感到不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而且，b小姐的证词中也有含糊不清的部分。b小姐说的真的是当晚她亲眼看见的事情吗？
警察在查访东栋住户时，频频听到其他住户批判b小姐。
“那些话恐怕是为了想出名而捏造的。”
“单身年轻女性独自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本身就很奇怪。她好像是某个电影公司社长的情妇呢。也有人说她是女明星，还是社长秘书什么的。”
的确，b小姐的经济条件非常优渥，也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常出入她的住处。她登记就职的市中心金融公司里是有她的职位，确实是社长秘书。她家在岐阜市内，父亲经营着衣料公司，给她的生活费很多，所以她可以过得很奢侈。她住的东栋一三二〇号的所有人，是她父亲。
本来在剔除对b小姐个人的偏见后，已无怀疑她证词的必要。但是搜查本部公布有关二〇二五号三人的信息的翌日，b小姐接受了某家晚报的专访。她“含泪激动地告诉本报记者”，说她曾和死在西栋中庭绿地上的二〇二五号年轻男子交往，那人还跟她说“我有一天会被干掉”、“和我扯上关系就会卷入麻烦，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假装不认识我”。
这段专访当然引起了关注。在警方查访时完全没说出来的这些证词，令搜查本部大惊，他们急忙联络b小姐。可是她不见了，连她的家人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邻居虽对她有各种批评，但我都不相信。”东栋管理员佐佐木茂说，“这是我第一次做大楼管理员，很多地方很不习惯。我以前当过老师，教过高中生——都是些处于敏感年龄的家伙。像她那种女孩——啊，说女孩或许失礼——应该说是会胡乱开口的人。我对他们说的话都不会惊讶。他们只是孩子气，想得到周围大人的注意。别人一吹捧就高兴，偏偏旁边又都有教唆的人。别人一起哄，就当了真，说出根本不存在的事。”
安排b小姐和晚报记者见面的，是“创映经纪公司”的社长高野英男。二〇二五号命案发生以前，出入b小姐住处的也是他。就是说，他和b小姐个人过从甚密。
我们不知道b小姐是否如佐佐木茂所说的受到了教唆，但策划向媒体提供证词这一连串事的确实是高野社长。b小姐向晚报“激动告白”一个星期后，也由他陪同现身于民营电视台的新闻综艺节目，就像经纪人陪同旗下的艺人一般。
“这算什么事！我老婆笑个不停。她那态度就像名人一样。看到高野社长，就知道他果然是b小姐的男人。不知她父母有什么感受。不过她本人觉得好就好。”
后来，创映以二〇二五号的命案为底本，拍了电视剧。电视剧在全国播映后，因为剧情涉嫌剽窃某知名推理作家早期的作品，公司吃上了官司。
至于b小姐引起的骚动，几乎不值一提。她现身后，搜查本部终于能直接确认她的证词内容了。她和二〇二五号的年轻男人交往，以及对方透露过自身的危险等漏洞百出的“故事”，都毫无可信度。这场独角戏因为太过拙劣，一时还令人怀疑她“看到有人逃离现场”的证词。她自己也牺牲了宝贵的隐私，却什么也没得到。
但是发生了能引起耸人听闻的话题的大事件时，必定会出现像b小姐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典型，不是特例。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区内一时交相出现呼应b小姐说法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理解，对生活平凡无奇的人来说，“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确实具有某种异样的吸引力。对任何人来说，隔岸观火都很有趣。这虽然很丑陋，却是事实。只是，人们宁可捏造故事也要“参与”事件的冲动，究竟来自哪里呢？
捏造的故事四处传播，周围产生共鸣的人又制造出别的故事。结果，不在场的人却身历其境，没有交谈过的对话却娓娓道来。即使想关闭大门，隔绝外面的世界，坚决守护自己期望的气氛和环境，却依然无法战胜幻影，赶走幻影。大部分有关石田直澄和二〇二五号中年女人的目击证词，都是这种幻影。在述说这些证词的瞬间，对说者而言，那些都是真实的——不在场的人当时确实在场。在那三个人的身份依旧不明朗的情况下，人们想把“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留为自己日常话题的企图，催生了无数没有根据的“记忆”，触发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怎样怎样”的推测，唤起了“说起来，那时看到的那个人……”的追想。故事的幽灵就这样游荡不去。